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后》：罗曼蒂克消亡史
杨知寒消解了所有的罗曼蒂克，她的小说有着东北人的直爽，那些油滑、婉转、矫饰，她都一一抛弃，她剥去生活的糖衣，只留下核心处的苦药，但是其最终的情感归宿，却常常给人留下一种精神的慰藉。
杨知寒的第一部小说集名叫《一团坚冰》，一望而知地显示着她小说独特的美学风格：坚硬、冰冷、力量感。在最近出版的小说集《黄昏后》中，这一风格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冷硬”的风格与其小说所根植的东北地理密不可分，但另一方面，似乎又与杨知寒的女作家身份相去甚远。但所有堪称独特的美学风格大多都是将几种矛盾、冲突甚至彼此相悖的元素完美缝合，对于杨知寒的小说而言，这亦不吝为一种天才的创造。
东北是什么？在近年来的“新东北文学”与“东北文艺复兴”当中，我们多少形成了一些印象。东北的地域特色，及其所代表的寒冷、没落、肃杀的氛围，构成了杨知寒小说的第一重底色。小说《爱人》写道，“东北一过十一月，记忆里的水果就只有苹果和梨。偶尔也有冻柿子，但我不爱吃，那东西和冻梨一样，咬一口一包水，果肉是碎的，不结实。”寒冷生出了孤绝，再加上不可避免的走向没落的社会现实，让这里的人们不得不面对日复一日的衰颓。在杨知寒笔下，闭塞的环境、寒冷的气候、乏味的日常生活与小说中那些时刻居于绝望之中的人的命运融为了一体。《爱人》中的李鹏和周海军是一对不被理解的爱人，《美味怪药》的主人公在儿时被爷爷打断了腿，《喜丧》中的“我”爱上了师妹，然而师妹却为“我”自杀……种种边缘身份与个体经验，让这些人与环境一样冰冷而坚硬。杨知寒消解了所有的罗曼蒂克，她的小说有着东北人的直爽，那些油滑、婉转、矫饰，她都一一抛弃，她剥去生活的糖衣，只留下核心处的苦药，她近乎残酷地掀起所有伤疤，勇敢地裸露出那下面淋漓的血肉。
然而，杨知寒的小说虽然在美学表现上是寒冷的、残酷的，但是其最终的情感归宿，却常常给人留下一种精神的慰藉。在她的小说中，那些既无力解决自身困境，更难以被他人接受的人们，当他们侥幸遇上同类，那便是奋力地抓紧彼此，相依为命于这寒冷的现实中，一种新的罗曼蒂克就此产生了。小说《三手夏利》的主人公吴天华是一位退休女司机，她性格开朗、豪爽，走过风驰电掣的前半生之后，想要找个人分享晚年漫长的孤独。在一次失败的相亲活动中，吴天华认识了内向老实的卜文彬，吴天华起初嫌他“没意思”，但之后的几次交往中，却越来越被卜文彬木讷中透出的真诚感动，在心里渐渐接受了他。卜文彬的儿子送给吴天华一辆旧车，希望她能开车带自己父亲散散心。直到卜文彬猝然离世，吴天华面对他留下的两句遗言——“早认识你就好了。现在认识也不晚。”——无限动容，却眼泪干涸。小说故事本身并无新奇，甚至饱含着孤独和苦楚，但是，小说中两位孤独的老人，在那辆与他们一样走向暮年的三手夏利车上，相互依靠着驶入逐渐西下的夕阳，这凄苦又幸福的一幕，谁又能说不是真正的罗曼蒂克呢？
以《三手夏利》的女主人公吴天华为代表，杨知寒小说中的诸多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们多是中年以上的年纪，性格硬朗、行事粗暴，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与温婉、优雅、贤惠等传统观念中的女性“美德”相去甚远。小说《百花杀》塑造了两个在底层摸爬滚打的女性形象。顾秀华和徐英各自在百花园市场经营一个铺位，位置相近、货源重合，在愈演愈烈的抢客大战中，两个女人势如水火，甚至几次大打出手。同样是卖货，徐英凭借女性的八面玲珑，游刃有余地处理着人情世故；而顾秀华则靠“撇除身上的女性特征”，“心静如水”地熬着。在岁月的缓慢流淌中，她们逐渐成了彼此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顾秀华与儿子一起去了南方，失去对手的徐英日渐落寞。直至两年后，顾秀华再次出现在百花园的摊位上，恢复了战斗状态的两个女人再次就位，精气神随之而来。小说中，顾秀华腼腆的儿子让徐英想到了少女时代的自己，15岁，父母下岗，徐英开始了跟随父母一起走街串巷卖货的人生。正如小说所说：“徐英觉得她就属于百花园，不是不能属于别的地方，而是到了别的地方，她不再是徐英，顾秀华也不再是顾秀华，有些花儿是没法接种和移植的。”为了生存，年少文静的徐英开始了她扯着嗓子卖货的一生，单亲妈妈顾秀华放下了女性的矜持和精致。在百花园这样鱼龙混杂的江湖中，在无依无靠的人生境地中，无数女孩变成了徐英、无数女人变成了顾秀华，她们跟男人拼力气、比泼辣，她们必须比男人更加强悍，唯有如此，才可能挣脱出自己的人生。
更极端的命运出现在《寻金之旅》中的李燕生身上。小说中的她极度自私、残忍，儿子车祸入院，她既不安于照顾昏迷在床的儿子，更不肯掏出私藏的金子为他手术。没有人能理解李燕生何以至此，因为所有人都未曾经历她的前半生：“十八九岁时，李燕生是姐妹里最俏的一个，用清秀形容更合适。三妹身材细流，过去扎俩辫子，不爱笑，爱自己琢磨事儿。还有份体面的工作，在子弟小学教语文。”年轻的李燕生爱上了性格孤傲的谭家秋，但这孤傲也是谭家秋一生的劫难，屡遭批判不说，更在被人打断一条腿之后逐渐走向偏执。守着残疾的丈夫和弱小的儿子，李燕生不得不靠放贷、催债，时刻拼了命地活着，竭尽全力、不择手段地维系一家人的生存。今天的李燕生与15岁时的样子判若两人，“脑袋上癞癞巴巴一圈接一圈，跟蚊香似的，伤口化脓后结痂，结痂后化脓，周而复始。”固然，曾经青春美好的李燕生的消逝令人惋惜，但是，在属于她的人生命运中，当她遭遇丈夫失智、众叛亲离、无依无靠之时，除了将自己变得强悍、粗鲁，还能怎样抵抗现实的重压，求得一息尚存的机会？
如果说，极寒之地的东北隐喻着某种生存的现实，那么，小说中这些普通女性的命运，则进一步与她们艰难的生存处境构成了某种深化。无论是李燕生、徐英、顾秀华还是吴天华，杨知寒创造了另一种女性形象。她们从不依附于任何男人，丈夫、儿子、父亲，在她们的生命中几乎都是缺席的存在。在极度狭小逼仄的生存空间中，她们逐渐将自己打磨成另一个人、另一种身份，甚至是另一种性别，从此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这些女性往往拥有比男人更加坚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她们并不以丧失了所谓的“女性特征”而感到羞耻。为了生存，她们义无反顾地与男人一样战斗着。
在杨知寒笔下，尤其是在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我看到了新一代女作家性别意识的崛起。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创作曾经掀起了一阵热潮，一批以女性的个人视角、个体处境为主线，善于书写日常生活与情感幽微的女作家作品浮出水面。这些作品中的女性虽然标榜身体解放，但很大程度上，其中的女性身体依旧是男性凝视的一部分，所谓的女性性别身份实则充满了被塑造的“第二性”。而在以杨知寒为代表的新一代女作家笔下，一种真正“去性别化”的零度情感与中性叙事登场了。杨知寒的小说彻底消弭了传统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不必是温柔的爱人、乖顺的女儿或者无私的母亲，她们也可以强大、粗暴、自私、丑陋，她们不仅仅是罗曼蒂克的憧憬者，更是所有冰冷现实的塑造者、对抗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真正走向彻底平等的两性关系。如同伍尔夫所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在杨知寒笔下，我看到了一种消弭了等级、界限乃至特征的男女秩序，看到了一个无限接近雌雄同体的文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