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闵芝萍，1995年生，作家、编剧，现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刊。

原本我们不是要去超市的，可路上突然来了电话，父母要来吃饭——这次我也忘了。那边听上去像在厨房里忙碌，说会带菜过来，让我们在家等着，然后匆忙地挂断了。我跟他在车里沉默，眼看又走过一个路口，我问：“家里还有肉吗？”

他说：“好像冻着一条鱼，在冰箱最底层。”

“不行。”我皱起眉，“那是我妈上次来的时候带的，你都忘了？让她看见又要说咱俩不开火。”

他不作声。车子随着他慢下来，仿佛一种回答。环路上的天幕压得很低，色调阴郁，我们和前面的车渐渐拉开距离。

我经常这样问，他经常不回答。后面的车在不耐烦地鸣喇叭，他向前开着，然后问我：“他们还是七点半到？现在这么堵，到家也来不及做大菜了。”

“他们说炖了东西，我没听清……干脆简单点，去超市买点凉菜和主食算了。”

他点点头，用手机搜附近的超市。直线距离不远，但是要走到下一个环路出口，再折回一段。买完回家，还要再折回去。但是也没关系，因为工作赶上晚高峰，想招待一下爸妈又跑去买东西，所以耽误了和长辈的会面，这些理由够诚恳了，我很庆幸，眼下，我们被这些庸碌的车群和阴沉尾气包围着。

手机屏幕幽幽发亮，电子的导航界面划出一条线，路况橘红相间。他打开语音，机械的女声反复播报前方拥堵的公里数，令人烦躁，但我们终于不用再说话了。最近我们都在一起，齐心协力，处理各种绑定了两方关系的工作事务，已经接近尾声。还有两个地方没跑完，是因为早上谁也起不来，共同出行的时间只有下午，现场排号成了我们分开的一项挑战。

因为分手、工作室涉及到法人更换的缘故，这一周来，我们以热恋时约会的频次，并排坐在不同的场所之中，目光疲惫且平和地望向各式各样的窗口。局，厅，处，我们扣了一枚又一枚章子，签名的动作也越来越熟练。到今天，我已经能清晰地辨别哪支公用笔油墨充足，他也有了一套章法，使笔画简略而不失字形。六年的恋爱中，我们从未如此像一对完整成熟的伴侣。

此刻我们依然这样并排坐着，没什么情绪。窗外也没什么景色，有的只是另一些窗子，和困倦的侧脸。我喜欢并排坐，因为亲昵，且不用时时对视，会让我觉得更安全。但他不喜欢，因为不习惯。我们为此吵架，吵到最后没有结果，但恐怕他和我一样，更喜欢待在车里，既可以并排而坐，还可以让他有合理的转移注意力的办法：关注路况。

汽车再度启动了。在长久的停滞后，我们从一截暗红驶入黄色路段。我头痛欲裂，却觉得轻松，今天下午又办完一桩事。今天他本可以不出门的，我是一个人去办，却被告知这项服务也必须双方签字。去年夏天，我们办了卡，在一家私立诊所做心理辅导，要退卡也要双方同意，好像某种精神关系的物理破裂确认。

那家诊所在一个电子产业园中间的老写字楼里，每次去的时候都是下午，室内外温差极大，空调让人鼻尖发凉，一次性纸杯带着股劣质气味，随着半温不热的矿泉水流进身体，我本坚信自己解决不了的事要问医生，但为这气氛所慑，使我难以打开内心；他则视心理咨询师如神棍，不太信，受不了一个陌生人问东问西。去了三次半，以他对咨询师破口大骂结束。那天回家的路上，也堵了很久的车，我们坐在车里，各说各话，我分不清我是感觉丢人还是失望，他则在堵车时就着愤怒说了七遍这些人骗钱太容易。他也经常觉得我容易挨骗。

他也不是全无道理；那咨询师似乎不太专业，久久徘徊在我们俩戒备的外层，给出的指导建议有时像语音导航一样，俯视、标准，也预知堵塞和困难，但仅此而已。咨询师消磨了我们最后的耐心。后来我总是想起这一天，觉得憋闷，意识到的时候，眼泪已经流出很多。

“我好像走错了。刚才它提醒我变道了吗？”他突然这样问我。我也没注意，但我们就这样被车子拥簇着向前挪动了，缓慢，而不容悔改。“是不是又要绕一圈？”我问道。

“还好，前面可以下，下去就没那么堵了。”

“倒也不急。”我突然这样说，甚至对自己感到一点吃惊，“反正已经快六点半了，赶不上准点，就踏踏实实买东西吧。”

已经过了六点半了，父母应该快到了。他们总是早到，在楼道里脸红脖子粗地拎着几大袋东西，等着我们，而我们也总是迟到。

反正我总是因为这种迟到而焦虑，因为要父母等待的时间多一分，见面的压力就大一些。父母每次都要带着几盒自己做的腌卤小吃，炖好的肉和鱼，还有为早餐准备的各种糕点、咸菜，父亲单位发的超市卡换的高级牛奶，统统塞进我们的冰箱；似乎强行安排好我们的胃，就能改变我们的作息，让我们拥有上午。没有上午的生活是不合规矩的——母亲一直这么认为，会频繁在微信上问我，熬夜没有，几点起的？我以为自己与这套规矩终有一日无声决裂，但就在我们同居的第一周，我连续准备了三次早餐，都没及时吃上，我竟然无比恼怒，大声质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不健康？没有规划。

只是，我自己也从未听见闹钟。后来我习惯了，不再纠结此事，但生活里的小矛盾汹涌密集，将相处时的感情疾速淹没。那些苦恼，拆开来看，都太细小了，小到我说不清它们的区别。

我父母当然是对我很好的。在“值得骄傲的子女”这种标准上，我甚至还不及格，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夸耀的地方，于是他们的生活频繁为我改道；他们要为我做好万全准备，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太多的事，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平平淡淡走在他们为我铺好的路上，偶然抬头，才知道四下里都是陌生丘壑，我站在不合时宜的桥上，离风景越来越远。

还有三百米，我们就可以走出环路，但这三百米堵得出奇。每到这种时候，他易生无明火，我一面嫌这火蠢笨，一面为这火所灼烧，自己也焦躁不已。我们总在环路上看见事故，汽车上有巨大的瘪裂伤疤，地上有深色的几摊血影，我后怕惊叹，他反而觉得正常。我会用日常扯开这场景带来的恐惧，仔细挑选那些不易产生争执的日常和待办事项，一一与他确认。生活有时像探索深海，有时又如搁浅，对话渐渐停留在约定时间和待办小事，有时我感觉，我只是为我们共同的日子提供些乏味导航。他相信这世上万事皆有随机性，但随机过后便要有接受随机的决心；他接受我的喜怒无常，也尽量接受我的生活习惯，最初还能尽力达到要求，后来疲于应对，有种差生不肯上进的在理，和我反复争吵。他朋友爱举一个苹果与一车梨的俗例，他在电话里笑，对那边说：“她不要梨也不要苹果，她想种一棵树。”

这样，我自然也有无明火。决定同居的时候，我买了搬家服务，承诺到新家会原样恢复，保证细节，绝不让屋主操心；他在楼下与我会合，竟然只有两个行李箱，和一后备箱的书。工人们忙忙碌碌，归置着家里，我轻声指挥，他的箱子开了又合，不知道该把自己的东西放在哪。最终一切收拾停当，他的衣服还抱在手上，仿佛我已经在此住了多年，他初来乍到，一个外人。这家里的空间在半天之内就归服于我，从此一切构造只有我最清楚。但我没有胜利的快感，我们并排坐在卧室里，肩与肩成为相对的沉默海岸。

如此就住下这么久。开始我父母说要来看一次，看这房子是否合格，下水道、马桶和厨房的水池是否好用，有太多我不懂的地方——他们试图做我成年阶段的学院老师，定期取样，评判成绩。我断然拒绝，挂了电话，他拍拍我，我们在反涌臭味的厨房里继续刷碗。

再后来，我父母还是定期来和我们聚餐。我偶尔回去住，总是会落下些我自己都不记得的东西，他们知道我日常要用，就会尽快送过来，顺带送来许多吃的，渐渐有了定期，成了习惯。他父母远在外地，很少过问我们的生活。做完饭必须要擦灶台，碗不要拖到第二天再洗。有次我们轮换出差，碗堆在不锈钢池里，快要烂掉，他小声说：“阿姨上次来没说，我忘记了。”

他也有些生活习惯，最终被我的焦虑淹没了：我对他种种与我不同的地方反复讨论，他被我弄得不耐烦，有时忍不住说，你有病。这句话会引发激烈的争吵，最后他慢慢也就妥协了。我也鼓励他对我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要求，他笑，说他都快没原则了。

我原并不想要婚姻的，就像我从不认为学车是必备技能。人是有分工与角色的，我天生不具备经济适用的属性。父母总想选择优良男子，补足我的短处（学历普通、性情古怪），制造优秀考卷般的后代家庭，一如祖父祖母对他们的搭配，我家满墙的亲戚合照，是微缩的数码祠堂，入选标准，是夫妻和睦且情感美满，事业中上而行业普适。这一题，我与错误答案条条对应，成了标准的反例。我做了介绍难明、解释不出的设计行业，终日对着数块电脑屏幕操纵软件，制造幻梦画面，熬夜加班，曾经忙到推迟眼底出血的手术。我的父母推演公式，得出一个完美的女婿模型：身高一米七六，别太瘦（不稳重），医科大学毕业，家族中还有人从医，在家族的帮助下岗位已经落定，余生的平顺如同微胖体型一样难以改变。

我也根据公式反向推导，加一点点我个人的运气，在一次临时救场的工作里找到他。他已经不做本行了，从二流的道具师转为郊区商场的电视机导购，据说成绩还可以，但他不想去更大的店。我太喜欢这种临危受命，感觉被人强烈地需要着；看他露出一种平静的感激，我也难得地觉得内心充盈。其实那个过程里，我也小错不断，但他很习惯地说，没事的，还来得及，不严重，这里我来处理就好——

“反正要去超市，”他说，“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我想想——你玻璃水还有吗？”我习惯地打开手机的备忘录，心里一阵惊惶：不该对话的。对话容易将人拉进回忆，我们的回忆千疮百孔，却仍有让人陷入的危险。手机里有几十个备忘录，有时显示我们在一起，有时是我写给他的清单。他偶尔在超市给我打电话，笨拙地问我有没有想吃要用的。我列出表单，他买错了两样，但我知他已经做到了他的最好。甚至有时这页面里还写着：昨天吵架，吵到半夜，但是和好了。

“没有了。啊，还剩小半瓶，”他眼神徘徊着，我们毫无前进的希望。“每次总是这样，两瓶灌不满，三瓶又剩。真麻烦。”

“家里还有好几个你扔在那的半瓶，”我说，“凑凑怎么也有一瓶半了。”

但我知道他不喜欢用那些打开——剩下——又放了很久的东西。家里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扔。我说还可以用，他也没强要我扔，反复、潦草地应我，但从不拿到车里去。时间就这样商量着消磨过去了。我们原本商定在彻底办完这些事之后，由我回家对父母宣布，随后进行搬家。其实还有三个月我们就要领证，然后进入婚礼的筹备，甚至父亲已经规划好那面墙上，他们在我们婚礼时要拍的大合照的位置。他已经留出一块空白来。

如果现在要搬家，父亲会先要来一张照片，顶上那个缺么？恐怕他们并不喜欢别人知道我的婚姻还未开始就以失败告终。我前几天试探了一次，谈父亲同事的女儿离婚，问父亲感受如何，父亲没有作声，隔了一会儿，说起母亲昨晚熬的汤。

他们至今都没有我任何一个家的钥匙。因为合伙开业，他也承担我的一部分设计工作，要搭档赚钱，我们很快就出去租房了。最早的时候，父亲希望我离他们近一些，然后留一把备用钥匙在他们那。我搬到和他们几乎成对角线的地方，扔掉母亲给我买的一些衣服，精简地生活。现在我好像有了自己的生活，他们也仍有新的参与方式。我们一起吃饭，他们和从前一样快乐。我其实从未问过他，关于我父母频繁造访这事的意见。他大概不太喜欢长辈，但保持了礼貌，也保持一些距离。

他们现在也很乐于给我们买东西。每次他们拎着食物来家里，会开心地欣赏那些物件摆在各处的样子，有些符合他们的预期，有些则很意外。但他们很难生气；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说，没事的，我们知道你考不了太高的分，早给你想好了，你还有这样一个选择。我很难不怀疑，如果现在我立刻告诉他们我分手了，他们也说，没事，早就想好了，你看这个男孩怎么样？

他们也是爱我的。母亲有时候也会赞许我，找到了比她更合适的生活方式。她可能不那么喜欢他，但她也花很多年，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生活丰满起来了。我当然是以为他比他好的，我也得比她好，我不会这样了。但可能区别不大，或者无论我怎么做，母亲都是不会赞许我的。

电话突然响起，就是她：“你们到哪了？”

“还堵在路上。”

“什么路？”

“就是环路吧，我也不熟。”

“他也不知道？”

“哎，不知道，反正马上就到了。”

“那你知道已经七点一刻了吗？”

“啊。”我发出一个短暂的音节，既不能算作回答，也没帮我传递任何情绪。电话挂断了。她生气了。

“你跟她说，咱们到金楼街东边了，一会儿就回去。”他终于开到了环路的出口。

“那是哪儿？”

“反正咱们买完东西，开回去，差不多就是从那开到家的时间。”

“不说了，反正她都挂了，”我说，“反正也晚了。”

他停了一会儿，车子平稳地开在辅路上。“刚才我注意着下环路，没跟上。”

“什么？”

“没什么，你要不给她发个微信？”

我们没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我问他：“所以去超市买什么？”

“买凉菜……还有主食。”

“我是问其他的，不是说想想还有什么可以顺便一起买？”

“玻璃水。”

“还有呢？”

“要不就回去把家里的凑凑，估计买一瓶就够了。”

“还有呢？”我又问了一遍。

天色又压暗了一些，车子开得不快也不慢，我却在匀速中感到一种比静止时勒得更紧的东西。他不答话。

“到那里再看吧。”他最终这样说。我讨厌这样没有计划。凉菜也有很多种，他有时候会记不清我和我的家人到底谁喜欢吃茼蒿，在奇怪的时候特意买回来。如果要表心意，他能按时早起，不喝冰镇饮料，用完厕所会把马桶边沿擦干净。但他拒绝这些，他不懂为什么这对我如此重要，我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喝冰的，胃会坏掉。但最终，就像我放弃了早起一样，我也开始喝凉水，并且长久地沉浸在这种被反噬的挫败里。尽管，我也不清楚那挫败感的来源。

“没关系的。”他总是这样说。他撼动了我从前那些生活铁律，似乎对他来说，这些可有可无，但我要一定有，他一定不接受。我也曾追问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他语气平平，回答道：“他们跟我是不一样的人。”

车子一直走在辅路上。整整一段路况都是绿色的，路上都是骑车下班的行人。调头后，在商场附近，又是一片红。不过马上就要到超市了，我们心情都很平静。母亲似乎又打了一个电话来，我没接到，给她发了微信，问她有没有想吃的。

如果父母对这段关系激烈反对，也许我还有点幼稚的坚持。可他们也没有什么反对，甚至在得知我确定要跟他稳定发展后，母亲第一时间发动了周围的人脉，试图为他促成一次生意，主动向大家推广他在卖的品牌，并且还追问他的店是否也卖其他电器。在这种不太自然的交流里，我的父母非常积极地想要与他推动感情，似乎要代替我先行构建某种未来家庭的雏形。对此，他反应如何，我没问过，但就我母亲说，他“不太爱说话，也不知道主动问问我们”。

长辈们似乎对付出要得到回报的预期，都很是坚定。对亲戚和朋友们，他们形容他“有点个性，可能因为以前是搞艺术的”。个性也是一个微妙的过渡词，我无法责怪，因我知道这些过渡词，也曾在漫长岁月里为我的职业和大学专业勉强维护体面。他们并不反对，甚至做好我要与这个人度过余生的准备；他们之前的策略是找一个人补足我不擅长的部分，如今也换了思路，如果那个人不能，那还是由他们顶上。似乎也知道他不太会关心人，母亲有时不在微信或电话里啰嗦，去年冬天给我送了她研究过后确认最薄最保暖的秋衣裤，也问他要不要。

他说：“谢谢阿姨，我不习惯穿这些。”那时母亲的不悦，甚于看见网上的测评说他工作的品牌性价比不高——虽然这与他无关。我仿佛是见到了某种利刃不动声色地出鞘，打了谁一个措手不及。当晚我快乐得睡不着觉，他不解，知我的喜悦，但又不见我给他好脸；然而问题就是从那晚开始的。

我们从那一天起，再没顺利地睡着过。他一贯觉轻，很容易被人吵醒；而我却患上了一种过度兴奋的失眠，难以入睡。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他无数次被我惊醒，恼怒却无话可说。我也为难地望着他：“我真的睡不着。”

再后来，我们试过分住。沙发使人腰痛，于是他在书房铺了垫子，以为这问题就此解决。然而，我依然彻夜未眠，而他也因为心理作用，总觉得房子中还有清醒的气息在困扰他，辗转反侧。我父母送来许多改善失眠和睡眠质量的药，我们自然不吃，最终在白天轮流昏沉睡去，工作耽误得七七八八，人也毫无精神。我们为此更加频繁地争吵了，我们终于开始反复质问对方：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我？我们试过各种先后步入睡眠的节奏和顺序，都以失败告终。

在某一个又错过集体会议的下午，他先于我醒来，在滑着手机点外卖。我脑中意识乱搅，问他：“你觉不觉得，我们的仗已经打到了关键时刻？”

他顿了会儿，反问道：“那你觉得你是在打谁？”

那一刻，似乎千百种生活秩序轰然倒塌，耳中嗡鸣交响，而他十分平静，继续报出几种煲仔饭的名字，要我快选，限时优惠要结束了。

商场门口果然挤满了车，临近周末，大概都想放松一下。天空像睡着了，又或者停在一个低处，再也没被唤醒，那些渐次亮起灯的高楼，也变得很萎靡。我们又被各种汽车围起来，但此时我却有了兴致，观察起大家脸色的差异。有些人在等人，有些则是刚刚经历了分别。

“你想好怎么说了吗？”他第一次问起我今后的事。

“还没，”我凝视着窗外，让视线定在一块小小的污渍上，“没找到很正当的理由。”

“那明天先搬家吧。”

“好。”我回头，看着他，表情逐渐自然起来，“我爸妈拿来那些东西，我不是很想要，你看你新租的房子哪用得上，就拿走。”

“好。”他也像我一样，偶尔说单字，“可是东西就是东西么。”

“是要用的东西。我不太想用。”

我们后来还是一样和朋友们见面，强打着精神，向每一个不满的合作方道歉，尽量挽回了工作。那是我们最默契的一段时间，各司其职，他开车，带着我在城市里穿梭。我们度过了很多并排坐着的时光，他送我去工作，或者顺路带我一段。有晴天，也有雨天。雨天，我们节奏就会放慢一些，好像还在谈恋爱一样。

而最终要分手，是在做完了大部分事的时候提的。那天天气很好，我们算着时间，想躲过堵车，正巧路过一家汽车影院。我们立刻开进去，后备箱还放着一些零食，我们把前座放得像躺椅，看着看着电影，就睡着了。再醒来时，他也正揉眼睛，身上多了毯子。我感谢他，他说应该是我拿的，因为他睡得很死。

那时暮色徘徊，有些不成意思的云霞，橘粉交织，枯枝像书法笔画，整个天离我们很近。

我说：要不然还是分开？

他说：也可以，但工作室会有些关于我的人员变更，等你的项目结束再说吧。

我说：好。

他说：你很喜欢说，想建立自己的生活。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需要跟别人一起生活？

我说：我可能也不太知道生活是什么吧。

那天我们在夜色中一路疾驰，开回了家。第二天，我九点半起床，列出接下去要完成的一系列分割工作；他睡醒时，我已经写完了前面两大部分，其间的分支极度详细。此后，他也配合着我，严格地执行了整套计划。到现在，伴侣咨询的钱也退了，还有最后一项，工作室的网银操作密码要改。而我的早起，说到底还是只坚持了那一天，因此也推迟了整个计划的一小段进度。

我们终于开进停车场的入口。此时天色将黑未黑，身后传来几声闷雷。车子小心地向下滑，我们拐过两个弧度很大的弯道，进入了更深的一层。细长的灯管取代天光，我们仿佛驶入秘密洞穴。在地面上要等红灯换绿灯，在地下也是一样，绿灯代表空位和机会。

依然是并排坐着，我们在车中随着拐弯的惯性，一同轻微地左右晃动。

终于到了亮绿灯的一层。他松了口气，踩了点油门开进去，光却变得更暗了。

“往里找找？”我看着周围，似乎车位都停满了。

“实在不行怼在这吧，超市在B2层，咱们快一点……”他张望着，车子一走一顿，终于在角落看见一处空地，转眼叫另一辆车抢了先。

已经七点半了。我们终于在电梯里上行，去超市。我手机震了几下，大概是母亲的电话。现在手机没有信号，我索性不去想，也不催他，只说：“一会儿逛逛看。”不知为什么，我倒是真的不急了。

我们终于走到超市门口的时候，透明的亚克力砖帘正在落下。商场的保安对我们解释说，是有一场外包的活动，所以负一层临时停止营业了。他没明白过来，我对他说：“想起来了，就是，上个月我们做了主视觉的那个项目。”

他回头看看悬起来的海报，突然笑笑：“我好久没看到自己的作品挂起来了。”

周围的灯光逐渐变幻，有些商铺黑了灯，却并没有关门。保安的对讲机里有声音催促他尽快清场。我们感到很疲惫，慢慢地走，不想立刻离开。他四周看了看，突然说，我们去那儿坐会儿再走吧。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他之前卖电视的品牌的另一家门店。店里的灯已经关掉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满墙的电视还亮着，一同播放着各种色彩艳丽、生动的风景画面。于是我们快步走过去，坐进店中央的沙发里。往往电视机门店都试图让顾客体验在家看电视的舒适感，会放看上去柔软、温暖的沙发。坐下那一刻，感觉时间都在倒流，我们回到了最初。

外面越来越暗了。不同组的工作人员开始入场，穿着紫色闪光长裙的舞蹈演员也依次路过。他们都下意识扫一眼屏幕的内容，但是没有人发现我们。

此时，大部分屏幕都轮换到了同样的画面，它们渐次播放起深蓝色的雨夜，画面流畅、干净。我们又并肩坐着了，听见远处有人喊，快一点，外面下雨了，也有人说没下。

中央音响里传来微妙的敲击声。节奏清晰，逐渐紧促，似有含意。无数电子水滴飞斜着，落在玻璃上。没人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或许也不太重要了。这遥远的水与湿意将我们整个封在世界之中，世界浇透了，我们在透明的水幕后躲着，变得模糊了。

曾经，我们总是期待下雨。因为他不喜欢在雨天开车，于是我们随便找地方停下，吃点东西，坐在家之外的地方，一切烦恼都短暂消失。我们不用刷碗，也不用为咖啡冲得太苦而埋怨对方。下起雨，我们专注于躲雨，并排或是对面，都可以温柔相和，正争执的事也可以先放下。雨水会停留在空气里，停留一整夜，我们谁也不折磨谁，安然地相拥而睡。

“就是，把这当成下雨就好了。”他突然开口说道。虚幻的雨水让灯影交错重叠，他淡淡抬起手，放在了我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