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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推动着中国报告文学进入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作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也为这个时期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繁荣做出最为突出和最为重要的贡献。新近出版的《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收录了何建明新时代以来，思考和论述中国报告文学繁荣发展规律的理论文章、创作谈、对话录和部分评论家对他重要作品的评论，比较全面和深入梳理了何建明报告文学理论思考的问题线索和思想脉络，从中看出，作家对报告文学理论建构的深入思考。事实上，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思想的贡献与他的创作同样重要。特别是面对相对薄弱、相对滞后的报告文学理论建设格局的时候，何建明的报告文学思想更加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及思想的引领性。

一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思想，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意识、理念与精神。毛泽东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的讲话》，第一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文艺的主角的基本思想，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明确方向。这么多年来，尽管中国文学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波折，都没有离开“人民”这个根本的方向。或者可以说，正是对“人民”精神的执着与坚持，才使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破解了一个个难题，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危机，永远行进在“人民”的正确文学道路上。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艰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人民”意识，牢牢把握“人民”这个方向，才能真正反映现实，反映人民创造美好新生活，在人民群众开创自己历史的进程中，推动文学自身的进步。

中国报告文学是我们时代的产物，血脉里流淌着时代先进思想的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有着天然的融合关系，因此必然是“以人民为中心”文学思想最热情的响应者、最积极的践行者和最坚定的开拓者。中国报告文学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敏锐感触到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正在到来，积极投身现实生活，用大批优秀作品自觉承担起文学反映现实的主力军责任，开辟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这一切，与何建明等一大批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群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这个由何建明实际领军的第一方阵中，我们看到了徐剑、王宏甲、黄传会、赵瑜、陈启文、李鸣生、李春雷、蒋巍、许晨、铁流、徐锦庚、纪红建、任林举等优秀作家的作品，形成了一股时代文学的合力，推动着中国报告文学登上时代精神的高地。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报告文学挺立在中国当代反映现实的前列。

何建明的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思考，正是建立在新时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步创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繁荣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作家与时代、与生活、与人民的基本关系，特别坚实牢靠，真实准确地反映中国报告文学理论建设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和思想高度。他的这些丰富而深刻的思考，就构成了《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的思想“硬核”。

如果结合何建明报告文学的创作，再来认识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观的话，不难看出，《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一书，突出地体现了何建明报告文学观中的“民生”的思想内涵。纵观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民生”主题的表达呈现几个特点。

其一，坚持“发展”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硬道理”，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中国经济腾飞，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紧紧抓住发展不放手。报告文学要反映现实，也必须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因此，“发展”这条红线，始终贯穿在何建明的创作当中。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有《浦东史诗》《大桥》《那山，那水》《德清清地流》《诗在远方》《流的金流的情》等作品。

第二，是坚持“绿色发展”的思想。中国经济发展最艰难的阶段，曾出现过以环境生态损失和破坏为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发展的现象。现在看来，这种代价的后果相当严重，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扭转了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局面，引领着中国走上“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发展”主题的深化，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新题材。何建明的《那山，那水》率先感知到时代主题的变化，以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写出浙江余村人民保护生态，、发展经济的动人事迹，在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中，第一次形象生动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传递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也升华了中国报告文学反映时代的思想境界，深化了报告文学的主题。在何建明的带动下，中国报告文学的“生态”题材得以全面铺开，蔚为大观。

第三，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发展思想。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和西方“两极分化”现代化发展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现代化，是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代化，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离开了“人民”，现化代就失去了意义。这个带有方向性的观点，在改革开放早期曾被遮蔽，被模糊、轻视了。只有到了新时代，在令世界瞩目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才更加坚定，更加清晰，更加被重视，才形成一整套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想，明确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可以说，何建明是体会“共同富裕”思想最深刻的报告文学作家群体中的一个。他在《诗在远方》这部作品里，深入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摆脱贫困”的思想，他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真正摆脱贫困，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在《山神》《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万鸟归巢》等作品里，作家展现了我们党和国家探索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艰难的现实过程和壮阔的历史进程，打开出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美丽画卷。事实上，“共同富裕”是我们党新的百年征程伟大的奋斗目标，前方的道路还很漫长，还会遇上许许多多艰难险阻。这正是中国报告文学永远的时代大主题。

二

读《新时代报告文学论》，必然会碰到文学基本关系问题。现在的理论家已经很少讨论文学基本关系。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的许多大问题，都发生在这个关于基本关系的议题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就形成的文学基本关系，一直有效保证着中国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也提供了当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报告文学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文学基本关系不动摇，始终以文学基本关系为准则。在其他文体出现困惑、迷惘和动摇的时候，报告文学保持了历史观上的清醒，时代观上的坚定，文化观上的远识。

从文学基本关系看《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能更加清晰地看到何建明文学思考的正确性、准确性和深刻性。在与时代的关系上，何建明说得非常有诗意：“倘若你是一个为中国时代讴歌的立传者，你就像一个钢琴手一样，弹奏的是这个时代最强音部分！”①这里几层思考表述得相当清楚。首先，报告文学是中国时代的立传者。也就是说，报告文学要真实记录我们的时代，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其次，报告文学要讴歌时代，要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这是说，报告文学必然站在讴歌时代的立场上，把握时代精神的本质。其三，报告文学要像钢琴手一样，能从艺术表现的高度，弹出一个时代的强音，也就是主旋律，以振奋人心，给人奋进的能量力量。实际上，何建明在《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里，大量论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论述了报告文学如何讲述今天日新月异的中国故事，如何表现中国精神。他认为，讲述中国故事，“报告文学是最好的文体形式”。在《新时代荣耀着我们》一文中，他说得更清楚：“文学必须紧追时代的脚步前行，文学应当毫不怀疑地成为时代的先声，这样才能完成文学真正的时代使命。”

在与生活的关系上，何建明更是有心得。他常常会结合自己创作实践，说出深入生活的基本道理。他说：“一部作品的思想高度，与作者抵达的生活深度，从来是成正比的。”这话很质朴，却把道理说透了，而且特别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坦率地说，文学创作特别容易脱离生活，一不小心，就会颠倒与生活的关系，作品就会走弯路，甚至走错路。

在表述与人民的关系中，何建明的思考不仅宽广，而且充满作家的情感。他说：“纵观中国的文学发展史，虽然经历社会变革，文学形式和风潮迭起，但作家始终与人民保持亲密的情感，这也是中国文学不断进步，作家创作走向繁荣的根本所在。但凡是进步的文学创作，能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刻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无不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无不源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歌颂人民，赞美人民，为人民而写作，永远站在人民一边，是一个作家的基本良知、基本道德、基本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归宿，也是一个作家思想品格，艺术格局的基础。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更是神圣，更需要敬畏。这是一个人民的时代，报告文学就是真正的人民文学。在这一点上，报告文学作家们达成了高度共识，才使得中国报告文学站上时代精神高地。

把“人民”关系具体化就是作家作品与社会读者的关系。中国报告文学也可以说是读者的文学。它所反映的时代现实、触及的社会问题，都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都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同一节奏。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一定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一定会得到社会读者的欢迎。这方面，何建明很有心得。最为根本的是，他心中有读者，知道读者想什么、需要什么、感兴趣什么、知道怎样为读者写作。他的经验是：“写人民实际上就是在写中国社会主义江山，写社会主义江山就是写人民。”“作家、艺术家需时刻观照人民的现实生活，在人民的现实生活面前再有‘走进去’的心志，有‘沉下来’的觉悟，有‘融进去’的姿态。”一句话，他心中有人民，有读者。

三

何建明的文学思考，自始至终都洋溢着自信乐观的情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新时代报告文学论》收录的一些文章标题中，就可以看出。如《中国文学的水准从来不比西方差》《应当充分自信地书写中国自己的文本》《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报告文学的中心》《中国作家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中国的写实文学必将走向世界》《浦东是中国驶向世界中心未来的船头》等。相当长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思想理论一直围着西方文学转，没有中国意识和中国自信，所以，也就没有创新。只有中国报告文学率先传递出“自信”的思想理论信息。

饱满而实在的自信心直接就反映在何建明的“文体论”之中。他说：“中国文学想要走向高峰，创造新时代经典”，“我们必须充分自信中国自己创造的文本，并且高扬着它走到世界面前”，“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们国家发展速度和进步幅度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这一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的模式包括文学文体在内，可以让我们搬来解释和记述我们所论述的一切”。结合上下文，可以认定，作者一方面讲写出具有创新价值的中国文本，一方面则是讲报告文学文体建设的意义。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源于域外，在世界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为中国进步文学所接受，成为中国时代的新文体。经过百年的打造，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打造，已经形成具有当代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经典品格的文学文体，完全有资格面对世界文学。因此，何建明甚至断言，“中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报告文学的中心”。这样的文体认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有远见，有创新，更有启发思想的意义。

何建明的“作家论”也很有新意。例如，他认为当好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就得准备吃苦，吃大苦，吃到所有人间之苦后方能成大器。任何偷懒之举都是可以被识破的”。他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政治家的延伸物，是思想家的播音者，是社会学家的传声筒”。他说报告文学作家是我们时代的钢琴手。“钢琴手便有这样的魅力：他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能撼动山河，能摧枯拉朽，能使人落泪涕泣；钢琴手便有这样的底气：他举重若轻，挥洒中尽是对人世间的爱与憎的准确表达和发泄；钢琴手便有这样的气节：他可以为正义与善良，可以为公平与自由，呐喊出声，洒落所有节奏，甚至不惜敲断根根筋骨。”这些富有作家个性的语言表达，生动勾勒出一个中国报告文学作家的形象风貌，展示了报告文学作家具有的思想素质和精神品格，有个人经验，更有理论内涵。

何建明的“创作论”不仅有自己的理论认识，而且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报告文学创作规律的素材，是报告文学“创作论”宝贵的资料。可以说，何建明的创作谈，是报告文学“创作论”的一笔难得的思想财富。何建明的“创作论”思考除了探讨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外，更为突出和重要的是探讨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我们都知道，报告文学创作相较于其他文学文体，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我们常说报告文学是作家用脚走出来的文学，“六分走，三分想，一分写”。实际上是说，报告文学创作的核心是走进现实，深入生活。在其他文体创作中，深入生活只是创作的前期准备，但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深入生活则是创作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的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这种“深入生活”前置现象，只有报告文学创作才会发生。这就是报告文学创作规律的特殊性所在，也是报告文学创作的秘密。所以报告文学创作理念特别会强调作家采访的深入到位、技巧细节以及成功率，因为创作实际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们研究何建明的“创作论”，应该特别注意他关于“采访”的心得。他说：“我发现许多作品没有写好，就是因为缺乏采访的能力，有些人平时很牛，但就是不会采访，别看他们曾经因为种种原因获了这奖那奖的，但是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过采访关。”而《新时代报告文学论》收入的何建明每一部重要作品的创作谈，多为采访的心得体会，都是非常独特的教作家如何“过关”的采访学教材。

何建明的“人物论”也是与众不同。写好人物、写活人物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大难题，难度甚至会超过虚构类作品。写不好人物，报告文学的艺术性就无法真正提高，就会为那些“报告文学不是文学”的论者提供更多的攻击口实。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就不难发现，何建明的创作有相当突出的创新。他在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山神》，堪称人物形象塑造的典范。这部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黄大发这个英模人物，把人写到读者内心深处，而且大大提升了何建明的“人物论”的品质。何建明在作品创作谈说：“我特别注重采访中，那些不易被人关注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去挖一般人不怎么感兴趣的东西，恰恰这样的地方与这些零碎的东西才是黄金，才是最有价值的素材与故事。”这是最实用的采访学，也是最实在的“人物论”。

四

《新时代报告文学论》也把一些评论家相关的评论文章附在其后，从作家作品评论的角度检视读解何建明的报告文学的思想。显然，评论家除了深入赏析评论何建明的作品外，还从他的创作中提炼出几个带有规律性的特点，以支持何建明的“创作论”思考。

其一，“国家叙事”。这个概念最初是评论家从何建明的重要作品《国家》中得到启示并提炼出来的。这部作品描写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最大的一次海外撤侨行动，反映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外交官们对自己侨民的爱与责任，也反映了一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的世界影响力。国家的力量第一次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得以全面展示，并被评论家们浓缩为“国家叙述”。事实上，评论家进而发现，何建明创作的许多重要题材的作品中，“国家叙事”的特色非常鲜明，已形成了何建明创作思想的一种自觉。如《共和国告急》《国家行动》《那山，那水》《浦东史诗》《大桥》《诗在远方》《上海表情》等。何建明对此也有自己的认知。他说：“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最直接最好的文学形式，而国家叙事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非常可取的非常完美的创作手段。因为今天的中国故事，哪怕是讲一个共产党的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事，它的意义都超越了人和事本身，常常会受到国际关注、世界读者的关注，这就是我认为的国家叙事的当代现实意义。”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何建明作品的创新，更表明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思想的深化。

其二，“红色叙事”。何建明一直重视对中国革命历史题材的研究开掘与创作。他曾创作《忠诚与背叛》《南京大屠杀全纪实》《雨花台》，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受到读者的欢迎。而新时代，他最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无疑是《革命者》。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的日子里，红色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高潮，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革命者》则是其中影响力最广最大的一部。这部作品以大量独家材料，描写了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地下党在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保存实力，坚持对敌斗争的历史，塑造一批献身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的感人形象，讴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评论家马娜说：“被写进叙事故事中有名有姓的英烈人物有250多人”，“他们象一颗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星星”，“使共产主义的天空更加光芒和不朽”。何建明自己的创作谈则讨论了塑造“革命者”形象的艺术思考：“尤其重视细节的故事性和人物鲜明的个性，同时也较注意对历史史料的新发现”，“首先是出人意料的‘精彩’，其次是一环扣一环的故事性，其三是震撼人心的真理力量”。由此可见，何建明成功地探索了“红色题材”独特的叙事方法。

其三，“大美叙事”。笔者在评论何建明作品《万鸟归巢》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概念，试图展开讨论何建明作品叙事上的诗学追求、美学意蕴。在这部反映苏州这座美丽而现代的中国城市更新内容的作品，在叙事上显然自觉使语言更富有诗意，使结构更突出优美，体现出一种接近散文的意境。事实上，何建明近期的作品如《德清清地流》《流的金流的情》已经有明显的语言、表达和文体的“美化倾向”。这两部作品都是反映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题材的作品。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认识何建明作品的诗意追求。一是正确地描写当代中国乡村振兴与城市更新的现实。以往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反映“民生”时，更多注意到老百姓的生存斗争，忽略了这种生存斗争不仅改变人生，也改变人的品质，不仅创造人的幸福生活，也创造了生活的美。是何建明率先发现了这样的变化并以创作呈现出来。二是，这是把“生态文明”精神理念融入文学叙事的艺术探索。今天的中国比以往认何时候，都更加深刻更加坚定地认识到，生态文明的现代化才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因而会出现以生态文明为内涵、为题材的环境文学、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民生发展，江山壮美。这种“美”正在化为报告文学的特有的语言表达。因此，可以称为“大美叙事”。三是可以把何建明的“大美叙事”与传统美学思想联系起来。美学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这种观点强调自然之美、社会之美、历史之美、关系之美、人情之美。报告文学显然站在客观美一边。

五

中国报告文学对“民生”的倾情倾力的探索与表现，必然在推动中国文学思想的进步与发展，也必然会催生一种新的文学意识，那就是以“民生”为引领，开辟一条属于中国报告文学自己的文学之路。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主流形态一直是带着鲜明“启蒙”特征的虚构文学，并一直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以“人性”为引领的文学。虽然在新中国文学进程中，一度处于低谷。但在改革开放时代得以“复归”，理论上称之为“现实主义复归”。我们会注意到，这种“复归”实际上是强化了“人性”在虚构文学中的“硬核”作用。正因此，中国报告文学的“民生”导向，可能正引领报告文学与现有的虚构的文学思想分道扬镳。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创作问题导向十分明确，正在自觉践行“民生”时代主题。而把“民生”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转化为文学思想的建构，可能还有待于日后深入展开。不过在《新时代报告文学论》里，已经传递出积极的信息。在回应所谓的“非虚构”问题上，何建明已经注意到了“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间根本性的差别。

从当代世界文学发展状况看，“非虚构”始于虚构小说发生困难的一种创作上的选择。何建明举了左拉的例子，认为是用非虚构来摆脱虚构小说的困境，目的还是为了小说创作。后来在“新新闻主义”小说，纪实类小说观念基础上生成的“非虚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小说理论，或者小说理论的延伸，或者小说理论的变调，与诞生于需要真实的年代，以及具有革命意义的用真实来揭示世界真相，反映现实的报告文学没有任何关系。“非虚构”并不是要打破小说的虚构神话，而是在让小说的虚构做得更隐藏、更巧妙、更有欺骗性而已。在中国，有些人以为“非虚构”可以代替报告文学，或者报告文学也是一种“非虚构”，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理论上的误区。这方面，何建明的思考是清醒的，也是有忧患的。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主流是以“人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而报告文学在表现“民生”必要性上有别于虚构小说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要从现实主义的理论圈子里跳出来。这方面，何建明的思考也是清醒的。他说：“我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精神，其实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便是最具有进步意义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他的思考还可以进一步理论化，但“进步意义的现实主义”的提出，已经打开了报告文学向“民生主义”文学思想进发的通道。

注释：

①何建明：《我们是时代的钢琴手》，《新时代中国报告文学论》，漓江出版社2022年版，第79页。本文其后所引内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加注。

[作者单位：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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