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拂去历史积尘，文学勇士常常堪担大任。

陈建功先生在《寻觅被历史烟云遮蔽的潜德幽光》写道：“直到读完张培忠先生的传记文学《文妖与先知》，才吃了一惊。原来先生（指张竞生）的业绩并不仅止于性学和风俗学方面，先生的领域还涉及到美学、社会学，先生还是实绩丰厚的翻译家和散文家，先生更有参与辛亥革命、抗日救亡以及乡村建设的宝贵实践。因为这本书，使我对张竞生算是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因此，谈到这部传记，我以为首先要表达我对作家张培忠的敬意……培忠先生研究张竞生、记叙张竞生，其实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应该讴歌革命的先行者，也应该关注一切为了这个民族追求过、奉献过、努力过的人们。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妖与先知》是一部洋溢着时代精神的著作当不为过。”

诚如斯言。

《文妖与先知》的作者不仅出于对家乡先贤的关切，更是对这段历史和一代学人的追溯、发现和反思，集思想、文化、文学、历史、美学于一体，具有题材开创性和价值引领性。作者在后记里谈到六个定论：张竞生是“一个出色的哲学家，一个重要的美学家，一个启蒙的性家学，一个杰出的社会学家，一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家，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文学家”，并最后总结他是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自由知识分子”。这些基于二十年考证积累、近十年研究写作的底蕴，闪耀着自信与智慧的评价，对我们阅读与研究张竞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野和便捷的路径。

一、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遇

尊重是发现的前提、研究的基础。站在历史的角度说话，才可能揭示传记人物的某种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

长期以来，张竞生的“性学”被片面地误解与放大，人们称其为中国性学先驱的同时，还冠其以“性学博士”的头衔，一定程度与其自身的“误导”有关，在性学的讲授宣传以及“爱情定则”“情人制”等大胆前卫的情爱主张方面，他把当时的传统文化与深层观念远远地抛在后面，自己成了一个独行者。尤其是《性史》的征集出版及引发的系列风波，使张竞生卷入巨大的舆论旋涡，以致在事业、人生道路上急转直下，无法挽回。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而言，《性史》的出版可谓惊世骇俗，然而它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作为北大风俗调查的一个子项目，性史征集的提议者虽为张竞生，但绝非个人行为，而是经过教授们充分讨论和集体表决，由张竞生牵头负责专项开展。经过统筹酝酿，《性史》征集启事终于在1925年冬天的《京报副刊》闪亮登场，书中援引的9项内容涉及性心理、性健康、性取向等方面共48个问题，可谓条分缕析、钜细靡遗。《性史》的序言也强调“这部《性史》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科学与艺术的书”“这书乃以科学的方法，从种种实在的方面描写，以备供给读者研究的材料”。可见，《性史》的征集不仅有现实和理论的依据，编者的态度和出发点也是诚恳、严肃和善意的。然而，面对雪片般飞来的稿件和那些活色生香的文字，许是哲学家的浪漫天性，许是出于对事业的巨大热情，张竞生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激动，迫不及待地将其推向社会，除了精心撰写序言和赘语，每篇后面还仿金圣叹加注点评。这本小册子甫一出版即引发广泛关注和争相抢购，不法商家趁机盗印牟求暴利。与此同时，各种质疑和指摘声纷至沓来，其中教育界的反应最为强烈，原因不少学生偷买来看，青年男女读后更是着了魔般不能自已，南开学校校长为此还亲自草拟公函到警察厅要求查禁“淫书”，压力之下张竞生只得紧急刹车。无独有偶，此后不久由张竞生创办的《新文化》杂志就因性育通讯栏目中挑拨性的描写而受到当局责难，“美的书店”也因销售带有张竞生自创理论的性育丛书，被指控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被迫关门大吉。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适时势。遗憾的是，屡次面临事业发展的紧要关头，张竞生不仅不懂得适时调整，还“屡仆屡起”、愈演愈烈。诚然个人性情是一方面，另外很大程度是自以为的一片公心诚心，所谓“以学问为学问，不因时论攻击而见阻”，比如《性史》序言中以正视听的自证说法，又如《新文化》受到当局责难时，张竞生不仅不以为意还编发系列文章公开讨论“淫书”的甄别标准和审查办法，结果不仅未被世人所体谅，他本人“忙碌半年，分文未取，却披一世恶名，而且人生道路从此发生逆转，以至蹉跎终生，每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①。应该说，《性史》的被诬被禁被盗印皆在张竞生的预料之中（见《性史》序言），但实际后果则是他始料未及的。许是出于建立新世界、新秩序的憧憬热望，以及挣脱旧文化、旧思想束缚的迫切渴望，这位天赋异禀的中国式“梵高”只顾一味地冲锋向前，而忽略了普罗大众的复杂性和接受度，特别是在社会大流通背景下毫无保留、狂飙突进式的禁忌突破和挑战，势必造成难以估量的系列后果，来自卫道士的口诛笔伐更不在话下。结果张竞生成功地在旧中国旧社会燃起了一把火，这让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着着实实地“火”了一把，最终也引火烧身酿成人生悲剧。这位自视甚高的骁勇战士晚年也不由自我反省、痛定思痛：

反观我的《性史》第一集是什么情形呵？价钱不过三毫，人人可以买得起。况且只有性的叙述，并无科学方法的结论，当然使读者只求性的事实，而不知道哪种性史是好的，哪种是坏的了。②

还有一个始料未及则是来自五四新文化人士的反驳论战。自《性史》出版特别是《新文化》刊出张竞生有关性学文章后，周作人、周建人、潘光旦等文人学者对此展开了质疑批评。周作人与张同为北大同事，此前曾两度声援，后由欣赏转为质疑批评，周建人从学理的角度展开商榷，潘光旦则从社会伦理和科学理论角度予以全面系统的驳斥清算。虽然三者批评的角度、立场各有不同，但都齐齐指向张竞生诸如“丹田呼吸”“性部呼吸”等缺乏理论和科学依据之性学主张。对于这些批评攻击，张竞生起初应对还算从容，渐渐据理力争，如与周建人论争时承认自己的研究含有推测成分，并指出“纵有错误尚是科学，因为推测即是科学的起点，凡科学的成立类皆推测而来也”，面对潘光旦的强力攻势时显然已招架不住，只得草草收兵。

张竞生的“节节败退”一方面印证了他在理论研究上的阙如，另一方面也反映其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20世纪初是中国新旧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代，也是新旧思想争鸣最激烈的时代，换言之任何一种新事物新思潮可以轻易地得到崭露头角的机会，但它也必须接受来自时代和大众敏感而集中的审视和检验，而这个审视和检验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科学”，对此，著名学者林岗曾指出科学理性乃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气质之一。纵观张竞生的性学运动虽然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但实际有些主张与做法却和“科学”精神相去甚远。比如他的“丹田呼吸”“性部呼吸”等性学主张把事实与推测结合，将科学与艺术杂糅，正如潘光旦所说的“似科学而非科学，似艺术而非艺术，似哲学而非哲学”。其次是研究中掺杂着鉴赏玩味的心态，如《性史》征集要求“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显然与客观、质朴的研究精神大相径庭。还有他认为《新文化》性育通讯栏目的一个最大亮点在于它的趣味性，科学性倒居其次。再次是广告式夸张式的鼓动宣传，诸如“给我们一个详细而且翔实的性史，我们就给你一个关于你一生性的最幸福的答案”“读过本丛书一遍，胜读其余一切性书”，等等。以上种种使这位自诩为新文化阵营人士不自觉地走向它的对立面，成为学者大众口伐笔诛的对象，并与首开女模特裸体写生先河的刘海粟和谱写第一首流行歌《毛毛雨》词曲的作者黎锦晖一起，被称为民国“三大文妖”。

值得一提的是，论战反映了这位失败者的时代局限性，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一定程度推动了中国性学的研究发展乃至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事实证明，张竞生的性学主张不仅振聋发聩还具有进步意义，如爱情定则、“情人制”等在当今社会仍有广泛基础，节育优生的主张更比邵力子整整早提了1年，比马寅初整整早提前了37年，张也被誉为中国提倡计划生育第一人，这正是先驱的远见和智慧所在。

谈及民国的“三大文妖”，李敖曾表示“时代的潮流到底把‘文妖’证明为先知者”（李敖《由一丝不挂谈起》），“文妖”为时人的注解，“先知”则为后人的评价。正是在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遇中，我们得以窥见这个英雄的局限所在，这是他遭遇人生滑铁卢的桎梏症结；我们得以感受这位性学先驱不计得失、不为名利的赤子之心，这是他“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底气和力量来源；我们得以瞻望这位先知的敏锐感悟力和深邃洞察力，这是他逝世半个多世纪后仍闪耀着思想光辉的魅力所在。

二、精神肖像的勾勒塑造

在《人文革命的先驱者》中，郭小东先生这样评述：“20世纪2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主义浪潮，是在心理学和性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以推动的。在文学上，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站到古旧中国的前沿，以其文学实践，形成了民族的脊梁与灵魂。张竞生则在人文革命方面，以其悲剧性的一生，完成了中国性学理论在旧中国的文化站立，奠基并铺垫了前行的道路，这就是先知的贡献。”

“先知的贡献”是一座精神雕像。

著名传记作家路德维希•埃米尔指出：“传记作家则是从性格开始，以寻求对直觉的最后确认”。③可见，性格把握既是传记作者从事传记写作的密码，也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传记作品和传主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正是紧紧扣住人物性格的主线，以此勾勒出传主独有的精神气质，让读者获得对传主形象的总体把握。

耿直侠义。俗话说，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这是对潮汕人血气方刚、勇义顽强之美好品质的一种调侃式褒扬。许是命中注定，又或是机缘巧合，张竞生出生日为“天公节”，这个节名为农民起义军黄巾首领张角的纪念日，似乎冥冥之中也昭示了某种相似的志气取向。当然，风俗归风俗，传说归传说，人物性格的形成关键还在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由于后母的挑拨离间，张竞生自小与父亲关系紧张，长期生活在父权专制的阴影中，加上母亲斗争哲学的耳濡目染以及求学期间经历的社会不公和现实黑暗，对其性格养成影响颇深，正如文中指出的“他以后性格中的执拗、偏激、极端以及与社会的难以协调等负面倾向便与他早年的精神创伤有着深刻的联系。”④当然，事物发展也离不开特定环境的作用影响，执拗、偏激有时更多是耿直仗义的表征，正如其名“公室”的寓意一样，葆有革命党人的担当气魄和英雄情怀。

在黄埔陆军小学就读时，张竞生就深受进步思想影响，结识了赵声、陈铭枢等师友，并与陈铭枢、邓演达等一起带头剪辫，宣传革命，后又参与饭堂改革，带头清理餐霸引发“饭厅风潮”被学校开除。在新加坡追随孙中山期间，感佩于对方的共和理想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匡时济世、矢志为民的革命志向。在营救汪精卫的过程中，张竞生甘为军中马前卒，与汪夫妇结下生死之交。之后筹组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作为南方议和团首席秘书促成南北议和等，张竞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孙中山誉为“民国的功臣”，这也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留法时作为中国留法学生会会长，积极奔走帮扶在法学子与华工。在北大参与发起非宗教同盟运动与民权运动，义助赛金花，率领家乡民众英勇抗日……我们总能看到这位文人学者在国家和民族安危大义面前的热血铁骨，当妻子问道为何要冒着杀头和坐牢的危险为共产党员担保时，张竞生表示：“我看清楚了，他所做的是正义和光明的事业，我不担保谁能担保？”⑤正是这种大义凛然的革命本色和果敢担当的英雄气概让张竞生在中国现代社会和革命历史进程的许多重要关头、重要场合扮演着重要角色，成就一代风云人物。

坚韧精进。“坚韧精进”一词来自其青年时期精神导师赵声的评价和勉励，张竞生在政治上虽未能如导师所愿大展宏图（与个人性情志向、时代背景、人生际遇等不无关系），但这种在逆境中形成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和行事风格，为其在哲学等多个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打下坚实基础。作为民国初年首批稽勋留学生，张竞生享受财政部的专项资助，无论社会地位还是待遇条件都比勤工俭学者要优厚得多，但他从不放松懈怠，且时刻精进，刻苦研读，想尽一切办法增长学识、开拓眼界，“有学理的精研，也有实证的考察”。取得法国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编写的教材《普遍的逻辑》堪称我国逻辑学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后积极推动设立风俗调查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大规模的“风俗调查”，在哲学系开设“风俗学”课程，无不展现严谨细致的治学精神和开拓进取的学术姿态，参与调查的顾颉刚等学生日后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历经半世浮沉，晚年的张竞生又回归哲学，且老骥伏枥，壮心不已，誓言要“继续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年届八十先后完成了关于系统的研究《哲学系统》和关于知识论的哲学著作《记忆与意识》，自觉以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观点解决问题，展现了学无止境、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在致《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信中，他写道：“弟素好谈论，但极努力向上，‘以学问为学问’，不因时论攻击而见阻，亦不因世人赞誉而骄夸，誓守学者本色，誓终身牺牲于学问而不顾及其他也。”这种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毅力精神，让张竞生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中即便遭受诸多非议挫折，依然保持学者的本色初心，且在面临重大困难时刻能破釜沉舟，成为出色的哲学家、美学家、性学家、文学家。

务实为民。虽然年少时缺少来自家庭的温暖，但在山川大地的熏陶下，在潮州风物的滋养中，这位自然之子、农民之子也度过了美好快乐的童年时光：月光如洒的乡间小路、清凉潋滟的荔林溪、果实丰收的漫山遍野无不承载着童年的珍贵回忆，这使他养成自由奔放、不拘小节的个性，同时也培育了他诚朴务实、殚精为民的美好品质。当第一次革命成功，一些新的机会摆在面前，张竞生去找孙中山，不是伸手要官，而是要求留学深造，以兹报国。在赴法邮轮上，张竞生即由一路见闻引发对中西文化差异和中国农业问题的思考，数年后在回国履职的旅途中，满怀桑梓之情的他结合多年在外的所学所思，起草了洋洋洒洒的广东施政建议书，虽然这份真知灼见的建议书被陈炯明弃如敝履，但他报效祖国家乡的心愿从未泯灭。

生活上，张竞生倡导简约自然的生活法则，奉行经济健康的废止朝食、素食主义，撰写的《食经》《新食经》等意欲通过科学健康的饮食主张改善国民的身体素质。学术上，身为留洋归国的高知分子，他从不倨傲骄溢，既不做埋头苦读的书呆子，更不做不谙世事的自了汉，始终坚持学术为现实、为人民服务，他倡导的优生节育、“美治主义”等无不关注和立足于国计民生和现实国情。二度旅欧归国后，张竞生拒绝了陈济棠到省府任职的邀请，就是想为家乡人民做点实事。与晏阳初、梁漱溟等参与乡村社会改造的外来知识分子不同，张竞生自己盖房起屋，开荒种果，亲力亲为，自食其力，并利用自身所学结合乡村实际开展如火如荼的乡村建设运动：开公路，育苗圃，办农校，提出了征工、民库证券、名胜化组织，以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在当时极具前瞻性和实际意义的建构主张。他的关于乡村建设的不少设想与今日乡村振兴战略理念不谋而合。在《广东经济建设》月刊创刊号《编者之话》中他提出，“主义是可谈的。但不如谈本地的实际问题为较少危险性及有利益。实际的事件不怕小。一件有益的小草料之发明其功劳比轰动一时之大皇帝、大专制魔王、大军阀为有益。为的一件小草之裨益于人类是无穷尽的”。出于对现实民生的强烈观照和实干务实的态度作风，张竞生以一己之躯深度参与推动中国乡村社会改革实践，为中国乡村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走进时代的人性幽微

被认为最具现代意识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曾说过，“我纪录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类的命运。恶或善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好的教养；经常是一些琐事，一句话，一次玩笑，要比经历大的运动和争斗更能显示人的性格”。作为一部对历史负责、对人物负责的传记作品，既要让传主绽放思想的光芒、精神的光辉，又要让其适时“走下神坛”，回归日常生活和现实人性的常态，才能真正走进读者内心。否则，一味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滥于“虚美”“隐恶”，将使作品脱离“人”的基本属性，最终只能成为“传奇”，而非“传记”。

作为中国20世纪初叶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民国第一批留洋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先驱、中国性学先驱……张竞生身上有太多的头衔光环，也承载着不少曲解误读，这样的人物既不应该被妖魔化，也不应被神化和理想化，因为他只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兼具七情六欲的普通人。马克思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因此，在完成精神塑像的同时使人物肖像进一步充实化、立体化，从而展现真实的、具体的张竞生，是对作者的心灵考验。

情感的轶事。有着“十年情场”经验的张竞生，情史自然丰富，特别是在法国留学期间的情爱经历，俨然不可多得的谈资卖点——传主晚年就曾以此鬻文为生。对于传记作者而言，一来这是无法绕开的史实，二来处理好这个“烫手的山芋”，使之既得到如实记叙，又融贯服务于人物的整体思想和传记的总体布局，不至艳俗、媚俗，则颇费一番功夫。对此，作者从史实出发，结合西方的哲学和爱情理论进行记叙阐发，如卢梭的爱情伦理思想、瓦西列夫的《情爱论》等，使读者不仅徜徉于故事情节的动人场景，更对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思想认识有了深层体认。如与瑞士少女的恋爱除了异性之间的互相吸引，更在于精神生活的探索追求，这段经历直接启发了张竞生从哲学角度探究纯粹精神生活的可能性；与女郎斯蒂芬的交往与其说是天马行空的游历奇遇，不如说是上演西方浪漫派“自然主义”“感伤主义”的现实剧，女方更极力促成张竞生以卢梭学说作为哲学博士论文题目；还有与海滨女招待的同居生活和瓦西列夫关于情爱的战斗学说，与女卫生员“卫生的爱情”和卢梭式完全回归自然的“精神改造”，等等。故事的男女主角除了男欢女爱也不乏思想上艺术上的交流，如张竞生与女诗人的吟诗抒情，与瑞士少女关于世界名画名曲名著的讨论，与斯蒂芬关于浪漫派和卢梭的探讨交流。可以说，法国崇文尚情的文化氛围和现实土壤催生了这些浪漫情史，张竞生的情爱思想和哲学思想也在西方浪漫主义人文思潮和情爱实践中得到洗礼和升华，成为其日后“美的人生观”等学说的重要源泉和组成部分。

除了诗意和浪漫，作者也写出了传主在世俗婚姻中的艰辛无奈。张竞生一生经历三段婚姻，真正让张竞生倾情付出的只有后两段。在与第二任妻子褚松雪的结合中，张竞生第一次承担起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也度过了一段琴瑟和谐的甜蜜时光，然而这位由自己一手提携培养起来的知识女性毕竟不耽于日常的柴米油盐。随着女方社会活动的增加，二人在感情、事业和政治上渐行渐远，家庭的纷争吵闹也随之而来，加之年幼的儿子因无人照顾经常哭闹，张竞生深切地感受到婚姻生活的疲乏苦累，因此多年以后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张竞生不止一次提醒“断不可于数年内结婚，以免有家庭的负累”。吊诡的是，张竞生一生共育有六子，有人以为这是对张本人提出计划生育的巨大讽刺，然而，这种现实的压力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不正印证了改革之必要和其思想理论的高瞻远瞩吗？后来与褚的决裂使他不得不独自照顾抚养2岁的儿子，成为狼狈不堪的“单亲爸爸”。

与果敢热烈的褚松雪不同，第三任妻子黄冠南既是温婉知性的大家闺秀，也是体贴能干的贤内助。遗憾的是，天妒佳偶，在突如其来的土改运动和斗争旋涡中，黄冠南虽历经艰辛独自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但终因无法承受精神的折磨和内心的恐惧而选择自缢，爱人的自杀无疑给这个饱经风霜的小家带来沉痛打击。被蒙在鼓里的张竞生知晓后更是悲从中来，失去了生活和精神伴侣的他只能与五个儿子辗转奔波相依为命，从哲学博士到“家庭博士”，其间的辛酸苦泪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这也为大时代下的名人先驱增添了一笔厚实的人生底色。

生活的轶事。因为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贡献，张竞生在解放后被聘为广东省文史馆第一批馆员，每月享受一百三十元的工资津贴。然而好景不长，“文革”的到来打破了原本平淡且平静的学问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与张竞生同道而行的胡适之、梁启超、李石曾、鲁迅、许广平等人，或因病早逝或离乡去国而较少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久作“山人”的他对现实政治避而远之，实在避不开则也不畏惧不委曲求全，并在“战斗”中展现了过人的智慧和胆识。且看文中张竞生与红卫兵的两段精彩对话：

问：“听说你的工资全县最高，农民兄弟坚决不答应，应该削减你的工资！”

张竞生：“我的工资是全县最高，但那是周总理亲自定的，如果要削减，你们去找周总理。”

问：“你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攻击毛主席！”

张竞生说：“我在北京大学当教授，跟李大钊是好朋友。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毛主席是图书馆管理员，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毛主席不懂英文还来向我请教呢！我哪里会反对毛主席，绝无此事，不信，你去问毛主席！”⑥

在此，读者不难从中感受这位特立独行的学人反应之迅速、逻辑之缜密、思维之清晰，让人不由联想起当年他在南大学习时为曹磊石力排众议、挺身而出的场景。这次面对红卫兵的刁难，已届八十的张竞生依旧泰然处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结果批斗会开成了张竞生的评功摆好会，主持人只能草草收场。还有那句让红卫兵摸不着头脑却自鸣得意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种过人的胆识和机智支撑并陪伴张竞生走过坎坷低谷，避免了一些厄运争斗，更是对所谓的揭发控诉一记有力的回击。这是长期逻辑思维训练的结果，也是对真理的执着和良善正义的坚守。于是，我们看到西装与长袍、洋楼和平房、城市和乡村、传统与现代在张竞生身上总能得到和谐的统一——这就是超脱桀骜的张竞生，也是平凡真实的张竞生。

在对张竞生的评价中，鲁迅曾悲观地将张竞生提出的一些主张之希望“推演至25世纪”，但也旗帜鲜明地把张竞生的著述称为“伟论”。鲁迅所指的“伟论”，自然远远超出个人功名的境界。鉴此，以“伟著”来评价《文妖与先知》应是不为过的：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指出这样的写作“不计功利，不为生计，纯粹出于个人兴趣，出于一种文化自觉”。可喜的是，张培忠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以非凡的勇气、惊人的意志进行挖掘、梳理、提炼，并以过人的才气、生花的妙笔进行书写呈现，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客观、具象地认识张竞生，思考其“伟论”的时代意义，也让我们在历史的回望检视中驻足反思，积蓄力量，应对未来。

注释：

①②④⑤⑥张培忠：《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8、487、7、461、518—520页。

③[德]路德维希•埃米尔：《天才与性格》，李一平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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