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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书写及其文化症候——以徐则臣小说为例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2期 | 李徽昭 郑妍   2023年03月30日16:14

内容提要:食物书写是小说绕不开的物象,作为生存的第一要义,食物的口腹感觉往往深藏着个体、社会与时代的诸多面向,进而成为重要的叙事建构。徐则臣小说的食物书写尤为典型,其京漂小说的川湘辣味映照着都市漂泊者的激烈跳腾意味;动物肉食则与情感欲望、理想命运等相纠缠;植物素食喻示着乡土与城市、当下与未来的多重关系;面食咖啡等主食饮品则与时空转换、个体命运达成对话。与前辈作家饥饿叙事不同,徐则臣等年轻一代作家,通过贴近实感的口腹欲望隐形传导着食物表征的权力关系、社会变迁,食物书写由此见证了小说家的审美与思想质地,显示出特定的文化症候。

关键词:徐则臣 食物书写 动物肉食 植物素食 叙事建构

20世纪以来,现代小说在中国兴起并成为核心文体,便以无所不在的触角打探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小说家们不由自主驱遣笔墨于衣食住行各种事物,这些看似叙事表层的物质存在,不仅强化小说人物角色、推动故事演进,也让我们理解人与社会的特定状态,注目思量其背后潜藏的身份体认、社会文化、经济结构、历史意识等诸多问题。其中,食物书写尤为值得关注。明清《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食物以症候性的世俗意味成为小说不断解读的点。英国女作家安杰拉•卡特以《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新夏娃的激情》等,其食物意象表达着身体权力等关系。①近年广受好评的韩国“70后”作家韩江的《素食者》,以食物隐喻精神、肉体的复杂关系。显然,作为人类存在、繁衍最基本的物质必须品,食物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个人身心、行动行为、社会关系等,围绕食物的生产生活是古今中西小说叙事值得关注的重要面向。

正因食物对生存细微而宏大的意义,莫言、贾平凹、刘恒、余华等不同代际小说家给予食物以深切关注与特定书写。陆文夫《美食家》、莫言《丰乳肥臀》、刘恒《狗日的粮食》、阿城《棋王》、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与《活着》等食物书写呈示着时代的窘迫以至荒谬,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21世纪以来,年轻作家也以不同的食物书写表征着时代、精神、审美等丰富指向。如弋舟《刘晓东》中不断出现的酒、孙频《松林夜宴图》中外公的食物嗜好,食物明显寄寓着生存困惑、精神迷茫等多重意蕴。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特别有意味地聚焦于不同种类食物,小说主题、人物、情节与不同食物形成内在的文化同构,如麻辣烫、水煮鱼等川湘辣味与都市漂泊者的奔腾动向,动物、植物等荤素食物与理想情怀、欲望命运、空间转换等呼应关系,新近长篇《北上》则对主食饮品进行了时代文化、个体命运等对话式呈现。徐则臣小说的食物书写与莫言、余华等形成了互动与映照,使食物成为解读其小说的独特符码,也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症候性呈现。

川湘辣味与都市漂泊

早期徐则臣以“京漂”叙事为文学界称道,《啊,北京》《天上人间》《跑步穿过中关村》、《西夏》等系列小说淋漓酣畅刻画了城市漂泊者形象,不仅为徐则臣积攒了最初的文学声誉,也以假证制造者等京漂形象打开了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隐秘角落。彼时“农民工”正逐渐受到关注,由乡而城的漂泊情感、异乡灵魂如何放置,陈子午、边红旗、王一丁等年轻的都市漂泊者都堪称鲜明的时代映照。值得注意的是,“京漂”叙事中,陈子午、边红旗、王一丁们经常游走于路边摊,麻辣烫、水煮鱼等川湘麻辣食物不断闪现,与漂泊者们相形相随,成为这一群体饮食的特定样态。川湘麻辣的食物转换与认同,不仅凸显着年轻的都市漂泊者对沸腾生活的无奈体认,也以味蕾感官刺激潜隐着漂泊境遇的无助情感。

《天上人间》中,表弟陈子午原不吃辣,来北京只想吃有名的东来顺火锅(这一向往隐含着对北京城市的认同,是彼时陈子午食物链的最高端),却未能吃成。打架后的困顿里,陈子午把“我”买回的“香辣豆腐条、香辣鸡胗、麻辣凤爪、久久鸭脖子”“轰轰烈烈”地吃了,转而认为“麻辣的最好吃”。口味是很难转换的,但漂泊的酸甜苦辣却让陈子午的味觉适时转换,借由麻辣食物,陈子午的新味觉与漂泊生活达成一致,压力与苦痛都在此消解。此后,陈子午就与川味麻辣形影不离(也开始与人斗强使狠),无论是照顾“我”而买来胡同口小饭店的“麻辣一锅香”,还是和朋友频繁聚于麻辣烫小摊,川味麻辣始终是陈子午等漂泊者的最佳食物。随后,北京姑娘闻敬和陈子午相识于麻辣烫摊。姑娘被陈子午打动,同居后,姑娘能烧“红烧鲫鱼和麻辣鸡胗”,给予漂泊者陈子午以生命归宿。做饭成为闻敬情感转化与确认的饮食行动,而且所做的并非火锅、炸酱面等京味食物,而是适宜于漂泊者陈子午口味的麻辣鸡胗。

从食物原料来看,“辣椒在明清之际传入中国,沿岭南、贵州流布入四川和湖南地区而形成了长江中上游辛辣重区”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辣椒本就是外来物种,具有适应漂泊流徙的特性。21世纪以来,中国交通跨越发展,人员急速流动,物品交流加快,辣椒以其携带的漂泊基因,从南到北,由乡而城,成为遍布中国大小餐桌的重要食料。于漂泊者而言,浓烈麻辣的重口味食物既是疲惫累乏肌体重焕精神的资源,也是缓解压力的重要食材。辣的刺激唤起疲惫漂泊无定的心,勾起在城市继续奋斗的信心,所以,城市漂泊者陈子午不仅改变了不能吃辣(近乎本能)的饮食习惯,而且爱上麻辣,这无疑是川湘麻辣与漂泊者的内在契合。

徐则臣着意强化漂泊者与辣椒的内在契合。《耶路撒冷》中,源于弟弟死亡之痛,秦福小常年漂泊,学会自制泡椒后不断流徙,泡椒始终是其拿手菜,并成为秦福小孤独漂泊中最好的食物慰藉。三个发小初平阳、易长安、杨杰都喜爱辣椒,因为在北京,“吃不了辣的跟没钱一样,混不下去”。可以说,不是漂泊者选择了川湘辣味,而是川湘辣味适应漂泊者。于漂泊者而言,首先必须管饱;迫于漂泊状态,食物又应便宜;如果前面很难满足,那么加上辣椒重口、刺激感官,一切都可以了。因此,川湘麻辣几乎是漂泊者的唯一食物选项。辣椒以特殊的味觉刺激成为漂泊群体食物结构的中心。

麻辣之外,酸辣的水煮鱼是徐则臣京漂系列另一典型食物。《西夏》中西夏和王一丁有高兴事就去吃水煮鱼,《啊,北京》里一明、沙袖、边红旗们常以水煮鱼为奢侈而聚会。当酸辣鱼片进入身体,劳累奔波的心灵和身体同时得到慰藉。边红旗是徐则臣塑造的典型形象,这一形象与水煮鱼形成了别有意味的互动。北京女人沈丹的拿手菜是水煮鱼,水煮鱼是鱼和水的煎熬,是男人、女人关系的隐喻,也是食物与人的关系。边红旗认为自己“离不开水煮鱼,离不开北京了,三天见不着心里就空荡荡的,水煮鱼可是丹丹的拿手绝活,离不开呀”。错综复杂的文化与现实隐喻汇集在酸辣的水煮鱼中,水煮鱼显示出别有意味的审美象征性。因为北京女人沈丹,漂泊者边红旗最爱水煮鱼,沈丹的水煮鱼更是天下一绝。所以非典期间边红旗归乡,总是梦见“一盆盆总也吃不尽的水煮鱼”。婚外情人(北京女人)、食物和人由此形成同构。按照孔子“食色性也”的论断,鱼水之喻、酸辣滋味,以及沈丹与水煮鱼,显示出漂泊男人边红旗的尴尬、无奈与不堪。

徐则臣特别赋予川湘麻辣食物以文化意味。《王城如海》的小戏剧《城市启示录》中,海归教授称呼夫人、孩子为两位外国人,要让他们尝尝川菜馆的水煮鱼。国内、国际的身份裂隙与食物认同形成反差,水煮鱼沉淀为教授的味蕾记忆,也是这个国家的记忆,所以他感慨:“我拿不出国籍、护照,我也在其中。我从未离开过。”虽着墨不多,但水煮鱼恰是海外漂泊的味蕾记忆原点。而对小说主人公余松坡而言,水煮鱼能够给予他的不是刺激而是冷静,在雾霾充斥的城市里,焦虑成为主导情绪,水煮鱼的味道反能让他获得片刻安宁与归属感,同时对自己的过往进行反思。

从麻辣烫到水煮鱼,川湘辣味食物与都市漂泊达成了文化审美的内在同构。徐则臣并非简单书写食物,而以世俗食物营造了特定的现实主义意味,寄寓着由饮食生发的审美意识与思想内涵。就现实而言,目前“在年轻一辈人中间,食辛辣的比重开始加大。同时,由于地方菜系内部的发展,川菜辛辣度有增加的趋势” ③。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麻辣、越来越沸腾,21世纪沸腾的中国给予你不断的刺激与思索。漂泊者的饮食不再为饥饿束缚,不再像余华、莫言、刘恒等小说中的困顿不择食,也不像花街系列安定居住者恬淡安闲的饮食,而具有特殊的年轻人远离故乡、走向世界的激烈跳腾意味。在这个意义上,徐则臣的川湘辣味食物书写,显示出在世俗、写日常的现实超越,呼应着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巨大现实,生发出别有意味的文化象征性。

动物肉食的理想欲望

从饮食结构来说,动物肉食与植物素食是食物的两个大类。中国传统文化中,肉类主要是权力享用食物,故有“肉食者鄙”说,肉食者由此与底层人群对立。就饮食文化来看,“肉食,以高质量和高集中度的蛋白质,较小体积就可以代替大量植物性食物,在所有的食物中鹤立鸡群,备受青睐”④。现代观念中,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肉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饮食结构中的支柱。但从权力视角来说,哪些人食肉,食哪一类肉,食多少肉,也是社会与时代变化的重要症候,肉食因此与经济状况、等级地位密切相关。如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空口说烧肉,引得孩子们垂涎欲滴,毋宁就是食物匮乏、肉食诱惑的时代征兆。徐则臣也从不同视角书写了动物肉食,但与余华不同,21世纪中国经济飞跃发展,猪牛羊等动物肉食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年轻一代作家不再关注能不能吃肉,而是聚焦于吃哪一类肉,如何吃这些肉,关注肉食与人类情感欲望、理想命运的内在纠缠,揭示动物肉食对人类特殊的文化意涵,让我们看到肉食塑造出的味觉实践在文化、群体、年龄、性格等方面的映照,以及肉食寄寓的欲望、理想等特定意味。

《如果大雪封门》中,期待大雪封门而在北京放鸽子的南方人林慧聪,没想到结识的伙伴竟是偷吃他鸽子的人。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在文化意义上,鸽子象征着和平;于南方人林慧聪来说,鸽子是居留北京、看到大雪封门的工具,也是理想的升腾与飞翔。而在漂泊北京的行健、米萝眼中,鸽子不存在丝毫的附加意义,只是传统饮食所称的大补食物,是异乡寒冬的物质慰藉,于是鸽子肉的口腹之欲、美味诱惑超越一切。叙述者“我”初吃鸽子,“从吃到的细细的鸽子脖还有喝到的鸽子汤里得出结论,胜过鸡汤起码两倍。天冷了,鸽子身上聚满了脂肪和肉”。口腹中的鸽子肉突破了日常习见的猪牛羊肉,在食物链条上,稀有、少见的鸽子肉驯化了“我”的味觉认知,鸽子肉食由此在叙事逻辑上与林慧聪理想的形成内在悖反。此后林慧聪来同住后,行健、米箩依旧投杀鸽子,林慧聪则哀叹鸽子失去后理想的渺淡。而行健、米箩为了缥缈的欲望情感,还偷偷将鸽子送给女人,鸽子肉食形成耐人寻味的欲望链条。小说中,友好的林慧聪初见行健、米箩就带来一只鸡,鸡和鸽子形成悖反的两种食物。日常化的鸡肉食物或许难再温暖漂泊者行健、米箩的异化内心,他们并不珍惜同住友情,反而以友人的鸽子为女人献祭。鸽子意象掺混着复杂的理想、欲望,从轻盈飞翔、盘中珍馐,再到女人口腹,小小鸽子承载着丰沛的审美与道德意涵。

徐则臣还将非同一般的动物纳入小说食物谱系中,使叙事意涵走向特定的审美意境。比如老鼠,是人类食物结构中异类,少有人吃,吃老鼠的人也难免令人心生恐惧以至厌恶,但为表现特定人物,徐则臣书写了爱吃老鼠肉的人物形象。《紫米》中,为蓝家看守米库的沉禾爱吃老鼠,并欺骗诱导孤苦伶仃的木头吃了老鼠肉。二人看守米库,为能经常吃到老鼠,就“用晶莹的紫米喂饱它们”。阴险的沉禾最终夺回管家位置。随后,沉禾与木头吃到了三太太带的鸭脖子,及至高级的紫米熨。沉禾在与三太太发生暧昧关系后又娶了蓝家小姐。从开篇吃老鼠肉开始,阴险狠毒而又忍辱负重的沉禾即呈现眼帘。守着米库而喜吃老鼠,徐则臣特意设置悖反性的食物习惯,让食物系统不受待见的老鼠为沉禾所爱,并在其后的叙事架构中凸显沉禾的暴虐与残忍,与爱吃老鼠肉的饮食习惯形成内在一致,人物性格与故事核心主题由此水到渠成。

一般而言,猪牛羊、鱼虾蟹是生活常见肉食,但小说家为了故事主题、情节提炼等需要,常会设定特殊的动物肉食类型,让人物性格在食物链条上印证自己。如前述鸽子、老鼠等动物类型,当这些动物进入食物链条时,往往暗示着小说叙事与人物行动的特定趋向。《苍声》中,为营救被批斗而困顿的何校长,父亲杀死自家的狗,端上狗肉偷偷送给何老头,狗肉成为动乱年代的情感寄托与良心见证。《成人礼》中,行健一厢情愿的爱情发生在驴肉火烧店,为追求女人,行健每天吃两次驴肉火烧。驴子这样带着执拗性格的动物成为行健们的食物,也成为他追逐情感的见证,都市漂泊与暧昧情感混杂在驴肉火烧中。与之相反,《耶路撒冷》中,开头初平阳一早跳下火车,遇到运河渔人老何,老何慷慨为初平阳做鱼汤,还说做过白大雁汤给初平阳父亲喝。老何强调这些都是“绿色”的,原生态的鱼和大雁映照着动物与人类居住的关系,凸显初平阳回到家乡的特殊情感,与京漂小说的都市漂泊形成对比。不同动物肉食与人物行动、故事主题等,形成鲜明映照。

在动物肉食书写上,徐则臣能注意人物理想情感的独特呈现。前述鸽子、老鼠、驴肉等肉食,寄寓着小说主人公情感或理想境遇,以动物肉食来处理人物内在心理动向,看似叙事表层的食物书写,往往可以品味体察到情感欲望理想等更深意蕴。反向来看,对动物肉食的拒绝,则表明人物性格心理的内敛与欲望的克制。如《耶路撒冷》中成功人士杨杰,深知“穷人一天到晚把肉挂在嘴上”,进而习惯吃素,“肠胃和其他器官是回到了二三十年前”,后来但凡吃肉“那些肉里仿佛伸出了小手,挠他的胃,直犯恶心”,显示着时代语境与商业成功人士对动物肉食的反向认知,揭示了成功人士杨杰的欲望克制,所以他对秦福小能止于泡椒。

植物素食与民间温情

正如《耶路撒冷》中杨杰身上所呈现的,植物素食与动物肉食是迥然不同的饮食习惯,肉食、素食饮食背后,既有生活习俗影响,也是现代意识推动下的文化行为。成功人士杨杰,在经济自由、吃所能吃、吃所想吃之后,却退而求素,不仅与前述京漂们区别开来,也与《耶路撒冷》中爱吃红烧肉的外乡人景侉子明显不同。杨杰由此达成饮食习惯的转向,在吃素后“身心静下来”。徐则臣特意书写了小说人物的素食转向,隐含着社会文化或生活时尚的新症候,即21世纪以来,中国人的食物结构、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素食不仅成为富裕中产的时尚,还隐约改变了一些人的精神生活。杨杰素食后开始趋近佛教,水晶生意也转向佛教小挂件等,昭示着植物素食与人的本性、生命本源的深度关联。中国传统文化中,素食多与佛教相关。佛教以慈悲为怀,慈悲对象及于所有生命,包括大小动物,所以倡导素食,以生慈悲之心。是故,《耶路撒冷》中杨杰习惯素食,不断帮助朋友,其饮食与信仰因果关系昭然。

一般而言,素食要么是宗教因素,要么是贫困买不起肉。21世纪起,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加速,肥胖等健康问题凸显,一部分人因身体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等原因而食素。但根本上,在传统小农经济、乡土社会沉淀影响下,植物素食多隐含着田园牧歌式的温暖情愫,这在《诗经》《楚辞》中麦黍、香草植物序列上十分明显,折射出农耕文明的传统意味。早年小说中,徐则臣特别钟爱以植物命名主人公。如《石码头》中的茴香、花椒、白皮、木鱼,《紫米》中的沉禾,《午夜之门》的水竹、铁豆子、五谷,《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米箩、小花,《逆时针》中的小米,《花街》的紫米,《奔马》的黄豆芽,《古代的黄昏》的紫英,《苍声》中的韭菜、大米、木鱼,《失声》中的青禾等。植物意象往往与被命名的人物性别、命运、性格息息相关,如《午夜之门》中,花椒就是泼辣率性的女性,《苍声》中的韭菜则是被几个男生戏弄的傻姑娘,这既接续了中国传统花草植物隐喻传统,也为叙事营造出别样意味。

正是对植物与大地具体而微的关注,书写植物素食时,徐则臣特别嵌入了质朴素淡而深刻的民间情感。《花街》中,修鞋的老默,摆好摊子后即到蓝麻子豆腐店吃一碗豆腐脑,不说话的麻婆知道老默喜爱在豆腐脑里多放香菜。老默死后,麻婆与老默的情感纠葛凸显,老默在花街默默守望麻婆生活。见证麻婆流落经历的祖母透露,麻婆也爱吃豆腐脑。素朴的豆腐脑既是老默和麻婆过往生活的见证,也是老默始终难忘的味觉记忆,简单的男女情感融入豆腐脑。小说有意无意书写了豆腐,却塑造了麻婆和老默牵挂彼此的情感认同,豆腐脑不只是食物,还是过往共同的味觉经历,在此意义上,豆腐脑已化身为乡土质朴坚贞的情感符号。《水边书》中,陈小多妈妈听信偏方,说豆腐脑放花椒能治偏头疼,也隐约传导植物素食对人伦日常的潜在影响,与《花街》的豆腐脑有类似的文化意味,引导着读者体味世俗生活的特有韵味。

徐则臣还注意书写槐树花等花草素食,从而有机关联着人物性格行动。早期花街系列中,徐则臣总要在沿河岸边别有意味地设置一些槐树,让主人公将槐树花作为一种食物。如《午夜之门》《镜子与刀》《水边书》等小说,主人公总爱爬到槐树上,以俯视视角观看隐秘的行动,而槐树花总会出现在手掌中、嘴巴里。《午夜之门》第一部《石码头》中,木鱼爬上院子里老槐树上“顺手捋了一串槐树花塞进嘴里”,时常“满口花香”。与叔叔继女茴香相识生活后,茴香总说想吃槐花,并认为槐花是石码头最好的两样东西之一,还让木鱼闻她吃过槐花后的嘴。民间文化中,槐树代表着婚姻等深层意蕴,即“作为社树的文化意蕴”⑤,槐树巨大树荫即“怀”音的相通,喻示着特定情感导向。木鱼与茴香都喜爱槐树花,槐树花的味觉沉淀为共同的情感,既是食物也是植物的槐树花,确认了隐秘的男女情感,所以到第四部《水边书》,茴香和木鱼经历磨难最终重逢,情感终得圆满。作为文学叙事元素,食物槐花以符号化方式投射出丰富的情感意味。

与游牧民族养殖、狩猎等日常饮食明显不同,中国以农耕文明、悠远的乡土文化为本。植物素食颇为常见,并寄托相应的审美情感。如李渔《闲情偶寄•饮馔部》便说:“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包含着对植物切近自然本源的农耕文化认同。因此,徐则臣书写了不同类型与状态下的植物素食,前述豆腐、槐树花都以叙事元素潜在导引着故事发展,呼应着民间情感。此外,还以植物素食与城市语境反差来强化故事氛围。《六耳猕猴》中,在电子城西装革履上班的冯年不敢吃“我”买的烤山芋,“我”转手送给冯年女同事。结尾冯年辞职回家,女同事再次提及烤地瓜好吃。乡土食物烤山芋,城市上班族冯年却不敢也不能吃,烤山芋承担了故乡乡土的象征意义,隐含着饮食语境的内在对冲。面对隐含社会结构体系的不同植物素食,城乡不同人群作出了自觉回应,植物素食由此以叙事动态方式传导出人与物、乡土与城市、当下与未来的多重关系。

主食饮品的时空对话

所谓主食,即可以即时满足肌体功能的米面制品等,饮品则指茶水咖啡酒水等。在时空区隔下,主食与饮品具有相对稳定性,“有条件的情景之中是可以作为族群认同的一种符号”⑥。例如,中国南方爱吃米,北方喜食面,都爱喝茶叶、白酒,欧美则习惯面包、咖啡、葡萄酒等,主食饮品的文化差异昭然。不过,随着中国汇入世界体系,不同主食饮品交流往来频繁,主食饮品的选择食用便显示特殊的时空对话与交流意义。徐则臣特别注意米面主食、酒水饮品的这一特殊面向,注意以主食饮品书写推动人物性格发展与故事情节演进。

长篇小说《北上》中有许多食物书写,以不同食物折射地域与时代风情,喻示着历史风云,如无锡小笼包、扬州千层油糕和翡翠烧卖、高邮米酒和小炒肉等,最有意味的是淮安长鱼面。1901年,谢平遥在淮安递交辞呈前特地吃了两碗长鱼面,就此告别觥筹交错的官场,告别旧王朝,步入运河漂泊新生活。2014年,谢望和在淮安小饭馆也吃了碗长鱼面,回忆有关祖先谢平遥的描述,之后就投入电视节目《大河谭》。长鱼面并非主人公随便吃的主食,而是叙事发展与思想呈现的内在动力。长鱼面建构了跨越历史、见证运河的祖孙对话,暗示了几代人对于运河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潜伏铺垫作用。时空流动中,徐则臣以相对恒定的主食隐喻运河的不变。“食物是一个有机系统,有机地融入它所属的某种类型的文明之中”⑦,无论时代如何变幻、运河如何奔腾,作为饮食核心的主食始终难变。历史风云尽皆在一碗面中,时空对话意味毕现。

系列长篇《午夜之门》第二部《紫米》凸显了紫米主食,并设定紫米原料养生方式“紫米熨”,可谓别出机枢。小说中,幼年木鱼最初的紫米记忆,是端午节婆婆买紫米包粽子,觉得晶莹透亮的紫米真好吃。到蓝家米库后,木鱼听闻中药汤与紫米熬制给贵客烫脚的紫米熨,便向往着尝尝。结果苦不堪言,香醇的紫米味完全被药味淹没。作为主食的紫米本系果腹之物,幼年贫困的木鱼才觉得香味诱人。豪奢的紫米熨则是地位权力的象征,紫米丧失了食物功能,而具有反讽意味。在习惯老鼠肉食的木鱼饮食习惯里,紫米已丧失了食用本源。结尾红歌要给木鱼做一顿紫米饭,与开头木鱼回忆紫米粽子形成呼应,温暖、香醇的食粮才回归。

源于植物的地域生态影响,茶叶与咖啡有着鲜明的国家边界,地缘差异形成饮品认同的区隔。由古至今,东西方茶叶交易形成了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等,其背后的国家族群边界尤为明显,茶叶与咖啡饮用中蕴含特殊的文化认同。作为表现运河与中国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北上》特别书写了茶叶与咖啡,以饮品之轻微穿越文化认同之重大。意大利人小波罗喜爱茶叶,寄托着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喜爱。行船运河,“小波罗坐在船头甲板上,一张方桌,一把竹椅,迎风喝茶”。碧螺春、普洱茶各种茶叶尽皆品用,一边喝还一边学中国人模样说“通了(透了),通了(透了)”,惬意之情状与其对运河之好感好奇相互映照。

与茶叶相映照的是咖啡。小波罗让邵常来煮咖啡,邵常来觉得这好像是一门多么艰深的技艺,其背后正是饮品的国族文化认同,咖啡这样的外国饮品与清末中国社会反差毕现。邵常来初次偷尝,苦涩滋味让其咽不下又舍不得吐出来,还对孙过程说:“不就是个中药汤嘛,叫什么咖啡!”味觉口感是族群认同、文化身份建构的起点,老旧中国的邵常来以味蕾感官体察着新异的西方文化。在其想象里,咖啡变成中药汤,缓慢地流淌到胃里,苦一寸一寸地变成了香。中西文化不断通过邵常来的味蕾进行着对话,他追问,“为什么非得在开始的苦和最后的香之间建立联系呢”。作为文化差异最典型的地域性食物,茶叶、咖啡超越了国家民族边界,汇聚到运河小船上,东方与西方借由食物饮品进行了恰切对话。

以带有地域性的长鱼面、茶叶、咖啡等食物书写,来传导叙事主题的文化对话,不仅拓展了小说主题意蕴,而且借由表层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强化了叙事场域的多元内涵,跨文化食物因此显示丰富能指。《耶路撒冷》中,假证团伙头目易长安逃亡途中,与女友分别前,狂欢地度过五星级酒店最后之夜。狂欢起点就是饮食,他们在房间吃晚餐,“有上好的法国普罗旺斯的葡萄酒,有林惠惠喜欢的芥末三文鱼、烤秋刀鱼、松仁玉米、枇杷虾、酸辣藕带,有小林爱吃的东坡肉、双层肚丝、荷包青椒、清蒸鲩鱼”。中西荟萃,中日混杂,荤素全有,假证的暴利豪财支撑着亡命之徒的口腹享受,饕餮食物所掩饰的正是对未来的极大恐惧。这样的食物书写具有相当的心理溯源性,中外豪奢美食给予他们的并非安定的享受,反而加深了精神恐惧,主食饮品等书写由此承担了特定的叙事功能。

结 语

罗兰•巴特曾以结构主义视角将饮食视为一个文化系统,若从文学视角审视食物及相关系统,则其“隐含的意义明确显现出来”,可以“发现存在于表层交流之下的深层结构”。⑧徐则臣不同主题、类型的小说均对食物进行了贴合故事、人物、情节的书写呈现,川湘辣味、荤素食物、主食饮品既承担不同叙事功能,也表征时代文化的内在结构,喻示着人物性格、个体群体状态的不同幻变。徐则臣小说的食物书写,既与莫言《丰乳肥臀》、刘恒《狗日的粮食》以及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前辈作家的饥饿叙事区别开来,也与韩国作家韩江《素食者》、孙频《松林夜宴图》等年轻作家不同隐喻的食物书写相互映照,进而与之共同搭建起食物表征的权力关系、社会变迁、精神意识等宏观文化结构,成为小说主题与叙事建构不可忽视的物件。

由于整个人类生活都“围绕着追求营养这个目标在社会中发展而成”⑨,食物以隐形的文化密码表征着社会与个体群体等不同意识。小说的食物书写背后由此隐藏着诸多文化潜文本,它们既承担着叙事交流功能,以习焉不察的方式导引指示着叙事发展,隐形塑造着不同的社会文化与精神认知,传达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因此,小说的食物书写看似闲笔,但类似徐则臣等诸多有心有为的小说家,总会在其间暗暗镶嵌审美与文化意味的珍珠,食物从而以物的方式见证小说家的审美层次与思想质地,显示其特定的叙事语法。是故,对小说食物书写挖掘探究,不仅可以揭示社会、时代的内在变化,而且在文学审美、叙事结构等方面也极富深意。或可以说,小说的食物书写是一个新的文学社会学课题,本文就此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者能关注不同叙事文本的食物书写,关注我们生存的物质基点。

[本文为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人才项目资助成果]

注释:

①武田田:《食物、食人、性与权力关系——安杰拉•卡特20世纪70年代小说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②③蓝勇:《中国饮食辛辣口味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研究》,《人文地理》2001年第5期。

④杨明华:《饮食人类学视野下的肉食消费与文化生产》,《美食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吴昌林:《从“槐”字语源探析看〈南柯记〉“槐树”文化意蕴》,《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⑥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⑦Barthes R. Toward a Psychosociology of Contemporary Food Consumption//Counihan C, Esterik P V. Food and Culture: AReader. 3rd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p29,转引自祁和平、袁洪庚《食物与文化身份认同——〈裸体吃中餐〉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焦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⑧祁和平、袁洪庚:《食物与文化身份认同—〈裸体吃中餐〉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焦虑》,《兰州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⑨Carton A. Food//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William McNeill, ed. Great Barrington: Berkshire Publishing,2005: 757—763. 转引自祁和平、袁洪庚:《食物与文化身份认同——〈裸体吃中餐〉中华裔美国人的文化焦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作者单位:李徽昭 扬州大学文学院 郑妍 江苏理工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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