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名人书信里的时代注脚
去年冬天，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馆藏，推出年度特展“一纸书信 万千情怀——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名人书信展”，以尺牍勾勒新文学乃至新文化大半世纪的发展和研究进程。今夏，此展移师北京鲁迅博物馆，展品大多一同北来，以时序次第陈列。所展信件集中在1930-1980年间，鲁迅本人的手书却不在其中。
鲁迅：不在场的在场者
尽管如此，鲁迅依旧是展陈的灵魂人物，是不在场的在场者。鲁迅是上世纪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第一推手，时间最早的几件展品中便有1934年10月曹靖华写给他讨论中苏木刻交流的手书。而最晚的几件展品中，1983年9月美术家彦涵写给张望的信里谈及内山嘉吉即将访华——内山嘉吉是鲁迅挚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胞弟，1931年受鲁迅邀请到上海“木刻传习会”主讲木刻艺术，翻译就是鲁迅本人。
1930年代的展品中有好几封信，是当时文坛健将臧克家、卞之琳、萧军、靳以等写给同一个收信人英子的——信中臧否人物、讨论写作，好不亲近。英子是王任之笔名，上世纪30年代曾活跃于上海与家乡歙县等地文坛，有不少作品发表，文风清新可喜，也担任过《徽声日报》副刊的主编。其后来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继承“新安王氏医学”的名医，有医案传世。两个身份之间差距颇大，连与之有过通信的卞之琳，也是在王家后人编纂《英子文友书简》时找上来门，才知道这位未曾谋面的文友的际遇。1936年年底黄源写信给彼时已回乡的英子，不免谈及刚刚去世的鲁迅，“鲁迅先生的死，真像晴天的霹雳，打击到每个青年，不论近在他身边，抑或远处穷乡僻壤，但是住在孤陋的小城里，看着一个巨星横空而过，向不知去向的落去，这心情是难受的。”
而鲁迅研究也是上世纪40年代、80年代展品中比较集中的主题。有数封许寿裳、孙伏园等多位鲁迅亲近的朋友、学生写给其时正在大后方多个中学辗转任职的林辰（本名王诗农）的信，回答鲁迅交游的相关问题。1940年代林辰写作了数篇考据鲁迅生平的文章，后来在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结集出版，即颇有乾嘉学风的《鲁迅事迹考》。未曾亲炙鲁迅的林辰在颠沛之余能完成这样的考据，鸿雁来往功不可没。1980年代中期，著名的文艺编辑赵家璧通过书信向楼适夷、魏猛克等当时尚在的“左联”人士求证了不少关于鲁迅提携文学青年、推动木刻普及的细节，后来都写进了他的回忆录《编辑忆旧》《编辑生涯忆鲁迅》等作品里。
《辞源》题字的由来
除了鲁迅交游和鲁迅研究这一主题，部分展品还集中呈现了“十七年”时期一些重要出版物的出版细节。《辞源》是商务印书馆20世纪开创新体例的辞书出版物， 1915年初版重在整理国故、补充知识，1931年的《续编》则广收新名词。该书1958年重新修订，为和《辞海》《现代汉语辞典》等相区别，变综合性辞书为一部供高中以上水平读者使用的古汉语词典。此次修订的直接产物就是1964年的《辞源》修订稿。《辞源》修订稿出版前后征求方家意见，本展就展出了语言学家王力、魏建功和陈梦家给商务编辑的复信，内容涉及书名到词条修订各个方面。
王、魏信中均提及书名题字。魏建功表示书名“不用郑字”而“用当代人字”。初版《辞源》乃是郑孝胥题字。当时郑孝胥本就是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书法享誉海内，题字《辞源》“至当不易”。惜卿本佳人，却从遗民做到了汉奸，也就不好沿用。王力赞成书名用柳体的《玄秘塔》集字，也认为请当代书家题签“未尝不可”。1964年的修订稿封面最后果然用的是柳字；而1979年《辞源》修订版出齐至今，书名用的就都是叶圣陶的题签了。
作为时代注脚的细节
当然，书信展品中值得关注的内容，未必都是文化事件，亲友通信尤多生活细节，可添作“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一个注脚。比如1930年许钦文给鲁迅的几封信，主要谈论的就是杭州不同种宣纸的价格。鲁迅托他代购，而许抱怨不同单品“有的论刀，有的论百，呆板固定，莫名其妙”。当时一刀纸为九十四张，信中提到最便宜的单品四尺每刀也在五元以上。而汪静之1932年从汕头写给妻子符竹因的信，因为是家信，所以把高中国文教师的月工资、兼职收入和稿费兜了个底儿掉，偶得的稿费千字五元，不够一刀纸的价格。汪静之固定的月工资一百出头，五分之四都要寄给妻子。汪符的感情浓度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佳话，此信中的情话也是俯拾皆是：“汕头除了花香很浓一件外，都不如想象中的美满，生活言语方面更苦死人。但汕头若有一千个缺点，便有九百个缺点是因为你没有同来的缘故才成为缺点的。”
甚至不看内容，只看手书风格，概览下来也颇有趣味。1949年之前的尺牍，无论硬笔毛笔，除了萧军给英子的一封是横写外，都是竖排稿纸，竖排书写。此时的印刷品除了票据、表格外，很少有横排印刷，少量杂志的横排也只是部分先行者的刻意提倡。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展品就是横写竖写交杂，而当时正式出版物正逐步由竖排印刷变为统一横排——展品中横写比例随着时代发展日益增大。从竖到横的书写变迁，未尝不是新文学演进体用逐渐合一的写照。
正如今日仍有部分古籍采用竖排印刷，展陈中俞平伯、叶圣陶的手书，到了七八十年代，在同时代人基本都采硬笔横写时，仍然是就着印好的横排稿纸用毛笔竖写，十分醒目。细看行文，一仍尺牍旧贯，倒也表里相符。只是，展厅中叶圣陶1943年、1978年写给林辰的两封信，前者称呼“诗农先生”，后者称呼“林辰同志”，终究还是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图片来源：上海鲁迅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