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先驱景梅九与新文学作家
景梅九是近现代革命的先驱者，也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以革命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开辟大片文学园地，团结、扶植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促进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
景梅九
创办于1934年的《出路》杂志
一
近代文学80年，现代文学30年，二者的衔接、转型“节点”上，经历了一个蜕变的过程。其时涌现了众多的文学大家，如梁启超、林纾、鲁迅、胡适、周作人、茅盾等，他们在不同“岗位”，发挥着不同而又重要的推进文学“革命”的作用。景梅九同样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不仅是近现代革命的先驱者，也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革命是他的职业、使命，文学是他的修养、灵魂；他不曾跻身文坛，但他一生创作了各类文体大量文学作品，他长期主编多种报纸刊物，为新文学作家提供了广袤的园地；他鼎力帮助、扶持青年作家，为他们铺平人生之路。
景梅九被誉为民主革命家、现代报人、著名学者、文学大家，他的一生是传奇的。他1882年生于山西安邑城关（今运城市盐湖 区 ）一个耕读之家。名定成，字梅九。自幼聪慧志学，12岁中秀才，17岁入太原晋阳书院，后升入京师大学堂。1903年，21岁时赴日留学，专攻理化，更热衷文科。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山西分会评议部长。投身革命，开始文学创作。1908年毕业归国，遂于晋、冀、鲁、豫一带，从事反清革命与建立共和的 斗争。在京创办《国风日报》，成为同盟会重要喉舌。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山西军政府成立，他出任政事部部长。是年底他协助李岐山军攻运城，成立河东军政分府。1912年初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当选众议院议员，同时兼任山西稽勋局局长。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初创时期，他坚决维护共和政体，与袁世凯、张勋的帝制复辟，与蒋介石的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1934年他在西安开办“国学社”，创办《出路》期刊，宣传抗日斗争，激发民众爱国精神。建国后，他担任西安市人民代表、政协陕西省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等职。1961年在西安病逝，终年79岁。
从晚清到辛亥革命、从民国到“五四”运动、从抗战到新中国，景梅九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但他对仕宦始终保持了一种淡泊、超然的态度，他更愿意做一个智者、“智囊”，或是办一份报纸、期刊，宣传他的思想理论。他有扎实、丰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功底，有开阔、活跃的新思想、新文学观念，更愿意通过文学、学术，安顿自己的生命与灵魂。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涉猎了所有文学文体，诗歌、散文、杂文、戏剧、评论等，都有代表性作品；小说是他最看重的文体，三十余年创作有二三十部短、中、长篇小说。文言小说如《清快丸》《轩亭记》《玉楼影》等，白话小说如《傀儡外纪》《初恋》，《罪案》则是一部杰出的长篇纪实小说。学术研究《石头记真谛》，是学界公认的“红楼梦研究”索隐派的代表性著作。陈平原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以梁启超、林纾、吴趼人为代表的与以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两代作家共同完成的。”他把前一类作家称为“新小说”作家，把后一类作家称为“现代小说”作家。景梅九自然属于前一类“新小说”作家。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古典型”作品，又有“现代型”作品，前者上承古典小说，后者下接“五四”现代小说，表现了他从古典向现代的变革与转型。
现代文学学者贾植芳指出：“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一大批作家是留日学生，他们以激进的姿态投入并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并把留日学生分成四代人，第一代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东渡日本的，时间在1902至 1907年，如王国维、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景梅九正是这第一代中人，但他是革命家兼文学家双重身份。把景梅九与鲁迅作比较、作联系，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鲁生于1881年，景比鲁小一岁，同代人。景、鲁同在1903年赴日留学，景略晚半年。他们都参加了抵制日本“取缔规则”的活动，聆听过孙中山的讲演。他们都崇敬章太炎，并上过章在寓所开设的讲学课。经历相似。但那时景梅九热心革命活动，担任山西同乡会会长、同盟会山西分会评议部长，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等期刊，发表长篇小说《玉楼影》以及政论多篇，显得更为活跃。而鲁迅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只是在1903年《浙江潮》发表编译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刚刚显露头角。董大中说：“景梅九后来回忆，他在日本曾跟鲁迅见面，但不知道他是鲁迅，因为鲁迅是后来使用的笔名。他说是在章太炎家里遇见的；……现在知道两人都参加了反对‘取缔规则’的活动。这次活动，景和鲁迅也有可能见面，时间在前。”
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景梅九与鲁迅同在北京。景从政、办报，鲁从文、教书，二人并无交集。但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进入北京，形成一个以山西作家为主体的作家群，自然而然凝聚在鲁迅身边，形成一个“文学群”，又自然而然团结在景梅九周围，构成一个“同乡群”。二个群之间声气相投，各有所能，不仅激发、促进了青年作家的文学创作，同时也获得了家庭般的温暖、襄助，而且使两位“先生”——景梅九、鲁迅，有了更多的相知、相通。因此，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景梅九得知消息，悲痛地写了《悼鲁迅》两首诗：“庐山真面无人识，鲁迅原来却姓周。只为一篇《阿Q传》，顿教声誉遍环球。”“君是东方高尔基，摇旗呐喊震萎靡。横冲直闯入文阵，苦斗精神死未疲。”诗中写出了景梅九对鲁迅见而未识、后知后识的往事，写出了对鲁迅作品的谙熟，写出了对鲁迅呐喊、苦斗精神的赞颂。景、鲁的心灵是相通的。是年11月7日，西安各界召开隆重的鲁迅悼念大会，当局出动大批警察弹压，景梅九出席会议、登台讲演，情动于衷。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景梅九在北京创办了《国风日报》，成为同盟会的思想理论阵地。1922年又创办日报的《学汇》副刊，宣传同盟会思想以及无政府主义。景梅九广揽人才，聘用了安徽作家索非做副刊编辑。索非与巴金熟悉，便请巴金撰稿，这正合景梅九的心思。于是从1925年2月18日，巴金以极乐、芾甘为笔名，发表了传记文学《柏克曼传记》，连载3天；纪实文学《克龙士达脱暴动记实》，连载22天；书信《日本劳动运动同志的来信》；短论《无政府主义与暴行》，连载4天；散文《魔鬼之岛：索洛瓦次基》，连载2天；政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连载2天……刊期23天。集中表现了巴金写作早期对陈腐的传统思想、宗教迷信以及私有制的揭示与批判，对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的呼唤，是研究他早期创作思想发展的重要作品和资料。
二
景梅九说：“革命党人传达主义，全仗着书和报”，“拿破仑曾说过一报纸，强于五千毛瑟的话”。他一生创办的报纸、刊物有15种之多，如《第一晋话报》《晋乘》《京华旬记》《山西民报》《国光月刊》等，而办的时间长、影响大的首先是《国风日报》，1911年在北京创刊，1949年停刊，中间五次创复，长达38年；其《学汇》副刊，从1922年至1925年，出版五百余期。其次是《出路》期刊，抗战时期的1934年出版于西安，1936年停刊，三年时间共出54期。《学汇》与《出路》，遵循了景梅九“输入文明，改良社会”的一贯思想，以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作品为主。
办这些报刊，景梅九一方面宣传了他的革命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开辟了广阔的文化文学园地，为各种各样的作者、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机会。景梅九又是一个侠肝义胆、甘为人梯的人。他不仅为年轻的新文学作家提供报刊版面，还在报纸另办副刊，由他们独立办刊。他同这些青年作家成为朋友，想方设法为他们解决人生、生活问题。他的思想、创作，也在无形中影响着青年作家。董大中说：“不仅他那些作品在山西为许多人所喜爱，影响大而深远，而且山西新文学第一个作家群几乎都是在他的支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其实岂止是山西作家，陕西、河南、北京乃至全国一些青年作家，都在他的文学园地中生根开花，只是今天难以弄清了。
高长虹以及狂飙社最初就是在景梅九的《国风日报》落脚的。1924年夏，高长虹等人在太原成立狂飙社，创办《狂飙》月刊。是年9月，高即闯荡北京，正值《国风日报》复刊、景梅九复职。亦如高长虹所说：“于是，便到了双十节。北京政局起了剧变，即冯玉祥班师是也。应运而来的，一个老朋友所办的被曹（锟）政府封闭的日报复活了。我们在那里又办起两个周刊：一，《世界语周刊》；一，即《狂飙》周刊也。《狂飙》因此也便再生，我同北京出版界的关系也便正式开始了。”高长虹生于1898年，比景梅九小12岁，他一到京就找景谈妥了在日报办《狂飙》周刊之事。同时景又让高担任《学汇》校对，可见景对高的喜欢、信任、支持。景是从晚清过来的作家，高是“五四”后涌现的作家，景是高的 前辈。但高称景为“老朋友”，可见二人关系之“铁”。这年11月，《狂飙》周刊面世，连出17期，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有山西的也有外省的，活跃在鲁迅、景梅九身边，由此奠定了一个文学社团和一批新文学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位置。高长虹发愤写作，作品一边刊登在他主编的《狂飙》周刊上，一边发表在《学汇》副刊上，副刊上他用长虹、残红署名，从1922到1924年，发表诗歌《反诗》《离婚曲》，批评《近代艺术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人类》《革命研究》，翻译作品《一生》《恋爱的喜剧》等，且多为长文连载，刊发八十余篇。
李健吾创作伊始也得到了景梅九的大力支持。当时在北京，以鲁迅为核心的狂飙社“文学群”，是以山西作家为主体，有高长虹、高歌、常燕生、阎宗临、段复生等，但还有湖南的向培良、河南的尚钺、福建的郑效洵、四川的黄鹏基等。而以景梅九为核心的“同乡群”，则是以狂飙社山西作家为主体，又有在京的山西青年作家特别是在读的大中学生。李健吾就属于这最后一类。1922年16岁的李健吾正读北师大附中二年级，与同学蹇先艾、朱大枬三人成立曦社文学社，1923年他们创作了一批稿子，想办一个文学期刊，就找景梅九求助。李健吾的父亲李岐山是景梅九的患难朋友，两家亲如一家，于是《国风日报》又多了一个副刊《爝火》旬刊，顺利出版发行，李健吾在上面发表三篇话剧习作。尽管旬刊只出了两期，但初次办刊、开始创作给他很大鼓舞。同时他还在《学汇》副刊发表了独幕话剧《现在的朝鲜西邻》，替兄长李卓吾办的《工余》做了一回广告。
荆有麟是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人，上世纪20年代初期赴京求学，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成为与鲁迅来往密切的学生。他先在《京报》担任校对，后到《国风日报》帮忙。他喜爱文学，勤于创作，从1922年到1923年，就在《学汇》发表十几篇作品：《人家叫我怪物》《讨论大会的应声》《下雪感言》《我们的前途》《新年》《观梅有感》《 努力和奋斗》《革命与 反抗》…… 后出版著作《国共之间》《鲁迅回忆》等。
李尤白是从山西迁居到陕西的文学青年，秦晋相邻，很多人穿行在两省之间。1946年他在景梅九于西安复刊的《国风日报》发表叙事长诗《吕梁山的野牡丹》，引起了景梅九的注意和器重，亲自把正在教书的李尤白聘任到日报的文艺版当编辑，二人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1947年李尤白的叙事长诗出版，景梅九欣然作序，称诗歌“情思奔放，一气贯注”，“是一篇使人看了还想再看的成功作品”，鼓励作者“努力精进，深造自己”，“勿以此篇兹处女作自画！”另一位山西青年作家姚青苗，1945年在西安办刊物、搞创作，时在西安的景梅九给与很多关照、支持。姚青苗后来回忆说：“我在西安编副刊及创办文艺刊物‘骆驼文丛’时，梅老亦常写稿，并且投稿很踊跃，不找自来，源源不断。”“以后‘骆驼文丛’每期，他都详细阅读。在他生日的宴会上，他曾经对着许多老人们夸奖我描写北方农村及汾河流域的农民因争水利而械斗的小说。”关爱、扶助青年作家，研读、借鉴青年作家，使景梅九在思想艺术上不断与时偕行。
三
翻开百年前《学汇》《出路》电子版、影印件，透过残破的纸面、漫漶的字迹，那个时代的气息幽然而来。今天已很难看到原版原本的民国期刊了，但现代扫描、复印技术，使这些老旧期刊死而复生。保存完好的《学汇》副刊是日刊，16开本，10个页码，竖排版，每期1.5万字以内，有政论、时评、人文研究，文学有小说、诗歌、散文、批评、戏剧等。作者队伍庞大。小说作者有：洒脱、之嘉、以忠、李树庭、张新、少陵等；散文有宫甫、必夏、一民、雪花、家驿、韵裳等；诗歌有情僧、胡顷白、溟尘、陈国英、刘开渠、刘启仁等。《出路》创刊于1934年，横跨三年，出刊54期，20个页码，栏目同样是人文、文学诸文体。但大部散佚，笔者只看到5期。文学作者有：原亮、地灵子、秋秋、非凡、吴震华、翟敏、李秀、东直等等。如上两种期刊的作者，不知哪些是真名、哪些是笔名，那是一个多用笔名的时代。哪些是文学青年、哪些是成熟作家？ 哪些是山西人、哪些是外省人？ 难以考证。
景梅九的大部分文学作品，以“老梅”为笔名，发表、连载在这两种期刊上。他是一个思想开放、不懈探索的智者、作家，他坚定的民主革命思想、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修养、执着的文学创新精神，成为青年作家的榜样。而这批青年作家都是“五四”后涌现出来的，他们新锐的社会文化理念，新潮的艺术观点与方法，又影响、启迪着景梅九的文学创作。景梅九的创作特别是小说，也从古典型的新小说转向了现代型的新小说，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浩荡潮流。
对那些学历高、才气大的文学青年，景梅九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扶持。哪怕他并不认识、少有交往的作者也是如此。石评梅，山西平定县人，素有才女之称。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开始在一些报刊发表作品。1922年她还是大三学生，刚刚创刊的《学汇》副刊，就发表她的作品。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推出了她的《葡萄架下的回忆》《疲惫的青春》《心之波》《春之波》等六篇作品，坚定了她的创作信心，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1923年石评梅毕业，被聘为师大附中教师，1924年之后与陆晶清创办《京报》副刊《妇女周刊》以及《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教书、办刊、写作，终成一代女杰。1928年不幸逝世。贺凯，山西定襄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投身学生革命运动。1924年在《学汇》发表《〈学汇〉的使命》《读了〈逃婚宣言〉之后》，翻译作品《一生流罪》《赌》等，从此走上写作、研究之路，成为著名学者，出版《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文学史纲要》等，建国后担任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
有些青年卓有文才，勤奋好学，虽还未开始创作，也受到景梅九的注意、帮助。阎宗临，山西五台人，出生贫困农家，中学毕业赴京求学，后在梁漱溟开办的山东曹州“重华书院”就读。1924年夏回到北京，衣食住都成为问题。阎宗临儿子阎守诚记叙道：“正在走投无路时，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在北京创办的《国风日报》要复刊，《学汇》副刊需要一个校对，可以食宿在报社。经人介绍，景梅九和父亲谈话后，同意让他担任校对。父亲在报社任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便于接触文化界人士，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于是，阎宗临在报社认识了同乡高长虹，加入狂飙社，又结识了鲁迅。1925年，阎宗临决心到法国勤工俭学，但200元路费难住了他。阎守诚说：“朋友建议父亲找景梅九想办法，因为景梅九非常爱护青年。恰好华林（报社编辑——笔者注）和景梅九很熟，就主动与景梅九联系，恳请他予以帮助。父亲出国的经费就由景梅九解决了。”其实景梅九报社的经费也很窘迫，常常靠他募款来维持。后阎宗临不负众望，两次赴欧，1933、1936年先后获得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博士学位，历任广西大学、桂林大学、中山大学等教授，1950年回山西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并长期担任系主任。文学创作有中篇小说《大雾》，散文《波动》《夜烟》，文学评论《文艺杂感》《论偶然》《回忆鲁迅先生》等，集辑《阎宗临文学作品集》；历史著作有《欧洲文化史》《罗马史》《欧洲史要义》等，被学界誉为史学大师。
景梅九与索非的交往，折射出一段有意义的文学史实。索非1889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本姓周。青年时背井离乡，求学谋生。曾任《微明》半月刊主编，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1923年，景梅九聘请他到《学汇》副刊当编辑，一直到1925年坚持三个年头。他与巴金相识，有共同的思想信仰，即约请巴金写了一批稿子，深得景梅九赞赏。1925年，索非还与巴金等发起成立了“民众社”。1925年《学汇》停刊，1927年索非到达上海，成为著名的“开明书店”员工，后升为高级职员。巴金这一时期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经他的手推荐、编辑出版的，他们成为密友。1946年中国台湾著名教育家范寿康，邀请索非赴台担任台北开明书店负责人，索非盛情难却，在台湾经营图书事业，直到1988年辞世。
索非既是一位编辑，也是一位作家。上世纪20年代初就发表大量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学汇》编辑后进入创作喷发期。在副刊上发表有诗歌《没有人》《飞艇》《形具》《未来》《失掉了的心》；纪实小说《地狱还魂记》，从1924年422期连载到1925年484期，共51期；评论《观剧杂感》《电影里得来的感想》等等。《学汇》办刊4年，作者发表作品排行，老梅746篇，索非95篇，高长虹84篇。索非知识渊博，写作甚勤，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散文集《苦趣》，1946年百叶书店出版散文集《龙套集》，1939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科幻小说《人体旅行记》等。但大陆学界、读者淡忘了这位新文学作家。
景梅九以革命家、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开辟大片文学园地，团结、扶植了一大批新文学作家，两代作家互学互鉴，砥砺精进，促进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