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作为一部作家倾情投入的长篇小说，阿莹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长安》具备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其二，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出了一系列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其三，从艺术形式层面上说，是史诗性品格的锻造与建构。

关键词：阿莹 《长安》 工业题材 史诗性 宏大叙事

据我的不完全了解，在拿出这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版）之前，阿莹已经有着超过四十年之久的文学创作历程。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散文、戏剧，他都不仅有所尝试，而且也还屡有创获，曾经先后获得过包括国家文华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田汉戏剧奖等在内的各种重要奖项。虽然说已经取得了以上各方面傲人的成绩，但阿莹却并不知足，这样也才有了先后历经十多次修改后方才拿出来接受社会考验的多达五十万的这厚重长篇小说《长安》。实际上，由于结识了阿莹，并且承他信任，早在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定稿之前，我就有幸接触过反复修改过程中的书稿，还给出过若干自以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建议。因为自己曾经或多或少地介入过修改过程，所以，当我看到作家耗费了数年心血的作品，不仅能够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发表，而且最终由权威的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内心里便产生一种由衷的快乐。

正如有学术同行已经明确提出过的，我们衡量评价一部小说作品，最起码应该从“写什么”“怎么写”，以及“写得怎样”这样三个层面1入手来加以展开。用相应的文学术语来说，这里的“写什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题材问题。从题材的角度来说，阿莹的《长安》当然应该被归入到所谓“工业题材”的范畴之中。然而，一旦提及工业题材，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这一题材的创作总体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极不平衡现象：“对于左翼文学来说，城市有其重要的表现对象，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工厂、矿山、建设工地的矛盾斗争。这一领域，因为联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期待，它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一描写范围被严格窄化的所谓‘工业题材’创作，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它们大多数显得乏味，即使是出自有经验的作家里手。”2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稍有了解的朋友，就不会否认洪子诚相关描述与判断的准确性。关键的问题是，导致如此一种不合理现象生成的原因到底何在呢？对此，我也曾经给出过自己的思考：“首先，虽然当下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文化传统来看，中国却依然是一个以乡土文化为主体的农业国家，现代都市工业文化的匮乏乃是导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不尽如人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次，从中国当代作家的基本文化经验来看，他们大多来自于广大的乡村世界，乡土生存经验的丰富与工业部门生活经验的相对贫乏，乃是中国当代作家所拥有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特征。第三，更为根本的一个因素当然还在于从事于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个人是否拥有足够的艺术天赋的问题。曾经创作过《百炼成钢》的艾芜，创作过《铁水奔流》的周立波都取得过相当骄人的艺术成就，然而由于他们缺乏足够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的缘故，他们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却只能以艺术的失败而告终。此外其他一些主要从事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作家，比如雷加、草明、胡万春、唐克新等，他们艺术努力的失败当然就更多地与个人艺术天赋的不足有关系了。”3尽管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但对于当代文学中优秀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严重匮乏，我现在所持的，却依然是这样的一种基本立场。

既然当代文学中的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如此乏善可陈，那么，大声疾呼相关优秀作品的出现，也就是我们这些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那些拥有这一方面丰富生活经验的作家，更是应该做出相应的积极努力。而我，也只有在结识阿莹之后，才得以了解到，他不仅有过在军工企业长期的工作经历，而且已经在着手创作一部以军工人为主要关注对象的长篇小说：“当我的工作又一次与企业有了直接关联，创作长篇的想法竟强烈起来。我想，我的视角应该聚焦在相对熟悉的军工企业。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负有盛名的军工大院里，在这座军工厂参加了工作，又参与过军工企业的管理，后来我尽管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军工领域，但我依然对军工人一往情深，依旧和一帮工友保持着热络的联系，几乎年年都要与他们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那些看似乏味的酸甜苦辣，那些听着不很入耳的粗俗玩笑，那些有些夸张的过五关斩六将，让我心里很受用也很过瘾，军工情结已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4除了所谓的艺术天赋，因其过于神秘，我们不太好展开谈论之外，我觉得阿莹为《长安》的创作所做的努力，最起码有三个方面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首先，是一种足够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虽然说曾经是一位军工人的阿莹本就有着相当丰富的军工生活经验，但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他却仍然在竭尽可能地努力了解把握军工人更多的生活经验：“为了寻找从生活中走来的艺术形象，我翻阅了我的父母和数十位老军工的档案，那厚厚的牛皮纸袋，浸润着老军工的汗水和泪迹，装着他们的人生，也装着他们的灵魂，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一部长篇，那已经远行的我的父母、我的师傅、我的领导，又微笑着向我走来，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让我禁不住想跪下了；我翻阅了几部军工企业的厂志，那波澜壮阔的轨迹，那艰苦卓绝的努力，那给共和国带来激情和荣耀的故事，像画卷一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让我沉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不能自拔；我还借阅了解放后的《人民日报》和《陕西日报》，两人多高的合订本，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就像在阅读一部生动的共和国的发展史，其中的体会便融进了人物的背景，让作品中的人物在那般氛围里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还有部队的朋友提供了共和国经历的几次战争的资料，让我从中感受到极大的震撼，也让我深刻理解了军工与战士、军工与战争、军工与国家的关系，让我不得不陷入了多重思考。我想，这是文学不该忘记的‘角落’啊！”5尽管在生活和文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相比较而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家对生活独具个性的理解与开掘，但能够占有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依然还是保证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说，阿莹的这一番看上去多少显得有点笨拙的“田野调查”，对于小说创作后来所取得的成功，绝对称得上功不可没。

其次，是来自于文学史的相关“规训”。应该注意到，在一部被命名为《五万言》的著作中，拥有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韩东，曾经先后表达过这样一些带有箴言性质的“真知灼见”：“多读多写的道理在于，小说和小说自成一个世界。要沉浸于这个世界，学习这个世界的语言，做这个世界的公民。对一个写小说的人而言，现实世界的作用要小于小说世界的作用”；“对所谓现实生活的迷信，对知识信息量的迷信，以及对思辨分析的迷信构成了我们对小说写作的外行判断。对一个有热情的书写者而言，则形成了心理障碍。可以有生活，可以有知识，可以有思想，但也可以没有。这些储备和能力可以在正常人的水平之下。但你是写小说的，写的是小说，又怎么能不读小说？怎么能不昏天黑地地阅读？”6只要是有一些创作经验的朋友，就都明白，韩东这一番言论的“叛逆性”意味。从根本上说，当韩东反复提醒一定要对小说进行昏天黑地的阅读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一定要破除对现实生活的迷信的时候，那种认为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现实生活的“叛逆性”观点，其实早已昭然若揭。文学传统和现实生活，到底哪一个更重要，我们这里且不去关心，之所以要引述韩东关于文学阅读重要性的这些言论，意在强调要想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就必须对相关的文学传统有相当的了解。具体到阿莹这里，当他准备动笔创作《长安》这部以军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必须对既往工业题材的总体创作情况有所了解。正如阿莹自己在“后记”里所坦承的，为了能够胸有成竹地从事《长安》的写作，他不仅曾经先后阅读了一批国内外的工业题材小说，而且还对这些工业题材小说思想艺术上的得失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思考。比如，“我在阅读我国工业题材的小说时，感觉这类作品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当然这类作品也的确诞生了经典。但我想，我这部长篇小说不应拘泥于方案之争，而应抓住人物在工厂大院里的命运来铺排，所以我将人物置入巨大的工业齿轮中去咬合去博弈，以便释放人物内在的性格。也就是说想努力反映军工人的灵魂轨迹，而没有仅仅将工厂作为一个背景，以使工厂大墙里的喜怒哀乐具有更为深刻的时代烙印。”7能够在广泛阅读文学史上同类作品的同时，不无敏锐地发现既往作品业已模式化了的思想艺术弊端，乃最大程度地保证了阿莹在《长安》的写作过程中，最起码不会简单地重复这些思想艺术模式。

第三，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写作《长安》的过程中，已经有过四十多年文学创作经历的阿莹，为了作品能够拥有更高的思想艺术品质，不仅曾经十几易其稿，而且也还曾经四处向文坛各路诸侯虔心求教：“当然，我的上述思考都是一厢情愿，我对自己能否驾驭这般题材，心里始终是忐忑的，因此我写完初稿后，开始了一遍一遍的修改，如今有记载的已有十五六稿之多了，都不好意思说写了多少根笔、积累了多厚的底稿。而且每次完稿搁笔后，我都要送给不同的人去阅读，大家看得认真无比，得到的意见都是良言，几乎都在以后的修改中得到了体现，也使得小说逐渐丰实起来，一个个人物也生发了灵性，这才让我敢把书稿投给出版社和杂志社了。”8在当下这样一个人心日益浮躁的时代，一个拥有数十年创作经验的作家，仍然能够对文学抱有一种敬畏之心，仍然能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精益求精地潜心打磨一部长篇小说，单只是曾经先后多达十五六次不厌其烦的反复修改行为，就应该获得我们充分的敬意。很大程度上，阿莹的《长安》之所以能够以如此一种成熟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与他这种精益求精的打磨和修改肯定脱不开干系。

既如此，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就是，与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相比较，阿莹《长安》的值得肯定处究竟何在呢？细细想来，很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所谓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的紧密结合。其实，对于这一点，阿莹自己在“后记”中也已经在不经意间有所涉及。当他强调既往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喜欢沉浸在‘方案’之中”，强调“解放后的作品习惯反映技术方案的先进与落后，后来的作品习惯反映改革方案的正确与否”的时候，无论是“技术方案”也罢，还是“改革方案”也罢，所有这些围绕种种“方案”展开的工业叙事，实际上都属于我们所指认的所谓宏大叙事的范畴。如果具体到工业题材领域，所谓宏大叙事，就是指那些只是一味地注重工厂劳动生产流程的展示与描写的工业题材作品。比如，如何设计图纸，工人同志们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是怎样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怎样地废寝忘食，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努力，才真正实现了某一个项目的根本性突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冲突，等等，诸如此类，全都属于我们所谓宏大叙事的范畴。具体到阿莹的《长安》，其中宏大叙事的存在，也是显而易见的一种客观事实。比如，原先被不无神秘地称之为八号工程、后来被称之为长安机械厂的兵工厂，是怎样在西安城墙外的韩信坟（只有到后来，等到忽大年从遥远的东北返回西安之后，方才搞清楚，所谓的韩信坟，其实是“秦庄襄王墓”），从最初的赶工期修建厂房，到后来的造出一般炮弹，再到后来终于制造出了能够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媲美的二代反坦克火箭弹。比如，在整个长安机械厂由无到有，由最初的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最终发展到八千人的大厂的过程中，如同连福、焦克己这样的工程技术人员是怎样凭借着自身的智慧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如同忽大年、黄老虎、哈运来这样的厂领导又是怎么样想方设法地以所谓的大将风度战胜各种困难，积极组织劳动生产，终于如期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北京总部下达的目标和任务。再比如，曾经长期担任长安机械厂的一把手忽大年，哪怕自己已经被关进牛棚，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也仍然不惜以地下工作的方式，指挥全厂的生产大局。所有这些描写与叙述，全都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长安》中的宏大叙事部分。但除了以上这些直接关注描写长安机械厂差不多将近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宏大叙事部分，阿莹也还把相当多的笔墨，花费在了以忽大年为突出代表的一众军工人日常生活的展示与描写上。举凡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至于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阿莹都以非常细腻的笔触，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生动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工业题材小说作品，之所以读起来总是味同嚼蜡，乏善可陈，没有出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优秀作品，一个关键原因，恐怕就在于作家们在写作过程中过分地或者说只是一味地进行所谓的宏大叙事，而从根本上忽略了更能够见出人情冷暖的日常叙事的缘故。我们都知道，与工业题材小说的备受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乃是乡村题材小说创作其骄人成就引人注目。在我看来，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其中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的日常叙事。也因此，一条切合艺术规律的表达就是，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要想获得相应的思想艺术成功，首先必须做到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更进一步说，还应该想方设法使日常叙事成为文本的主体部分）的有机结合。

由宏大叙事和日常叙事的有机结合这个角度来考察阿莹的《长安》，就可以发现，从大的层面来说，小说是由两条结构线索组构而成的。一条是可以被看作宏大叙事的长安机械厂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另一条，则是可以被看作日常叙事的包括爱情、婚姻等所谓家常事、儿女情在内的关于军工人日常家庭生活的描摹与状写。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那么，日常叙事这一条结构线索又可以被切割为两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是忽大年、靳子、黑妞儿三个人之间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复杂情感纠葛。另一个部分，则是忽小月和连福之间爱情的恩恩怨怨。这样看来，整部《长安》的主体故事情节，就是由长安机械厂的发展壮大，忽大年、靳子、黑妞儿他们仨人，以及忽小月和连福他们俩人的情感纠葛这样的三条结构线索以相互交织、彼此交叉的方式而循序渐进地向前推进的。既然三条结构线索中有两条都属于日常叙事，那日常叙事在《长安》中的主体地位当然不容置疑。然而，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在这三条结构线索之外，阿莹更有对于当代若干场小规模战争的巧妙整合与嵌入。《长安》的主体故事时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大幕即将开启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前后加起来差不多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个期间，先后发生了三次小规模的局部战争。阿莹的一个值得肯定处，就是运用艺术智慧，把这三次小规模的战争全都有机地编织进了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之中。第一次，是发生于1958年的炮击金门事件。当时，忽小月刚刚从苏联的图拉受挫回国，正在接受惩罚，内心特别郁闷。就在这个时候，连福的押运搭档马柱子突然因椎间盘突出发作而无法出行执行任务，这就给忽小月女扮男装后的顶替出行，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是时也，连福和忽小月坐在不见天日的闷罐子车厢里一路南行，最终把长安机械厂生产的炮弹及时地从大西北的西安运抵了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海防前线，并在那里亲身感受了一场现代炮战。第二次，是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军事冲突。那一次，因为涵洞泄水事故处理不当的缘故，忽大年竟然变成了一名“内控右倾”的干部。满肚子不合时宜，忽大年一时兴起，想着要进京去面见阔别已久的老首长陈司令，强烈要求离开恼人的长安机械厂，重新回归部队工作。没想到，陈司令却当场给他布置了一个新的任务：“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机密，中印边境要有一场大仗，考虑到你是兵工厂的领导，军委可以任命你为火炮保障队临时队长，原来的队长节骨眼上胃切除了，由你全权代理队长职务。”就这样，曾经有过多年征战履历的忽大年，又一次身临炮火纷飞的战场。由于在紧急关头火炮突然出现故障需要维修，忽大年便带着同样来自于长安机械厂的技术员毛豆豆迅速赶到了火炮阵地。没想到的是，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毛豆豆这个年轻的姑娘，却因为身中流弹的缘故而永远地长眠在了祖国的西南边陲。第三次局部战争，也即珍宝岛之战发生的时间，是1969年。由于忽大年为了完成反坦克火箭弹试验而矫造绝密任务，北京总部可能要追究责任，在与田野协商后，他便随车押运最新研制出的火箭弹前往东北乌苏里江中俄边境的珍宝岛。这一次的核心故事，是包括部分海军在内的我边防部队怎么样履行连福的建议，最终想方设法从乌苏里江的江底把一辆被我军击沉的坦克拉上岸来。一部以军工人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为什么一定要把先后三次发生的局部战争嵌入进来，关键原因在于，兵工厂与战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战争危险的存在，那么，兵工厂的存在就毫无意义。阿莹之所以要在《长安》中把炮击金门、中印军事冲突和珍宝岛之战全都纳入到文本的叙事范围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凸显如同长安机械厂这样的兵工厂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这样一来，三次局部战争的巧妙嵌入，也就变成了《长安》中的一个小结构。无论如何，能够在一部体量颇大的长篇小说中，既有大结构，也有小结构，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就是整体艺术结构的宏阔与繁复。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如此一种宏阔而繁复的艺术结构，方才配得上《长安》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庞大体量。

然而，尽管说《长安》在题材的择定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从对军工人的深度透视与表现上，它甚至带有不容忽视的替补空白的突出价值，但这也仅仅是我们衡量评价这部作品的一个方面。与题材领域的替补空白相比较，因为小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人性世界紧密相关的文体形式，所以，我们更看重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作家对人性世界的理解与勘探是否真正做到了宽广与深邃。由于在小说这种文体形式中，作家对人性世界的挖掘与表现往往会集中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上，因此，一篇小说，尤其是一部长篇小说，衡量其成败得失的一个关键之处，就一定要看它能不能刻画塑造出若干个生龙活虎的人物形象来。阿莹《长安》思想艺术上的一大值得肯定处，便是相当成功地刻画塑造出了一系列令读者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忽大年、忽小月、连福、黄老虎、钱万里、门改户、黑妞儿等，毫无疑问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几位。先让我们来看共和国军工人的杰出代表忽大年。对于忽大年这一人物形象，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工作与情感两个方面的维度上来加以考察。从工作方面来看，忽大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建立在敬业基础上的为中国军工事业的发展而尽职尽责。在解放前曾经在血雨纷飞的战场上经历过很多次战斗，有着一种简直就是浓得化不开的战争或者说军人情结的忽大年，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自己竟然会被上级机关安排到西安去担任八号工程的总指挥：“解放那年，部队正在贵阳大山剿匪，他突然接到命令火速赶到西安参加培训，他以为部队要接手什么新式装备，就兴冲冲骑马坐车赶去了。”没想到，培训来培训去，到最后，他竟然会被培训人给看上，“一纸巴掌大的调令，让他脱了没穿几天的黄呢军装，当上了八号工程总指挥。”尽管满心的不情愿，但军人那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特性，却还是迫使他规规矩矩地跑到京城参加了有高级领导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的动员会。在会上，高级领导特别强调：“现在，不光打仗的枪炮是外国造的，就是螺钉、灯泡、三轮车，咱们也生产不了。如果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咱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就会拱手让出，甚至会被地球人开除球籍！”也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忽大年第一次知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崭新的政治语词。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一直都还蒙在鼓里的前军人忽大年方才彻底搞明白，自己担任总指挥的八号工程，乃是一个由苏联援建的装备项目，是一个专门生产炮弹（后来又进一步升级为火箭弹）的兵工厂。或许因为这个兵工厂建在西安的缘故，到最后也就被顺理成章地命名长安机械厂。忽大年也由最初的八号工程总指挥变身为长安机械厂的掌门人——首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内心里一直牵挂着部队的忽大年方才彻底死心，而自己所隶属的一七〇师在朝鲜战场上出师不利、折戟沉沙的不幸消息，成为了忽大年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的一个精神情结。他之所以在后来的兵工厂生涯中，无论遭遇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内心里的羞愧发生了作用。

事实上，身为兵工厂厂长，忽大年的先后几次犯“错误”遭受组织纪律惩处，也都是因为他千方百计地排除各种困难完成武器装备生产任务的缘故。第一次，是涵洞透水事故的处理。涵洞透水事故发生后，为了不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进度，虽然已经有连福在一旁提醒小心提防塌方事故的发生，但一时心急的忽大年，却还是不管不顾地坚持以人工“抽水”的方式迅速排水。但也正是怕什么偏有什么，没想到的是，透水事故果然发生，包括陈司令的爱子卢可明在内的三位工人不幸牺牲。一方面由于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人下洞前，做过和尚的满仓曾经跪地磕头祈祷，忽大年未曾出面制止，两罪并罚的结果，竟然是被暂停厂长和书记的职权，下放劳动，以观后效。第二次“绝密任务”事件发生的时间，已经到了两派群众组织呈你死我活的对立态势的“文革”时期。这一次，刚刚从被批斗的“牛棚”里解放不久的忽大年，为了能够压服对立的两派，使两派群众都能服从自己的指挥，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武器装备的生产过程中，忽大年竟然想出了一个矫造“绝密任务”的绝招：“为此忽大年特意召开了一个有两派头头参加的会议，宣布工厂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若有贻误，严惩不怠！兵工厂是有传统的，但见‘绝密’字样的指令就会无条件服从，一屋人竖着耳朵静静听着，手上的笔不停地抖动，生怕漏掉一个关键词，一场空前的大决战即将来临了。”到后来，也正是因为有了“绝密任务”这样一个极好的由头，田野竟然还把“历史反革命”连福都借调回厂以攻克技术难关。然而，忽大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想到，虽然自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完成了相关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任务，但北京总部却对他的矫造“绝密任务”一事兴师问罪，追究责任。后来莫名被迫卷入所谓梅花党一案，从根本上说，这也与“绝密任务”的矫造有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第三次事件发生的时候，已经到了“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的时候。他这一次的“罪过”，是挪用生产资金筹建新靶场。忽大年之所以要以这种“违规”的方式来积极筹建新靶场，是为了圆满地完成二代火箭弹的试验任务。但他同样没想到，这样的一次资金挪用，竟然也会成为相关上级部门“整治”“收拾”他的理由：“呵呵，现在看来，迁建靶场的决策完全没有错，那尚仁义逢人就说，靶场人应该给他磕三个响头，两月前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冲下来一股罕见的泥石流，不光把老靶场冲毁了，还把国宝石刻也给埋了，想想都是一个后怕哟，如果靶场不挪地方，二代火箭弹的定型试验就一定泡汤了。可是，那些来找麻烦的人是不会管这些的，只会搜罗问题比照条条框框，然后拿出个处理意见来。”从以上所罗列的事实来看，忽大年的三次错误，除了第一次有一定程度上的指挥不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涵洞漏水事故的发生，主要原因其实是临近的高楼村村民违规掏洞所导致的结果）之外，另外的两次不仅算不上错误，反倒应该被理解为他在以特别的人生智慧巧妙处理工作中的难题。原本应该被肯定的行为，结果却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否定，只能说明包括工厂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运行机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借助于忽大年工作过程中的这些“不幸”遭遇，阿莹一方面固然表达着对僵化运行的社会机制的尖锐批判，另一方面却也热切地呼吁着对不合理的运行机制的改革。而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艺术呼应。

从情感维度来看，忽大年所面临的困扰，一方面来自于夹在靳子与黑妞儿之间的左右为难，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有着桀骜不驯个性的妹妹忽小月。离开位于山东半岛的家乡黑家庄参加革命之前的忽大年，曾经和会那么一点武功的黑妞儿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他在连着和黑妞儿同房两个夜晚的情况下，都疲软不举，男人的雄风荡然无存。倍感羞愧的忽大年，在给黑妞儿留了一张自以为是的“休书”之后，一个人趁着夜色逃离了黑家庄，赶到遥远的太行山，加入了抗日游击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等到作战勇敢的忽大年经过数年成为团政委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跟随着自己的勤务兵靳小子竟然是个如同花木兰一样女扮男装的女兵。多少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忽大年和靳子，一个以为自己不具备男人的能力，另一个则怀疑自己因负伤而失去了生育能力，结合到一起之后，很快怀孕，并相继生下了忽子鹿和忽子鱼两个愣头小子。“等忽大年转业到八号工程的时候，忽子鱼马上三岁，忽子鹿已经五岁了。”但也就在这个时候，自以为早就和自己没有任何干系了的黑妞儿，不仅一个人单枪匹马地找到了西安，而且还在连福的帮助下进入长安机械厂成为一名军工人。黑妞儿的意外到来，顿时使踌躇满志的忽大年陷入了情感的双重夹击之中。一边是曾经和自己有过短暂婚姻、信誓旦旦地成为自己大老婆的黑妞儿，另一边则是已经和他育有二子的靳子，身为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工厂里指挥若定的当家人的忽大年，面对着这两位不断“争风吃醋”的女性，一时间陷入手足无措、难以适从的状态之中。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三个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之外，妹妹忽小月执意和后来被错误地打成“历史反革命”的连福谈恋爱，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工作上的备受打压，也对忽大年的心理世界产生着严重的困扰。忽大年和忽小月他们兄妹俩人生冲突最激烈的表现，就是盛怒不已的忽大年，竟然手握铁锹，意欲“活埋”忽小月。毫无疑问，正是在以家庭、婚姻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叙事中，作家阿莹方才不无深刻地揭示出了工作中的强者忽大年内心里柔弱、焦虑但却又充满着良善的性格特征。

能够与忽大年这一形象相映成辉的，是他的嫡亲妹妹忽小月这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女性形象。但要试图分析清楚忽小月，我们就必须首先对和她有着紧密关联的连福这一形象有所了解。连福是长安机械厂一位难得的技术高手，他的不幸在于，在一个特别看重个人出身清白的社会语境里，他的个人出身却一直存在污点，在解放前的东北，他不仅曾经在日本人的兵工厂里工作，而且还因为改进了炮弹生产工艺而得到过日本人的嘉奖，被奖励了一个少佐军衔。在当时连福本以为只是一种解决生计问题的工作经历，但到了已经被所谓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完全左右的黄老虎他们的眼里，就成了罪不可赦的严重历史问题：“这个连福帮助日本鬼子革新，不知造成了我军多少伤亡，绝对是肃反漏网的反革命，枪毙十次都不冤枉！”正因为忽小月不经意间爱上的竟然是这样一位有严重“历史问题”的技术高手，所以她此后一系列人生劫难的遭逢似乎也就不意外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着来自于哥哥的坚决反对，忽小月摆出了一副坚决要跟连福恋爱到底的坚定决心：“忽大年面对妹妹苦口婆心：之所以没有给他戴手铐，那是长安恰巧用人之际，如今成司令坐镇北京，守着鸡屁股掏蛋吃，所以才把他留下来，是让他戴罪立功，绝不是历史问题一风吹了。可妹妹并不买账，还摆出一副殉情的架势说：‘你一个当哥的，凭什么管我的事，只要连福没戴上反革命帽子，我就要把他拉回到革命队伍中来。’”正因为忽小月如此这般地固执己见，所以忽大年才千方百计地想要把他们俩彻底拆散。他之所以要特别安排被称为小翻译的妹妹忽小月随同焦克己一起到苏联的图拉市去实习，正是想着利用离别后时间的漫长而拆散他们这一对鸳鸯。然而，满脑子如意算盘的忽大年，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这种安排到头来反倒变成了忽小月人生悲剧的一个起点。

由于忽小月不仅年轻漂亮，而且生性活泼开朗，她在苏联的图拉市很受苏联朋友的欢迎。从国内和她一起来苏联实习的门改户，或许是出于内心里的一种私慕，在暗中死死地盯住了她。也因此，虽然只是偶然间应邀去老莫师傅家过了一次生日，内心早已扭曲变态的门改户，却一个人神秘兮兮地跑上门去以团里有紧急事情为由硬生生地把她从欢庆的生日现场拉拽了出来：“忽小月玩兴正浓当然不想走，可门大眼那不容置疑的冷酷，让她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便无奈地摊开了双手。”然而，等到她跟着门改户火急火燎地跑回驻地，方才发现门改户其实是在假传圣旨，团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门改户暗中诬告，忽小月被迫提前回国：“后来，离实习期满还剩下三个月，突然间通知忽小月提前回国了。这是为什么？小翻译一听就蒙了。焦克己在跟她谈话时结结巴巴说，有人反映她实习期间行为不检点，为维护友谊，须回国反省。”但这个时候的忽小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想到，等她回国返厂后，等待着自己的是怎样的风暴。先是没有人接站，然后是宿舍莫名被侵占，紧接着又是所谓的停职反省。如此这般一连串的打击，对于生性单纯的忽小月来说，当然难以承受。她之所以会不管不顾地以女扮男装的方式，不仅随同连福押运炮弹到遥远的福建前线，而且还在漫长的路途中勇敢地初尝禁果，尽享男女之欢，正是内心里难以排遣的精神苦闷发生作用的结果。面对如此一种情形，忽大年原本想着帮妹妹办一个假结婚证好遮人耳目，没想到适得其反，忽小月反而借助于这种结婚证更是肆无忌惮地与连福在一起打得火热。眼睁睁地看着妹妹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忽大年万般无奈之下方才被迫上演了那出“活埋”忽小月的闹剧。问题在于，即使忽大年采取了这样的极端手段，也没有能够阻止已经被下放到熔铜车间成为文书的忽小月在“我行我素”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缘于她的翻译工作岗位，忽小月悲剧命运的最终酿成，与前来中国援助的苏联专家有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除了实习期间的被诬告而提前回国接受惩戒，还有另外的两个细节也不容忽视。一个是在陪同伊万诺夫赴乾陵参观时，他们之间不经意间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老伊万却摇头：我听说西部地区已经饿死人了？忽小月没多想就说：我听说甘肃严重，关中还好，皇天后土，遇旱成祥。”没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无意间的对话，到后来，竟然会成为苏联《真理报》的报道依据：“后来他们站在无字碑下，眺望漫无边际的玉米地又感慨说，这么好的庄稼怎么会饿死人呢？忽小月急忙申辩：关中绝对没有饿死人。可她的话也不知是被风吹散了，还是被嘈杂声压住了，没有人在意她的解释。但在《真理报》随后对伊万诺夫的采访中，老先生依然说是听小翻译介绍，中国西部饿死了人，旁边还有他们在乾陵参观的合影。”并且，等到苏联专家撤走后，针对翻译工作中涉及工艺经验的一些问题，忽小月曾经数度写信给伊万诺夫进行请教，但她的这些信件，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弦绷紧的时代，竟然被公安部门认定为是试图传递军事情报。公安部门虽然并没有抓捕忽小月，但却要求长安机械厂将此人调离要害岗位。这样一来，才有了忽小月的再度被贬，从熔铜车间的文书，变成了熔铜班的炉前工。正因为被公安部门控制这一事件的发生，才使得忽小月在工作时一时恍惚，最终致滚烫的铜水将她的整个肚皮都烧得血肉模糊。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么一连串的劫难和打击，对于年轻漂亮的忽小月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但即使如此，忽小月也仍然以一种坚韧的生命意志支撑了下来。

关键的问题是，即使已经迭遭了一连串的痛苦打击，但忽小月的人生劫难却不仅没有终结，而且还在稍后的历史阶段遭受了更加致命的打击。等到长安机械厂的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分裂为以黑妞儿和门改户为领头人物的两大阵营，并严重对垒的时候，内心过分阴毒、凶狠的门改户，竟然张贴出了一张被命名为《请看隐藏在工厂角落兴风作浪的美人鱼》的大字报。这张煞费苦心的大字报分别从四个方面，以匿名的方式貌似“言之凿凿”地给了忽小月致命一击。一是说她历史丑陋，在苏联实习时因勾引外国人而被遣返回国；二是说她立场反动，不仅与历史反革命分子勾搭成奸，而且还想方设法替对方遮掩罪恶；三是说她曾经倒卖长安资产；四是说她生活堕落，与多名男性鬼混。这张突如其来的大字报，给忽小月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已经承受过数次劫难的忽小月，再也支撑不住了。莫须有的大字报，变成了压垮忽小月精神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遭此致命一击后，对人生彻底绝望的忽小月，终于变成了一叶轻飘飘的羽毛，从高耸入云的烟囱上纵身一跃。先后两次认真阅读《长安》的过程中，读到此处，我都情绪失控，禁不住潸然泪下。生性天真善良活泼的忽小月，何罪之有，到最后竟然落得如此悲惨的人生结局？！很大程度上，阿莹笔下的忽小月，能够让我联想到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杰出话剧《大雷雨》中的那位以自己的纵身一跃向黑暗的农奴制进行抗争的女主人公卡捷琳娜。俄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充分肯定卡捷琳娜这一形象的积极意义，由衷地称颂她为“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尽管所处的社会形态以及各自的命运遭际并不完全相同，以极大的勇气纵身一跃的忽小月，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看作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从根本上说，拥有强烈自尊心的忽小月，是在以自己的决绝行为，对这个社会提出强烈的抗议。忽大年、忽小月兄妹之外，虽然说诸如连福、黄老虎、门改户、钱万里等人物形象也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分析了。

问题在于，建立在人性洞察基础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也仅仅只是衡量评价一部长篇小说优秀与否的一个方面。从艺术形式层面上说，阿莹《长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就是史诗性品格的建构。但在具体分析《长安》的史诗性品格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究竟何谓史诗性有所了解。学界存在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看法，分别来自于王又平和洪子诚两位先生。在王又平的理解中，所谓“史诗性”，“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最高级别的形容词，称道一部作品是史诗，也就是将这部作品置于最优秀的作品的行列。因此‘史诗风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一种文学理想一直为作家所企慕、所向往，形成了作家的‘史诗情结’。当一部作品具有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历史内涵、深刻的思想、完整的英雄形象、庄重崇高的风格等特点时，便可能被誉为‘史诗性’”。9而洪子诚则认为：“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这种创作追求，来源于当代小说作家那种充当‘社会历史家’，再现社会事变的整体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欲望。中国现代小说的这种宏大叙事的艺术趋向，在30年代就已存在……这种艺术追求及具体的艺术经验，则更多来自19世纪俄、法等国现实主义小说，和20世纪苏联表现革命运动和战争的长篇。……‘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10尽管说两位先生的看法非常相似，但相比较，我们却更愿意在洪子诚的意义上来征用史诗性这一概念。倘若我们遵从洪子诚的理解来衡量阿莹的《长安》，就不难发现，第一，从对“历史本质”深入揭示的角度来看，阿莹通过对长安机械厂的解剖式书写，试图展示出的，正是一部新中国兵工人为扭转和改变兵工生产的落后局面而努力奋斗的曲折历史。第二，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正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长安》这部长篇小说，不仅体量颇大，而且还采用了大结构中套小结构的嵌入方式。大结构和小结构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就是整体艺术结构的宏阔与繁复。第三，无论是炮击金门、中印边境冲突、珍宝岛之战，还是“反右”“大跃进”“文革”，乃至“文革”的结束，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可以被看作是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强势介入。最后，虽然占据《长安》主要篇幅的都是和平时期的兵工厂工作与生活场景描写，但和平的日子里也同样会有令人充满敬意的生活英雄形象的生成。在我看来，无论自身的处境如何艰难，不管自己承受多大的委屈，也都要不管不顾地想方设法完成武器装备生产任务的忽大年，就可以被理解为《长安》中最具英雄气质的一位人物形象。从根本上说，正因为《长安》已经明显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所以，这是一个史诗性品格非常突出的长篇小说文本。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作为一种与时间紧密相关的文体形式，如何交代出时间因素，也是我们应该加以考量的一个方面。阿莹的值得肯定处在于，他虽然通篇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诸如1949或者1976这样明确的时间交代文字，但却通过相关的故事而巧妙地暗示出了具体的时间背景。比如，第二章第35节的这样一段叙事文字：“葛茹平略一沉吟：本来，军品任务这么重，也不想动你，可是反右运动回头看，你的问题被翻腾出来，涵洞事故又刚好发生在运动期间。”由这段文字可知，导致忽大年第一次被停职的涵洞透水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乃是1956年。再比如，第三章第38节的开头部分：“人们似乎刚从甜梦中苏醒，饥饿的幽灵便越过了秦岭山脉。”仅仅是“饥饿的幽灵”五个字，就已经明确告诉读者，时间已经到了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仅只是时间因素的故事化处理这一点，就足可以说明作家阿莹艺术智慧的非同寻常。

注释：

1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2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108页。

3王春林：《〈飞狐〉：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的新收获》，《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76—177页。

4 5 7 8阿莹：《后记》，《长安》，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468、469页。

6 韩东：《五万言》，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6页。

9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0页。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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