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五院一条幽暗的走廊，我见到了我哥刘阿音。五院全称是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在铁西区兴顺街188号，与我厂家属宿舍仅一街之隔。日后每次路过五院，我的目光总要在二楼一个窗口停留片刻。

我哥侧卧在长条木椅上，盖着一床棉被。我认识它，算是久别重逢。三年前，我姐，我哥，我，一家摊上三个知青下乡，我妈为每人拆洗缝补一床被子，被头为了防污，额外缀了一条毛巾。我哥的这条毛巾恪尽职守，已然失却本色。

我一时难以理解，我哥，一个膀大腰圆的“大砣”，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曾是沈阳市蝶泳少年组亚军，冠军是大他一岁的专业队员，胜之不武。

我轻唤一声，阿音用臂肘支起上身，憨憨一笑，打量我身上的工作服，说比他们那里农机站的好看。说着递来一盒香烟，灰蓝色包装，一只老鹰张开利爪向下俯冲，下面没有猎物，只有蓝色山影和“云南楚雄卷烟厂”几个小字。当年物流不畅，沈阳市的大小商店无一出售这种香烟。

我哥就是我哥，彩瓣玻璃球、三节大电棒、弹簧拉力器，从小孩儿到小伙儿，一路走来，总能淘弄到新奇玩意儿。平素在康平农村，他和老乡一样，抽的是手卷的旱烟叶，舍不得买烟纸，用旧报纸代替，说是有点油墨更好，不弱火。眼前这种鹰牌香烟，可能是他珍藏已久的宝物，烟盒便受到特殊对待，只撕开小半封口，一只粗糙的大手捏住烟盒，指甲缝发暗，似有辽北的黑土残留。另一只同样粗糙的大手弹击盒底，试图弹出一支香烟，没成功。

这点劲儿都没有？我心一震，嘴上说，别抽了，医院不让抽。

此后我多次悔恨。当天我若知哥儿俩此生，这是最后一次一起抽烟的机会，无论如何不会这么说。

我哥闻一闻烟盒：拿去，都给你。

哥你自己留着，病好了再抽。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一个陌生汉子碰我一下，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父亲在走廊另一端招手。匆匆过去，我爸嗓音凄凉地说，你哥得了大病。

我招工回沈，跟父亲分手不到一个月，但此时他满眼血丝，好像老了一百个月。

阿音这个病，春节时即有预兆。他总说膀子疼，以为是受了风，不断贴伤湿止痛膏，身上一股药房味儿。父母让他多住两天，不行，非得从辽西我家这个乡下，返回辽北他那个乡下。青年点冷冷清清，参军的参军，招工的招工，病休的病休，差不多走光了。多年后有个女生写微博说，当时她不算招工，只是临时到铁路工地帮忙，我哥连这个都羡慕，说你好好干，争取转正，发一个胸章，乘车免费。女生安慰说，刘阿音你别着急，你爸的问题一解决，你肯定能当兵。

就是这年春节，阿音回父母下放“走五七”的村子，在沈阳转车，到这个女生家串门。女生妈妈留饭，蒸的馒头，炒的肉菜。我妈得知挺高兴，抠哧抠哧，一再追问有关细节，阿音烦了，闭口不言。我妈慨叹，好啊小阿音，你就守口如瓶吧，我没养活你，你是自己贴墙长大的。

走廊里的陌生汉子，是阿音一个队的社员。据他说，队里后来只剩阿音一个知青，照常下地干活儿，一天没耽误。前几天割地，突然就拿不动镰刀了，挺沉一个大长条子，孤零零趴在炕上喘气。老乡们卸了门板，抬着他上县医院，大夫说，可能是那个病，就一个字，这个字千万别告诉本人，跟他就说是关节炎，赶紧，上沈阳大医院。

我妈到小卖部买了些住院用品，拎在网兜里，见我面就哭。

我爸说，别叫小阿音听见，好好查查，兴许不是这个病，误诊了。

肯定误诊，我说，县里啥水平，沈阳啥水平？

我爸瞪我一眼，不要这么比较，各有各的工作条件。

接下来，是办手续、住院、照相。

本来要等很长时间，父母原单位《沈阳日报》，有个跑卫生口的老记者，帮忙联系院方，使一切变得顺利一些。

照相的屋子空空荡荡，很冷，阿音脱下衣服，躺在一张硬板上，胸大肌什么的萎缩不少，尚能辨认。

我爸和我在场，担心阿音着凉，希望快点儿完事。

不知哪里出了差错，迟迟不开机。想给阿音盖上衣服，又不让。

有人冒冒失失推开门，向屋里张望，走廊里更加寒冷的空气泄进来。

我说哎你！怎么回事？快关门!

那人不听，我爸就用当年流行语汇，近乎哀求地呼喊：同志啊同志，讲点儿阶级友爱。

那人仍不听，脖子伸得更长，似乎还想看看门后。我爸急了，嘶哑着嗓子，没头没尾，怒喝两声：无产阶级！无产阶级！

按说当时，我爸自己算不算无产阶级，上边都没给出结论，但那人只认声高，不问究竟，被我爸的气势吓了一跳，连忙关门走人。

片子洗出来，确诊不但是那个谁都不愿说出的字，而且加了四个字：已经扩散。

此后的日子，我白天在厂里干活儿，下班就往医院跑。

一次在医院门厅，几个男的嘀嘀咕咕，见我经过，立刻收声，没收住，被我听到一句：死了，真死了。

我大骇，谁死了，不会是阿音吧？怎么会是阿音！这帮家伙并不认识我哥，看他们鬼头鬼脑的样子，像是在说一个不许随便说的大人物。到底谁死了？没见报纸发讣告、电台播哀乐啊。算了，不费那个脑子，只要不是我哥，爱谁谁。

五院是当年沈阳治疗肿瘤比较正规的医院，体现在住院处把门老头儿身上，就是警惕性和权力感极强，不到探视时间很难通融。但是百密一疏，总有可乘之机。每次我混进病房，都要渲染一番“智斗老头儿”的过程，只为博得我哥赞许，看他露出难得的笑容。

从小到大，哥儿俩跳公园墙、混电影场、违禁游野泳、无票乘火车，浑水摸鱼，配合默契，经历过多种阵仗。可惜现在我哥无法亲自上场，只落得个听弟弟吹牛的境地。听着听着，还可能仰颏大笑，洗得白里泛黄的病房枕头被他压得两头上翘。对他来说，这种笑已变得奢侈，代价太高，由此引来的胸肩剧痛会令他的脸部马上变形。

阿音的病，正式名称叫“恶性软骨肿瘤”。我买了一本医书，上面说这种病在初期常被当成关节炎而误诊。

有些同学和老乡来医院，让大夫一定要救活我哥。他们说了许多好话，其中有一条大夫听不太懂，是说我哥在青年点的睡眠位置。大家解释说，阿音夏天睡热炕头，冬天睡凉炕梢，好地方都让给了别人。知道他想改造世界观，可也没有这么改造的。这个刘阿音，心眼不是一般地实。他的病根儿，可能早就坐下了。

我哥的实心眼儿由来已久，对此我深有体会。

刚上小学一年级，他就策划了一次外逃行动。星期一早晨，趁父母不备，悄手悄脚，将学龄前儿童刘齐领进和平区的一条胡同，拿出两本小人书，胸有成竹地说，你就坐电线杆子底下看，一会儿放学，咱俩逛北市场。我满心欢喜，这下好了，自由了，不用去保育院了。不料小人书翻了一遍又一遍，屁股都坐疼了，我哥还不来接我。胡同尽头，是他就读的北九小学，红砖楼，绿栅栏，深秋，门窗紧闭，听不到琅琅的读书声。不知是他对时间和温度没有概念，还是高估了弟弟的坚强性和忠诚性，可怜我快要冻麻爪了，也没见到他一根人毛。实在扛不住，勉强站起身，站不好，腿抽筋了，哆哆嗦嗦，跌跌撞撞，往家的方向走。迎面碰到我娘，满脸焦急，举手就打，手在空中变了向，狠狠去拍我屁股上的灰。我说回家暖和一下，我哥放学接我。母亲气乐了，放学？一共四节课呢。接下来，我爸一把揪住我，像拎小兔崽子一样，押我去保育院。至于刘阿音，那个东北童谣所说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他在教室会有啥心理活动，回到家，又会看到什么样的场面？人生宏大，兹事体小，漫长的岁月里，我爹我娘我哥，无一人重提此事。

人们共同守着一个约定：不向阿音透露病情，也无法确认他是否知晓自己得的是绝症。他的一些举动，似乎表明他已有所察觉，只是不愿特意挑明。一次我看见他的宝贝军用棉手套，就是珍宝岛那种高寒地区部队使用的“手闷子”，板板正正摆在床头柜上。这种手套的食指不像其他指头那样，有厚厚的羊毛统一保暖，而是单独岔出来，仅仅包着一层棉布，为的是增强灵活性，以方便扣动56式冲锋枪或40毫米火箭筒的扳机。

刘齐，这个，给你吧。我哥说一句，喘一口气。

母亲天天给他抹蛤蜊油，他的双手细嫩了，白净了，指甲剪得整整齐齐，缺血，也显白。

哥你咋不早点儿给我？我轻飘飘地说，厂里发手套，用完就领。这个还是你自己留着，病好了一戴，老精神了。我故意将更生布缝制的劳保手套和这种厚厚实实的正宗军品混为一谈。

你是，哪个车间？他问。

还没分配。等你病好了，上咱厂看看，领你每个车间转一圈，有个军工车间，专门做刺刀，不用开刃，扎人都能扎透龙。

人家，能让进？

放心，有我呢。我大包大揽，满口应承。事实上，那个军工车间的戒备很严，防我们小青工跟防特务似的。

“病好了”是那一段的常用语，我们说，我哥也说。他说病好了，他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回庄屯，看一看咱家盖的房子。

阿音让我摇高病床，打起精神说，康平老乡盖房子，他帮过工，和泥，砌砖，上梁，啥都干过。吃得好，供烟供酒，烟是两头儿一般粗的“洋烟”，酒是纯粮食酒，饭是高粱米小豆干饭，炖大豆腐，敞开造。

我哥问，咱家那个木料，那个砖瓦，质量好不好？

我爸说光有砖，没有瓦，房顶是碱土抹的。

那可得抹实成了，我哥不放心，不然一下雨就漏。

我拿暖壶去水房打水。水房挨着办公室，里边一屋子人，烟雾呛人，就敞开门，听一个人说话。我竖起耳朵，听那人抑扬顿挫地说：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原来是在念文件。刚念到文件开头儿，忽听有人厉声问，你站这儿干什么？走，赶紧走！

回到病房，我跟母亲嘀咕，母亲说，她也听说，医院内部要传达一个绝密文件。什么事这么奇怪，既要保密，传达的范围又挺宽，连医院这一级的都有份。

父亲把房门关严，近乎耳语地说：小点儿声。

母亲声就小了一些：上头可能出了事。

阿音正好醒来，弱弱地问：什么事？

我爸给他掖掖被，什么事也没你治病要紧。

白天，父母在医院陪护，晚上到一个老同事家借宿。眼睁睁看着大儿子一天天衰落而又无计可施，只好给大女儿去信，安排有关事项。

刘宁：

阿音得了重病，目前大腿以下全部瘫痪，大小便失灵，有相当的危险性，但还有希望救治，有信心抢救。

见信后维莎、嘉陵不要上学，立即请假，父母短期不能回庄屯，如来不及当面请假，可请何队长或庄叔派一社员火速去营坊中学代为请假。

见信第二天，你坐早车来沈，到铁西五院二楼肿瘤病房506病室看望阿音，维莎也可和你一起来，也可和嘉陵一起来，在关雯表姐家住一夜，第二天早车即回庄屯。

来时把家里所有鸡蛋都带来。你们要多穿衣服。给你妈带来一件御寒的上衣，给我带双胶底鞋（上次穿脏的）。你们的棉衣均在红箱内。

最好嘉陵不要来，通过何队长或庄叔请齐振兴、陈长发同志陪嘉陵看家，看一下午、一晚上、第二天一上午即可。嘉陵在家和齐、陈二知青一起做饭、吃饭。

嘉陵可在下一次来探望，或妈妈回去接来，或爸爸回去接来，不要着急。

北窗可请何队长或庄叔帮助砌上，土坯已坏，可用秫秸或其他办法，三个窗户都封闭。

帐子可和庄叔商量，买李长祥同志二十捆秫秸，请人把收尾工作弄好，在西边（队部方向）夹一门。

刘齐一切很好，经常利用空隙来探望，昨夜在此看护了一夜。厂里正在给他们这批知青回来的青工办学习班。

有时间把窗缝糊上。

来时，见到阿音不准有任何悲观失望的表情。爸爸妈妈很镇定，很冷静，阿音情绪也很好，有战胜疾病的极大毅力和勇气。

拿来爸爸穿的毛背心，经常穿的黑短外套、棉袄。

所有夹帐子、封窗户等家务琐事，可等你们从沈回去后再托人办理。先安排看家和探望事。

考虑问题要周到、沉着、冷静。

给你们送信的，是大红旗公社知识青年黄喆同志，他分配在新民纺织厂，和陈长海同志在一起，家在沈阳，很热情，知阿音病，即送十鸡蛋。

此次到处受到很多同志的热情关怀和照顾，处处感人。

有钱带五十元，没有找公社“五七办”的同志借五十元。

父母手示

信是父亲写的，现存我手，一字未改，原样照录。父亲在报社编报时，只关心新华社电稿、长短社论、标题字号什么的，家务活儿统统推给我妈。下了乡，当了“五七战士”，对家里大事小情反倒上了心，叫作“旧貌换新颜”。只是这“新颜”，有点叫人心酸，不见得比旧的好。父亲写信叫子女沉着，自己却有点紧张，字迹潦草，语句零乱，但不忘使用“同志”这个称谓，几乎逮谁叫谁。那个家有秫秸的李长祥，五十左右，人称老长祥，本是木讷窝囊之人，大字不识几个，常被村人打趣，突然被我爸在纸上叫了同志，就挺可笑，可现在哪里能笑，哪是笑的时候？

刘宁姐、维莎妹、嘉陵弟遵嘱分批赶到，花插着出现在病房，各自编了自以为圆满的理由，比如来沈阳看同学、买京胡等等，努力说些愉快的话题，实则向阿音作最后的告别。每人的表现都不太自然，这种场合，想自然也难。好在阿音时常昏睡，偶尔醒来，判断力也大不如前。

一个小护士好奇，瞅着床牌，拉长声说：刘——阿——音，咋叫这个名？

阿音白了她一眼，不吱声。

阿音一小就不喜欢自己这个名字。

他生日那天曾被定为音乐节，因为当天恰是国歌作者、音乐大英雄聂耳去世的日子，我爸想纪念一下，就把“音”字给了我哥。一个字太单，又添了个“阿”。我爸抗战时在南方待过，阿香阿亮的听多了，就知道这个“阿”里含着亲昵，加之自己是文人，文如看山不喜平，“阿”“音”两字一经组合，脱庸去俗，新意顿出，跟国强、胜利什么的相比，重名率低得不能再低，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创造。

可惜的是，可叹的是，我哥愚钝，我哥倔犟，对我爸的巧思妙意并不领情，这都什么呀，阿来阿去，女里女气！但也无可奈何，父爱如山，只能乖乖顶着这个名字成长，谁让他的生日跟别的大英雄比如常山赵子龙、豹子头林冲一点儿关系搭不上呢。

周边小孩玩谐音，给我哥起了个外号“阿姨”，他更不乐意，谁喊跟谁急。桂林街报社家属大院有个男孩叫登生，某日也被人起了外号，眼看就要流行，当编辑的爸爸慌了，试图阻止，就把各家小孩儿拢到跟前，循循善诱道：你们起外号，总得讲点儿道理，阿音阿音——阿姨，还算贴边儿；可是，登生登生登生，怎么就馒头了？

哄堂大笑，蜂蝶齐舞。三年级的刘阿音同学小脸晒得黑红，领着我们一群小伯崽子，呼啸如风，跑到一棵歪脖杨树的绿荫底下，高唱：同志们坚强起来不怕疯狗咬屁股。

我爸打了一宿夜班，躲在家中补觉，闻声大怒。那时老爹身强气盛好年华，光着膀子，满头黑发，于婆娑树冠之上的一个阳台，冲着歌声狂吼：

刘阿音！刘阿音!

光点名，不说事，而且只点自家长子，并不涉及旁人。

那也足够威慑四方了。

众顽童知道大事不好，立刻噤声，小脑袋围成一圈，同情地看着我哥，揣测他会落得什么下场。

正是美丽的暑假时分，江西蜡、波斯菊、凤仙花迎风绽放，婀娜多姿。

为阿音减轻痛苦的药物名叫“杜冷丁”，医院控制很严，不可随意领取。有时药劲儿过了，痛感恢复，我妈说小阿音你实在难受就喊吧，没人笑话。阿音不喊，断断续续唱《国际歌》。印象中，这个歌是就义者面对行刑队唱的，阿音面对亲人，理应唱点儿别的。我替我哥斟酌一番，发现这种时候，唱别的哪一首歌都不般配，还就是《国际歌》贴切。这个歌里有一句妇孺皆知的歌词：“这是最后的斗争”，悲壮而决绝，我哥是否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的病就是他的行刑队。他能唱这个歌，说明脑组织尚未遭受重大损毁，多年养成的价值体系仍在发挥作用。

母亲不想听儿子唱这个，就说小阿音你想吃啥，妈给你买。

我哥嘴唇动了动。声音太小，问了几次总算听清，他说的是：酸菜汤。

他的本意是想说汆白肉，他总把东北人视为头等好菜的汆白肉说成普普通通的菜汤。困难时期一次过年，母亲费了挺大劲儿做成这道菜，儿童刘阿音也吃得心满意足，谁知报社来人拜年时，我哥神气十足，却说他吃的是酸菜汤。我妈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好你个小阿音，人家都是有骆驼不说牛，你倒谦虚谨慎，就低不就高。从此我家产生一个典故，提起来大家就笑，我妈笑得尤甚。

这次我妈没笑，眼泪涌了上来，怕我哥发现，急忙穿上外套出门。沈阳的冬天，寒风充足，商品匮乏。老娘亲挨街挨店搜寻，终于在一家小馆子逮着目标，将一份差强人意的汆白肉装进铝饭盒，左一层右一层，裹上毛巾和围脖，急匆匆端回医院，小阿音快吃，还冒热气呢。

当天大家过得都很满意，我在病房待到很晚，享受着一种不太真实的安宁与欢乐。快离开的时候，阿音无意间的一句话，使气氛倏然转换，母亲险些哭出声。

阿音说的是，爸，妈，还有刘齐，你们也都，吃点儿好吃的。

“好吃的”，是我家又一典故。那年我爸突然被打倒，初中生刘阿音心里难受，想跟同班好友聊聊，又怕消息扩大，遭人歧视，就找个小学同学打听：撤职批斗的干部，运动后期怎么处理？那小子其实跟我哥一样愚蠢，而且不知我哥是何用意，信口说：怎么处理？拉出去统统毙了。我哥听后闷声不语，回家搂住母亲大哭：妈，给我爸多做点儿好吃的。

父亲送我回厂，走到楼梯拐角，突然说，马克思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一句话。

我问伊壁鸠鲁是谁？

父亲说是古希腊学者，西方第一个无神论哲学家。

我纳闷，我爸这是怎么了，从沈阳五院一竿子插到古希腊，连点儿铺垫都没有。

我爸自顾自说，伊壁鸠鲁有一句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不幸，对于生者才是痛苦。

说完不再补充，两人默默走到医院门口。

夜色深重，灯火阑珊，只有卖寿衣寿盒的小店还在营业。

我爸低声说，回去早点儿睡，什么时候都别影响工作。

阿音垂危的生命如同水珠，水龙头关闭时的残存水珠，缓缓地、间隔越来越长地往下滴。作为他的弟弟，跟他息息相关的另一个生命，我都开始适应这可憎的、似慢非慢的节奏，直到最后一滴水珠拉长身形，在空中划过，我仍心存幻想，以为还能有水滴涌出。

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这一年，是1971年。

1971年非同寻常，我遇到两次死亡。

12月2日，冬云蔽日，风大，极冷。下午，新入厂的知青没有干活儿，聚在夜班休息室写稿，说是厂里要求，每人必须写一篇，批判“政治骗子”，批判“天才论”。矛头所指何人，不准说，批就是了。但私下里，大家好像都知道，有一个大人物，9月里死在了异国他乡。

日后此事公开，允许谈论了，一些人就说，当时自己受到极大震撼，认识一下子提高许多。

我也受到极大震撼，却不是为了这事。

2日下午，我思路混乱，批判稿仅仅起了个头儿。一个师傅喊我去基建办，父亲在电话里命我，马上赶到五院，不必到病房了，直接去太平间。

说到“太平间”这三个字时，父亲有点儿哽咽。

我脸上发麻，内心悸动，上半身已然疾速如电，犹嫌下半身努力不够。

五院墙内，枯叶随风起舞，打着旋儿乱飞。

一辆充当灵车的破旧三轮卡停在太平间外，车斗里放着一口棺材，应是火葬场公用的那种，长方形，扁平，外表蒙一层暗紫色人造革，如同一只普通箱子，不像传统的大头棺那样森人，可惜不够宽敞，按我哥没病时一米八六的身材，睡在里边会很憋屈。

父母和专程从乡下赶来的三叔站着说话。三叔是我爸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爸几个弟弟中，阿音最佩服这个当农民的三叔，爱听他唠嗑儿，认为他风趣，有真本事。小学四年级有一次闯祸，怕遭我爸收拾，马上逃学，独自走几十里路，躲进三叔的“保护圈”。

多年后三叔跟我说，那日他赶到医院，阿音刚咽气，一个女同学帮我爸我妈给阿音擦拭身体，穿衣服，一点儿不害怕，不嫌弃。

知道她的名字吗？

三叔说不知道，但那女孩儿的表情和动作让他非常感动，几十年过去，仍然记得真真楚楚。三叔这番话令已是中年人的我大受安慰。原以为我哥活得太亏，短短一生，竟来不及品尝爱情的滋味，可能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现在看来，未必。

寒风逼人，我妈围着那条为“酸菜汤”保过暖的围巾，抱住我大哭，连连说：你哥这回不疼了，你哥这回不疼了。

我爸哑着嗓子说闻树别哭，我们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边说边交给我一样东西，说是我哥留给我的。见我裸着两手，让我立刻戴上。

是那双草绿色的军用手套，外表八成新，里边干干爽爽。我的食指去找那个能扣扳机的位置，其余手指规规矩矩，待在厚厚的羊毛里。

灵车司机催促说，你们谁跟着去，上车吧，楼子里可以坐一个。

我说爸，你跟我妈回庄屯，我送我哥。

三叔说，我也送送小阿音，哥嫂你们走吧，再晚赶不上火车了。

我让三叔坐驾驶楼子，三叔让我坐，说完抢先跨进车斗，怎么拽也不下来。

三轮卡涂着绿漆，马达声很响，嘟嘟嘟向郊外文官屯驶去。我从后窗往外看，三叔竖起大衣领子，佝偻着坐在我哥的棺材上，脸冻得通红。

路面不平，三叔和我哥一颠一颠，一蹾一蹾。

两年前的冬天，天也这么冷，风也这么硬，我从开原县我的青年点去康平我哥的青年点看他。那几天，我俩没有战天斗地——俗称干活儿，自然没有工分收入。我俩所在的生产队都是穷队，工分多一点儿少一点儿无所谓，不值几个钱。天和地不言不语，一片苍茫，更不在乎你斗不斗它们，你多抡一镐少挖一锹，又能怎样？我哥领着我东转转，西遛遛，试图向我证明，他生活的这个村子，有些东西还值得一看。怕扫他的兴，我并不挑剔，内心却认定，他们村，我们村，我爸我妈他们村，都是松松垮垮、破破烂烂。

要分手了，我哥搭上便车，送我上长途汽车站。便车是一辆小拖，全名手扶拖拉机。轮子在冻硬了的车辙里滚动，车辙是早先马车牛车轧出来的，与小拖的轮距不很配合，小拖就摇摇晃晃，咣咣荡荡。我说，都快把心颠出来了，我哥说，都快把屁颠出来了，哥儿俩就放肆地大笑。小拖的柴油机嘣嘣嘣地响着，好像也挺快活。

那天是他送我，今天是我送他。

到了火葬场，高高的烟囱冒着黑烟，烟的形状十分怪异。员工将我哥抬出棺材，放到一张带轮子的铁床上，推进一间冰冷的大屋。天快黑了，灯火苍黄，许多尸体排成队，摆在空旷的水泥地面，一律蒙着白布，看不出年龄性别。

尸体为何如此停放，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人告知，我也无心打听。

二十一岁的我哥静静地平躺。

我想最后看我哥一眼，说点永别之言。颤抖着揭开蒙布，却开不了口，内心生出恐惧，又为这恐惧感到羞耻，希望有所补救，就去握我哥已经变得苍白瘦小的手。

握一下更加羞耻，原来我没跟我哥肉贴肉，而是戴着我哥赠送的手套跟他握别。

【作者简介：刘齐，辽宁沈阳人，作家，现居北京，著有《刘齐作品集（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