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过去有三代人，由三代的神管着。

第一代神所管的人有现代人的九倍高，牙齿有九个手指宽，脚有九拃长。

那代地壳是木头做的。

地火上去，地壳烧毁，天翻地覆，那一代人都死光了。

第二代神所管的人有现代人的三倍高，牙齿有三指宽，脚有三拃长。

那代地壳是铁做的。

铁生锈，地壳稳不住，天翻地覆，那一代人也都死了。

第三代，神是东巴协日，他所管的人就如现代人那样高，牙齿是一指宽，脚如现代人的一拃长。

这时地壳是石头做的。

这样地壳稳住，人类也就生存下来了。

——羌族古歌《尼萨》

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寻羌》一书的开头提到在松潘大尔边沟听老人唱羌族古歌《尼萨》的情形，那时候是2008年12月，波及四边的汶川大地震刚过去半年，与灾区重建并行的是对羌族文化的抢救工作。《尼萨》讲的是开天辟地的过程，前两代人都在地壳的翻覆中毁灭，到了第三代才稳定下来。口头文学中还提到地壳稳定之后，地下有一头牛，只要它动一动，还是会发生地震。天神东巴协日用绳子将牛绑起来，但是忘了捆耳朵，牛耳朵晃动的时候，还是会发生地震。这大约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历代的血泪教训中所积累的经验，面对无常的大地，他们也无可奈何，所以留下了一个不确定的尾声。经验与预言凝聚在一起，成为古老智慧的总结。

无论如何，生活总会继续，人们不可能因为一个不可测的未来而踌躇不前。作为命运的组成部分，无常遭际被当作平常之事而坦然接受，它构成了四川西北部从阿坝到绵阳、广元，从汶川到北川、青川这一带的坚韧的情感结构。

十几年了，几乎有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对于受创惨重的北川而言，如今的时代主题不再是抢救与自救，而是如何在重新建起的新家园上繁衍繁盛、壮大生息。

2022年孟夏的平常一天。上午我在北川县政府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审阅本县参加“中华颂”全国小戏小品曲艺大赛的参赛作品，是一个用四川清音的形式讲述乡村振兴和生态搬迁的故事，涉及灾后重建与移民，以及在新时代以来的脱贫攻坚。漫长的细节讨论会颇令人疲倦，午饭后，我回到宿舍准备休息一会儿。刚躺下就感觉沙发在晃，我知道是地震。

到北川挂职，我经历了好几次类似的摇晃后，对此种司空见惯的情形，早已失去了一开始的紧张感，就继续躺着假寐。但是，这一次明显比较严重，接着又是几次明显的晃动，门边的饮水机和立式空调机平移着滑行了一下，发出咯吱的声音。我忍不住爬起来从窗户朝外面望，正午阳光里，楼下没有人，只有知了凄厉的叫声，仿佛送别最后的夏日光阴。我返回沙发躺倒，几分钟后又来了一次余震，我再也懒得动了。我的房间在6楼，如果是大地震，跑下去无疑是来不及的，这栋楼是2008年地震后建的，可以抗8级地震。

本地人对小型地震习以为常，大多数时候漫不经心，浑若未闻。早在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有人开玩笑地对我说：“不用担心，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屡见不鲜后，那就该喝茶喝茶，该上班上班。这是在长久的连番折磨后形成的心理保护机制，说是麻木也可以，说是豁达也讲得通。

很快网上传来信息，9月5日12点52分，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泸定与阿坝州汶川、绵阳市北川、雅安市芦山、都江堰市等地，几乎处于一条从东北向西南的直线上，这条直线的附近有三条断裂带，龙门山断裂带、鲜水河断裂带和安宁河断裂带，地震是寻常现象。

到北川之后，我增加了一个新鲜经验：时不时手机会收到世界各地的地震消息，国内的自不必说，远至拉丁美洲甚至大洋洲有地震，都会发来消息。这是北川应急管理局的日常操作，其他地方我不确知有无类似的举措，在本地是常态化的。

两天后，北川县干部和群众聚在县委门口为泸定、石棉灾区捐款。完全是干部带头，民众自发的举动。虽然北川的人均收入谈不上宽裕，但捐款显得理所当然。这是北川人心照不宣的感恩心理——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本地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心援助，从不曾忘怀。他们感受过关爱，掌心的温暖还在，有能力的情况下，会第一时间想着去反馈他人。

这是爱的传递。

关于北川，人们知道多少呢？它是地处川西偏僻山区的一个平常地方，类似的县级行政区划（包括旗、区）在全国目前至少有两千八百多个。如果不去专门查询，多数人也许只是影影绰绰地听过它的名字，并不了解其内在的肌理。在更广泛的大众层面，它唯一可以标示的特征是在2003年被划定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2008年地震的时候老县城曾经遭受灭顶之灾。

从地图上看，北川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的西北部，北部连着平武县，西南部、西北部接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和松潘县。地质学上将其归为扬子准地台与松潘—甘孜地槽褶皱的结合部，换个更易理解的说法，就是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常有地层褶皱与断裂活动。

在没有永安、安昌等几块从安州区（原先的安县）划过来的平地之前，老北川全境大部分都是峰峦起伏、沟壑纵横的山脉，大致以白什乡为界，西边属岷山山脉，东边属龙门山脉。

有山就有水，两条大的河流——青片河与白草河，平行地自西北往东南而下，被从岷山下来、自西向东流淌的湔江（又称石泉河和北川水）截住，构成了北川县域的主体水脉。除了湔江，四畔山间密布的溪流还各自汇集于苏保河、平通河与安昌河，形成了网状与点状的水文。所以，北川水系有“一江（湔江）五河（白草河、青片河、都坝河、苏宝河、平通河）四大沟（小寨子沟、太白沟、后园沟、白坭沟）”之说。其中安昌河穿过新县城，蜿蜒西北而去，在开阔河面上架起的禹王桥每到晚间就点亮灯光，霓虹彩灯照耀着两岸高大的芦苇，丛生的细柳，焕发出奇异的光彩，显示出这座西北山区边缘小城不甘的时尚之心。

山水纵横，风土奇崛，汉羌藏回多民族聚居，北川称得上极富特色。水道丰富，且依山势而走，形成许多激流险滩，也使得境内依循地利建造了许多小水电站。这一点在云贵川的山区是普遍现象，其中四川的水电居于全国之首。我是有一次去成都参加水电站安全生产专题培训才了解这一点，可见平常观光式的旅游，无法真的进入到一个地方的内部。北川像任何一个小地方一样，有着其复杂而丰富的内在，外来者走马观花，并不了然。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才把这些地理情况弄清楚。

一般人们对于北川的印象可能更多来自于汶川大地震，在那之后，它的曝光度才明显增加。因为经常出现在中央媒体的新闻中，对于很多普通人而言，北川的知名度甚至堪比它的上级行政单位绵阳市。

2008年5月12日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是一桩分水岭式的事件。它在老北川与新北川之间清晰地画上了一条断裂式的界线，成为创伤性的集体记忆，镌刻在人们的心中。对于当地人而言，更是渗入在后来的日常生活之中，某种程度上甚至改变了北川人行为处事的态度和情感方式。即便过去很多年，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仍然会不经意间谈及到亲历或耳闻的人与事的细节。我想，哪怕再过许多年，当那些亲历者老去、故去，“5.12”大地震还是会被人们记起，它已经成为地方乃至中国历史与记忆的组成部分，就像1933年8月25日发生在隔壁茂县的叠溪地震，在后来衍生出形色各异关于“叠溪海子”的故事与传说。

历史变成故事，故事又转变成传说和神话，这是真实事件在时间长河中流转所发生的常态。但是，十几年的风霜雨雪还不足以湮没事实的痕迹。我踏上新北川的土地，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地震中的种种悲怆而动人的故事。灾难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伤痛，北川却也一次一次地在废墟中崛起，不屈不挠地如同凤凰涅槃一样获得新生。

刚到北川不久的一个冬日的凄风冷雨中，我经过属于曲山镇的北川老县城遗址，它完全成了一片废墟。房屋东倒西歪，道路破碎扭曲，可想而知发生地震时候的惨烈情形。四野无人，车子在巍峨的山间沿着湔江行驶，路依山而建，盘旋起伏，斗折蛇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比汽车还大的碎石落在路边，都是山上在雨中滑落的，为了防止它们继续滚动，石头上勒上了巨大的铁索网，铆定在地面上。

在那个时刻，我忽然理解了为什么“危”有“高”的含义，危冠、危樯、危楼……“危”的古字形象就是人在山崖上。老县城两岸夹峙的高山，就是“危”山，它们过于巨大而临近，发生地震的话，山间的人、车、桥梁与树木、道路与建筑，都无处可躲。汶川大地震十几年后，这里又经过数次余震、洪水和泥石流，虽然总体的形势还在，地表已有了很大变化。即便今日，驱车行使在修缮一新的道路上，仍然可以感觉到两侧耸立的山岩所带来的压迫感。

废墟上空空荡荡，只留下倾圮毁坏的建筑，矗立在显得荒凉的碎石滩上，房屋断折的茬口如同空洞的深渊，那是无声的诉说，显示出天地的不仁。当时的惨痛难以尽述，北川中学则最令人记忆深刻，学校就在山脚下，在山体推移中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许多遗体实际上无法挖掘出来。后来的余震、暴雨和泥石流，使得老县城一楼以下全部被掩盖了，受难者同山阿融为了一体，它们短暂的生命重新成为大地的组成部分。

穿过老县城的路原是通往平武和九寨沟的必经之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冬季，又在疫情期间，很少遇到车辆。清早的雾气笼罩，枯水期的江对岸山上草木泛出枯黄，山岚蒸腾，远望已经看不出灾难的迹象，只余一片莽莽苍苍。大自然以其无与伦比的伟力将一切慢慢遮盖，人们却顽强地要记住这一切，将这一片废墟改造为一个祭奠、缅怀与警示的处所。这里面有一种直面痛苦的坦荡，一种时刻警醒的提示，一种渺小中的倔强。

在挂职北川之前，因不同的机缘，我陆续到过周边的巴中、阿坝、南充，也去过地震受灾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和水磨镇、广元的青川县，唯独没有来过这里。到了之后才知道，北川虽然不是震中，却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四川位于巴颜喀拉板块和华南板块的交界处，地质结构决定了它一直是地震频繁的省份。在东经104度以西，共有鲜水河、安宁河—则木河、金沙江、松潘—较场、龙门山、理塘、木里—盐源、名山—马边—昭通等多个地震带。如果从地理形貌来看，它们都集中在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以及一部分云贵高原过渡的台地山区。在北川老县城遗址不远处修建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中，有一幅地图很直观地显示了当时受灾的概貌，从东北到西南展开的广元市的青川、绵阳市的北川以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三地呈一条东北—西南方向展布的斜线。“三川”都坐落在断裂带和褶皱带上，而北川正是这条线的中心——桂溪镇—曲山镇—苏保河一线就是北川大断裂带通过地段。

地震之时，北川全县20个乡镇（如今重新规划为19个）、278个行政村、16.1万人口全部受灾，农村房屋倒塌40124户、621.922万平方米，城镇居民房屋倒塌或损毁122.72万平方米、严重破坏25.68万平方米，14.2万人无家可归。县内道路交通和水、电、气供给以及通讯瘫痪，行政、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全部被毁，360余家中小企业遭受严重损失，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85.7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县GDP总和的44倍。地震中遇难15645人，失踪4311人，26916人不同程度受伤。全县范围内山体大面积滑坡，新增581个大的地质灾害点，112个村的山体出现大裂缝，近30个村整村被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所掩埋；形成大小堰塞湖16处，对流域下游部分地区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生态遭受严重破坏。余震频发，多达1万余次，其中6级以上5次。

这些后来整理出来的统计数据，在外人看来是一个个理性而无情的数字，对于当事人而言却是实实在在落在头上的痛彻心扉。这种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灾难，是一种普遍性的无妄和共通性的痛感，指向于我们所有人的命运感，没有人是局外人，谁也无法袖手旁观。

在那样的时候，古老的神灵也无法给予护佑。地震中的释比，跌跌撞撞从屋里跑出来，大声地呼唤着自己的狗，希望狗能够制止住大地的颤动，因为在羌人的神话与释比的经典中，狗是大地的母舅。释比是古羌人遗留的一种独特的原始宗教化现象，是羌族中权威的文化人和知识集成者。他们是原来羌族社会的神职人员，如同汉族所谓的“端公”，有点类似于彝族的毕摩巫师，在不同的羌族居住地方的称呼略有差异，有“许”、“比”、“释古”、“释比”等。

神话里天神木巴创造天地时，天总是立起来就垮掉，后来听从西王母的建议，用大鳖鱼作支撑，四只鳖足立在四方，成为撑天的柱子。鳖鱼变成大地后，有时会动弹，有时会眨眼睛，那么大地就会抖动，地上的万物就会跟着遭殃。当鳖鱼动弹的时候，它的母舅狗去咬它的耳朵，它就不敢再动，大地也就安宁了。因此，羌人在遭逢地震之时，总是“咂咂咂”地唤狗，希望它出来制服鳖鱼，平息震颤。但是，5月12日的下午，王治升释比唤起狗来，并没有平息狂怒的大地。他躲在墙角的楼梯下，无助地看着整个村子突然陷入死亡。祖上的经验失效了，既往的神灵似乎隐退了。

真正前来营救和提供帮助的是人，是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军队、医生、志愿者……北京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5月14日上午，中央领导就赶到了北川羌族自治县现场，指挥抢险救灾工作。

温家宝同志与北川之间有着亲密的感情，羌族自治县就是在他的支持下建立的。他到了北川之后，先查看了北川中学的灾害救援现场。他说：“我们北川地区是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党和政府关心你们，你们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我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派出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民警，总计10 万余人，他们将会到每个受灾的县、乡、村实施救援工作，党和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把被困的群众救出来。”随后他爬上高坡，向全体参加救援的人员说， “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任务，就是抢救被困人员，抢救人的生命是我们这次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现在要抓紧时间，对于被困人员，只要有一线生还的希望，我们就要百倍地努力，把他们抢救出来。”

北京到北川三千五百里，但天涯咫尺，距离并没有阻隔两地的紧密互动。

2008年5月16日下午，胡锦涛同志到北川看望受灾群众。在擂鼓镇胜利村，他踩着瓦砾，来到倒塌损毁的房屋前仔细察看，向当地干部询问群众伤亡和安置情况。他走进帐篷，坐在临时搭起的床铺上，拉着受灾群众的手，同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家里受灾的情况、生活上还有什么困难。此后，李克强、吴邦国、贾庆林、李长春、贺国强等同志，也都陆续到绵阳和北川看望幸存的师生，慰问群众。

地震带来毁灭性的苦难与难以忘却的伤恸，同时也包孕着重生的契机。这些来自北京的关切，以及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倾情投入，后来成为北川重建和发展最为倚重的政治资源。北川的百姓和历任官员说起这些都充满感激之情，那种发自内心对于政府的信任，体现在日常的点滴之中。

春节前某一日，我带着联络员去马槽乡慰问几户人家。到一户人家的烤火房，火塘边坐着一位老太太，乡长介绍说，领导来看你了。她准备起身，但腿上可能没有力气，挣扎了几下。我赶紧过去试图搀扶住，她倒是一下抓住我的手，紧紧握住，把我拉到她身边的小凳上坐下。这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已经溢出了泪水。她急切地跟我诉说她被儿媳妇欺负，现在这是她女儿女婿家。来之前我已经了解过情况，她儿子和女儿家的经济状况都挺不错，但儿媳有点偏执，所以女儿把她接到自己家养老。这种家长里短事一般别说乡干部，就是村干部也没法插手。

其实老太太在女儿家生活得更惬意，不缺吃，也不缺穿，就是平日一个人在家孤寂，山里乡亲离得远，腿脚不方便出门，看见干部来了，就想多说说话、谈谈天。至于县里的干部能否治好她的儿媳，倒在其次。这让我又羞愧又感动。那一刻，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她对“政府”的依赖，就像那种留守儿童或者空巢老人见到归来的家人时候的感情。只有长期自上而下传递出去的关心，才能形成难得的信任。这个场景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后来多次跟朋友描述过。

我没有太多基层工作经验，间接的经验多来自于传媒与文艺作品，那里面的干群关系似乎并不太友好。到了第一线才感受到基层干部的艰辛与付出，这其中无论干部作为常人本身的素质与内在的欲望有多少参差不齐，他们实实在在的工作中，确实是从民众的角度行事。北川能够从挫折中重获新生，民众的自救之外，正是来自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所组织的驰援与帮扶，和这些本地工作人员的落实。

当年的北川老县城位于擂鼓镇，震后一片疮痍，已经被确认不再适合居住，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再造一个新北川”，在三十公里外原属安县黄土镇和安昌镇的一部分的土地上，异地整体重建了新县城。

当年5月23日，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进驻安昌，建立了临时办事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项目组在院长李晓江的带领下，经过多方考察论证，国家抗震救灾规划专家组把北川县城的重建地点初步选定在安县（如今的绵阳市安州区）的板凳桥。新县城的选址工作由成都军区某测绘外业大队承担。从7月4日开始，51 名官兵分成8 个小组，夜以继日地在新县城板凳桥12 平方公里的选址范围内连续奋战一个月，8月5日完成测绘工作。11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审查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12月，胡锦涛同志在慰问灾区群众时，亲自将新县城命名为永昌镇，在永安与安昌两个镇名中各取一字，同时寄寓着永远繁荣昌盛的意思。

如今来新北川的人，一般都会到老县城遗址去看一下，十几年的风吹日晒雨淋，中间又经历了余震、泥石流、滑坡、洪水的数次侵袭、冲刷、蚀刻、掩埋，当年被震垮的楼宇底层几乎已经全部被泥沙埋藏了。2020年8月15日的洪水更是淹到了地表一楼以上，潮水退后，露在外面的断壁残垣依然让人触目惊心。我数次到这里，尽管已经很熟悉，但每一次内心都会受到很大震撼，不由自主地生出感动，为生命力的顽强，为人性在危急关头所迸发出来的光芒。那是对心灵的净化，对情感的陶冶，也是对人类精神的感喟。后来，只要有朋友来北川，我总是会带他们到这片遗址走一走，体会这块土地的苦难、坚忍和生生不息的顽强。

同一种创伤，伤害的地方与程度是不一样的。日子向前，生活还要继续，遗忘是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很多北川人现在已经不怎么愿意去追忆当年的细节，而将那些痛苦隐藏在内心深处。从碎片中创造出新的完整的自我，虽然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却也是必然的选择。

也有那种难以走出心理困境的人，在老北川中学遗址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写的信。那个悲伤的母亲每年都会写一封，逢到清明和5月12日那天都会来看望。她不是祭拜，而是寻找，她的手机号一直没有换过，因为当初她孩子的遗体没有找到，她心中坚信他可能还在。这个执念支撑了她十几年。随着时日的流逝，也许重回旧地寻找的结果已经不再重要，她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仪式，一种另类的凭吊。有时候，可能人们都需要靠这样的精神寄托来挺过人生中的黑暗时刻。

就像那杆至今屹立在遗址上的红旗。它原先立于老北川中学操场中间，山体滑坡下来，整个学校被山石泥土往前推了十几米，教学楼和一应建筑悉数掩盖，那杆红旗却奇迹般地依然树立在那里，成为一种关于信念和勇气的象征。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4年第1期）

注：本专栏系列作品入选“北京市文联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贞下起元》《从后文学到新人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丁玲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