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何为
内容提要：建构一个有足够弹性的文学性概念，将为文学及其从业者赢得崭新的空间。如何保证文学空间的活力，如何建构文学话语的自治权，就是建构文学性的关键议题之一。从功能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人类生存或面对生存的方式之一，与之同构的是人类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文学一开始就是人类生存系统中的冗余成分，虽非必要，但也缺不得。文学性应当建构的即是对于此种冗余性质的理解。如果建构得宜，文学从业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困境。
关键词：《文本的内外》 吴晓东 文学性 从业者 学科
文学性（literariness）是个老词，当它被认为出现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之后时，我们也许应该记起它更早的修辞学渊源，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还纠缠在默会知识与文字障之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包裹在自己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的物质外壳里。现在，我们习惯局促在语言文字的壳里，重提文学性这个老词，似乎是想破壳而出，又似乎是想困守壳内，抵拒可能存在的外部现实。现在是个混沌而危机丛生的时代，预言者有权利提出无数种终结，也可以提出无数种新的开始；一切都不无因由，也都似乎难免言不由衷或言不及义。征用鲁迅式的机智说辞，我们知道的结局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坟。坟是埋葬，也是留恋，是结束，也可能是开始：一切都是历史的中间物。在文学性这个老词上，一切被埋葬的关于文学的故事、历史和理论，或许尚未来得及灰飞烟灭，还留有足够我们留恋的温度。于是，我们的文学从业者从这个老词出发，想廓清本行业的边界、意义和价值，更想打破本行业在现代性话语下日渐沦为从属性话语生产机制及次生代学科的宿命。用“宿命”一词，也许在渲染言过其实的悲剧性，但是，我们的文学从业者确实久已从凭借文学为世界立法的位置退却，对于凭借文学能抵达何处，已深感犹疑。韩愈曾经期望文以载道，鲁迅曾经设想过一种为人心立法的文学以挽救中国文明的颓运，后来者亦曾言及文学是人学，甚至凭“纯文学”一语驰骋，构建起森严壁垒，文学似乎就在言语可及而不明说之处，文学的本体悬置而澄明，一切都很自然。现在，我们显得小心翼翼，在成规的意义上使用“文学”，在知识的意义上讨论“文学性”，偶尔放逸，想从文学的飞地上偷渡到一个可能存在的陌生世界中去。在那放逸的间隙，有人说要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似乎要困兽犹斗，有人说文学性是个多义词，不敢确信能乘着文学性抵达原初的生存现实，似乎要放弃文学性的建构。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想象越过知识和成规的丛林，文学从业者试图开拓文学性的版图，重新建构文学的本体和文学从业者的主体位置。文学性这个老词由此老树发新芽，进入混乱的话语现状中。
然而，也许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和想象过于悲观，甚至是及己不及物的状态。从媒介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艺术，与之相颉颃的是图像影音。影音艺术已成大国，侵夺文学的作者和读者，文学于是不得不对抗影音。而五官之直觉大于语言文字之理解，文学从业者左右为难，不知是强调文学的特殊性以建构文学性好，还是强调文学的普遍性以建构文学性好。强调特殊性，则文学版图日缩，正是理所当然；强调普遍性，则无须特别强调版图的划分，因家族相似而家族共享即可。虽然左右为难，但也并非穷途末路。如果开放文学的边界，则文学性获得约束甚至规定其他艺术的可能。当然，这中间也不免两相牵制，而胜负之手，全在于从业者。因此，建构一个有足够弹性的文学性概念，将为文学及其从业者赢得崭新的空间。从学科的意义上来说，文学相对于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类现代学科而存在，既要面对理工学科的压迫性存在，也要面对历史、哲学、政治等学科的理论和话语侵袭，文学的学科生存空间紧张，文学的话语自治权千疮百孔。如何保证文学空间的活力，如何建构文学话语的自治权，就是建构文学性的关键议题之一。对于文学从业者而言，因为文学本从语言文字组成，话语尤其是一个必须争夺甚至战斗的场所。从功能的意义上来说，文学是人类生存或面对生存的方式之一，与之同构的是人类一切必要的和冗余的生存方式。如果我们认为文学起源于“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那么，文学一开始就是人类生存系统中的冗余成分，虽非必要，但也缺不得。饥劳之事的解决，全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组织和分配，“歌”者，余义也。由此建构文学性，则不管人事如何变迁，文学性都是关于冗余性质的说明，无关人事变迁的主体。鲁迅说，当革命之时，是并没有革命文学的，革命之后方有革命文学，另有挽歌文学。1这也是在说明文学的冗余性。文学性应当建构的即是对于此种冗余性质的理解。如果建构得宜，文学从业者或可因之及己及物，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和困境。
必要和冗余，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二元对立。尽管自居于冗余，我们建构文学性之时，还是需从必要着手。正如灯的意义在于它的对立物。爝火之明，何足与日月争辉？灯火通明，则日月无光。一个悲观的诗人容易写下下面的句子——
我们坐在灯上
我们火光通明
我们做梦的胳膊搂在一起
我们栖息的桌子飘向麦地
我们安坐的灯火涌向星辰2
这句子出自海子的《灯》。“我们坐在灯上”，“灯”似乎是燃烧的物自体，照亮黑夜中的一隅；“我们安坐的灯火涌向星辰”，“我们”是灯使，勾连荟萃那些个永恒的光体，斥退整个黑夜。但这不过是“做梦”，埋伏在诗句深处的黑夜固然未见得存在，“火光通明”也是因为“我们坐在灯上”，离灯太近，就把灯火想象得太明亮了。譬如坐井观天，井口就是青蛙的整个天空，灯火就是灯使的整个光明。星辰云云，寻常经验里，自是夜幕降临，繁星满天，非日月之明也。悲观近视的诗人，幻想着遥夜星辰，自身乃化为“火光通明”的镜像，他要自我拯救，并且拯救世人。在这里，黑夜喻指人类生存的必要部分，例如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灯喻指人类生存的冗余部分，例如文学生活。而通过对于必要之物“黑夜”的书写，诗人把冗余之物“灯”转换成了必要之物，灯火灯使都成为第一义的存在。
吴晓东老师说：“仅从比喻甚或象征的意义上理解海子诗中的‘灯’是不够的，正像他贡献的‘麦子’和‘麦地’一样，他的‘灯’也上升到人类学与存在论的层级，是‘诗性’之灯。它不仅照亮了海子的诗作，也点亮了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远景的‘文学性’。”3似乎无论在人类学还是存在论的层级，黑暗都是根本性的。那么，“灯”所照亮的海子诗作或点亮的“文学性”，原都是不可见的暗物，是自在之物，“灯”使它们成为自为之物。如果“文学性”原是不可见的自在之物，需在外力作用下方能成为自为之物，那么，可见的也即可以形诸讨论的“文学性”并非发现，而是发明，是因为有对“文学性”的需要，才有了“文学性”，“文学性”是被建构出来的。这是循用以立名。用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历史范畴，用变而名不变，则名同而实异，循名责实无异缘木求鱼。因此，“文学性”本质上就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可能出现名正言顺、一名立万事毕的状况。那么，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就应当在各种真实的或虚设的对待之物中进行。而关于对待之物的讨论愈加清晰，关于“文学性”的本体建构就愈加模糊。譬如灯火，火焰越大越明亮，灯焰的黑暗部分也越大越清晰。“文学性”的话题面对的不是文学是什么或有什么，而是文学遇到了什么，尽管字面上讨论起来常常追问的是文学是什么或有什么。诸如理想读者的魅惑，文学史的叙述学的探索，历史对文本的征用，文学经典的确立与阅读，理论对文本的吞噬，政治对文学的奴役，等等，都是文学遇到了什么的具体表征。只是周旋久了，文学遇到了什么的问题极易转化为文学是什么或有什么的问题；逻辑的线索很清楚，为什么文学会遇到这些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文学是否有一个本体？于是关于“文学性”的问题就这样被建构出来了。这是将冗余转换成必要之后自居于必要的逻辑，隐含着深刻的犹疑和不安。
那么，如果一定要建构“文学性”，建构一个怎样的“文学性”才能解决当下“文学遇到了什么”的问题呢？这似乎从文学遇到了什么谈起，要妥当一些；或者说，敏于当下史的人们总是这么谈的。一个文学问题的起点，通常总是非文学的，过程是对抗非文学，结局是坚壁清野或扩张地盘。吴晓东老师说：
如果说，现代性已生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整合力量，那么，倘若有某个领域可以逃逸出这种整合的普覆性的话，这个领域只可能是文学的领域。“文学性”天生就拒斥历史理念的统摄和约束，它以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与历史理念相抗衡。“文学性”因此是一个值得我们倾注热情和眷顾的范畴，它是与人类生存的本体域紧紧相连的，或者说，它就是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守文学性的立场是文学研究者言说世界、直面生存困境的基本方式，也是无法替代的方式。4
这段话转换成象喻语言，也就是海子的《灯》。黑暗铺天盖地而来，每一个行业都需要光明，文学研究者的光明是唯一者“文学性”。那么，痛痛快快地建构“文学性”吧。然而惧怕现代性是唯一者的现状，却又视文学性为唯一者，这的确是现代行业现象，不得不喟叹马克斯•韦伯谈言微中。慨然言之，文学研究者当然不是唯一的灯使，遥夜幽幽，星斗满天；只是敛息于具体的行业中，不可摆脱的身份意识，使人坚守行业立场，只能以此唯一者替代彼唯一者。这是现代人生的大困顿、大枯寂。就知识论知识，这里要紧的是“文学性”的本体获得了描述，呈现了清晰的内容，即“生存的丰富的初始情境及经验世界”。但这个内容似乎并不特殊，别一行业的从业者亦可施施然言之。一个具体的行业总是要对抗或对话普遍的东西，并从自身建构出普遍的东西来。所谓“文学性”本体的描述，乃是为了对抗现代性历史理念而生成的否定描述，是沿着现代性历史理念的边际试图确立文学的边际。套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这个描述乃是囚徒对墙上的影子的认知。海德格尔认为囚徒生活在一个缺少真理元素的环境，只能描述墙上的影子。无论是柏拉图的批评，还是海德格尔的原宥，都指向一个绝对真理的存在。关于“文学性”的话题，虽然有些唯一者的气息，但却只是行业话语，未尝有走向真理的需要和可能。需不需要，多由主观；可不可能，或系客观，或可伪装客观。不管如何，“文学性”话语可能与真理了无干系，它走向的是一种经得起或经不起批判的立场。经不经得起批判，也仍然是个历史范畴，此亦一时也，彼亦一时也，吴晓东老师表示：“或许只有在放逐了文学性之后，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5“文学性”进入本体意义上的建构，起自当下史的敏感，而放逐，亦缘于当下史的敏感，即如何“才能直面残酷的现实生存环境”，是“圣之时者”的问题。更确切地说，当下史的敏感，乃是一种社会承担意识，转换到文学这个行当身上，即是文学在当代社会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对于“文学性”的本体的建构，因此仍然是循用以立名，乍看舍末逐本，细查舍本逐末，造成建构出来的内容，别一行业的从业者亦可言之。当然，重要的是，“文学性”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建构，并且始终冠以“文学性”之名。建构行为本身可能获得了本体意义，悲观的文学从业者可以从建构中持续获得知识性的倚靠，直面文学遇到了什么的问题，并在更多的对待之物的映衬下，廓出一个黑暗之物的立体形象，名其为“文学性”。在这个过程中，名实淆杂的问题再三出现，而文学之名历百年而未弃，非文学之义未穷尽也，乃文学从业者未尝尽也；——人未尽，从业之人亦但有专业之知识，未尽知识之边际。章太炎在晚清名实淆杂的语境中，作《文学总略》，以表牒谱叙注疏为文，借言王充《论衡》所谓通人、儒生、鸿儒等事，斥现代分科之学，似乎彻底拆散了文学的本体。6这一拆拆得好，至少他的弟子鲁迅、周作人都受惠了。鲁迅杂文到现在仍然被人质疑其“文学性”，周作人提倡“美文”的关节处不在文辞和情感，都是未被“文学性”牢笼住的仍在活泼泼流动的文学史。然而，行业一旦形成，就有惯性和惰性，余香和余孽，“文学性”一名，仍有客观之效果，建构之必要。如果没有对待之物，那就创造对待之物；如果有了灯，那就创造夜，以便持灯夜行。竹内好力言鲁迅的文学自觉是“通过对政治的对立而得到的文学的自觉”7，这便是创造夜，以便持灯夜行，于是在竹内好的逻辑里，《故事新编》和鲁迅杂文都难以安放。因此，重要的仅仅是文学遇到了什么，而不是文学是什么或有什么，也即重要的是“非文学性”，而非“文学性”。文学遇到了历史，于是有文学史；遇到了政治，于是有政治的诗学或文学的政治；遇到了底层，于是有底层文学；遇到了奴役，于是有纯文学或先锋文学……不一而足；每一个合成词里的“文学”，意义都不一样，甚至都蜕化成为形容词或所有格，如何建构一体化的“文学性”呢？要之，能做的也许只有指认“非文学性”，并且以墙上的影子为真实，建构本体悬置意义上的“文学性”。
如果持灯者并不只是灯使，文学研究者并不只是从事文学研究，“文学性的立场”可能也就不必坚守。吴晓东老师说：“我担心自己所体认到的所谓‘文学性’，恐怕早已是第二义的东西。”8现代社会的行业化、流水生产线化造成不仅在物质生产中崇尚隔行如隔山，在非物质生产中尤其是知识生产中，更强调专业，也即隔行如隔山，也即明确要求个体拒绝“偶开天眼看红尘，此身即是眼中人”，淹没在行业知识内部，主动建构行业意识以至身份意识，坐井观天，恃以傲物，恃以自得。一切分科的、专业的知识及知识学或知识伦理，其实都是自我建构的第二义的东西。它们表面上是为了证成自身的主体性和自足性，实际上是服务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正常运转的，是用，非体。因此，在合成词“持灯者”“文学研究者”中，界限清晰的“持灯”“文学研究”只是形容词，不具有主体的位置，而“者”是一个不借形容词就站立的主体，一个被现代知识伦理刻意遮蔽的黑暗的主体。“者”本来是不言自明的、敞开的，现在既经遮蔽，如果建构“文学性”，就理当重新敞开“者”，然后以“者”为主，去进行文学研究。那么，关于“文学性”沦为第二义的担心，既是文学从业者的谦卑，也是行业惰性和余孽。但是，一个大写的人与一个行业中人，如何拼合在一起，才能敞开“者”的主体性质？这大约不是破除学科壁垒，进行跨学科研究，等等，所能实现的。穆旦诗《从空虚到充实》谓：
呵，谁知道我曾怎样寻找
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
当一阵狂涛涌来了
扑打我，流卷我，淹没我，
从东北到西南我不能
支持了。9
“我”已成“一些可怜的化身”，“者”已久是“文学研究者”，一切的壁垒和障碍已然屹立，第二义也就是第一义，唯有不再寻找那些“可怜的化身”，才有可能向死而生。问题是，借用鲁迅《野草•求乞者》的表达，“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10不去建构或体认“文学性”，又能怎样做？做些什么？羁縻在现代知识的文学飞地上，也许只能幻想着持灯夜行，才能穿过镜像，抵达人类的经验存在和人性本身。宽解之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可以设想弃焦点取散点，借他人之眼，窥破暗夜，则文学云云，非文学云云，何足道哉！只是羁縻在飞地上，谁敢保证那是有真理元素的环境？也许再一次蓦然回首时，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寻章摘句老雕虫。
注释：
1 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40页。
2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经典诗全集》（上），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页。
3 5 8吴晓东：《文学的诗性之灯•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4吴晓东：《文本的内外——现代主体与审美形式》，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8页。
6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3—82页。
7[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9穆旦：《穆旦诗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10鲁迅：《野草•求乞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168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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