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绝秦书》的饥饿叙事与乡绅形象的历史书写
内容提要：文学的饥饿叙事源远流长，不同时期文学的饥饿叙事赋予了饥饿的不同价值内涵，文学作品如何书写饥饿，不仅体现了作家对民族苦难与创伤的见证，也体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与人性复杂性的审视。《绝秦书》作为一部反映民国十八年饥荒的文本，从国民性、社会政治、女性饥饿等多个层面对饥饿这一主题进行了全方位书写，拓宽了文学中饥饿叙事表现的广度与深度。小说对周克文这一乡绅在饥荒中的表现及其命运的书写，则体现了作家对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文化命运的思考。
关键词：张浩文 《绝秦书》 饥饿叙事 乡绅形象
与战争、海啸、地震等灾难造成的生存困境相比，饥饿是一种令人身心备受折磨的苦难。食物匮乏引发了人与原始生命本能的对抗，其所充斥的焦灼、疼痛乃至疯狂不仅瓦解了个体的生命意志，也摧毁了人的尊严。特别是20世纪中国，战争的频仍与政治动荡造成了民间饥饿的惨痛记忆。文学作品如何书写饥饿，不仅体现了作家对民族苦难与创伤的见证，也体现了作家对历史本质的探寻与人性复杂性的审视。
一
从文学史看，中国文学对饥饿的书写源远流长。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现代文学中鲁迅的《伤逝》《祝福》、瞿秋白的《饿乡纪程》、沙汀的《苦难》、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艾青的《死地——为川灾而作》、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乾的《流民图》、茅盾的《春蚕》《秋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丁玲的《水》、白薇的《丰灾》、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蒋牧良的《高定祥》等，饥饿一直是文学叙写的一个重要主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灾难。恶劣的自然条件导致自然灾害频发，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以及社会长期的动荡不安，使民众经常会面临周期性的食物短缺，饥饿在民族记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传统铸就了作家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作家对饥饿的书写，体现了他们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民生疾苦的体恤。
由食物匮乏所引发的痛苦，是生命体具体、直观而又强烈的体验，因此，反映饥饿给个体造成的那种身心俱焚的痛苦也就成为文学中饥饿叙事惯常的表现内容。比如萧红的《饿》，就以作家刻骨铭心的饥饿经历传达出饥饿对人身心的攫取。对于一个身处饥饿的人来说，那个挂在别人门上的“列巴圈”犹如救命的稻草让主人公不惜“铤而走险”。“过了好久，我就贴在已关好的门扇上，大概我象一个没有灵魂的、纸剪成的人贴在门扇。大概这样吧：街车唤醒了我，马蹄嗒嗒、车轮吱吱地响过去。我抱紧胸膛，把头也挂到胸口，向我自己心说：我饿呀！不是‘偷’ 呀！”1小说真切地传达出人在挨饿时痛苦、无奈而又悲愤的心理。
但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中，饥饿往往是作为小说情节的背景而存在，饥饿“作为小说家非常独特的资源”2并没有获得深入发掘。五四文学中的饥饿书写，如鲁迅的《伤逝》《祝福》等，虽然触及了饥饿给民众造成的生存困窘，但作品的主旨是经由饥饿来探讨个体生命的出路与生命的价值，其饥饿书写带有浓厚的思想启蒙的意味。左翼文学对饥饿的书写，主要通过农民的忍饥挨饿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发农民的反抗意识，带有显豁的阶级动员的意味。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如《创业史》《三里湾》《金光大道》等作品中，充满苦涩的饥饿历史记忆成为现实革命斗争的合法性证明。反思文学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等作品主要通过饥饿表达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与个体生命尊严的高扬。
通过上述对饥饿的代表性书写的梳理，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文学对饥饿的书写虽然赋予了饥饿不同价值内涵，但从整体上看，文学在面对饥饿这一人类集体无意识记忆时，始终是将其作为客体来对待的。无论是对饥饿造成的生存惨状的渲染还是将饥饿视为小说情节发展的点缀，均限制了对饥饿更加全面、深入的观照与发掘。其实，任何饥荒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饥饿所折射的人与人，人与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无疑更让人深思。而且，曾经的饥饿作为已然发生的历史，当我们以文学的方式重新书写那段历史时，作家所要做的不仅仅是对历史记忆的打捞，更重要的是要以独特的情感体验与想象去照亮历史，唯其如此，文学才能够提供与冰冷的历史数字不一样的观照与思考。因此，本文将以《绝秦书》这部反映民国十八年大饥荒的文本为例，探讨当代文学对饥饿的叙事所体现的广度与深度。
二
《绝秦书》以周家寨为线索讲述了三秦大地民国十八年发生的饥荒。这场饥荒造成的生存苦难不可谓不惨烈。据史料记载，“在西安所能调查之限度内，饿死者之数，十七年十二月中为六万零八百十四名，十八年一月中为六千九百六十四名、二月中为二万零三百十七名、三月中为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三名、四月中为十一万八千一百三十六名。从十七年十二月至十八年四月止计五个月间，饿死者合计二十三万余名之多，其未及调查者，当不在内……饿殍累累遍地皆是，甚至为维持自己生命杀人而食之强盗，白昼横行，恬不为怪。比诸地狱，过无不及，可谓极人间之惨事了”3。但小说并没有开篇就讲述饥饿造成的生存惨状，而是以迂回的方式逐渐切入主题。小说从周家寨一年一度的社火写起，小说主要人物、英雄豪杰甚至土匪等在这场社火表演中悉数登场。周家寨人声鼎沸的日常生活与小说后半部分饥荒发生后的民不聊生构成鲜明对比。这种迂回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作家对民国十八年饥荒成因进行充分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构思。因为，在作家看来，“灾难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不是当下立即发生的……灾难只是一种表现在它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因此我需要更多的笔墨，更宽阔的视野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溃败、暴力循环……”4社火的表演不是为了庆祝粮食的丰产，而是为了庆祝大烟的丰收，这一“非正常”的庆祝场景本身就暗示出乡村的危机四伏，指涉出民国十八年饥荒的发生与旱灾有关，更与人祸有关。
在呈现“人祸”因素的过程中，小说首先触及的是村民的愚昧无知、贪婪逐利，为饥荒的发生埋下了隐患。村民为了追求高利润，甚至甘冒被土匪抢劫的风险也要把粮田变为烟田。乡绅周克文深知种大烟的危害，向村民建议种粮，却被嘲笑为“瓜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原因有过深刻阐述，他认为饥饿固然是由于食物短缺引起，但饥饿的直接原因是个人交换权利的下降。“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可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组商品。这种转换可以通过贸易、生产或者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在转换中，他所能够获得的各种商品组合所构成的集合，可以称为这个人所拥有东西的‘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5粮食种植的减少导致了周家寨村民交换权利的下降，这为饥荒的发生埋下了伏笔。而且，大烟的广泛种植，让周家寨烟毒泛滥。周拴成为了发家，在绛帐镇开起了赛仙堂烟馆。“赛仙堂在年节前开张，正是人们的消闲期，无论是干啥的人，这时候都有几个闲钱，生意格外好。”6村里村外遍地都是大烟鬼，他们面黄肌瘦，甚至为了吸大烟不惜卖儿卖女。周拴成的儿子周宝根为了满足烟瘾，以买粮为借口卷走了全部家产，导致其父母被活活饿死。从历史上看，周家寨烟毒的泛滥与近代中国鸦片贸易的合法化是分不开的，它不仅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而且对国人的身心造成了严重摧残。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固然与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国力、殖民者的强行输入有关，但周家寨村民为了逐利，不惜将粮地变烟地，去种植祸国殃民的鸦片，这可以说是饥荒蔓延的最直接原因。因此，民国十八年饥荒的发生与周家寨村民目光短浅、贪婪无知有着无法割断的关联。
小说在直面秦地农民精神痼疾的同时，亦从民国时期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断裂探讨了饥荒发生的原因。西尔维•布吕内尔在《饥荒与政治》一书中指出：“在历史的某一具体时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个群体被有意剥夺了取得食物的途径而导致饥荒爆发，政治社会层面的断裂使其陷入饥荒之中，而他们并非由于某种自然决定因素而注定饱受饥荒之苦。把眼前的困难归咎于自然环境、所谓人口过剩或食物产量降低等因素，就像许多外部观察家所言（他们或无知，或仓促，或不怀善意），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解释饥饿现象时无视政治因素在当今发挥着多么重要的决定作用。”7与以往文学中饥饿叙事对饥饿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笼统的叙述不同，《绝秦书》对民国十八年饥荒进行历史溯源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情节再现了以冯玉祥、宋哲元等为代表的西北军阀的混战与割据所造成的民不聊生。
国民政府虽然颁布了禁烟条例，但以冯玉祥、宋哲元等为代表的西北军阀为了争权夺利，扩大自己的地盘，明知鸦片祸国殃民，仍然变相地怂恿、强制民众种植大烟，他们甚至为此制定了极为荒唐的“政策”：只要不种大烟就是种“白地”，而种“白地”就要上交“白地款”。大学生周立功因在《申报》发文抨击陕西烟毒，被当成北洋军的探子抓进监牢，因他哥哥周立德向宋哲元献上古董阳燧求情，才得以保住性命。小说借资本家赵子昂之口道出了陕西烟毒泛滥的根本原因。“在全国一片禁毒声中，陕西非但不割除陋习，反而暗中策纵，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陕西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盖由于军阀拥兵自重，对民国政府阳奉阴违。”8饥荒发生后，在农民生存都已成问题的情况下，陕西军政当局不但没有减免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反而预征五年的税粮。为了完成征粮任务，地方官吏与兵匪勾结在一起，对民众强取豪夺，横征暴敛，甚至不惜让守备营士兵化装成土匪去抢大户。面对日益蔓延的饥荒，西北军政府不但不救灾，反而进一步催逼军粮，他们把外地支援陕地的粮食强行征作军粮。为了阻止中央军的进攻，他们甚至不惜炸毁铁路切断救援物资运送的通道。因此，正是由于“这种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断裂，阻碍了人们积极采取应对饥荒的传统措施”9。
从绛帐镇到西安军政当局，从周家寨明德堂到太白山土匪窝，与叙事空间的不断转换相对应，小说从多个维度观照了饥荒的复杂成因。民国十八年饥荒是天灾，更是人祸。秦地农民为了逐利不惜铤而走险种植鸦片，丧失了粮食交换权利；军阀混战带来的政治失序导致了饥荒蔓延，这些人祸因素的发掘使《绝秦书》突破了以往饥饿叙事中表象化叙事的拘囿，彰显出作家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反思意识。
三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在人类的所有需要中，生存无疑是首要的，它也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礼仪廉耻等道德理念。文学中饥饿的书写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不仅在于饥饿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景象让人感到震惊，让人体味到生存的艰辛、脆弱与无奈，也在于饥饿犹如一面镜子映射出人性的复杂。当人与原始生命本能抗衡时，其间的痛苦、焦灼与疯狂反映的人的生命意志与道德理想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冲突。
《绝秦书》不仅勾勒出民国十八年的饥荒史，而且也在对周家寨饥饿众生相的描摹中完成了对人性的全面审视与省思。毛娃和黑丑为了粮食去镇上抬死尸，门板上饿昏的“死尸”闻到食物死而复活。但毛娃和黑丑为了完成任务却硬把他扔进了死人坑；七岁的兔娃虽可爱乖巧，却成为母亲卖身的包袱，被狠心的母亲踢下枯井；出嫁的彩莲为了粮食爬回周家寨，不仅没从父母那里得到一口食物，反而被她父亲偷偷煮了吃；单眼父子一开始吃死人后来竟然开始杀活人，父子为粮食反目成仇，儿子最终吃了父亲。为了一袋粮食，毛娃把媳妇租给了一个老光棍。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周克文的弟弟周拴成一家的命运。家境殷实的周拴成原本可以躲过这场饥荒，但为了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大旱之际他卖掉粮食买进土地，虽成了周家寨最大的地主，但却失去了救命的粮食，他与老婆被活活饿死。饥饿不仅消耗、吞噬着人的生命，也使一切人伦亲情变得无足轻重。个体在对食物攫取的过程中，冲破了一切道德与禁忌，最终只剩下简单的生理本能。
饥饿作为由食物短缺所引发的匮乏性体验，虽然体现出无差别的生物性平等。但是，当我们把它纳入社会文化层面进行考察时，又充满着丰赡的社会文化内涵，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性别内涵是耐人寻味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权力一直被男性所掌控，女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人身方面都对男性有较强的依附性。饥荒发生后，女性因其生理特点，命运更加多舛，也更容易饱受磨难。《绝秦书》饥饿叙事的深度也体现在它对女性饥饿的关注与探讨。
小说主要通过引娃这一形象，展现了女性饥饿的多重面向。引娃的饥饿既包含由于食物短缺引发的生理饥饿，也包含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男权思想对其情感的伤害所造成的精神饥饿。引娃一开始是作为给周拴成家添丁的“引子”被抱到周家的，后来又被另一家人买去作“引子”与童养媳。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引娃饱受磨难。过年的时候，当全寨人沉浸在新年喜悦中时，引娃却只能按照当地风俗栖身于破窑洞。为饥饿所迫，她不得不去吃死人坟头的贡品。但食物的匮乏并没有击垮引娃求生的意志，相反，她的生命力比任何人都顽强。她的天真、乐观与坚韧与恶劣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真正将引娃推向万劫不复深渊的是她精神层面的饥饿。她深爱周立功，但周立功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等级偏见与人性中的自私，却从根本上消解了他对引娃爱的可能性，引娃始终处于精神的压抑与自卑之中。周立功这个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想洗礼的大学生在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中，虽然大力提倡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但他对引娃的爱并不是基于一种平等意识，而是从“食物的满足”出发的。从他被捕入狱，引娃奋力营救，到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再到她以替别人抵命的方式为给周立功筹集资金创办实业。引娃之于周立功来说，始终是作为“食物”而存在。她不仅安抚他的肠胃，还抚慰他的情欲。但当他的胃肠饥饿问题解决后，引娃也就成为多余的存在。周立功对引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态度折射出他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等级思想与浓厚的男权意识。在与引娃的交往过程中，他始终像一位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而缺乏爱的平等意识。但是，“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和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俯身倾顾税吏和罪人——而且，与古人不同，并不害怕这样一来会有失身份，会变得不高贵，反而虔诚地确信会在这一‘屈尊’行为中，在这一降贵屈尊行为中，在这一‘有失身份’的行动之中抵达最高境界，亦即与上帝相似”10。这种“有失身份”的行动体现的正是爱的意义所在。爱的意识的匮乏决定了周立功永远只能是精神的弱者。与周立功这一受五四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相比，引娃虽是乡间女子，但她却用生命的真挚阐释了爱的悲悯、宽容与牺牲。她敢爱敢恨，有自己的爱情理想，她的悲剧在于将周立功视作唯一爱情稻草而缺乏独立的人格意识。从隐忍乐观，大胆追求爱情，到逆来顺受，及至反抗中的绝望（以命为周立功筹钱），引娃所遭受的饥饿，一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女性所具有的善良、无私、奉献等地母般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深重的男权思想，在她身上又有着沉重的羁绊。
四
饥饿，从表层看是一种由于食物匮乏所引发的生理现象，却与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以及个体生命权益有着密切关联。但文学在面对这个意蕴丰富的主题时，却始终存在着“浅尝辄止”的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其一是饥饿书写的客体化问题突出。许多作品并没有将饥饿这一主题上升至文本的主体，饥饿像仆人般被作家随意调遣，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如《创业史》《白鹿原》《老生》等作品中的饥饿书写。其二，对饥饿的书写过分强调苦难的渲染，如《一九四二》《平原上的歌谣》等作品，“在苦难面前缺乏克制的悲悯情绪，已经使作家沦为苦难的奴隶，他们已从根本上丧失了超越苦难的崇高意识”11。而缺乏从乡土文化层面对饥饿进行深层烛照。
作为20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文学对民国十八年饥荒的书写虽然散见于《创业史》《白鹿原》等长篇小说中，但在这些小说中，这场饥荒更多的是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背景而存在。与之相比，在《绝秦书》中，饥饿则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线索，小说不仅以饥饿为视角再现了晚清至民国初期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也通过周克文这一乡绅在饥荒中命运的变迁，指涉出近代乡土中国文化的衰颓。与饥荒造成的惨绝人寰的生存景象相比，文化的溃败更令人感喟。
乡村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2。在高度集权化的封建社会，皇权很难直接渗入分散的乡村社会，主要依靠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所谓乡绅，就是乡间的绅士，即士大夫居乡者。这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有官职而退居在乡者，此即所谓的‘绅’或大夫；一部分是未曾出仕的读书人，此即所谓的‘士’。由乡间大夫组成的‘乡绅’群体，他们有高于普通民众的文化知识和精神素养，有着为官的阅历和广阔的视野，在官场有一定的人脉，对下层民众生活有深刻的了解。他们既可以将下情上达于官府甚至朝廷，也可以将官方的意旨贯彻于民间。”13乡绅是乡村秩序的引领者与捍卫者，他们在民众的教化、宗族祭祀以及慈善救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颜茂猷认为：“乡绅，国之望也，家居而为善，可以感郡县，可以风州里，可以培后进，其为功化比士人百倍。”张仲礼也指出：“与宗族关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绅士在地方公益事业中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如修路造桥，兴办水利工程，兴办救济慈善、学校教育事业，以及调节乡村邻里纠纷等。”14《绝秦书》中的周克文是一位典型的乡绅。他八岁入学，饱读诗书，但适逢晚清科举改革，只能蜗居乡间，通过勤俭持家成为村寨中最有脸面的财东，也是周家寨真正的权威。秉持耕读传家、凡事身先垂范是周克文在修身齐家方面的突出表现。他重视耕作，而且还是侍弄土地的高手。比如：为了保证棉花收成，周克文不仅给棉花盘炕整饬土地，而且还让长工给棉花种子唱秦腔、让孕妇给棉苗“催生”。求取功名无望后，他蛰居乡间，一方面扩大了祖上的基业，修建了寄寓着自己理想的明德堂；另一方面给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周立德、周立功、周立言，寄寓了对圣人理想的追寻。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义。作为儒家道德传统的实践者，周克文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将仁义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黑丑父亲死得早，与母亲相依为命，为了帮助黑丑，周克文主动提出换工，帮助黑丑家耕种，在麦场手把手教他“技术活”。周家棉花采摘之际，周克文亲自去各家各户要求换工。对偷棉花的连成媳妇，他不仅没有责难，反而救济他们一家。饥荒发生后，他先是带领村民向政府请愿减免粮赋，后又断然拒绝儿子周立功卖粮筹资办厂发家致富的想法，让周立言把粮食运回周家寨赈灾。这一切集中展现了周克文人性中仁义、乐善好施的一面。
周克文这一形象的深刻之处在于，小说不仅呈现了其作为圣贤文化的传人在维护乡村秩序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且经由饥荒这一特殊的生存处境，展现了其仁义道德背后所隐含的伪善、冷酷等功利性的生存智慧，而这恰恰构成了“儒家文化中现世主义的主导力量”15。小说主要通过祈雨这一场景展现了周克文精神人格的复杂性。大旱来临之际，为了显示祈雨的诚心，周家寨村民决定向龙王进献童男童女。可是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作为“活祭”献给龙王呢？关键时刻，周克文精心策划了一场“换子剧”。他先是提出将自己的孙子作为童男获得全村人的称赞，接着又以属相不合为由换回自己孙子，最后让人从难民中买回了一对童男，童女。求雨未成，两个孩子却在油锅中被活活烧死。周克文带领族人祈雨本是乡绅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承担，但他对求雨的“精心策划”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无辜生命的扼杀，折射出其仁义文化遮掩下人性的冷漠、自私与虚伪。
饥荒发生后，当全寨人都食不果腹时，周克文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即使住在隔壁的自己亲兄弟周拴成一家已经饿至生命垂危，周克文也丝毫未念及骨肉亲情，任由周拴成夫妇被活活饿死。就乡绅的职责来说，“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衿式、所赖保护者也……一乡有善事则身先倡率，以行为筹划以成就一乡。一乡有恶人则设法劝予以改过惩治以警邪。有余之家或遇灾荒则捐资以相救无力之家，或有当兴之利则多方以赞成，或有当除之弊则多方以正规”16。但在饥荒面前，周克文考虑的却是如何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其人性的自私使然，也映射出其仁义观的空洞与虚浮。周克文以儒家道德理想塑造的“超我”人格在突如其来的饥荒面前轰然倒塌，只剩下荒年发家的“本我”私欲的滋长。
虽然小说最后周克文用自家粮食为全寨人放赈舍饭这一情节被很多评论者称道，但在论者看来，周克文此举的目的仍是出于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道统的维护。洋人开设的粥棚刺激了这位乡绅，使他意识到道统旁落、人心不古。因此，即使在赈灾的时候，周克文也不失时机地用孔孟思想对灾民进行教化。艾志端在《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中，以1876至1879年间发生在中国的山西丁戊饥荒为例，探讨了晚清中国对于饥荒的文化与政治反应，指出“他们也将西方列强及其外国人在华北分发饥荒赈济的行为，看成是竞争的警示性来源。外国评论和海外关于赈济工作的消息，以及中国传教士的赈济运动，迫使上海有文化的中国人不安地与这种可能性进行斗争……”17依此来看，周克文的赈灾与其说是义举，不如说他试图以儒家文化正统思想来抵御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民心、社会与群伦的渗透。
令人遗憾的是，周克文开设的赈灾粥棚对于如江水般涌来的饥民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不仅周克文不知所终，而且周家寨也被夷为平地。小说结尾充满了深刻寓意。参军入伍的周立德重返故乡时，乡音早已无处可寻，迎接他的只有寨中古老的槐树，“他骑马绕着槐树转了一圈，像辨认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槐树的浓荫罩着地，树枝上垂下一条条丝线，丝线的尽头吊着尺蠖虫。尺蠖一见他就急急忙忙地吞食丝线，把自己的身体往树冠上拉，树冠是它们的家”18。这一结尾构成了饥荒中乡土文化命运的深刻隐喻。一方面它揭示出饥荒所造成的民众生命的消亡、人性的变异以及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也表征了绵延中国数千年的乡绅文化在晚清以降遭遇的深刻危机，士绅文化不可能成为拯救民族于灾难的精神力量之源。大卫•阿诺德认为，饥荒是历史转变的动力。周立德的参军入伍另一层面指涉出真正能改变乡村秩序与乡村命运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因此，小说通过周克文这一乡绅在饥荒中的命运，表达了作家对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乡土文化命运的思考。
结 语
如果说苦难是人类历史的底色，那么饥饿因人与原始本能的抗争而产生的痛苦、焦灼，则是一种更加具体而切身的苦难。中华民族饱受苦难，饥饿早已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记忆。虽然21世纪是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无论是食物的生产能力还是国家的防灾抗灾能力以及政府应急预案体系的完备程度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肆虐的洪水、突至的台风、战争引发的动荡与流离失所、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威胁着的人类生存。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统计，世界上每天有1.8万名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 良死亡。饥饿的阴霾依然笼罩在人类生活的上空。文学对饥饿的书写不仅体现出作家对历史苦难的担当，也显示出作家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勘探以及对苦难中生命个体的抱慰。与其他文学中的饥饿叙事不同之处在于，《绝秦书》始终围绕饥饿这一主题展开叙事，从社会、历史、文化、性别等多个层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书写与观照。与此同时，它也立足于秦地文化底蕴，通过关中方言、俚语以及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事、民俗活动的描写，丰富了文学中饥饿叙事的表现维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传播学视域下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像化研究”（项目编号：21BZW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克中、段承校主编《萧红经典》，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42页。
2《中法诺奖得主对话：“文学与人生”》，2014年12月16日，http//www.people.com.cn。
3戴秀荣：《民国以来历次重要灾害纪要（1917—1939）》，《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4 6 8 18张浩文：《绝秦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73、170、381页。
5[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页。
7 9[法]西尔维•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6、4页。
10 [德]马克斯•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林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11斯炎伟：《当代文学苦难叙事的若干历史局限》，《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1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3刘毓庆：《乡绅消失后的乡村命运》，《中华读书报》2005年12月16日。
14张星久：《对传统社会宗族、乡绅历史地位的再认识》，《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15江腊生、赵晶晶：《乡绅文化•性•政治博弈与乡村秩序的书写——从〈白鹿原〉看当代小说创作的转向》，《南方文坛》2020年第2期。
16徐继存：《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及其衰落》，《当代教育与文化》2005年第1期。
17[美]艾志端：《铁泪图——19世纪中国对于饥馑的文化反应》，曹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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