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新作《如英》推出∶真的要做取舍时,我可能还是那个笨拙的我
记者:从《收山》到《琴腔》,再到《变脸》,在多个作品中你塑造了这样的人:在当代社会,不少人是空心的,职业更是为了谋生,而你笔下人物的职业等同于他们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在多个作品所描绘的,是“匠人”。
常小琥:我写《琴腔》《收山》时还没听到过“匠人”的提法,我是为了描述某种生命状态和生活情景,去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羁绊。我确实会被将人生倾注在某件事上的人吸引,那甚至不能仅用“匠人”“匠心”这种字眼去归纳。那应该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比如有些人你从他的面貌和衣着上,就能看出某种自觉性。或者是今天仍在坚持阅读、冥想以及自我训练的人。另外我在一些上年纪的北京人身上也曾看到这种特质,你看他表面衣衫褴褛,双目混浊,满嘴脏话,但是一旦提起自己钻了一辈子的学问,立刻两眼冒光。
对于“空心”这个词,我觉得会不会过于主观,我现在越来越不敢这样去评判别人。因为下这样的论断需要理解的东西过多,而你其实很难了解一个人足够多。如今我也见过有的年轻人在执着地在坚守自己的人生,即便外部环境再不友好,或者对自己的干扰再强,他们也时刻在为要完成的事情做准备或者付诸行动。我觉得为了某件工作或者生活方式,做长期的准备、适应和学习,或者为了家庭和社会责任去默默坚持的人,这本身就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我都会将其视为同路人。我爱这样的人。
记者:当近看这些人物时,你可以说他们是“认命”的人,在时代洪流中,很难说是“勇立潮头”的那一群——于是对时代而言,他们是落伍者。而且这种落伍的选择很多时候并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脱离于时代,遵从自己的人生信条而活。为什么这样的人如此吸引你?
常小琥:如今你很容易看出谁是所谓的时代弄潮儿,谁又是落伍者,但是在当时日常生活中,个体是很难看清或者看远的。即便是你自己人生的每一步,你都不敢简单说出对错,比如今天睡醒一睁眼,你敢说等待你的是什么吗?所谓“时代洪流”我想也是后人归纳出来的,回望过去一百年的人类社会(这里特指欧美国家和日本),你看哪一天不是洪流?所以当代人回望过去,会更情愿相信他们是主动做出的选择,但其实他们那时候很想融入社会和时代中,可是后来没融入好,或者说也没有选择的机会,即便有也是我们后人强加上去的可能性。
如果作家在作品里过多地反映时代,可能会导致主题先行。这类作品在立意和方法上总会赋予当下的思潮或者道德标准,以唤起大众的认同情绪。我在创作中还没想太多主题上的事,我喜欢表现那些无所适从的人,或者说是列车转弯时被甩出车窗的人,他们的人生有种被定格或者处在真空包装中的荒谬感。看小说时,你会认定他们是失意者或者落伍者,但是当时他们却活在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象中。你能否正视他们的存在,取决于你能否理解得足够多。当然,不论作品是主题先行,还是遵从当时的人物内心和处境,不论作家选取何种方式,只要他可以做到知行合一,真实表达眼中的世界和观念就可以了。
记者:从短篇集到长篇小说,在你的小说创作中,很少有“我”的代入,即便是以第一人称为叙述的,其实所写也是他者。这与许多青年作家惯常以作者视角、作者立场来观察世界有所区别。
常小琥:我自认不是讲故事的高手,文学技术上也只停留在直觉层面,相对于虚构作品的能力,我更擅长的是重塑。阿摩司·奥兹先生在谈及写作时,坦言自己像个钟表制造商或者是老派银匠,像是一名建筑师。他说创作小说,好似用火柴棍来建造巴黎的楼群、广场和林荫大道,直到街上的最后一条长椅。当读者进入我的文字,希望他也能触摸到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扇窗子,感受到每一块砖石,走上一栋我说有才有的建筑物,或者搭上一辆由我设计路线的公交车,并且途中的任何一个他者也都是我。
我不介意被贴上“非虚构”“现实主义”甚至是“纪实文学”的标签,也不在乎作者立场的显现,我反而喜欢把“我”压制或者隐匿起来,在作品中重塑它。这就要看我能理解多少不同的人生,所以我想写作考验的不单是创造性,更多要借助的还有理解力和重塑能力。如果哪天我能把真实感重塑到一个极为荒谬又可信的地方,也就是当你坐的那辆车被开回到起点,或者是山洪与雪山脚下,当你要被迫下车当你想骂司机的时候,或许也是你在这场盗梦游戏与我最接近的时刻。
《如英》常小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记者:聊聊长篇新作《如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自己并未亲历的时代背景?从时间跨度上来说,其实所写的是上一代人的经历。这也和你不少短篇小说里时代背景的选择比较接近。
常小琥:尽管我并未亲历过父母的青春岁月,但我对那个年代背景并没有疏离感,反而我对当下很多的人和事,会有强烈的疏离感。特别是那个时间环境,它会在想象和记忆中变形,从而成为我自己的经历。或者说令我站在小说人物身边,成为一个透明的见证者,跟随着他们。其实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和情感逻辑都很单纯,也接收不到什么信息,但是与他们所处环境的动荡之剧烈、诡谲,双方有着难以估计的力量差距。所以他们在面对窘困下流露出的那种无知和无助,为我抛出了一个有趣的主题预设,那就是我该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人生和价值观。
当书中的原型们——满身伤痕的那一代人,向我反复提及同一件事,也许是很小的一件令他骄傲或者失落的事,但是他可以在跨越三五十年后,还会向别人反复提及。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不要去否定和漠视这些事件的意义。我看到过很多创作者喜欢否定他人的意义,甚至为此带有强烈的优越感。所以创作《如英》的过程于我而言,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教育。它令我可以跨越时间和自我认识,真正去理解不同年代和处境下的个体存在的意义。
记者:在小说阅读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每个不同年代的生活痕迹,你都选择正面相迎、毫不闪避地去刻写,这也使得许多场景、经历的画面感非常强烈,让人如临其境。对你而言,这样的描写是否具有特殊意义?
常小琥:我也很羡慕那些充满想象力的聪明有趣的写法,可我缺乏的正是这种能力。我的能力只是笨拙,于是我就去写笨拙的小说。这就制造出一个难题,因为笨拙很难归类,所以我很怕有人来问,你是写什么小说的?我总不能告诉人家我是写笨小说的,恐怕市面上也没有这么个类型。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写笨小说总是先基于某个具体场景、人物关系,或者是一段对话。为了让它们更加动人,我才去构思完整的小说。在这个过程里,我能感到自己被那个画面召唤,我便去重塑它。重塑一种氛围、一个动作或是一条情感逻辑,其虚构和幻想的空间反而更自由。比如有人读过《如英》和《变脸》之后,总会问我这段情节是否确有其事,那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吗?出于照顾对方情绪,我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我是写笨小说的嘛。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我虚构了哪里,亦或被荒谬且残酷的真实感所诱导。为此我描述的情景和事物,的确有种近乎执拗的态度,所以在笨小说家之外,我更不介意被贴上“非虚构”“现实主义”甚至是“纪实文学”的标签。
记者:但其实作为“80后”作家,这些年代刻写并非你的一手经验,但不少读者认为其中的描述栩栩如生。
常小琥: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旧报纸、杂志和老照片,看老电影,找老先生聊天。此外我还会去儿时的成长之地,在老宣武区在白纸坊一带散步,令记忆深处的影子在内心一次次翻涌,那里也已成为我的精神故园。但我毕竟不是卖弄掌故的民俗学者,这些只是引导我感受某种氛围、质感的工具和方法。
真正赋予作品生命的不该是对一手经验的临摹,不该只是因为我利用了学问的专业性,它不该只停留在知识所建筑的真实感的层面,让阅读者像是在一座迷人的花园或者封闭的博物馆里,溜达来溜达去,叹为观止,那不该是小说家的作为。小说家的作用是把无论从哪里得来的经验,哪怕是谎言,熔炼、打磨,然后铺就一块一块的砖路。是让它们和我的叙述、我的人物以及作品的整体生长在一起,也就是作者要传达或者建立什么,要走向哪里。
这方面我很羡慕王小波和三岛由纪夫,他们无论是写北京城、长安城还是写日本的京都,都不会被所谓的经验所禁锢。人的形象和道具的质感,在被他们解构后会生长出新的经验与意义,这会令你不知道等待自己阅读的会是什么,而不是在文本中寻求真实感带来的内心的安全。好的小说家理应如此。
记者: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说,如英的形象是令人意外的。她不是中国文学里传统女性的形象,她倔强、果断、直接、粗粝,恰如其名地拥有巨大的生命能量,为何选取这样一个形象来书写?这似乎也是你身为男作家首次以女性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对象。
常小琥:当我身边的朋友们看完这本书,他们会特意告诉我,自己的妈妈也是如英这样的人,好像这本书写的就是她,甚至有人谈起这些会在我面前落泪。如英是个很刚猛的女人,刚猛不代表男性化,如果你稍加观察,便会发现每到重大时刻或者危难关头,首先站出来解决问题的往往都是女性。女性的坚韧、果敢、智慧,以及在自身利益之外的同理心,让她们成为收拾烂摊子的专家。所以在某个时间节点或者某段关系里,出面收拾残局、令一切免于走向崩溃的人往往会是女性,但那也是很多人不愿正视的局面,所以女性的这些特质极易被人忽视。终将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女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性”不该站在你的对面,“女性”是我们每一个人。
如英这个人物有着几近完美的命运曲线,她好像总有异于常人的勇气和机智去做出选择,但那个选择其实不是真正的选择,而是当时她只能这样去做。但是她是看不到这些的,当家庭关系在质变、社会转型的价值观在变化,以及生活路径的变化,搞得她一头雾水,她最后会发出感慨,这一生怎么越活越糊涂了,她死活想不通一起长大的亲姐们儿,怎么会把她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想不通她为什么永远要被人涮着玩,永远要在没有出路中,选一条更差的出路。
常小琥
记者:阅读中有这样的感觉:《如英》对你而言或许会形成一次写作生涯中的转折。
常小琥:《如英》《变脸》之后,我暂时不想再尝试经典叙事的写法了,没有了想完成一个完满的好故事好情节,以此打动人的企图心。我不愿被人当作只是用良知和道德感去感动别人,或者博取读者同情心的作家。确实在这几年里,创作《如英》并且将这本书出版,对我而言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特别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地方出版这本书。我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是为意义而活的人,当这件事终于实现后,我的人生忽然出现了一个真空,这令我无所适从。就是从前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一点点地推进写作计划,一点点地思考每一处细节,看着它一点点成长。如今我确实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这是我从未想过的。也就是说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会正常地生活。就是那种享受或者承受具体的日常,这令我感到极强的抑郁。至于说到创作生涯,或者具体到写法上,我现在当然还无法判断自己是否在一个转折期,因为我在技术层面上欠缺太多了,所以写作很多时候,就是借助直觉和情感硬上的。我希望以后能弥补这些,让自己在处理作品的时候,有更多的可能。但也许有些小说是我永远无法写的,有些写法也是我永远不会用的,因为真到了那个要做取舍的时候,我可能还是那个笨拙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