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扬：文学批评要兼顾“在场”和“疏离”，追求诗性与理性的平衡
刘阳扬，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姑苏宣传文化特聘人才，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科幻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著有《新世纪小说创作中的反智现象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各类核心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获江苏省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江苏紫金文艺评论奖等。
刘阳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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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曾开始我们的访谈之前，我搜索到你在博士期间的一篇自述文章《灵感的力量与批评的冲动》，谈及你由现代文学转向当代文学的契机，是2013年阅读贾平凹《带灯》时新作品带给你的兴奋和愉悦之情，这种兴奋来自于一部新作品还未有批评声音出现时留下的空间，使得文学批评可以脱离既有观点和批评方法的束缚，灵感的力量和批评的冲动由此而生。我想，这大约可以成为进入你文学批评之路的一条线索，“灵感”与“冲动”，它们是什么？于你当下的文学批评仍然是重要的吗？当然，它们显然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它们所依赖的那些东西无疑是一个批评者要通过长期而专业的训练所持有的，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刘阳扬：这篇文章是我读书期间参加江苏省作协举办的青年批评家论坛时的发言稿，其中谈到，我初入文学批评的契机是对作品的感性认识。事实上，我所接受的文学教育是从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开始的，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强调经典的重要性。我也是从鲁迅、茅盾入手进入现代文学研究，曾花费大量时间在期刊阅览室翻阅《新青年》和《小说月报》。不过没想到的是，我却在阅读当代文学的新作中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点。2013年《带灯》出版，我很快就读了，读完发现，《带灯》与贾平凹此前的《废都》《秦腔》《古炉》相比，出现了文字风格和文体形式上的新变。我对这个变化很感兴趣，但是当时并没有相关的评论文章出现，我被动地在“影响的焦虑”之外尝试自己进行了一些解读，并把这些想法和导师丁帆教授进行了交流。丁老师非常鼓励我，并建议我从现代文学研究转向当代文学，我也由此开始了文学批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在读书期间一直在接触各类理论，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虽然对理论的辨析能够建立起批评的缜密逻辑，但感性的阅读冲动同样重要。“灵感”并非一种天赋，而是日积月累的阅读和写作共鸣而成的奇妙和弦。正如马尔克斯所说的，“灵感”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作家是这样，批评者也同样如此，那种心灵最初的悸动和激情，是批评者与作家、与读者对话的窗口，也是推动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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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发来的文章里，多是具体的作家作品论，显然你的文学批评很大一部分是由此展开的，对经典作家新作的分析通常建立在对作家的创作生涯、创作阶段、创作转变和代表作品非常熟悉的基础上，而对文学新人的探索则更着重于刻画其写作的面貌。直面作品是你进行文学批评的最关键所在，经由它们，你希望结构起一张怎样的文学批评网状图？
刘阳扬：我在苏州大学上一门《小说鉴赏》选修课，授课对象是全校本科一年级新生。拿到名单的时候我很吃惊，选课的同学八成来自理工科专业，这给我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挑战。此前，我的教学对象都是文学院学生，他们或多或少对文学史、对作家创作已经有了一些了解。那么，如何让这些理工科学生了解文学，进入文学？我选择了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直面作品。我让同学们直接阅读作品，不要看别人的评论，读完作品后一起交流读书感受。在教学中我发现，即使是此前对文学接触甚少的同学，在读到《狂人日记》《受戒》《棋王》的时候，也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阅读体会，领略作者的创作心态，我想，这正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所在。乔治·布莱将自己的批评理论阐释为一种“意识批评”，他主张文学批评是一种意识的互动，批评者经由作品与作者进行交流，触摸作者写作的意识构成，并在自己的批评中重现这一意识模式，从而达成对作者的理解。在文学批评中，直面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一方面通过文本的细读深入文学的精微之处，另一方面以文学史的视角观察作家创作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与作者的相互理解中构建起自己的批评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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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章里能提取到一些关键词，如在《城市、建筑与怀旧叙事的悖反——读王安忆〈考工记〉》《论班宇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地方意识、历史情结与都市表 达——苏 州“70后”作 家 综论》《论1950-1970年代科幻写作中的工业想象与城市景观》等文章中的“城市”，《“迭奏”乡村——论〈捎话〉兼及刘亮程的创作》中的“乡村”，但其实两者都指向一个问题，“作家和他的地方”。“地方”的概念、城市和乡村的空间、作家的书写之间，是你近期的批评兴趣的所在吗？
刘阳扬：文学与地方的关系确实是我近期的关注点。随着理论界对文学的讨论从时间转向空间，作家与其地方之间的紧密联系、情感交流与意义建构成为许多研究者都会关注的内容。段义孚以“恋地情节”来阐释地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表现地方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中介关系和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我最近也在关注作家和地方间的关系，比如班宇和沈阳、朱文颖和苏州、刘亮程和新疆等等，尝试写了几篇文章，希望能够通过一些个案的分析梳理当代文学创作的地理版图，不过现在做得还太少，是我接下来想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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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文学批评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科幻文学的，作为当下一种热门的文学类型，对于它的批评很多时候是从技术、空间、人类未来等方面展开的，有意思的是，你在此之外，似乎还关注中国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事实上，当我们谈起关于科幻文学的文学批评时，脑中似乎无法形成一种明确的概念，你在进行批评时所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何为它的知识分子叙事？
刘阳扬：作为普通读者，我对科幻文学的阅读其实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了，但真正把其作为研究对象还是六七年前的事情。通过阅读可以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科幻文学，都存在知识分子的形象，既有正面形象，也有负面形象，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推动了小说的故事进展，另一方面也为小说展开了一条技术与知识的叙述路径。为了集中展现科技和人的关系，科幻小说常常从知识分子入手，侧重工业幻想、宇宙探险、环境保护以及人文表达，用多重文本形式提供了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并以其知识话语体系，构建起未来社会的文化景观。当代文学研究往往以“纯文学”“严肃文学”为中心，尽管近年来已经逐步将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网络文学纳入其中，但尚未将“科幻文学”纳入考量的范围。科幻文学因其特殊的性质，既难以被看成是“纯文学”的一部分，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入“通俗文学”或是“类文学”的范畴。所以我在展开研究的时候，试图以“知识分子叙事”为切入点，找寻科幻文学与“纯文学”“通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联。科幻文学不但具有光怪陆离的太空想象，还具有深刻严肃的现实指向，以丰富多姿的表现形态抒发对当下现实的审慎关注，能够对当下文坛的现实主义题材写作提供有力的补充。另外，科幻文学往往背离传统文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导向，刘慈欣就不止一次谈起自己的“技术至上”的观念，这一导向显然又对传统的知识分子叙事形成了不小的挑战，或许能够形成一条知识分子叙事的新路径，这些都是我近几年感兴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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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发现的另一点是，就是你此前提及的对于批评对象的精微观察，还是以《城市、建筑与怀旧叙事的悖反——读王安忆〈考工记〉》来举例，你提到《考工记》中观察城市的视角是“地面”，有别于《长恨歌》中的“鸟瞰式”视角，它让城市为一个由无数碎片构成的错综复杂的迷宫，同样人物的传奇性、典型性、象征性都大大减弱了，城市的一切都以更从容的方式出现，也由此一个日常的、现实的、现代化的都市出现了。显然，你的文学批评方式是灵感的点拨后，具体而微的细部观察。你也提到，苏珊·桑塔格评论本雅明说其文学批评的独到之处主要归功于“显微镜式的观察”与“不屈不挠地控制理论分析的能力”两者的结合，你认为文学批评的理想状况就在于此。
刘阳扬：“显微镜式的观察”在我看来是对细节的直观感受和把握，并通过这些细节，“榨取”出意象和叙事背后的更多内容，这也是我阅读和批评的关注点。王文兴在《玩具屋九讲》中就讲求以“慢读”的方式解读曼斯菲尔德的文本，“一字不漏，字字求解”。有些文本的细读是从语言展开的，比如遣词造句、动词的使用或者独特的韵律，但我更关注的是意象的变化、视线的转移和“物”背后的隐喻，我期待看到文本背后的“潜文本”，看到叙述者背后的“隐含作者”。苏珊·桑塔格提到本雅明对细小的东西极为感兴趣，因为它们“既是整体（因为它是完整的），又是碎片（因为过小的规格，不正常的比例）。它变成了无功利的沉思和狂想的对象”。本雅明对细节的把握，既唤醒了孩子式的热情，同时还保存着游荡者的收藏癖，也是我在文学批评中想要尽力接近的状态。至于“不屈不挠地控制理论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很惭愧，我还做得非常不够。不过，可能过多的理论阐释也并非解决文学问题的最佳办法，如何能通过文学批评发现文本深层的内容，如何通过一种批评体系更好地实现与作品的互动，可能是我想追求的一种理想的批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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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个观念是我颇为赞同的，从事文学批评工作要兼顾“在场感”和“疏离感”，一方面切身感受热火朝天的文学现象，另一方面保有独立的理性批评。当下的文学现场确实是火热的，但如何在场又如何疏离，似乎也并不容易，而如何保有独立的理性批评，有自己的批评风格，就更不易了。于一个青年批评家而言，可谓是一种修行，该如何修炼？
刘阳扬：“在场”是西方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它包含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含义。一方面，“在场”是一种空间的显现，另一方面，也指当下的一个时间节点。而“疏离”则相反，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指向一种距离感。“在场”是强力的“无遮蔽”状态，一种纯粹的敞开。当下的文学现场确实十分热闹，但也泥沙俱下，批评家如何捕捉文学的新质，又如何发现问题、清理症结，都需要持续的“在场”。而“疏离”则是保持“陌生化”，保持理性，以叙事艺术去强化文学的审美感受。借用现在的新兴艺术形式，文学批评或许需要一种“沉浸式”体验，以物理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在场”又双重“离场”去追求“诗性”与“理性”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