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批评家刘大先将当下的青年文化分为三类：早衰的青年，早熟的青年，以及拒绝成熟的青年。青年写作整体状况映照着当下青年的处境，青年写作也正需要孕育新的先锋精神。先锋并不局限于叙事实验和形式探索，同时也意味着“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顺从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坚定信念”（卡林内斯库）。当下的一些青年创作，无论是艺术创造理念、叙事形式和题材内容，都勇于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拓展了新的表现空间，青年写作在多维空间中呈现了内在的先锋气质。

他们当中，有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进行叙事形式探索的写作者。在视频时代，文字阅读尤其是纸质出版物的读者正在迅速流失，哪怕一个故事讲得再精彩，受众终究不再可能像视频那么广泛。但就像罗伯特·弗尔福德在《叙事的胜利》中所说：“在我们和他人交流的所有方式中，故事已经确立了自身最舒适、最多功能，或许也是最危险的地位。”叙事永远为人类所需要，关键在于如何叙事，用什么媒介来叙事。这是每一个文学从业者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年轻的写作者中不乏积极革新的思考者。“90后”作家吟光在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跨媒体叙事”概念的启发下提出了“分布式叙事”，旨在融合跨媒体叙事、交互式叙事与沉浸式叙事于一体，并在她的小说《港漂记忆拼图》中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小说采取转换视点人物的写法取消了主角配角，让每一个人物都处于同等的地位；通过加入二维码将唱诵、科幻短片、昆曲等视听艺术与小说混合，建造了一个丰富、立体、驳杂的艺术空间；文本中穿插的流行港乐与小说形成互文，时代情绪跃然纸上；文本最后以时下风行的剧本杀形式让小说的几位人物达成彼此之间的理解，在这里形式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它的意味。即便这种尝试还可以做得更好，但这样的写作实践值得关注。

还有尝试开拓新的文学空间的写作者。传统的文学生产主要集中在文学期刊上。能够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确实可以说明写作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但这不是评价文学好坏的唯一标准。彼得·比格尔在论述艺术体制时指出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另一方面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那些在新的文学空间，包括微信公众号、豆瓣网、同人杂志等平台上开拓领地的写作者，视为青年写作群体中的先行者。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很多严肃的写作者在博客上创作，新的空间不一定会带来新的美学，但至少提供了更多的活力与可能。新的写作空间的开拓意味着写作的更多可能。青年写作者如王占黑、陈春成、班宇等人，他们最初都是在豆瓣平台、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空间发表作品。王占黑的《空响炮》和《街道江湖》关注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回归到了朴素的写实主义，用细节和白描写众生百态。陈春成的小说最初是发在豆瓣平台个人账号的日记区和微信公众号，其小说展现的梦幻般的想象力、诗意雅致的语言吸引了最初的一批读者，为后来出版作品奠定了坚实的读者基础。

还有那些努力打破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壁垒，融合两者长处的写作者。在商业模式高强度的运转下，各种类型文学迅速发展，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优秀作品，不少青年写作者也意识到纯文学写作模式丧失了大量读者的问题，试图从中突围，向那些优秀的类型文学学习，尝试将其优点融合进严肃文学的写作中。当一些人在将小说写得不好看，写得晦涩难懂的时候，这些努力把小说写得好看，努力让文学重新获得读者的写作者，也是青年作家创作的一种趋势。

马伯庸近年创作的历史小说很好地融合了纯文学和类型文学的优点，他的历史小说既有紧凑的情节、好看的故事和扎实绵密的历史细节，又具备现代人的视角，借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对现实展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长安的荔枝》想象“一骑红尘妃子笑”背后一个基层公务员的辛酸经历，《太白金星有点烦》以现代眼光重新讲述了唐僧取经的西游故事。近年来讨论较多的纯文学科幻/科幻现实主义也是这类写作的一种尝试。王威廉的《野未来》、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陈崇正的《悬浮术》和《美人城手记》都是将纯文学与科幻文学进行融合的尝试。

还有向纯文学取道的类型文学写作者。类型小说最容易出现的弊病就是模式化，而纯文学是反模式化的。蔡骏写了很多年悬疑小说，他最近一部长篇小说《春夜》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虽然还保留了一些悬疑元素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但更多吸收了纯文学的资源。如夏烈所言，它是一部“融合”特色鲜明的作品，它善于讲故事，有瑰丽的想象，同时又向魔幻现实主义致敬，打通了很多文学流通的意象和元素。这种不拘一格、不带任何偏见，征用古今中外各种文学资源为我所用的写作，在主流文学写作和类型文学创作中越发成为一种趋势。

还有那些走出书房，走向世界的写作者。当下青年越来越专注于“过好自己的生活”，从公共空间逐渐退回到个人的世界，与社会和他人的良性互动日益减少，不仅“附近”在消失，就连身边的人也在退出自己的关注视野。同时，青年一代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网络空间的时间多于现实空间的一群人，互联网让世界变小，也在推远现实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生活中所谓“社恐”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真实的人的一种冷漠。这种冷漠的危险在于它会滋生更多的偏见和对立。偏见和对立不止存在于社会内部，也存在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即便是在一个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对其他国家的无知也无所不在，这种无知的根源在于了解他者的热情的匮乏。

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些青年写作者勇敢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用文学记录着他们观察世界的思考。王梆的非虚构作品《贫穷的质感》见证了她在英国融入异邦、融入当地人社会的历程。她是一个勇敢的行动者，参与当地的选票政治，参加当地各种社区活动，以居住地为中心，用蜗牛般缓慢的脚步丈量周围30英里的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她深入英国人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对尊严的珍重，她用一个个细节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英国社会、政治、历史、文化诸多方面细致的观察，尤其是对不为大众熟知的占英国社会15%-20％的贫困阶层的关注，让我们看到了英国的另一面。王梆在这部非虚构作品里并非全然将眼光向外，她同样写到自己，只是这个自己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确认的，那些具体的在地行动，让她建立了一种与当地的紧密联系，就像雨滴汇入溪流，化解了她作为“移民工”“外来女”的孤独与焦虑。这是原子化时代如何重新让我们的生活恢复公共性的一个有效样本。王梆希望她这本书最远能触及那些“对现状十分不满，四处寻找假想敌，却从未在西方真正生活过的读者”，另一方面，她的异域观察也是我们思考我们所处身的社会的一面镜子。

刘子超的《沿着季风的方向》《午夜降临前抵达》和《失落的卫星》记录了他十几年来在印度、东南亚、欧洲、中欧、中亚旅行的足迹，他似乎是有意选择这些被中文写作遗忘的世界，他观察他们是如何被现代化席卷，传统又是如何残存。在旅途中他不过分关注自我，而是倾心讲述异国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就像刘子超自己说的：“真正的旅行绝不仅是见证美妙的奇观，同样应该见证沉闷与苦难。仅仅是了解到‘世界上还有人在这样生活’，就足以令内心辽阔起来。”刘子超的写作可以归入世界范围内的严肃旅行文学中，这一类写作在当下中国具有稀缺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多不为人知的角落，一定还有众多仍然相信文学的意义和力量的写作者在默默探索这个时代文学的可能，期望这样的创作者能被更多人看见。

（作者系广州市作协会员，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