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诗学的三组关系
科技将词
变成了物质
就像写作把物质
变成了精神
——题记
如果在今天提及“未来诗学”，我想千万不要误解是关于未来的，而一定是关于现在的。吉布森的那句话需要重温：“未来已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但即便这句话，也是需要修正的。即便那个“未来”已经开始大面积“均匀分布”，但置身其中的人因为温水煮青蛙，变得习焉不察。当然，其中隐秘而关键的一点是，科技把复杂的运行部分隐藏起来了，与人交互的部分变得越来越人性化，我们反而忽略了科技的侵入，以为那是一种更加自然的方式。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障眼法。
在这里，我先简单说三点关于元宇宙的看法，作为“未来诗学”的基本铺垫。因为吉布森意义上的未来就是“元宇宙”，他的《神经漫游者》就是在准元宇宙中进行漫游的。
首先，决定元宇宙形态的根本是人工智能技术（AI）。也许元宇宙的终极形态是AI的意识觉醒，人类成为一个更大生命的细胞。其次，元宇宙的建造者有三种职业值得关注：一种当然是工程师，包括硬件跟软件的工程师；第二种是设计师，尤其是空间视觉设计师；第三种是艺术家，这里边也包括作家。元宇宙的本质其实是虚构，所以小说作为虚构的叙事，在其中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没有叙事，元宇宙只是个空空荡荡的虚拟空间，所有的一切都需要叙事将其联系、整合和建构，叙事将是元宇宙的世界观。
还有一点我想专门列出，那就是在元宇宙中，虚构的人将正式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科隆人并不稀奇了，虽然因为伦理困境世上还没有克隆人，但是这个技术是人类已经掌握的。克隆人只是用非生殖细胞进行繁殖，这个人依然是一个生物学的人。而在元宇宙当中竟然出现了虚构的人，其本质上只是一个拟人程序。在元宇宙当中，我们是无法分辨它究竟是程序还是另外一个人，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人。它甚至不需要获得意识，就成为了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它参与了社会建构，于是，它便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疆域将会扩大，从生命世界向非生命世界扩大，甚至向虚构的世界扩大。这是让我一直暗自惊奇的地方。
再来具体论述“未来诗学”的三组关系。这三组并非什么定论，只是我个人比较关切的三个方面。
自然现实、文化现实与科技现实
如何理解现实，如何表达现实，如何呈现现实，是艺术的核心问题。但现实在今天不是自明的，而是需要思辨的。在今天，现实大致可分成三个层面：自然现实、文化现实与科技现实。
自然现实是很好理解的。请想象如下场景：在人类出现之前、在人类的探索所能抵达的范围之外、在人类灭亡之后，这些都是我们称作客观世界的现实。自然现实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永远也不能完全认识它。甚至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我们自以为了解的自然现实，实际上也是充满了误解。这是一个浩大的存在。但它对我们是特别必要的，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出现的根本前提，这点是不能忘的，它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参照系。
我们在建构新文明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便是最残酷的自然现实。刘慈欣就提到过在人类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当口，很多道德伦理就会被击碎。很多科幻作品都有这种体现。比如科幻短篇小说《冷酷的方程式》（美国作家汤姆•葛德温）中，一个小女孩想去另一个星球找她的哥哥，便藏到了一艘急遣船当中，飞船飞到中途的时候，驾驶员才发现了女孩的存在。飞船的载重都是严格固定的，不容有一点变化，否则将机毁人亡。根据法律，在飞船上发现偷渡客必须“立即予以抛出”。小女孩很可爱，很单纯，主观上并不想犯错，小说书写的就是这个可怕而无解的困境，驾驶员非常痛苦，但最终，小女孩还是不得不被抛到荒寒黑暗的宇宙。这个小说给人的震撼是很大的，它就是让我们直面这个严酷无情的自然现实。
第二个现实是文化现实。人类在所有的动物当中，从身体运动的角度来说，是非常弱势的，没有尖牙利齿，也跑不快，更没有海豚或蝙蝠那样的特异功能，但人类拥有集体的智慧，最终以文化的方式，创建了辉煌的文明。文化现实基本上可以等同于人类文明。文学史上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面对和书写的都是这个文化现实。这个文化现实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文学的源头——无论是屈原或荷马——一直到19世纪上半叶，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屈原或荷马若能读到后世的作品，都是毫无障碍的。但是，读到19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小说，问题就越来越多了。比如电话是什么东西？核能？登月？更别说如今的网络技术了。
因此，科技现实虽然隶属于文化现实，但需要被凸显出来，得到格外的关注与理解。19世纪上半叶到21世纪初，这是科技现实的初级阶段。电话、电报改变了人类的联系方式，飞机导弹改变了人类的战争方式。但人们触手可及的日常生活还是跟过去保持着稳定的联系。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日常现实是最难改变的，是我们人性赖以保全的最后一块土壤。但自21世纪初开始，科技的触角尤其是网络技术全面侵入到日常生活中，我们置身于科技现实的结构内部了。
科学技术改变人类的日常生活，这是革命性的改变。现在的现实不仅是立体的，还是纽结的，在数学上变成了一种非线性的拓扑结构，不再是传统的线性时空结构了。现在如果让大家聊聊自己定义的现实，十有八九都不一样。我们对现实、甚至对生活的理解都变得缺乏共识。现实逐渐成为了一种个人化的体验。这对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如果作家对于现实还停留在过去那种板正的印象上，可能是不负责任的，这也是文学内在的要求——洞见我们的时代。
哲学家海德格尔很早就指出科技把人类从自然界当中给“架”起来了。以前发现一个煤矿，燃烧取暖就可以了，但在科技、市场的作用下，煤便进入到极其复杂的流动循环中：发现煤矿、开采煤矿、冶炼煤矿、发电、加工成各类化学品……再进入下一轮生产循环的环节。今天这种局面其实是愈加为甚，我们已被这种科技现实给框定了。
元宇宙便是这种科技现实的极端情况。在技术发展到特别高的程度之后，我们支撑起了一个极端脱离自然现实的人类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科技现实的极端产物之一，将成为下一阶段人类文明的重要形态。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头号玩家》里，未来人类没有生活在高大上的高科技大厦，而是住在特别破烂的棚户区，但人们并不沮丧，因为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都没关系，人们穿戴设备后，立马就进到炫酷的游戏空间里。这是一个极为鲜明的隐喻。自然现实、文化现实跟技术现实，在这里分裂到了极点。我们如果完全沉溺于科技现实，忘记了文化现实的维度，更忘记了自然现实的维度，人类文明可能会产生某种危机。
本人的小说集《野未来》，就是试图用“野”字来传达那种让我欲说还休的感觉。它既是野蛮的，不容抗拒；又是荒草丛生的，包含着种种可能性，有着野草般的生命力；还有可能它是荒凉的、贫乏的、一无所有的。但它是无法摆脱的，因为关于未来的观念，已牢牢控制着我们今天的生产、生活以及历史走向，它是不同国度、族群唯一公认而合法的思想观念。
过去，我们更加强调古典的价值和秩序，但是在今天，即便“古典”也需要被“未来”所浸染，变成“古典朋克”。古典也成了在未来镜像中重新诞生的东西。这是一种缠绕的辩证法，是“近未来”的主要逻辑，文学不可能对这样的逻辑视而不见。
通过对这三个现实层面的辨析，才能以艺术的方式对它们进行整体性把握，才能对整个历史的走向，乃至文明的前景有更加深度的认识。
科幻与荒诞
科幻与荒诞的关系，是近年来让我深思的一组关系。
荒诞，众所周知，这是现代主义文艺哲学的一个核心观念，尤其是对存在主义来说，这是一个关键词，是现代人彻底从形而上学秩序中跌落出来的一种基本感受。荒诞并不是怪诞，怪诞是在恒定的坐标系中观察到的异常情况，而荒诞则是这个恒定的坐标系开始散架解体了，人的感受还不足以去理解世界的新变化，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种种都产生了极为不适的感觉。
但是，感觉本身忽然可以被创造出来了。
从前，人类身体和自身感觉分开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现在有了VR技术，加之即将出现的触觉传感器，人类创造了感觉本身。
事情还没完，还有另一项技术，AR，也即增强现实技术，能够将虚拟现实跟日常生活天衣无缝地嫁接在一起。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说“所见非虚”了，以后我们可能“所见皆虚”。
人跟环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如何定义真实和虚假变成了难题。
在科技进一步发展之后，到了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从“荒诞的人”进一步变成了“科幻的人”。
这是科技大规模进驻日常生活的时代。每个人都谈论着真真假假的科学知识，可有几个人懂得智能手机的运作原理？人们并不需要去懂，因为这并不妨碍对手机的使用。甚至，手机跟其他的电子产品，都在努力让人们的操作越来越简单，最好是“傻瓜式操作”。正如前文所说，科技运作的暗核被越来越华丽、越来越自然的外表包裹起来了。那么，反过来说，便有一个科技的黑暗区域，是我们越来越没有能力够到的。
就大众文化的层面而言，那个黑暗的区域，只有科幻能够触及。科幻用科技作为叙事基础，它必须打开那些黑暗的区域，甚至想象和呈现出更多黑暗的区域。所以，在今天，科幻叙事变得非常重要。
那么，当现代主义的“荒诞”跟“科幻”并置在一起，奇妙的情况发生了。它们之间有了一种深刻的价值转移。这种价值转移就像曾经人文主义取代了神学。——后人类将取代人类中心主义。
我们其实并未走出现代主义的荒诞，荒诞实际上变得更加无所不在。但荒诞在科技的作用下，变成了部分的真实。科幻本身难道不是荒诞的吗？但科幻的荒诞有着科学外衣的解释，仿佛便不再是荒诞的，这自然也是种幻觉。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不断加深的荒诞会赋予科幻叙事以更加深邃的哲学意义，而科幻叙事会赋予荒诞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现实感。
我一直想写一部小说：科幻版的《城堡》。卡夫卡的《城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写了一座进不去的城堡，我经常设想，我能否在小说中设计一座由科幻支撑的城堡？当元宇宙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元宇宙分明就是未来版的《城堡》。元宇宙跟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之间难道没有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联系吗？我想，那是毋庸置疑的。
科幻小说与现代主义文学，就此没有了边界。
生命与身体
生命与身体，肯定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种关系了。身体和生命是我们存活的根基。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并不在意或说并没有严格区分生命跟身体的关系。生命我们可以视为一种关于活着的观念，一种根本性的观念，这个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人首先是一种观念性的动物，它跟其他无名的动物不一样。而身体，当然便是血肉之躯。这个词“血肉之躯”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不是仅有大脑或是心脏或是四肢，它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因为科技高度发展后，很多器官是可以用人造机器替换的。纵观人类历史，会发现这两者的关系变化反映着人类文明最根本的变化。
在古代的时候，生命是大于身体的。
从“舍身取义”“奋不顾身”这些成语，就可以一目了然。春秋战国时的刺客，为了生命的价值观念，很轻松地就把身体给献祭出去了。这时候对应的文学经典，在中国有《离骚》，西方有《荷马史诗》。《离骚》的作者屈原显然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他就投江而死。《荷马史诗》里的人物都是神一样的存在，高大伟岸，为了荣誉轻松赴死。身体不那么重要，可以为了更高的思想原则而舍弃，从而成就生命在文化上的终极意义。
到了现代，生命开始等于身体。
西方经过启蒙运动的祛魅之后，曾经备受压抑的身体被给予了极大尊重，身体的感官体验甚至成了现代文化的基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既然上帝不存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拿起斧头，劈死了女房东。这就是对生命的蔑视，生命等于身体，而这个身体不再有神圣，是可以被随意杀戮的，跟杀戮动物没有区别。在中国，情况还有些不一样，举个例子，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人是一种苦难历史的幸存者形象。在中国的文化中，历史是一个非常崇高的概念，它甚至就是中国人的神学。但历史的原有价值崩塌了，历史进程又如此苦难，作为个体能够活下来已经是全部的胜利。在《许三观卖血记》当中，许三观吃不饱肚子，只能出卖自己的血液才能买来食物，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活下去，这是一个特别诡异的循环。里面的隐喻可以解读很多，但在这种文化叙事中，生命已经等同于身体。
今天，在元宇宙到来的历史前夕，我们先是经历了互联网的时代，然后经历了移动互联的时代，再加上新冠疫情的推波助澜，人类在现实层面的信息正加速向虚拟世界转移。我们突然发现，生命小于身体了。
生命本身的概念和价值好像变得更小了，生命变成了一个终端。比如，在疫情时期，有没有测核酸，感染者和密接者的行动轨迹，都储存在手机里，生命变成了可以随时被监测的事物。在元宇宙当中，生命甚至只是一个程序了。
另一个方面，身体“变大”了。身体是可以替换的血肉之躯，它可以不再局限于血肉本身，它可以变成是钢铁的，可以变成更加坚固的材料，甚至可以废弃。更进一步，我们戴上VR等穿戴装备，身体基本上闲置在一个地方，我们灵魂出窍，操控一个更大的电子身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身体”变得很大，身体（肉身）成了一个中介，让我们的意识接通了一个大系统，而这个大系统相当于一个大身体。
科幻作家陈楸帆的短篇小说《神圣车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一个车手远程驾驶在危险区域行驶的车辆，拯救不同的人。这完完全全是灵魂出窍。里边的妙处在于，车手一开始以为是游戏，后来才知道是真实情况。因为后者会让车手产生极大的紧张，反而发挥不好。当车手在另一个世界受伤，这边真实的身体也会产生相应的伤痛。所以，小说一方面为我们呈现灵魂跟身体的极端分离情况，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和肯定灵魂跟身体这种无法分割的联系，这是意味深长的。
生命与身体的观念变化，对于我们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提醒，因为写作必须直面和表达存在的终极意义，而生命也好，身体也罢，都是存在的核心。人为何而存在？这个问题改变了人的生命，也改变了人的身体。
结 语
技术通向的未来，悲观还是乐观？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因为小说是暧昧的，不是泾渭分明的。就像果戈里的小说，我们会说它是笑中含泪的，那这是哭还是笑呢？
不想给出清晰的判断，但并不代表小说家没有判断，他有自己的倾向性，通过小说的艺术最大程度还原事物本身，让读者去感觉到悲剧中的喜剧力量，喜剧中的悲剧力量，这也是人类精神的丰富之处和伟大之处。信息化时代我们往往渴望一些简单的答案，人们不再有耐心琢磨深邃的存在问题，但小说家不是这样的，他反而要保持住那种混沌。
就是在这种历史的混沌中，人类文明的一切都在向虚拟现实的层面进行复制或转移。今后，很多人文社科的研究，也要越来越借助大数据的支持；而有些结论的产生，不是来自研究者，而是来源于AI。所以，不要再说文学衰败了，又何止是文学呢？几乎全部的文化都在衰败。衰败的根源是什么？就是那些人文话语对这个碎片化的、虚实相间的、处在转型期的复杂世界，解释力度不够。
索尔仁尼琴说：“考古学者迄今未发现在人类生存的哪一阶段没有艺术的存在，即使在人类黎明期前之半蒙昧状态，我们便已自冥冥中的双手接过这项赐予。不幸的是我们却不曾问过：为什么要我们拥有这份才艺，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这句话如此激励着我，让我坚信小说的艺术不会终结。小说家们不断地寻找着新话语、新结构，来应对这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我在《野未来》的后记《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里写道：“二十一世纪，技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拟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而提出基本性的问题和观念，无论如何都是要先做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