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版本和修改研究
内容提要：《一个人的战争》在1990年代中期曾引起过热烈争论，焦点主要围绕着“自我”“个人化”和“女性意识”而展开。这些概念，在当时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前卫性措辞，在今天只是一般的常识。再从这个方面来研究，已经没有可充分利用的空间。本文集中校订该小说的前四种版本，试图在版本差异、印刷错漏和编校问题等一些缝隙里，重勘当年争论的症结。笔者发现，潜在的“问题”仍然存在于过去未曾触碰过的某一领域，比如作者、版本、出版方与相关图书管理政策的紧张关系，包括其结构性的矛盾。
关键词：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 版本 修改 图书管理政策
《一个人的战争》是林白的成名作，1现有11种版本2，分别是：《花城》杂志1994年版（初版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花城出版社2015年和2019年版。其中，版本变动较大、修改频繁的是前4种。以此为研究对象，一定程度能够触及1994年至1997年间，文学界围绕“个人”“女性”和“私人生活”等问题（含作品封面、插图）频发的争论，3以及小说版本修改和1990年代政策环境的关系。
版本的变动4
笔者以“死校”方法校读《花城》1994年第2期初版本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版）第一章内容，再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版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四版）逐一对照，整理出了各版本之间变动、修改的基本情况。因疫情影响，我在孔夫子旧书网购买的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订单反馈看，还滞留在申通快递“河南市场六十六部”（已十日），无奈之下，另从一位收藏家手里觅得；博士生李玉新，帮助分类整理出一份批评文章的篇目，和相关出版政策材料；硕士生吕泽坤帮忙复印该期《花城》，在此一并致谢。
《一个人的战争》初版本，初见于《花城》1994年第2期登载的作品原稿。5该刊版权页是：主编范汉生，副主编湛伟恩、田瑛。下方署“第2期，一九九四年三月，总第八十七期”。在“长篇小说”栏，印有“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字样，为该期头题。“中篇小说”栏，有储福金的《心之门》、潘军的《爱情岛》和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短篇小说”栏发表苏童的《与哑巴结婚》等；“顾城谢烨小辑”，载有顾城诗作《等待墙醒来》和谢烨散文《你叫小木耳》；“诗歌”“散文”栏有庞培诗作《下午（外6首）》、南野诗作《自由（外2首）》；另有哲学家张志扬的《拯救专名的荣誉——重申“个人真实性及缺席的权利”》，程文超的《放逐“谜底”之后——1993年度〈花城〉小说综述》等论文和评论。
从版权页和目录看，《花城》杂志领导班子虽是老中青结合，然思想开放，文学观念兼容并包，且具全国性视野。这种姿态，可从本期发表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一是各种风格的作家在此登台亮相，竞呈风采；二是对文坛事件跟进迅速，如刊发当事人顾城、谢烨夫妇的诗作和文章。6本期的选稿透露出浓郁的“1990年代文学”气氛，审读旧刊，不禁萌生出时光倒流的沧桑之感。
第二版为甘肃人民出版社的1994年（7月）版。7封面上印有书名“汁液”二字，副标题是“一个人的战争”，前者为横排，后者为竖排。书名应是林白所起，其意出自作品第一章结尾前的一句话（60页）：“它们曾经饱含了那个年轻女孩的生命液汁和深厚的爱意”，原意是女孩之间的爱情不可能持久，把“液汁”调换为“汁液”，则很容易联想到封面上的特殊插图。封面为着装或半裸的男女，女前男后，于是助长了人们对书名“汁液”的恣意猜测。8该书印数10000册，考虑作者是崭露头角的作家，号召力偏弱，市场预期不准，书是否会卖不完留下烂尾楼，也不好说，故封面插图大有出版社因心虚而为之造势的营销意图。我们看该版的版权页：
（甘）新登字第01号
汁 液
——一个人的战争
林 白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0,000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226-01320-7/I•333 定价：8.60元
林白对第二版较恼火，她说：“这是一个十分糟糕但又流传甚广的版本，某些人身攻击和恶意诋毁以及误解大概就来自这个版本。这个版本的封面用了一幅看起来使人产生色情联想的类似春宫图的摄影作封面。关于春宫图一说，并不是我一己的夸大和偏见，而是报刊上评论家和读者的原话。面对我的诘问，责编强调说这是一幅由著名摄影家拍摄的著名的摄影作品。”9这份声明，撇清了作者与“封面插图”之间的嫌疑。
第三版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作者收回版权后，另觅高枝的新产品。它并非作品单行本，目录除本长篇外，还有《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等短篇小说。附录两则：一、创作谈《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二、林白主要著作年谱。为挽救初版本产生的不良反响，作者特意在这部校改本最后，署上落款：“1993年4月24日—9月30日写于东四十条 1995年3月21日再版修订 可参阅《花城》杂志1994年二期”是在强调，1993年是创作时间，1995年为修订稿，若有心请参考原刊《花城》，足见她的苦心。果然，这版书名恢复成《一个人的战争》，不再见“汁液”的踪影；封面插图明显缩小，变成青年女子的半侧身体，两边为门框，风格既严肃方正，也不失先锋。另外，封二作者像改成藤椅上的坐姿，与初版本左耳有一较大白色耳环站立像，也有了不少差别。版权页是：
一个人的战争
YI GE REN DE ZHAN ZHENG
林白*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37千字 插页：5
1996年10月第一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册
ISBN 7-204-03179-2/I•539 每册：16.30元
封底内封署明：责任编辑黄爱民，特邀编辑朱梅，装帧设计：世文•阿元设计工作室……令人纳闷的是，书名下方不是英译，而用拼音。但可以看出，林白对作品质量积极跟进，世文图书和合作者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通力合作，该版不单封面插图、版权页较为认真，错别字也明显减少。为汲取初版本错字连篇的惨痛教训，世文图书这次大胆绕过本地印刷厂，直接将书稿交北京的“中长印刷厂”印制。要知道第三版的问世挺波折，在转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前，因风波接连发酵，它曾被七家出版社以不同理由拒绝。10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预计到初版本，在社会上引起过较大争议，发行量一定不降反升，所以，尽管第三版比初版本还少印1000册，定价却猛翻一倍。世文图书与出版社联袂投入市场竞争，是推高定价的重要前提，也俨然是1990年代长篇小说出版中的一贯行情。11
江苏文艺出版社的1997年版，是该小说的第四版。先来看版权页：
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文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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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林 白
责任编辑：汪修荣
责任校对：张 华
责任监制：江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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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通达彩色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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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数：860,000 199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标准书号：ISBN7—5399—1079—8/I•1008
定 价：58.00元（全四册，塑封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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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从版权页看，1997年国内的市场形势较之前两年，已日趋规范。江苏本就是中国东南经济富庶大省，出版印刷业出现于晚清之际，资格老，实力雄厚，远较西部的甘肃、内蒙等省区发达。由于印刷技术从作坊式小印刷厂升级为“彩色印刷厂”，可能还提前引进了激光照排技术，不仅图书封面较前两版更精致，纸张、版式也颇讲究，每页上下留白，明显比前者宽裕；应用激光照排技术，避免了甘肃版油墨不匀、忽重忽淡的弊病。是故，编辑，连校对、监制都在版权页露面，大有文责自负的劲头。最后一行，更是明确表示要对图书和读者负责到底：“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这种负责任的态度，让林白高兴，她在该版“后记”里称赞：“第四个版本就是这次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集所收的版本，这是我为文集所修订的一个完整的版本，在这个版本中我将首刊时的题记全部恢复，并把这段话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作为结尾。”“第一章的标题也由原来的‘一个人的战争’改为了‘镜中的光’。我还删去了少量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顺眼的文字，主要是开头和结尾各删了两段。从整体上看，基本上是一稿时的样子。这是我感到满意的一个版本，在此我郑重地向所有想要读一读《一个人的战争》的人推荐这个版本。”12
显然，除个别小瑕疵，作者对《花城》杂志的初版本较满意，于是校对后三个版本，都以该版为准。由此可以见出，作品一旦发表即成为社会公众产品，等于把作品裁决权拱手让渡给出版商、评论家和文学教授等一帮人士。后者将产品向读者大众推介、展销，同时在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秘密结盟，但作家依然会为捍卫自己作品的“正典”性而战斗。林白的“后记”，即是一个有趣的例子。
错漏百出的第二版
《一个人的战争》1994年3月刊发，7月就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仓促出单行本，这种现象极为罕见。13由于是通过关系找的出版社，出版方不知作者市场行情，又急于上市，赶在大学、中学新学期开学前，尽快脱手，这版书的印刷质量难免糟糕。“内文校对粗疏”，“最严重的一页差错竟达十五处”，以致刚写就的第五章，作者竟没有修改和润色的时间。14
负责印制的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可能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厂。15众所周知，依照“十七年”出版制度，图书印制，全部由大型国营新华印刷厂垄断。16在1980年代，随着出版体制改革号角的吹响，国家投资锐减，出版社被迫自负盈亏各寻门路，成为我国出版界的常见业态。在事业单位改企业过程中，也带来诸多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比如，出版社向书商买书号维持生存；为压缩印刷成本，规避花费昂贵的新华印刷厂，于是滋生出大批小印刷厂或私营印刷作坊等市场经济的怪胎，后者更成为违禁图书的温床和藏匿地。管理部门“扫黄打非”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非法书商和私营小厂。17小厂小作坊，为赚取利润恶性竞争，不肯在校对和图书质检环节上浪费精力，图书印制粗糙的现象，便无法避免。18这种接近失控的状态，致使盗版书、黄色书泛滥成灾，19作家和出版社的纠纷层出不穷，这成为1990年代文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先来看该书封面。图上是一对半裸的男女，女性身体前扑，男性后蹲，含意颇为大胆。林白回忆，她事先备有封面，用这幅摄影偷梁换柱，责编并未告知。20所以小说甫一上市，马上吸引了批评家的眼球。1994年9月22日，《文学报》特约记者韩小蕙21在一则《“赤裸裸出卖自己”——女性“隐私文学”引起非议》报道中写道：近日一位自国外回京探亲的同学“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现在有些小说怎么变成这样了？！”有一位“女作者不但毫不隐讳地写出”她与多人的交往，“还将她自己十分性感的照片，‘勇敢’地登在书的封面上”。（笔者按：这里可能指青年女诗人海男的长篇纪实小说《我的情人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记者为此批评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书商出于发行量的考虑，对这类作品往往采取发行甚至欢迎的态度。”另一位叫丁来先的批评家，则在发表于1995年12月20日《中华读书报》的《女性文学及其他》一文中指出，是因为北大中文系某位女教授，十分推崇这种“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出现的“新情境”，才“导致像《一个人的战争》这样的准黄色小说泛滥”22。前文虽未点明林白小说的封面，但实际也有暗指。
再看小说印刷质量。因篇幅所限，我在此仅校读小说第一章。该版错字连篇，印墨深浅不匀不说，版权页注明是“兰州七二二七印刷厂”印制，其效果却疑似小作坊赶制的盗版书。23例如，第2、3页颜色偏深，第7页忽又变浅，字迹模糊，需借助放大镜始能辨认。以下类推，颜色偏深者，有第23、26、27、34（间有叠影）、35、56、58、59等页；颜色偏浅、甚至难以辨认的，则是第7、10、11、14、15、18、19、22、31、38、40、41、48、49、55等页；奇葩在于，同一页的印墨颜色也深浅不匀，或上半页深，下半页浅，或上浅下深，试举例如下：第15、19、22、31、38、44、45、55页等。本版《一个人的战争》总共60页，有问题的就占20多页，几乎一半！可见印刷厂因赶生产任务，连印刷油墨都未调匀停当的混乱之情形。不知我书柜其他自藏的书情形如何，手中这本即是如此。
国家部门对这类现象，始终保持着足够的警惕。1996年1月25日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各部委和直属机构的《关于坚决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曾发出警告：对“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的出版单位，“要停业整顿”，未持有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企业，不得印刷书报刊。要加强著作权保护，切实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一经发现出现类似情况，有关管理部门应责令其立即停止，并依法查处。24该版小说由作者授权出版，不属于“非法出版物”，但封面未经作者同意擅自使用，则属明显“侵权行为”。至于印刷质量问题，因潜伏于政策灰色地带，无疑增加了“认证”的难度。林白事后向该社索回了著作版权，出版社在道歉后允诺的“订正版”，却一直未见寄达。
接着看该版错别字。参照林白最信服的《花城》杂志版，我校对了全书，尤其对第一章进行了仔细校读。页码分别以“初版”和“第二版”的排印为准。譬如第1页就出错，初版本第2页是“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在幼儿时期”，第二版变成“令人难以置信地早在幼儿时期”，逗号从书中不翼而飞。初版本第6页，右侧第三自然段第九行“像黑色的玛瑙”，第二版第4页在第二自然段第八行处，“玛瑙”的“瑙”漏印。初版本第7页左侧，第一自然段第四第五行的“莉莉”，二版第5页第二自然段第四第五行，皆变作“立平”，第6页也跟着印错。初版本第7页，在右侧第五自然段第八行（包括翻页左侧第一行），原文是“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二版第8页第一自然段第七第八行，变成一个没有标点符号的连贯长句，“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1980年代，中国翻译出版了法国女性主义文学作家杜拉斯的长篇自传小说《情人》，习惯译法是“杜拉斯”。不幸的是，连林白信任的《花城》杂志版，竟也错排成“杜拉的《情人》”，二版第48页更是错得离奇，在第三自然段第二行变成了“玛杜拉的《情人》”！为节省本文篇幅，以下不再全部对校，而改成全章点校：第二版的错别字，计有第2页一处“历害”（这个“历害”出现过多次），第11页一处，第19页一处，第23页一处，第25页一处，第31页一处，第32页一处，第33页四处，第34页两处，36、37页各一处，39页一处，43页一处，46页一处，52页出错有两句，53页一处……经简单统计，仅第31页到39页，就有16处明显的错别字。
激光照排技术，也称“汉字排版技术”，是北大已故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先生的科研团队发明的一种先进的汉字排版专利，被称为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场革命”。激光照排跟传统的印刷铅字排版相比，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人工铅字排版错别字率，而且提升了印刷工业的生产力水平。工作原理是：“首先要将文件输入到电子计算机中，即借助编辑录入软件，将文字通过计算机键盘输入计算机，这个过程叫作录入。第二步是要借助于排版软件，将已录入的文字进行排版，这里将要用许多排版指令来确定整个文件的全貌，如标题的设置、字体字号的选择、尺寸大小、行间距离、另行或另页等，这个过程叫作排版。第三步是通过显示软件，在计算机屏幕上将排好版的文件显示出来，这时，编辑人员可直接对其进行校对修改。如果需要多人对此文件进行校对，也可通过打印软件，利用打印机或激光印字机将文件打印出来。”251980年代末，激光照排开始在我国大型报刊印刷中推广，最早一批引进的是国营新华印刷厂，而单位附属的小印刷厂，包括私营印刷厂，仍在沿用铅字的方法排版。制作《一个人的战争》第二版的印刷厂，大概还靠本厂工人一个字一个字地铅字排版，假如责编认真负责，出版社能按文件要求，坚持做到图书质量的“三审制”，以上错误当可避免。由此可见，甘肃人民出版社在印刷质量上出现诸多错漏，是单纯追求利润和急功近利的问题，也不排除铅字排版工艺上的滞后于时代这层因素。
甘肃人民出版社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他们在该书印制林白“手稿原件”，即是一个亮点。因为文学书籍上的手稿原件，是研究者触摸作品写作状态的一个窗口，这不仅对版本考证，于作品内容研究亦有积极意义。
作为“校对本”的第三版
显然，第三版是作为第二版的“校对本”而存在的。
为汲取上次朋友介绍的教训，她慎重地把作品版权委托给了世文图书公司。“世文图书公司”，全称北京世文图书声像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26日，注册资本为130万元，地址在北京东城区安定路20号院3号楼0105室，法定代表为袁亮先生，工商注册号为110101005035834。注册号是法定代表的北京身份证号，11代表北京，01代表东城区，503则是法定人出生年月，1950年3月。目前经营状态为“存续”，证明它依然存在，还在正常运行。公司声称：经营范围包括购销公开发行的国内版书刊、办公所用机械、声像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图书照排、制版、印制的咨询服务（不含中介服务）；办公室用机械技术开发，图文设计制作，翻译服务。依法选择经营项目，拒绝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的所有经营活动。显然，该公司主业是办公用机械、声像技术和设备开发，副业是图书出版销售，虽刚成立不久，但受林白委托，仍然十分积极负责卖力。
世文图书公司在批评风波尚未消散的情况下，接手作品再版任务，困难之大可以想见。公司出于慎重，特意聘请“专家审定此书”，反馈意见是“把第一章全部删去，其余各章都要进行大的改动才能出版”，但书稿仍被七家出版社拒绝。“世文”于是想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这是1990年代图书出版界的一个奇怪现象：一旦风声稍紧，出版商就会想到偏僻遥远、信息不畅的西部省份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也因稿源严重欠缺，甘于冒险接纳这些带有“问题嫌疑”的作者和书稿。26林白上次找甘肃社是由于声望不够，这回找上内蒙人民出版社则是迫不得已，而且还做出了较大让步，这在第一章删改、封面变更和全书重新校订等方面充分显示出来。
我们发现，“题记”被林白视为自己的“女性写作宣言”。这是她与出版社反复较劲的根本原因，因为事关她理解的“女性隐秘欲望叙事，尤其是女性的性心理”的合法权利。27于是，对题记增删现象的解读并非寻常小事。我们来校阅“题记”。与初版本不同，第二版的“题记”被单列于小说正文前；为挽回小说的负面影响，它被第三版的正文悄悄回收；到1997年第四版，外面风声不再紧张的时候，“题记”再一次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作品之首……不得不说，“题记之变”并非1990年代文学出版独有的特色，在新时期文学的不同阶段，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只是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罢了。接着来校对它的删改。与二版比较，被三版第一章回收的题记，除保留第一段，二三段全被删除：
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然后站在镜子前，把衣服一件件脱去。她的身体一起一伏，柔软的内衣在椅子上充满动感，就像有看不见的生命藏在其中。她在镜子里看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
她的床单被子像一朵被摘下来随便放置的大百合花，她全身赤裸在被子上随意翻浪，冰凉的绸缎触摸着灼热的皮肤，敏感而深刻，就像一个不可名状的硕大器官在她的全身往返。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觉得自己湿漉漉的，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乳白色的液体渗透了她自己，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的呻吟声，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的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
——林白《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应该提醒的是，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修改问题上作出让步，除考虑到文学批评引起的不利舆情外，还与出版环境有一定的关系。
有研究者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一文中指出，1990年代后，随着社会日益开放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出版业开始出现某种“新闻化倾向”，这固然是出于吸引公众参与大众传媒的需要，但在转企改制的过程中，也应该警惕另一种倾向所带来的危害。鼓励扩大出版渠道，并不等于是放任自由。281996年1月，另一份文件针对某些出版社的不良倾向提出了整改要求，强调“不准出版……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和教唆犯罪的出版物。出版物内容出现上述问题的，要对出版单位作出行政处理，直至停业整顿，查处出版单位主管领导和有关人员；情节严重的，要撤销出版单位登记”29。字里行间，带有威胁永久吊销出版社营业执照的语气。在此前后，相关部门还颁布过《出版管理条例》《图书质量管理规定》30等一系列行政法规文件，对营销、图书封面和插图等具体行为进行了严格规范。
负责该书出版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包括世文图书公司，不可能不知道上述政策法规。作为出版单位的第一责任人和合作者，他们无疑应担起出版物监督和管理者之责，主动参与“图书质量”的所有环节，以保证图书出版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实现双赢。
基于这些原因，第二版封面被撤下，第三版换上了正面大气的新封面。封面上方是三号淡红色字体“林白作品集”，下方“一个人的战争”是一号黑体字，再下方是小四号黑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居中是一幅比二版本缩小四五倍的封面。第二版封面为黑底色，第三版则换成淡黄色，明显豁亮了许多。二版曾被诟病为“春宫图”的封面插图，变成小幅的先锋派油画，左侧是人的半身像，右侧是一个门，似乎有一位素颜长辫的女子面朝外站立，虽维持着某种先锋姿态，呈现的却是公众能够接受的艺术插图效果。
除出版社对图书质量的主动跟进外，“出版政策”对各省市图书编辑、校对、印制等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组合拳，也是第三版小说图书质量得以明显提高的主要外部因素。新闻出版总署1997年3月3日下发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指出：出版社需制定出版质量管理制度，在图书质量监管落实到生产一线的过程中，还需坚持专题报批制度；三级审稿制度；审稿要达到“齐、清、定”要求；三校一读校对责任制度；生产督印、样书和成品要做到全覆盖。另外，“管理规定”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连续两年造成图书不合格的责任人，年终考核应定为不称职；对不称职人员，不能按正常年限晋升专业职务和工资；对连续三年图书质量不合格的责任者，不能继续从事该岗位的工作。“规定”还提出了图书编校质量的分级标准，图书设计装帧质量的分级标准。例如，不允许在封一、封二、封底、勒口、护封和书脊，以及扉页、插图等处，出现“格调不健康”的问题。规定最后严厉提出，对“年新版图书品种有10%以上图书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社”，新闻出版署和地方新闻出版局有权视其轻重，“给予通报或处罚”，并“罚款上缴当地财政”31。
笔者注意到，在管理方、出版社、世文图书公司和作者的通力合作下，上一节校对出来的第二版错别字、遗漏字，被第三版全部改过。二版32页的“玛丽莲梦露”，在三版27页校改为“玛丽莲•梦露”，不再是姓氏与名字串连；“玛杜拉的《情人》”，恢复成“玛•杜拉的《情人》”；小说“印刷质量”也转为正常，第二版油墨颜色忽深忽浅的页面，均已改观；通读三版第一章，给人感觉是油墨均匀、流畅、视觉效果极佳，不再像“地下作坊”的“盗版书”，而变成正规的出版物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不敢把书稿交给本地印刷厂，而直接跑到北京，联系了“北京中长印刷厂”，因为它不是“铅字排版和校对”，而是当时很先进的“激光照排技术”，因此才会有如此端庄和大方的图书的面貌。第三版唯一不被人注意之处，是第二版（22页）的“梦幻、想象与真实，就像水、镜子和事实，多米站在中间，看到了三个自己”，“水中的自己，镜中的自己，事实中的自己，三个自己互为辉映”这一长句式，这个“三个自己”，被悄悄改成了“两个自己”（20页）。这不是二版印刷的错排或错校，而是林白笔误所致。
在1990年代，由于出版社“改企”风潮对市场营销策略的深度冲击，批评家指责作品“抄袭”，作家诉讼出版社的事件时有发生。1995年8月24日上海的《文学报》，发表了女作家迟子建投诉沈阳出版社责编“侵权”的公开信《一部面目皆非的书——关于〈晨钟响彻黄昏〉出版的前前后后》。迟子建说：8月6日，自己忽然接到上海报界一位朋友的长途电话，说在某书摊看到了我长篇新作《晨钟响彻黄昏》的单行本，为此感到吃惊：一是不知道该书已经出版，二是封面与我预先知道的封面完全不符。原封面是应沈阳出版社编辑、丛书主编未凡要求，请《大家》杂志的美编设计的，用的是米罗的画32，“这样一本格调高雅的书的封面怎么会被一个摩登女郎的照片所替代了呢？我不禁愤怒起来”33。
迟子建还透露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
8月8日早晨7点，我拨通了未凡家的电话。我首先问他为什么书出来了我没有见到？他回答说：“你的书我分两种形式印的，一种……我想等另外一本格调更高雅的书出来再送你。”
也就是说，沈阳出版社此前准备过两套方案34：第一套方案是先用封面印有“摩登女郎的照片”的小说抢占市场，以利扩大发行量和增加利润；如得手，第二套方案随之推出，这即“另外一本格调更高雅的书”，等于荤素通吃。未想到作者竟会“愤怒起来”。在迟子建声调严厉地追问下：
他支支吾吾，未能给我作出任何解释。我对他说，这样一本书的出版，无论给我的经济、名誉还是精神上都带来了严重损失。他却毫无歉意地说：“也没什么影响嘛”，我气愤至极地挂断了电话。
据作者讲，《晨钟响彻黄昏》是她1993年写作，1994年春抄改完毕的第二部长篇，在《小说家》1994年第5期发表后，反响不错。未凡找她，在签合同后，许诺用“一流的纸、一流的装帧设计来出版它，使之成为纯文学书籍的精品。”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封面居然是一幅“身着短裤、胸部半裸的女郎的照片”，而且第2页的两百多字，在未经她同意的前提下被删掉！35
如果站在林白、迟子建的角度，读者容易把责任归咎于出版社和责编。虽然作家受到了某种伤害，出版社和责编则因为自己是“被告”，还有某些不便公开的诸多原因，他们也只能处于“无语”的境地。也就是说，研究者采用的是作家所提供的材料，却未见到任何出版社和责编辩解的材料。这种材料，显然是缺乏旁证，至少是不够全面客观的。由此可以想见，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汹涌之势下，在失控局面下，不排除有鱼龙混杂的图书市场，但怎么可能，都是出版社和责编一方的“市场责任”呢？如此推论，就难免武断。陈晓明在《花城》1995年第1期的《超越情感：欲望化的叙事法则——九十年代文学流向质疑》一文中，曾就此类现象的复杂性提醒人们：“那个‘隐含的作者’——他的观赏目的，实际支配和推动了故事的情节及其发展。”36这类文坛争执，显然不是由出版社和责编“单方面”发展而来，作者和批评界，也都有无法规避的责任37。否则，作为“校对本”的第三版，不会悄悄地删除第一章“题记”从“这个女人经常把门窗关上，然后站在镜子前”到“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等大段且刺眼的文字内容。然而，这就是“1990年代文学”的真实面貌。
第四版这个“定稿本”
林白认为相较于作品的其他版本，第四版较为完整。38其实如果用第三版校读第四版，发现并没有明显修订的痕迹。她之所以看重此版，是因为批评风波这时已呈现衰弱之态，另外江苏文艺出版社良好的印制条件及营销环境，也令她感到心安。
四版封面比第二、第三版更加精致大方，确实不愧是文学大省出版界的优质产品。它以版画布纹的淡灰色做底，首先给人一种稳重的印象，在左下角配置一块不规则的暗棕色泼墨画作为肖像的底色，之上才是作者林白黑白色复古的坐姿照片。只见照片中的她，身着花格呢外套，内为黑色高领毛衣，两手很自然地合在一起，短发，面庞微抬朝向远方，双眸深邃而明亮。这幅照片，显然经过精心挑选，与封面的持重大气浑然一体。相较于二版的戴耳环、三版的坐在藤椅里的把头照片，均暗示封面上的作者日趋成熟，事业步入了平坦大道，而过去的一切妄议、流言蜚语早成过眼烟云。一个成功作家的形象，已矗立于公众面前。39
这种情况下，出版社听任作者将“题记”再次置于作品之前，这表明她与出版社的博弈战已告终结：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这是作者最得意的警句，是女性主义文学的宣言，我们也愿意相信它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楔子。林白还意犹未尽，经与出版社协商，她把大部分的题记挪到了作品结尾，不过，为使定稿本风格稳重，第二版那些刺激性字眼，如“她的床单被子”“大百合花”“全身……”和“随意翻滚”等等被删除。作品删节意味着，作者是在摆脱那一段不开心的记忆，“团结一致向前看”了。正如有人所发现的：“之后，林白便试图挣脱女性主义文学的圈限，在陈思和‘民间’理论的影响下，尝试民间叙事。陈思和也关注到了林白创作上的变化和突破：‘由于作家的变化是在她有了真正关注民间的立场才发生的’。”40显然，经过南北“二陈”的善意引导，41林白终于摆脱了文学批评对创作的影响，变成一个比较老练的作家。
目录中，“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一行字赫然入目，且配有目录，分别是“第一章 镜中的光；第二章 飞翔与下坠；第三章 随意挑选的风景；第四章 傻瓜爱情；尾声 逃离”。而此前三版，虽有各章题目，但均未出现在封二。第三版的目录，则是《一个人的战争》与几个短篇小说混编为一书，即《致命的飞翔》《回廊之椅》和《瓶中之水》等，另有附录在内；四版混编小说，而短篇改为中篇，它们分别是《黑裙》和《子弹穿过苹果》，另有介绍四个版本调整变化的“后记”，也值得一读。在第四版版权页之外，封底还特意署上了该书封面设计李娜女士的名字，这说明作者对这位品味道高雅的美编，有一种无意掩饰的尊敬之情。
第四版的责编是汪修荣先生。经我在百度百科中查找，材料如下：汪修荣，生于安徽当涂，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编审。曾主编、编选《世界名人经典丛书》《世界文豪同题散文经典》《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美文选》等十余部，业余发表小说、散文、论文、书评等约六七十万字，著有《民国教授往事》。42另见网上有他的微博，其审美眼光和文学功底，不可小觑。不过，他二十多年前编辑《一个人的战争》时，也许还是一个入行不久、但认真负责的年轻编辑。
对四版品味不俗的美编李娜女士，我继续在百度百科搜寻，发现没有生平事迹，仅有被孔夫子旧书网“长沙旧雨书店”拍卖的“江苏文艺出版社 美术编辑 李娜信札”一封，殊为可惜。信封落款地址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尚云岭56号。电话631078 631836，电挂0122，邮编是210009。电话是五位数，说明1990年代南京的电话用户并不算多。信内内容跟工作无关，叙述的多是日常琐事，通信人也许是朋友关系，或文学界同行。写信人落款是“李娜，92.7.27”。这封信证明李娜确为该社美编。鉴于当代文学史材料的严重匮乏，一些文学名著的责任编辑的材料更是残缺不全，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展开。否则，被林白高度评价的，“定稿本”的两位负责任的责编和美编，不仅应该是功不可没之臣，而且也应该是文学史研究的题目之一。
1997年初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并不尽然是“加强出版管理”的内容，也有颇为人性化的文字，例如，第五章对出版界符合“保障和奖励”的单位和个人，专门列出了具体的表彰奖励措施，第四十条“国家鼓励支持下列优秀的、重点的出版物的出版”，即为其中一例。而第四款，也囊括了有思想、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诸种出版物。43说明国家在积极推动市场经济开放搞活的同时，也对思想、科学和文化书籍的进一步开放，持一种较为宽松和包容的态度。
《一个人的战争》的初版本、第二版，在个别内容上，确实容易引起争议。经第三、第四版的多次调整修改后，它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价值逐渐凸显了出来。诚如作家徐坤在文章中指出的：“我想要说的是，女性、女性文学与爱心，并不是互为因果的概念，不能够强行牵入同一个范畴来以此非彼或以彼非此。爱心对任何人，对何种性别的文学都同等重要，绝不像丁先生所说，爱心只对女性“尤为重要”。“缺少了爱与同情，人类就失去了在现实世界中安身立命的依据，人类文明的衍进也就变得毫无意义。男女生来就应该是平等的，谁都没有权利来规定和要求女人天生就该比男人承受得更多，付出得更多。”44
“期望”与“约束”相互制衡
很显然，这部小说版本透露出了一个既对立紧张、又相互成就的现象，即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一个社会学原理：“期望”与“约束”之间的相互制衡，或价值相反；然而最后又成就对方。因为，“角色期望和约束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互补性的，对自我而言是约束的东西，对他我而言则是角色期望，反之亦然”45。换句话就是，在共同价值取向中，这种互动关系里包含有不同期望的互给性：对自我而言是约束的东西，对他人来说则是期望实现，双方不过倒换了位置。
肇起于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蔚为大观的图书出版体制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种期望，塑造了管理方和出版方（亦包括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一度极受欢迎。人们不久发现，任由其发展，改革大业也将功亏一篑。于是，约束机制便从期望中产生，声明对“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的出版单位，“要停业整顿”，未持有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企业，不得印刷书报刊。要加强著作权保护，切实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一经发现出现类似情况，有关管理部门应责令其立即停止，并依法查处。46又例如，不允许在封一、封二、封底、勒口、护封和书脊，以及扉页、插图等处，出现“格调不健康”的问题。规定还严厉提出，对“年新版图书品种有10%以上图书质量不合格的出版社”，新闻出版署和地方新闻出版局有权视其轻重，“给予通报或处罚”，并“罚款上缴当地财政”47。一方面是整改的尺度愈加严格，另一方面，则是1990年代文学出版市场的高度混乱和宽松繁荣。各方都“痛”并“快乐”着，48并肩前行在中国这一个充满崎岖和希望的机遇期。历史事实证明，通过探险性的博弈和相互适应，最后都“成就了对方”。它还证明，后代在今天之所以能够享受如此大的言说尺度，应得益于前代坚韧不懈的抗争，这不应该被轻易忘记。
从上述“有意识”中的“无意识”，亦可进一步拓宽对出版商和管理方关系中“不可预见性”的理解视域。管理方的愿望是使社会井然有序，不出混乱死角；出版商的愿望则是谋利，因为它要在市场丛林法则中生存。双方愿望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意识”的、“可控”的，然而又都没想到，在残酷的市场丛林法则中，这种“互补关系”，又经常处于“失控”状态。
埃斯卡皮说，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出版界，也有相类似的现象：“如果把出版商看作一个工业家，那么这位工业家每出版一本书就在创办一门新的工业。从理论上来说，他不可能积累任何经验，即不可能有任何预见性。其实，读者的经验也是不能积累的。一个汽车驾驶员知道，他在一个加油站或另一个加油站得到的汽油，都能以几乎是同样的方式使发动机运转，不管是什么加油站都是如此。但是，两个思想不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使用同一种精神汽油，同一个思想也永远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运转两次，不管其精神食粮是否相同。”他还引用狄德罗写于1767年的一本书中的话，阐明之所以造成这种“无意识”的“不可预见”现象，原因在于：“一本书如不印刷一定的册数，就无法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纺织品仓库里积压一种过时的织物还有一定的价值。书店仓库里积压一种低劣的书就毫无价值。”据统计，“在10个企业中，有1个能取得成功就已经很不错了，有4个能收回支出的费用，有5个则要亏本”。“请注意，狄德罗把出版在商业上的成功率定为1:10。这个估计仍适用于20世纪传统的文学出版”49。
1997年的“出版管理条例”声明：为了加强对出版活动的管理，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保障公民依法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此条例。第三条规定，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一切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第四条又说，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然而，第五条接着强调，公民在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的时候，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50像通常文件“既要这样”“又要那样”的辩证关系及其措辞风格一样，条例鲜明体现了“改革开放”语境中管理方和管理对象既矛盾又统一的复杂关系。
依照这种理解，强调“社会效益”的条例，在限制、约束“经济效益”，似乎压缩了其发展空间的同时，实际也在法律范围内“保障”了后者“出版的自由”，如果倒回二三十年，人们看到的恐怕只会是因“限制”而导致的万马齐喑、一片萧条的文化局面。更不用说，这个条例，实质上是在鼓励出版企业“胆子更大一点”地“摸着石头过河”。反过来，出版企业在不断巧妙地“越轨”“犯错”和“挑战”政策边界的同时，也把条例本来偏重守成的文化性格进行了新的整合，这就是，进一步扩大了前者的“世界性视野”，增强了其“改革意识”，当然也成全了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辉煌历史。社会今天的进步，与二者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相互成就”，实乃有极大的关系。
林白小说的命运，就处在当代文学史这一段彼此龃龉的时空中。年轻的研究者肖庆国通过梳理材料发现，从1995年底到1996年中期，围绕《一个人的战争》的论争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先是他没料到的，因这部小说被北大某教师点评，引发在讲座现场的丁来先先生，在《中华读书报》的著文批评。接着，又因社会上的一连串蒸发效应，一家西部出版社为抢市场，排出的版本竟错字连篇。北京世文图书公司接手后，该书稿“名声不佳”，所以被七家出版社拒绝，不得已，再次转向“西部出版社”，赶出了第三版，直到1997年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版，才最终被“平反昭雪”。此段款曲，此段隐情，此段悲伤，怎想到时隔半年，始被作者自己委婉道出？51这很容易令后代读者，乃至后来研究者，会以“历史之同情”的评价标准，为小说版本之变动而大大加分。
但这位研究者不愿受“倒错时空”主客观条件之干扰，他发现，版本风波表面上对各方有伤害，但在更长的视野中看，其实又“成就了对方”，让各方最后都如愿以偿——作者/批评家（包含指责和支持的）、出版社/管理方、作者/文学名声、出版社/作者，等等。他说：“通过考察林白小说中女性主义的发生和流变，笔者发现其溯源于评论家（注：有删）的引导，与女性文学热潮中林白的技术性生产策略，以及林白凭借身体写作迎合市场化需求。事实上，林白和评论家对于女性文学相关理论均存在误读状态。而在评论家的引导之前……（注：其作品是没有什么女性意识的）”52今天看来，这评价是否妥当，作者是否接受已不重要，重要在于，在“版本风波”里相持不下的各方，他们像一个从这个加油站到另一个加油站的驾驶员，虽然都处在“不可预见”性的状态，却又在“无意识”当中“成就了对方”。这一事实，不应该被抹杀。
注释：
1林白在《想起〈一个人的战争〉》中说：“当我回想自己的作品，想要找出一部知道的人多一些的，我首先想到的总是《一个人的战争》，我最后想到的也是它，于是我权且把它作为成名作来回忆一番。”《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
2这是林白长篇小说中版本最多的一部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成名作”在她创作上的地位，以及广大读者对该书的认可度。
3鉴于个人权利及真实生存状态的情感、心理等现象，长时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濒临绝迹，才会引起文学批评和公众格外的关注，以为是“新发现”。而“五四”新文学所追求的目标，即是奠定这些社会命题的合法性地位，这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界“呼唤五四”的历史原因。
4因篇幅限制，本文主要校读该小说第一章。该章也是被文学界批评最多的地方，所以本节及下面各节，均在做第一章的校读和研究。
5即使是林白一直信任的《花城》杂志，也忙中出错，把作品第四章标题“傻瓜爱情”，排在了第三章三分之二的地方。她决定很快出单行本，也有纠正这一明显错讹的意思。
6 1993年10月8日，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上，杀害妻子谢烨后，上吊自杀，此事成为国内轰动一时的事件。
7因一位朋友的介绍，林白把单行本的出版授权给了甘肃人民出版社。因担心西北地处偏远，图书印制条件欠缺，她特意请北京青年封面设计家旺忘望设计了一个较满意的封面，出版社在没征求她意见的前提下，将其换成了另一幅引起极大争议的封面。
8 19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出版社用极大胆的封面、插图吸引读者，力推图书发行量，与其他出版社恶性竞争的事例，并非《汁液》独有，而是出版界的普遍风气。最典型的案例，也不会超过《废都》的“空格”、《丰乳肥臀》的封面和插图引起的热议，但这往往成为其被“文敌”攻击的主要穴位。
9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 12 38林白说：“这个版本的出版过程亦十分曲折。我收回版权后于同年十二月与河北的一家出版社签订了合同，但就在这个月，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了一篇很不负责任的批评文章，称《一个人的战争》为‘准黄色’，是‘坏书’，重新签约的责编打来电话，说领导看到了这篇文章，对是否出版该书拿不准，说最好能在同样的版面发一篇正面的文章，但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他们退回的书稿，并让我尽快将合同寄去，以便按合同付我退稿费，但我至今没有收到退稿费。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又与世文图书公司签约，授权该公司出版此书，由于某些不负责的批评，公司联系了七家出版社均被拒绝了，最后才由边远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接受下来。”《一个人的战争•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1与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全国各大城市的新华书店不同，199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城市不同区域“图书城”“图书商厦”，开始在大门处的电子屏幕上滚动“图书排行榜”，例如北京的王府井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厦和海淀图书大厦，包括位于海淀区高校周边赫赫有名的国林风、风入松和万圣等图书城（私人书商经营）。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兴起，北京这些大型私人图书城，除毗邻北大、清华的万圣书园还在挣扎外，其余均倒闭。万圣俨然是1990年代轰轰烈烈中国出版业大跃进历史图像中的一处遗址。
13在新时期小说家中，一些因名气较大，长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和出版社出单行本同步进行的现象较为常见，因为出版社急于推出名作家新长篇，而作家也希望在版税和社会影响上双丰收。然而很少有这种作家刚出道不久，就杂志和出版社连发的现象。由此可见，作家创作成长期明显缩短，是1990年代不同于之前文学生产方式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4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按照她的说法，这个独立中篇如果修改一下，其实可以融入这部长篇的整体之中，这样便给人“不伦不类”的不良印象。
15其企业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二二七工厂，这是一家附属于该厂的军内印刷行业，当时规模应小于省市新华印刷厂。地址在兰州市东岗东路217号。
16命名为“新华”的新华书店，与新华印刷厂和国家及省级出版社一起，均成为国企，遍布中国县以上的所有城市。
17文中所引若干国家出版业管理部门的文件，是博士生李玉新帮助搜集的。
181988年4月1日颁布的《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称：出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的改革需要，允许“自办发行”，但应坚持“三审制”，“保证社会效益”，以避免“出现责任事故”。
19贾平凹的《废都》，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文学类的“盗版书”，数量之大，已无法统计。笔者1993年春，就在武汉大学邮局附近一个地摊，买过一本，现仍藏于本人书柜。直到2000年以后好几年，每当傍晚时分，还有推着板车私售这种盗版书的游动书贩，在笔者居住的北京亚运村周围的街角闪现，可见此风习，已有十几年之久。
20 51林白：《想起〈一个人的战争〉》，《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
21韩小蕙，女，1954年生，北京人。198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光明日报》记者。《文荟》副刊编辑、主编，高级编辑。有多部散文集出版。
22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丁来先此文应该是第一篇批评《一个人的战争》是“准黄色小说”的文章。丁来先，男，安徽人。副教授，作家，硕导。1980年代，研究生就读于山东大学，师从周来祥研究美学。毕业后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带流浪七年，常去北京大学听课。文章称在北大听戴锦华讲座，即在这一时期。后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师（现文学院）。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和作品。
23由于当时的盗版书使用的纸张质量较差，印刷技术水平又低，不少违禁图书貌似“正版”，封面一看就假。不过，对于面对市面“违禁书”绝迹的大众读者来说，五元钱一本的书籍，买回去私看历史秘闻一饱眼福，在价格上倒也值得。
24 29 4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取缔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1996年1月25日。
25见百度百科的“激光照排技术”一词。
26在1990年代出版业中，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一些在中心城市、内陆省份出版社难以出版的图书，不少转移至“西部省份”出版社，想在监管较松弛的上述政策灰色地带，重寻生机。
27林白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义无反顾，是她把这看作一次突破历史藩篱、为“女性主义”正名的难得机会。
28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出版广角》2012年第6期。
30 31 47《图书质量管理规定》，见新闻出版总署，新出图（1997）79号。
32未凡，1936年12月生，沈阳市人。中文本科学历。1950年代中期开始诗歌创作。曾任《芒种》文学月刊社主任、编委，沈阳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10月18日在沈阳逝世，享年81岁。
33 35迟子建：《一部面目皆非的书——关于〈晨钟响彻黄昏〉出版的前前后后》，《文学报》1995年8月24日。
34它事先未告知作者本人，而纯属责编和出版社单方面的行为。
36 40 52有人指出，这种“女性叙事”不排除受到“欲望叙事”的“引导”。肖庆国：《“理论化思维”与九十年代女性文学论争——关于〈一个人的战争〉论争始末考察及其意义重释》，《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37由于某些女作家对“私人生活”的大胆描写，无形中给出版社在编校时造成了一定的麻烦，这在研究中应该给予适当的注意。著文批评林白的丁来先，也曾指出，她的小说，在北大某次讲座中，受到了“戴姓”女教授的激赏；不仅如此，1990年代关注女性文学创作的批评家，其实都持这位戴姓女教授这种公开鼓励的态度。
39以作者对此封面的精心考虑，拟将江苏文艺出版社这版作品，确立为“定稿本”的意图，由此昭然若揭。
41按照肖庆国的观点，林白的创作在步入成熟阶段之前，受南北二陈——即陈思和、陈晓明两位批评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之后，她才摆脱这种影响，成为一个更为独立和成熟的小说家。
42参见汪修荣的“百度百科”。
43 501997年1月2日《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10号。该文件法规类别：出版与出版物市场管理；专题分类：知识产权。这说明，在1990年代，不仅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而且国务院都十分重视对出版市场的管理监督，希望其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健康有序地发展。
44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月10日。
45[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页。
48这是媒体大咖白岩松当时的一句名言。
49[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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