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农民军人”是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人物谱系中最为突出的形象之一，在不同的文学语境中呈现出纷繁而复杂的样态。几代军旅作家对这一形象不间断地开掘与书写，共同演绎出一部犹如交响乐般宏阔而绵长的“农家军歌”，其主调沉郁顿挫、艰涩晦暗。文清丽的《从军记》则唱出了清新、悠扬的别调，实现了在时间跨度和风格基调两个向度上对“农家军歌”的超越。本文采用“双线并行”的书写方式：一方面梳理“农家军歌”的流变，从而试图厘清“农民军人”形象的演进；另一方面谈论文清丽创作以及《从军记》，剖析其中“农民军人”的超越性，总结作品对军旅现实写作的意义，以期对“农家军歌”的未来走向及发展提供些许启示。

关键词：文清丽 《从军记》 农家军歌 农民军人 嬗变

三年前，笔者在《文清丽，你跑得好快》一文中谈到，文清丽近些年手握几副笔墨，以黑马姿态闯入文坛，勤奋笔耕，收获了丰硕的创作成果。她写军旅生活的文字自带金石气，不乏金戈铁马之声；写农家题材则一路以土为特色，勾勒出西北高原上农村广阔而细微的生活图景；而“昆曲系列”则以雅见长，某些缱绻悱恻、华丽婉转的段落几乎就和昆曲戏文一个笔调了。这些描述领域与文字风格之间纯熟而从容的转换恰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重要证明，因此笔者作出预判：尽管文清丽已经成就斐然，然而可资熔铸的空间却还很大，前景可期。

文清丽很快便以她的文学实践回应了这样的期待，此次长篇小说新作《从军记》问世，字里行间同时倾注了作家的几副笔墨，也囊括了作家沉淀了数十载的人生记忆，可称之为一首延宕了三十余年的“农家军歌”。可以说，这部小说的出现使得一个曾经非常重要的军旅文学现象重焕生机，为军旅文学提供了具有标志性的新鲜样本，值得深研细判。本文就以文清丽小说创作为切入口，分析《从军记》特殊性的同时梳理“农民军人”在“农家军歌”的发展与嬗变，并探讨这部长篇小说为军旅文坛带来的启示与思考。

一、文清丽：军旅女作家中的“一朵奇葩”

百花竞放，而“奇葩”难遇。这“一朵奇葩”究竟如何生长而来？这就不免先要作一番纵横比较，从军旅女作家群体谈起。梳理回顾新中国军旅文学史中的女作家们，笔者首先想到的是两个显著特点：前30年（1949—1979）是“人数少”，后40年（1980—2020）是“清一色”。

先说“人数少”。新中国建立之初至“文革”，女兵本来就少，文化程度也偏低，投身文学创作并有所成就的就少之又少了——大概只有诗人杨星火、散文家郭建英——还有小说家茹志娟算半个吧，因为她1955年就转业到地方了，而1958年才发表《百合花》。“清一色”说起来就要复杂一些了。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催发了新时期文学大潮，军旅文学波翻浪涌，而女作家们也如烂漫的山花，一夜之间开遍军营。

仅以1984年秋季创办的解放军艺术学院首届文学系为例，就有王海鸰、刘宏伟、成平、于劲、丁小琦、常青、王苏红诸位。第二届以后又有庞天舒、燕燕、曹岩、白玲玲、宋燕燕、王秋燕、张慧敏、辛茹、王曼玲、张子影、周建等，一直到第四届的后来以中篇小说和同名电视剧《父母爱情》名闻遐迩的刘静等等，其间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恐怕不下于30人，她们的文学成就肯定参差不齐，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绝大多数都出身军人家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大院子女”。其实，差不多与此同时期叱咤风云的几位军中文坛

“花木兰”——贺捷生、马晓丽、裘山山、项小米、姜安等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军二代”。

进入新世纪以来，军旅文学（当然也包括女作家）整体式微已成趋势。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文清丽来了——具体说是2017年至今，在近4年的时间里，她以平均每年10个以上的中、短篇小说约30万字的速度与体量反复占据《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大家》《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文学重镇。而且至今势头不减，甚至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情况即便放在1980年代文学的激情岁月中也是令人吃惊的。显然，在今天的文学特别是军旅文学的颓势中，文清丽是一个逆行者，是一抹奇异的亮色，特别是军旅女作家中的一朵奇葩。

文清丽创作的两个突出特点：首先，她是一个当下军旅生活的正面强攻者。仅以2019年为例，文清丽就密集推出了一部长篇小说《爱情底片》；三部短篇小说：《哈雷彗星》《星球上的时光》《二十一分三十五秒》；七部中篇小说：《咱那个》《两只忧伤的老虎》《你不是尹雪艳》《耳中刀》《女兵们，正步走》《手之语》《地球上的泪滴》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军旅题材，作家目光四射，视野开阔，思想犀利，反应敏捷，直击当下改革与动荡中的军营现场。中篇小说《女兵们，正步走》主要描写军改背景下的中年女军人经历阵痛后，适应变革的努力奋起。《手之语》写将军离休后，忽遇妻子得了肌冻症而生活无法自理，将军如何从学习做饭做起，悉心照顾妻子的亲情之爱。《咱那个》讲述了军校学员张子轩发挥文学才华，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关系的同时，内心却充满了孤独和惶惑。作家通过描写拉斯蒂涅式的奋斗与钻营，批判了现实生活中的势利角逐和人情冷暖，让读者在掩卷之余升华出悲悯宽容的情怀。《耳中刀》则以细腻的笔法解析了一名潜艇军官的家庭生活，反映出人性的复杂和正义的屈伸，在不同人物情感的波动中，折射出当代军人刚强不屈而又温柔多情的内心世界。有着30余年潜艇作战训练指挥经历的大校军官，因事故而双目失明。同为军官的妻子无法全天候照顾丈夫，而远在军校的儿子也只能通过信息安慰父亲。这时，一位女大学生被请来为大校军官读书。陌生者的闯入不出意外地在军官的家庭生活中激起了涟漪，妻子和儿子对女大学生层层设防，大校军官在流言蜚语中竭力维护着自己与女大学生之间纯洁的情感，他凭借多年潜艇生活练就的听声辨位能力，闻见并宣示着表象之外的真相，但他却无法改变世俗世界对于高尚人格的误会与曲解。文清丽注重对特定情境下军人内心世界的深层次、多向度挖掘，呈现出了鲜明扎实而又晦暗难言的时代印记。

其次，文清丽还是一个广阔社会生活的多面描绘者。就笔者目力所及，除了书写她自己置身其中的军旅生活之外，文清丽至少还创作了四个系列。

（一）乡土系列——长篇小说《光景》是这一系列的代表。作品以某村王氏家族50年的生活变迁为主线，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事件巧妙地融入凡人小事中，深情隽永而又醇厚苍凉、高亢激越地唱出了西北乡村生活的一曲信天游。

（二）都市中篇小说系列——《黄金时代》《鱼什么都知道》《我那风姿绰约的日子》《向狐狸道歉》等。或用访谈结构全篇，或用多人称进行讲述，在形式内容上都不乏探索。

（三）疾病中篇小说系列——《采葑采菲》《你不是尹雪艳》《她骑着小桶飞走了》《地球上的泪滴》《至暗时刻》等。不仅都涉及了同一种病症即“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而与疾病书写紧密缠绕在一起的，是对当下时代种种情感乱象的勘探与表现。

（四）戏剧中篇小说系列——京剧《挑滑车》《宇宙锋》《凤还巢》，昆曲《好花枝》《花似人心向好处牵》《锦缠道》等。描述的都是戏曲艺术家的情感生活，从光鲜照人的女主角，到不甘当配角的彩旦；从台上的黄金搭档，到台下的好梦难圆；从舞台上你侬我侬的姐妹，到现实生活中的渐离渐远；从男小旦的内心剖析，到女小生不为人知的隐秘情愫等等，又为我们展示了她小说创作一个全新的纬度和面相……①

二、《从军记》：一曲清新悠长的“农家军歌”

在对文清丽的创作面相有了整体性了解之后，让我们来切入《从军记》最为核心的人物塑造——农民军人。农民军人是军旅文学谱系中最为突出的形象之一，并且在不同时期的文学语境中呈现出纷繁的样态。正因有几代军旅作家对这一形象持续不断地书写、开掘，才演绎出一部犹如交响乐般宏阔而绵长的“农家军歌”。这部“农家军歌”的主基调是沉郁顿挫的，甚至是艰涩晦暗的，虽偶有激越慷慨之音，也终未从本质上改弦易调。而文清丽的《从军记》则一改往日风格，在接续“农家军歌”传统的同时弹奏出了一曲清新而悠长的别调。

（一）“农家军歌”的回溯。农民军人这一主题在军旅文学中由来已久，如果要解析其中内涵，恐怕要对“土地与农民”这一对文化概念略作梳理。笔者曾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一文中对此有过较为详尽的阐释，此处单引用论述农民军人能够长期出现在军旅文学中的历史背景与心理根基一段：

“宏观视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疑是中国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它经过长达百年的渐进，终于在本世纪末开始了突破性的“冲刺”与飞跃，它的深刻性所带来的“应激反应”也不能不首先敏锐地体现在中国的“时空实体”土地和农民身上。其中最醒豁的变动我们可以指出两点。其一， 土地从来是农民人生的起点和归宿。然而，随着近十余年来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的大幅度松动与调整，当代青年农民却纷纷以“逃离土地”作为他们富于时代感的人生设计和价值取向。其二，农民从来是革命的动力和主力。然而，只有到了今天，人们才真正体验到，在农民革命胜利之后，有一个方面恰恰是要以改造农民自身来作为继续推动社会进程的代价。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立场”的反动，和对于革命的“角色互换”的自我意识，恰恰表现了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度与广度。②

正是在此背景下，新时期军旅文学史中的农民军人具有了充沛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青年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以“逃离土地”为新的人生起点，从而博取城市身份和远大前程。他们带着情感和心灵上的某种创伤进入军营，与部队文化相互碰撞、中和、妥协，其间所演绎的悲喜故事为文学文本输送了养分，农村与军营之间的落差和矛盾为作家们提供了巨大的回忆、想象、发挥空间。于是，当农民军人能够拿起笔，在记忆的土壤中筛选文学种子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描述农民与军人之间的身份互融、弥合与冲突。

也因此，农民军人在成为作家的描述对象之时，天然带有文学趋之若鹜的魅力——复杂性和多元性。而由于作家对于过往经历的体验不同，创作时对生活的裁剪方式不同，也就导致了“农家军歌”主题下必然出现不同的创作图景、审美旨趣、价值取向、风格元素和语言特性，于是李存葆、莫言、宋学武、周大新、朱秀海、苗长水、唐栋等一批农民出身的青年军旅作家在1980年代写下了风格迥然的成长故事。其中，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和莫言的“红高粱”系列是具有时代爆炸性的代表作，它们超越军旅文学范畴，而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前者犀利而率直地切入军营现状的痛点，却成功塑造了以梁三喜、靳开来为代表的肩负崇高革命理想的军人；后者则以蓬勃的想象力和“黑色幽默”式的语言构筑了一个立足于地域传统、充分张扬人性欲望的生死场域，农民军人的崇高意味被消解了，凸显而出的是一个具备辽阔精神特质的民族符号。

然而，也许是大部分青年作家在这一时间段内能够用于文学实践的成长经验有限，或者文学积累尚未达到一定标准，农民军人的主题写作在1980年代末期一度沉寂消解。直至1990年代，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衣向东、陶纯等为代表的一批军旅作家以“农家军歌”为标识旗帜鲜明地登上文坛，才接续上农民军人主题写作，而这个拨次的集中书写为农民军人的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谱系。

阎连科的《和平雪》《和平战》《夏日落》《从军行》等系列中篇小说、陈怀国的《毛雪》《农家军歌》《无岸的海》和长篇小说《遍地葵花》等小说是这时期“农家军歌”的主旋律。作家采用“平视”视角来书写和表达农民军人的创痛，在冷静的叙述中展示主人公艰难跋涉的苦涩与无奈，其间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农民的功利性和局限性，整体基调沉郁而晦涩。相较之下，周大新、衣向东笔下的故事更为平稳和客观。

徐贵祥的创作算是“农家军歌”中的一个变奏。作家擅于以讲述传奇故事的方式赞扬革命英雄，上至开国上将，下至普通一兵，徐贵祥笔下的人物往往富有性格张力，保持着昂扬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极富戏剧冲突的战斗生涯中展现强而有力、绝不服输的军人形象。朱秀海在1990年代的代表作《穿越死亡》则有着更为显性的身份自觉，小说中特意塑造了农家子弟和军门子弟形象作为对比，并且将一些形而上的思考融入小说，彰显出作家对军队人员构成有着更为深刻的体察和更敏锐的捕捉力。

也正是源于农民军人这一主题的延续和推进，笔者在当时对两类作家的出身进行了比较研究，写下《寻找合点：新时期两类青年军旅作家的互参观照》（《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等文章，认为农家子弟（李存葆、莫言、朱秀海、阎连科、徐贵祥、柳建伟、陈怀国、宋学武、李西岳等）与军门子弟（朱苏进、乔良、海波、简嘉、石钟山以及大部分军旅女作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呈双峰并峙、双水分流的态势，共同支撑起军旅文学的格局，并不无武断地预言，两类作家的创作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互补同构，双向推进。

但是，经过几年的观察，到了1994年，笔者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一文的结尾时郑重指出：我将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农家子弟身上。事实很快证明，军门子弟作家们写出了自己的精华之作之后便难以为继了——乔良转向了战略研究，朱苏进、海波进军影视编剧，如此等等。多数女作家们在推出了一两部代表作（如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马晓丽的《楚河汉界》、姜安的《走出硝烟的女神》、王海鸰的《大校的女儿》、刘静的《父母爱情》）之后，也渐渐地偃旗息鼓了。

（二）《从军记》对“农家军歌”的回望与超越。进入新世纪以后，军旅文学随着大环境下文学的整体式微而愈发边缘化，作家队伍也一度处于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在新世纪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只能偶尔听到 “农家军歌”序列中的一两曲小调了。

石钟山的《父亲进城》是新世纪之交时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借由电视剧改编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火遍大江南北，更是显现出影视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强大优势。作家始终以军人的姿态和尊严作为人物出发的原点，传统而稀缺的价值观与社会各类新潮流产生碰撞，人物的经历背后是作家对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思辨、反思和诘问，从而凸显军人坚韧而明亮的精神品格。

温亚军《驼水的日子》也是这一时期的佳作。简单说来，作家只描写了一个战士和一头驴子单纯的关系。故事发生的环境是处于荒无人烟的西部高原上的军营和军营下的盖孜河以及两者之间的山道上。故事的情节是新买来为连队驮水的“黑家伙”对驭手上等兵从相忌、相从、相依到相恋的态度变化的经历。故事虽然很小，但却蕴含了非常感人的真情和深刻的寓意，流淌出一种奇异的美。

同时，在这个时段内，以李亚、王凯、卢一萍、王棵、朱旻鸢、裴指海、王甜、曾皓、李骏、刘跃清等为代表的一批“70后”“新生代”青年军旅作家开始崛起，一度活跃于军旅文坛上，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纯文学写作起到了支撑作用。“新生代”的创作最初集中在军旅中短篇，这些作品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在新的时间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的美学追求。

李亚、王棵、曾剑、卢一萍、曾皓、朱旻鸢等作家都曾写过以农民军人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其中一些作品并未直接点明主人公的身份，但与农民相似的心理机制、乡村挽歌式的小说背景书写，为“农家军歌”吟唱了一曲掺杂着忧伤且深情、迂回缱绻的小调。这一曲哀歌不仅是为逝去的农耕文明而唱，也是为文学的衰弱、颓败和作家力不从心的惆怅而吟。

此后，直到2015年，陶纯的《一座营盘》和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几乎同时炸响。这两部作品依托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而作，是“农家军歌”的集大成者。两部小说主人公的发展路径高度雷同，他们从一文不名的农村青年，到通过种种手段一朝得势成为高官，其中过程之阴暗、手段之卑劣揭示出军营生活中令人心惊、发人深思的现实生活图景。属于军营所特有的纵横交错、纷纭复杂的生活肌理，一种更为当下、令人百感交集的军营面貌，更为真实和痛切地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尽管两部作品都是弘扬正气、鞭挞腐败之作，但其中作为重要人物的农民军人交付半生心血，由于自我局限性而无法挽回的悲剧命运仍然令人生出无限喟叹。

通过梳理农民军人形象的嬗变，我们不难发现，自新时期以来延续至今的40年间，尽管“农家军歌”的乐音时断时续，时急时缓，但始终或隐或显地顽强存在着。究其原因，恰因为人民军队的构成主体是农民，这也天然决定着军旅作家的任务塑造主体离不开农民军人。

在“农家军歌”低回婉转地吟唱了多年之后，文清丽的这部《从军记》横空出世，再度为这曲交响乐注入了一个强音，并醒豁地亮明态度——《从军记》是一部女版的“农家军歌”。作家在小说后记中，开头即鲜明点题：“这部小说我准备了二十年，不，准确地说，三十多年了，从参军的那天起，我就渴望写一部农家军歌。”③一句话，就为《从军记》找到了文学脉络和创作心理的双重源头。

我们或许可以从文清丽的文学求学之路寻找到她如此执着于“农家军歌”的缘由。文清丽于1990年代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她密集接受军旅文学滋养的几年中，无论是追溯前辈楷模的文学轨迹，还是与同辈翘楚的相互切磋，都离不开以农民军人形象为主题的文本阅读。而农民军人这一典型形象，与作家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几近一致——主人公李晓音和她的两个哥哥，以农民身份参军，在部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并在长达数十年的人生长河之中将自己奉献于军队。这条人生路径是如此简单明了、清晰可辨，与“农家军歌”的主题意涵完全吻合。青年作家在步入创作之初，最先瞄准的，便是与个体经验相融互通的文学主题，如此也就解释得通，为何“农家军歌”早在30年前就被文清丽自我定义为创作标高。如此推演下来，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军记》是作家对“农家军歌”的深情回望、回应和对这一文学现象相隔数十年的回响。

但是，细读《从军记》，会发现这部作品又不止步于回响。诚然，文清丽面前矗立着一座座书写农民军人的“高地”，其中一些作品已完成了经典化过程而载入史册，难以逾越。但《从军记》的出现仍然伴有一种“新质”的发生，甚至在某些层面完成了对“农家军歌”的超越。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时间跨度上的不同。以往“农家军歌”聚焦的是农民军人个体短时间维度之中的际遇和感受，着重描摹农民鲤鱼跳龙门之后的身份转变和随之遇到的生存困境和矛盾冲突，而缺乏对人物长时间的追踪和命运书写。文清丽的《从军记》则不同，小说横向上个体联动家庭，继而带动群体，纵向上跨越几十年生命历程，描绘了李晓音与家人、战友在长达半生部队生涯中的生活际遇与命运沉浮。它更像是经过岁月沉淀升级而来的家族史和生活史写作，其间包罗着人物见闻、生活经验，同辈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生命选择，以及后代人的成长经历、观念更新等全方位、立体化的家庭内容和社会内容，且这些书写辅之以女性细腻的观察和丰富的细节作为支撑，使得整部小说的描述显得尤为扎实、可信。

二是小说风格基调上的差异。如今我们盘点这一曲跨越数十年悠悠荡荡的“农家军歌”，其旋律或高昂或低落，或明快或迟滞，更多是表现农民军人在现实军营中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情感困顿，乃至后来由于出身而形成的精神烙印所导致的人生毁灭，整体呈现出一种沉郁、苦涩、悲凉的艺术风格，读者在其间更多看到的是人物由于农民出身而四处碰壁、求而不得所产生的局促、尴尬和挣扎。与之相比，《从军记》的调性则更为乐观、昂扬和激越。和大多数描写农民军人的作品类似，《从军记》是“贴着人物”的写作。文清丽将个人真实的成长经历和所思所感较为完整地复制在这部作品当中：阅读者一路跟着李晓音从农村到城市、从家乡到军营，见证了一个质朴而胆怯的农村女孩成为一名女战士，再成长为共和国女大校，这其间遇到的困难应是数不胜数，迷茫和痛苦更是无处不在、不言而喻。但当作家回顾人生经历之时，且看她是如何架构作品的：

我读过三次军校……毕业以后，大多数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也不知她们生活得如何。在对她们的思念中，我提起了笔，希望写下她们的欢声与眼泪。我以李晓音的几个同学——新闻系女军官为主体，我喜欢这样的搭配。若换成中文系，离诗意近，但飘。在新闻现场和军营之间的我的女主人公们，在情感与事业的路上，注定走得艰难……以此书，致敬我生命中的一切美好！④

作为一部郑重其事书写人生的长篇小说，文清丽选择以校园中的几个女军官为表达主体，选择为致敬美好而作，这就决定了这部作品的内核是向真、向善、向美的，也决定了它的细节注定是饱满的、欢腾的、娇艳的，极大程度上稀释了悲情与苦难，这一出发点无疑开启了“农家军歌”中的一个新调。

女主人公李晓音和许多农民军人相似，逃离土地，向往成功。她摆脱了贫穷中专生的身份，实现了阶级跨越。但《从军记》写作的可贵之处在于，李晓音没有把命运的全部重量押在成功上。她始终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和行动，在并不充裕的生存空间中辗转腾挪，拼搏奋斗，一次次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出路，一步步沿着人生路径的上坡进军。我们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感受得更多的是人物向上的动力和拼搏的勇气，而非压抑和苦闷之中的投机，或者求而不得的放弃，这比此前的“农家军歌”更迈进了一步，实现了某种超越。当然，写作基调并非评判作家高低的依据，作品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才是作家需要着力精进的方向。但是如今我们回顾过去，“农家军歌”之所以给人以沉郁、苦涩等类比于“底层文学”的刻板印象，或许能够说明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人物面相的单薄、写作资源的非可持续性等等。而《从军记》中，李晓音和她的两个哥哥显然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他们在军队的成长轨迹，是与共和国的发展进程高度重合的，这些人物能够跟随军队的发展一步步坚实迈出自己的人生步履，恰是因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善良、淳朴等优秀的品格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品格更为接近最广大农民群体的精神底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底色。

三、《从军记》对军旅现实写作的启示

当叙述进行到此处，读者对于文清丽在军旅作家谱系中的定位，以及《从军记》对于“农家军歌”的承续脉络应该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军旅文学逐渐发展出新的格局。虽然军旅作家集团冲锋之势不再，但由于老、中、青三代作家之中的坚守者及佼佼者持续发力，军旅文学再次拥有了一支年龄层次分明、风格鲜明多样、配合默契而又迭代有序的队伍。并且作家们经过持续多年的深耕和修为，各自的文学面目也日渐明朗和清晰。文清丽作为中年作家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猛将”，大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而这部《从军记》作为她本人截至目前的重要代表作，能够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为军旅文学提供一些启示。

一是时间与人生经验的沉淀。如前文所述，写一部“农家军歌”的想法就像一颗文学的种子，自她参军的那一天开始就埋在心里，经过三十年余的酝酿，感到时机成熟方才动笔。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军记》是文清丽的文学根脉所系，是她积累了数百万字文学创作之后的一次回归，一次飞跃，一次大成。作家对待最为看重的文学资源，往往需耐下心来，经过时间长河的涤荡、个人经验的沉潜、思想深度的淬炼等多重因素的加持，才能将人生经验和审美取向之中的精华采撷而来，融于作品，达到圆融的理想艺术效果。军旅文坛老将之中不乏先例，如徐怀中、彭荆风、朱秀海等皆有经过长时间酝酿而后动笔之作，从而成就各自文学生涯之中的“大成”。文清丽也是如此，她的文学之路一如其人，正因她写得质朴而执着，踏实而坚韧，能够有这一份长时间等待、酝酿、准备的勇气，才铸就了创作《从军记》的底气。

二是人生记忆力的持续积累。《从军记》所包含内容之丰、维度之多、跨度之广，都属文清丽创作中之最。且看这一部小说，杂糅了作家过往作品中诸多系列，乡土、校园、都市、情感、戏曲等元素轮番上阵，全方位展示，全景式铺陈，为小说注入了有血有肉的艺术细节和丰沛的文化内涵。主人公李晓音从乡间一路走来，昂扬乐观，脚下沾着泥土的芬芳，这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基本一致，许多具体而微的细节还原了一个农村女孩儿的成长史。关于作家与经验的关系，笔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生记忆力是一个优秀小说家必不可少的基本秉赋，强调的是人生经验对写小说的重要意义。《从军记》中大量生动而真实的细节映照的是作家的自我经历。比如作者描写参军前家里人的日常：“晚上，煤油灯点着了，妈和三嫂在昏暗的光亮下做针线，从地里下了工的爹和三哥吸着旱烟，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地里的活儿。爹靠在被垛上，给坐在地上的儿子安排着活计：趁霜冻前赶紧把地里的莲花白收了，把萝卜、大葱埋在窖里，要不菜就坏掉了。”⑤，再有像“会操前一天晚上，李晓音睡不着，好不容易到后半夜睡着了，却梦见队伍要出发，自己怎么也找不到军装，吓醒了，一看表，才凌晨三点。她去卫生间时，窗外白花花的，急忙打开窗子，发现下雪了”⑥。这些具体而微且无从复制的生命体验为《从军记》增添了生动、隽永的暖色。

三是从自发写作迈向自觉写作的主动突围。作家能够调用的人生记忆终究有限，在“消化”了一定量的素材之后往往会迎来瓶颈期，难以支撑更为长久的创作，而此时就要依赖大量的间接经验来补充自己。文清丽创作的昆曲系列小说就是她主动突围的一个极好佐证。一次重读《红楼梦》的契机让她领略了昆曲的美妙，于是试图取其精华运用于小说，“可真要动笔，还是很难，除了盲目的爱，我不懂昆曲，离开字幕，很多唱词都听不懂，于是一折半小时的戏，我就反复看，沈世华老师的《牡丹亭·寻梦》，我看了五六十次，仍观此不疲”⑦。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文清丽能够把新的兴趣点“化”入小说，一番苦功自是不在话下，才得以成为文学创作中的“肌肉记忆”。《从军记》中戏曲元素也成为别具特色的背景元素。李晓音和秦小昂都是戏迷，两人因戏而生话题有效地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金星成了宝相花》《潜京》等章节名字更是“戏味儿”十足。

四是从自我辐射到他者和时代。长篇小说由于体量大，内容丰富，因此要写出厚重感，就不能完全聚焦于个体情感，必然要涉及他者命运、进而把握时代脉搏。然而，作家在试图囊括生活百态继而驾驭“宏大”的同时往往又疏忽了个体经验的表达，缺乏个体情感的深度代入，反而使得作品缺乏温度。《从军记》则是将个体经验和他者与时代作了充分的嫁接和融合。小说的核心是书写一个女兵的成长史，但却难能可贵地不拘于此。作家没有陷入女性境遇的一己悲欢，在书写范围的广度与深度上努力扩展，作家以悲悯之心全方位地代入人物，体味其人其境的悲与愁、哀与痛、苦与难、通过主人公李晓音连带出家庭、朋友、同事等立体化的人物群像，并且以个体际遇辐射出军人制度三十多年的变革与成熟。主人公李晓音从不穿军装到穿军装，从无衔到有衔，文清丽的笔墨渗透到部队诸多领域，从野战部队、后勤基地、院校、总部机关到新闻出版机关，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军官制度的逐步完善。

当然，作为一部体量大、跨度长的长篇小说，《从军记》难免有不足之处。首先，小说虽然不乏丰沛生动的细节，但略有浮于表面之感，在一些叙述当中既没有就一个“点”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力，也没有将这些细节有效地编织起来形成冲击力，助推情节再往深里“钻”，从而折损了部分细节的文学魅力。其次，小说中李晓音和几个女军官的人物性格相对单一，在写到一些关乎人生走向的褃节点处反而收拢笔力，从而缺少了一种“大开大合为弛张”的豪迈气概和“一击而中”的思想穿透力，因此未能更好地依托人物展开辽阔的人生气象，少了一层人生况味的氤氲感。尤其书写部队变革的部分略显潦草，作家未及铺垫足够宏阔和清晰的历史背景，没有充分展示出军营厚重与深邃的底色和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

总之，尽管留有缺憾，《从军记》还是及时缓解了当下军旅现实题材的匮乏。小说借个体反映群体，借家族反映时代，具备了“农家军歌”向纵深发展的延展性，并为农民军人主题增添了新的书写面相。读者在一个女兵的成长史中体味了苦辣酸甜的人生百态，一定程度上了解了军队改革进程。尤为可贵的是，《从军记》再一次让“农民军人”这个旧有文学形象从历史的曲径通幽处重逢柳暗花明，并且带有朝露般的明朗气息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气质，为军旅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了新的生长可能性。

注释：

①此节部分文字及观点参见朱向前《文清丽，你跑得好快——素描文清丽兼谈长篇小说〈光景〉》，《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5期。

②朱向前：《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新时期军旅文学一个重要主题的相关阐释》，《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

③④⑤⑥参见文清丽《从军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⑦文清丽：《偶然间，心似缱》，《清明》2020年第4期。

[作者单位：原解放军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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