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巴金短笺与“第二次的解放”
巴金致徐开垒短笺
开垒同志：
发言改样一份奉上，请审阅。倘使要加标题，就用“第二次的解放”吧。
敬礼！
巴金 卅一日
这是巴金先生的一封佚简，书写于重返文坛之际。此信未见载于正式出版的巴金书信集。
1977年5月25日，巴金先生在《文汇报》“风雷激”文艺副刊发表了“文革”后的第一篇散文《一封信》，6月11日，《文汇报》的新闻版又继续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散文《第二次的解放》。《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相隔十七天刊登在《文汇报》上，都与该报文艺副刊主编徐开垒有关。徐开垒也把这两篇散文记载在他所著的《巴金传》里，不过，无论是《小说界》连载，还是出版合订本，《第二次的解放》都被误植为《第二次解放》。两者从词义和语感上说，是不同的。唐金海、张晓云主编的《巴金年谱》（1989年版）及其升级版《巴金的一个世纪》（2004年版），著录的也是“《第二次解放》”。
巴金先生的前后发表的两篇散文，都附有字数不多的短信，可以说是“便条”，从字迹来看，前者流畅，后者潦草。我注意到巴金在后一封信签署日期时，把“卅日”改为“卅一日”，猜想那篇散文可能在子夜时分修改完成的。“巴金日记”记载：“《文汇报》送来昨天发言稿的校样。修改校样，并起草在政协学习会上的发言稿，写到十点后不到四页，疲惫不堪。”（5月30日日记）“八点后校改发言稿，九点后《文汇报》小武取去校样，送来读者信十五封”（6月 1日日记）
值得记述的是，《巴金全集》（第26卷）是“日记卷”，其中记载的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日记，正是始于1977年5月23日。这一天，巴金参加了“上海市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文艺座谈会”，《第二次的解放》一文是他在会议闭幕时的发言。这是巴金十一年以来第一次受邀参加公众活动，这在不同作者的各种巴金传记中都有述及。“座谈会”从5月23日开始至5月29日，历时一周，汇集了众多上海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家赵丽宏先生曾经撰文说，他在这次会议期间第一次见到了巴金先生。
徐开垒留有一份《上海市纪念毛主席〈在延安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文艺座谈会》会议秘书组编印的“简报”，期数为第19期，日期是1977年5月28日。这期《简报》计有四页，在“学大庆 鼓干劲”的总标题下，记载了电影、戏剧曲艺、文学、美术等不同界别的学习交流的情况，其中文学界别的内容如下：
文学战线的同志们深感小说、散文、诗歌创作已落在工农业跃进形势的后头，大家再也坐不住了。……老作家们学大庆，见行动……巴金同志，表示要拿起笔来继续战斗。柯灵同志人老心红，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上海一百年》，峻青同志体弱有病，但是他决心学习革命加拼命的大庆精神，创造一部中篇小说和一个电影剧本。老诗人邹绿芷说，“诗歌工作者要以大庆人‘两论’起家为榜样，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永远不脱离工农兵，在三大斗争实践中汲取创作的源泉”。芦芒同志畅谈了学习体会：大庆人与人之间出现的新型同志关系……他说，“我们的诗歌队伍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建立新型的同志关系，肃清‘帮’风流毒，要搞五湖四海，一个人写出了好作品，大家都要为之高兴”。
1977年5月，上海市举办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活动，规模宏大，涉及面广，参与人数众多，有市领导出席的革命历史歌曲演唱会，有美术作品展览以及各种戏剧曲艺的演出等。“座谈会”是其中的活动之一，当年5月24日的《文汇报》报道，“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召开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文艺座谈会’，也于二十三日开始举行。这次会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一次盛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舞蹈、曲艺、摄影、书法篆刻、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六百六十余人。他们之中，有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一辈的文艺工作者，也有近年来文艺战线上涌现出来的新作者”。会议期间，巴金先生发表了著名的《一封信》。当时的报纸对这次“座谈会”未有详尽的介绍，当时的重点是5月5日召开了“全国学大庆”会议，各行各业开展了“学大庆”的热潮，“座谈会”因此也有所涉及。
不过，上述的“简报”却完整地记录了“座谈会”的过程以及与会代表的发言。网上查询到部分其他期数的“简报”，有分组讨论的文字报道，有漫画专辑等，有许多现在仍然耳熟能详的名字，可以说是一份颇有史料价值的文件，从中得以窥见当时上海的文艺界生态。5月29日第21期的“简报”，总标题为《满怀信心 高歌猛进——文艺座谈会进行大会交流》，“今天大会的交流，是在小组认真学习、揭批的基础上进行的。上午，在会上发言的有李槐之、郭绍虞、巴金、茹志鹃、草婴和黄钧同志，以及小说散文组、儿童文学组、民间文学组、曲艺组、鲁迅纪念馆和上海电影制片厂《石油盛开大庆花》摄制组的同志共十二人……”“简报”摘要刊登了巴金等人的发言，巴金联系最近报纸上发表他的一篇文章，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还有发表文章的机会。”上述名单中，郭绍虞、茹志鹃及草婴之外，李槐之来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参加过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黄钧系《智取威虎山》剧组的作曲人员。
笔者还从网上还购置到一册当年会议秘书组于会议结束时编印的《发言汇编》，这本小册子汇集了26个人的发言稿，目录中前四位是：李槐之（《我们要把立足点移过来》）、郭绍虞（《愿学大庆人 革命不反顾》、巴金（《第二次解放》）、茹志鹃（《迈开新一步》）。巴金先生的这篇发言稿篇名也是《第二次解放》，但内页的篇名却是《第二次的解放》，应该看作是初稿。巴金在“座谈会”发言后的第二天即5月30日深夜，继续修改发言稿后，篇名最后确定为《第二次的解放》，则更为妥帖。郭绍虞先生的发言稿《愿学大庆人 革命不反顾》，与《第二次的解放》同时刊登在6月11日的《文汇报》新闻版同一版面，应该也是徐开垒组织约稿的。
毋庸讳言，巴金先生的《一封信》和《第二次的解放》，现在留给人们的是它们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和时代意义。在短短的半个月内，巴金连续写作了两篇长达4000余字的散文，至今读来仍然感受到他恣肆奔涌的感情波澜。巴金先生于1978年底开始了他理性思辨的“随想录”之旅。徐开垒在他写的《巴金传》里认为，巴金在1978年间对自己过去的创作经历开始进行了反思，如他写给萧乾信里的话，以及在《爝火集》序言中的表述。当年5月，正是报刊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争议的时候，巴金在年底发表《随想录》，又恰好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同步。“巴金的思想飞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福音”。
巴金先生终于以八年的时间将文字铸就“讲真话”的纪念碑，“掏出自己的心”，在往后的岁月里，吸引着人们络绎不绝地前来踏访和仰望。
很庆幸，让我有机会承接了巴金先生的这件诞生于重要时点的手泽，并由此珍视之珍藏之，仔细地按原样保存着，甚至信纸上的折痕也不忍心捋平。展读此信，常常遥想巴金先生当时写作的心情，回味“第二次的解放”之后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社会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