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耿鸿飞，1990年生于河北保定，现居北京。先后从事图书、期刊编辑工作，2023年开始发表小说。

我的朋友安树出生在一个北方城市，和我一样，十八岁之前没离开过那里。在我们眼里，那地方平得像一张饼，走到哪儿都不会迷路。平时街上也算热闹，只是一到冬天，就冷清不少。与其出来瞎溜达，人们更愿意聚在一起喝喝酒、打打游戏，把热闹留在屋子里。

那年安树读高三，学习上正吃着劲儿。他爸妈担心他跟着我们学坏，给他办了走读。其实他们想多了，安树对那些一点兴趣没有，也不想去网吧刷夜。即便偶尔凑热闹，他也是一个人躲在角落，看看电影，听听音乐。那段时间，他总跟我提一首叫《多瑙河之波》的手风琴曲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觉得手风琴轻盈、欢快、温暖，和生活截然相反。

我们学校有个艺体班，班里只有三十来人，一般都是家境稍微好一点、文化课不怎么样的学生会去，搞搞体育，或者学学吹拉弹唱。大家都觉得学特长纯属浪费钱，不如老老实实做题，考个有头面的大学。但安树不这么认为，在他的想象中，无论多么贫瘠的地方，都有真正热爱艺术、想成为艺术家的人。

大课间的时候，他常常离开教室，去四楼的琴房附近待着。那里没什么人，从房间里飘出来的声音异常清晰，有时候是钢琴，有时候是声乐。如果是手风琴，他就知道惠子在里面。惠子是艺体班唯一一个学手风琴的女生，安树有她QQ号，但没说过话，她也不知道安树是谁，毕竟加她的人实在不少。高三上学期快结束时，安树鼓起勇气，在QQ上给惠子留了言，说，你的琴声好像不够松弛。惠子很快回复了，她说，我也这么觉得，所以一直没跟我爸开口要钱换巴扬琴。

市里好玩的地方不多，更何况高三了，大家都闷头待在屋里，一边消磨时间，一边想自己的出路。安树倒是和惠子约过几次会，这让周围的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男生很羡慕。当然，也有人传闲话，说他俩去过臭名昭著的情人廊，也就是食堂后面的一条窄道。但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既不见情人也没有郎，只有北风呼啸，满地食品袋沙沙作响。后来我听安树讲，情人廊是大学校园的标配，打洗脚水的必经之地，至于它是怎么跑到高中去的，就没人能说清楚了。

事实上安树和惠子确实做了朋友。一次是去东湖公园，安树陪她坐了一把“大家颤”，也叫太空迪斯科，就是人们在彩色的转盘上围坐成一圈，随着转盘加速，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身体会随着颠簸起伏；不够聪明的人容易从座位上掉下来，模样十分狼狈。说实话，安树没觉得那玩意儿有多刺激，只觉得头晕，如果那就是飞向太空的感觉，他宁愿一直待在地上。

但是，在剧烈的旋转中，他第一次看清了惠子的脸：眼睛细长，嘴唇薄薄的。她个头不低，那天穿着短款羽绒服，两条腿笔直笔直的。坐在转盘里，她的腿也摆得笔直笔直的，偶尔身体离开座位，很快就恢复了原状。从转盘上下来后，惠子提议去坐旋转木马，缓缓劲儿再走。她还特意选了自己的属相，一匹小白羊，安树连忙跨上了她旁边的一个。他看着惠子半仰着的侧脸，心里平静了不少。

还有一次是去看电影，他们去的不是影院，而是学校附近的影吧。影吧没有投影仪，都是趴在纸箱上挑片子，惠子随便拿了一盘，跟着店老板七扭八拐，进了一间小屋。屋里黑漆漆的，总觉得哪里漏风，坐了会儿身子比待在外面还冷，电影也冷飕飕的。

惠子有些疑惑，明明是新片子，怎么画面这么糊？安树说，第六代电影都这样儿。看到半截，安树想挨惠子近一点，刚一动身子，沙发像是腐烂了的豆腐渣，散出一股难闻的气味。他扭头看了看惠子，她眼圈红红的，看得很投入。安树问我，这算不算谈恋爱？我说，女孩单独和男孩看过电影，肯定就不是普通朋友了。

安树和惠子有段时间没出去玩了，偶尔在楼道里碰见，他们也不怎么说话。大家又开始传闲话，说他俩闹掰了。其实他们是在QQ上聊。在那个安全的小世界里，她跟他聊音乐，他跟她讲电影，尽管看不到对方的脸，但好在四周没有眼睛。再后来，天气越来越冷，安树骑车时戴的皮手套又厚又难看，脑袋也像被冻住了，QQ上的消息也回得慢了。

直到一个周末的下午，惠子突然发来一个弹窗：喂，东湖冻牢了。

那天特别冷。安树扯了一条不算太丑的围脖，和父母撒了个谎，搭上一班公交车就出门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透过来的阳光有一丝暖意。东湖公园离安树家不远，门口的几辆公交车都路过那里，但安树不会滑冰，没去过东湖公园著名的冰场。据说，冬天最冷的时候，那里往往最热闹，街上的人都去滑冰了。隔着围栏匆匆一瞥，冰面上五颜六色的冰鞋轻盈地飞驰着，安树想象着惠子在结冰的东湖上一边旋转、一边拉手风琴的画面。

冰场分免费区和收费区。免费区的人通常是滑冰爱好者，需要自备冰刀鞋，时间久了，冰面上留下一圈又一圈规整的圆，冰刀的划痕却是斑驳的。收费区租一双冰刀二十块，不限时，但需要交五十的押金。有滑得好的人，也有人一上来就摔了屁股墩儿。冰场西南角还有片空地是训练区，教练领着两拨少年排队滑行，声浪刺耳，如叽喳的鸟群。

安树老远就看见了惠子。她穿着白色羽绒服，脖子上挂着连绳手套，坐在长椅上听歌。见安树走过来，她摘下耳机收进衣服兜里。安树问她在听什么，她回答范玮琪。安树有点惊讶，他以为像她这样的人，是不屑于听流行歌曲的。惠子笑着说，是你把人想得太简单了。

聊了几句，安树和惠子动身去窗口租鞋。安树说，我不会滑冰，租一双就行了。惠子没说话，租了两双鞋，拎起来就走。安树只好跟在她后面。

冰面没想象的那么冷。安树扒着围栏，好不容易才站稳。惠子说，你慢慢松开手，试着走一走，摔了也没事儿。安树移了两步，样子很难看，像一只刚学会爬行的小螃蟹。他无奈地对惠子说，要不我先练着，你去滑几圈吧。惠子说，好吧，记住不是往前蹭，是像走路一样，把脚拎起来。说完，她像一只白鸟滑向冰场中央，顺势拍了一下安树的肩膀。

安树低着头，和冰刀对视。鞋面虽然宽大，但材质僵硬，穿起来非常磨脚，像是古代的刑具，但现在他只能抬起脚，像初学走路的孩子一样，绕冰场外围缓慢地移动。很多人从他身旁掠过，蹬足展臂，夹带着凶猛的风声，他们好像生下来就会滑行。不久，有个戴着护腕护膝的老头儿蹭到安树身边喊，小伙子，你往中间走走啊，这冰少说二十几公分，死不了人的。被他这么一嚷，好几个人都扭头看了一眼。安树更着急了，鼻头和脑门儿沁出了汗。

惠子滑了几圈，兴致勃勃地去找安树。这时安树已绕外围走了一圈，回到了休息区，在长椅上坐着。他看见惠子在找自己，便站起来喊她，声音在空阔的场地中扬去，然后散开。她一路滑行到他身边坐下，说，下次我们不来了，我们去看电影。安树说，不用不用，我多练练就好了。惠子笑了笑，从兜里掏出MP3挂在安树的脖子上，带出了一股很特别的香香的气味。

太阳发出均匀的光，在它西移过程中，冰湖的色彩变得炙热分明。那是一种温柔的燃烧，耗尽自己的同时，也改变了周遭的形象、声音和气味，连时间都变得稀薄起来。再过一会儿就见不到阳光了，安树闭上眼睛，靠在椅子上听着惠子的音乐。有那么一瞬间，他突然被什么东西触动了，感到内心酸涩。他有一种冲动，想立刻画一幅画，或者写一首诗，把此刻的心情固定下来……

安树被人拍了一下，是惠子回来了。她垂着头，情绪低落。安树站起来，问她怎么了。惠子没有说话。

游客走了七七八八，闭园广播随时会响起，看管理员的心情。此时，夕阳的光辉彻底消弭在远处，冰湖像死了一样，被冷硬的风不停抽打着，翻过身子，露出了靛青色的肚皮。安树摘下耳机，一折一折地归拢线头，惠子突然叹了口气。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安树，说，那个人撞我。

安树“啊”了一声，问，谁？

惠子抬起胳膊，用手指了指，很快就放下了。安树快速瞄了一眼，看到了她说的那个人，还有站在他身边的人。

惠子说，撞我好几次了。

安树问，故意的？

惠子说，是。她低头擦拭着。她的羽绒服脏了一大片，手背也蹭出了红印，隐隐透出血色来。安树毛孔收缩，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惠子的身上也很凉，安树想握握她的手，递一些体温过去，但又觉得这么做毫无意义。

那个人的身边围着一群人，吵吵嚷嚷的。有个人像是意识到安树在看他，又或是在说刚刚撞惠子的事儿，咧开嘴往旁边吐了口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安树想把耳朵捂住，却连抬起胳膊的力气都没有。迷迷糊糊中，他听见有人喊了声“黑羊哥”，这个裹着腥膻味道的名字，让他胃里一阵翻滚，耳边响起了骨头断裂的声音。

空气中只剩下了冷。安树像被人抽了一记闷棍，苶呆呆地坐着。冷飕飕的风从地缝弥漫出来，环抱着他，让他不得不怀着恐惧继续偷瞄。他看着那个人大笑。那人脸上坑坑洼洼的痤疮全都变了形，像蛙皮上生出了眼睛；随手把没抽完的烟扔在冰面上，用冰刀截成了两半。

安树拉着惠子站起来，我们走吧，以后不来这儿了。他们换下冰鞋，一步一步走到公交车站。

安树送她上车后，在站台待了很久，才冲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

事情发生后一个礼拜，安树经常觉得胸闷，耳朵嗡嗡作响。午休时间，大家都趴在桌上，有人睡觉，有人偷着听歌，只有安树直挺挺坐着。他不太敢闭眼，因为总是做梦。他觉得那个叫黑羊的人似曾相识。

安树上小学的时候，住的家属院里有个又黑又壮的男生，长手长脚，骂骂咧咧吐着脏话，腰间经常别一根钢棍；发起狠来，能撂倒高自己半头的人。院子里像安树这么大的孩子，平时都得喊他“棍子哥”；谁都不敢惹他，被他打了也只能自认倒霉。

有一天刚下完雨，安树跑到院子南门买吃的，棍子哥突然出现，把安树按倒在地，要他以后“跟着”自己。安树很害怕，马上爬了起来，结果又被他按倒了。如此反复几次，安树一点力气都没了，他躺在积水里，斜着眼睛，看着地面上往来的鞋子和车轮，希望有人停下来，哪怕看他一眼。好不容易等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住同一个单元的叔叔：小孩子好好玩，别打架啊。说完就走了。

积水很脏，也很凉，安树紧闭着眼睛，任凭棍子哥在身上跨过来跨过去。渐渐有人聚集起来，跟着起哄。安树不敢说话，把牙齿咬得死死的，这样一来，即使再害怕，也不会发出求饶的声音。天阴沉沉的，仿佛随时都会掉下来。记不清多久之后，人才散了，他站起来，悄悄摸了摸身上，没一处是干的，却不知道去哪儿洗，所以只能先找地方藏起来。

安树从白天藏到了晚上，先是冷，后来是热。爸爸找到他时，他已经发烧了，费好大劲儿才站起来，被爸爸拖着手，摇摇晃晃地回了家。他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始终没说发生了什么事儿。

从家属院一路往西，棉纺厂附近，有一条贯通南北的河沟。冬天结冰，胆儿大的孩子就跳上去，奔跑着打刺溜滑。大人们知道了，纷纷吓唬自己孩子说，河沟那边儿死过人，没事儿别往那瞎溜达。

又一天下午，棍子哥喊安树出来，让他跟大家一起去探险。安树知道，棍子哥说的“探险”指的是去河沟玩，谁要是不去，就会被他手下的人找麻烦。安树知道躲不过去，只好跟父母扯了谎，跟着棍子哥出去了。

一伙人在棉纺厂北街歇脚，喝了几个瓷罐酸奶，其中一个孩子请的客。安树也分到一瓶，但他很紧张，嗓子缩成一团，喝了几口就喝不动，把酸奶悄悄放在了路旁。胖小子宋亮看见安树的举动，趁大家没留意，偷偷把奶捡了起来，几口就喝光了。

走到河沟附近，棍子哥挥了挥手，让大家原地休息。安树知道他要干什么，便也学着别人脱衣服、翻口袋，把身上的零钱都掏了出来。从神情上看，棍子哥对此行很满意。他把钱窝成团儿，一股脑儿塞进了裤兜，然后咚的一声，第一个跳了下去。其他人也跟着跳了下去，在冻住的河面上扎堆儿站着。

安树想偷偷爬到岸上去，不料被棍子哥看见了。棍子哥吐了口唾沫，喊安树去前面探路。安树说，我不去。他踹了下安树的膝盖弯儿，怂货。

那天掉进冰窟窿的是亮亮。

他实在太胖了，跟方便面袋儿上的小浣熊一样，加上冰面冻得不够牢，咔嚓一声，半个身子就下去了。事情发生的时候，大伙都吓傻了，纷纷爬上岸，头也不回地往家跑。安树一边跑一边哭，他特别害怕，总觉得亮亮是被自己害死的，他要是没喝那罐酸奶就好了。

当天晚上，事情在院子里传开了，几个女人聚在单元门口，叽叽喳喳聊到半夜，说老宋的孩子死了，是被药剂科主任的儿子害的。也有人说，孩子明明是自己死的，长那么胖，不掉进去才怪，关人家主任什么事儿？安树也想说几句，但没能出去。他被爸爸关在屋子里，用擀面杖揍了一顿，哭着哭着，就趴着睡着了……

安树惊醒过来。他知道，黑羊不是棍子哥。如果后来的事情是真的，棍子哥应该是出国了，听说还娶了一个洋媳妇，在异国他乡生了一根小棍子。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安树不知道惠子怎么样，衣服是否洗干净了，手上有没有留疤。他担心惠子生气，也担心她把那天的事儿告诉别人，尤其是那些整天苍蝇一样嗡嗡叫的人。

安树收到了惠子的短信，问他为什么不回QQ，语气看起来很不好。安树登录QQ，看到了很多未读消息，有几条是惠子发的，问他最近在忙什么、期末考试准备得怎么样了。她绝口不提那天的事，但这并不妨碍安树胡思乱想，在心里反复琢磨那天的细节。

为了不和惠子碰面，安树把自己按在教室，一坐一天，连口水都不喝，直到惠子来班上找他，他才不情愿地离开座位，在楼道里见了她。

她问，你QQ号是不是被盗了？

安树说，没有，我准备考试呢。

惠子说，我爸给我买了一只小狗，你想不想看？

安树说，好吧。

安树在大雪中站了一小时，45路公交车出现时，他的睫毛都快冻在一起了。他答应了惠子，期末考试一结束，就去她家看狗。寒假只有十来天，他想尽快完成这个许诺，好好睡上几天。

车病恹恹地停下，发出嗤的一声叹息。安树听到树枝被雪压断的声音，于是赶紧把兜帽罩在头上，向前迈了两个台阶，挤进车里。又是嗤的一声，车门狠狠地夹住，仿佛从此不会再打开了。

安树站在靠近后门的位置，透过车窗，望着被雪覆盖的小城。街上安安静静的，除了市博物馆这样的大建筑，多数房屋变成了相似的几何体，几条人影在路边吃力地晃动，留下深深浅浅的印子。安树熟悉这里的一切，过去没什么感觉，但现在有点厌烦。他默念着，再过三个路口，左转，再右转……

惠子和妈妈住在一起，她爸爸偶尔回来。那片儿大多是红砖做的老楼，对称排列，被灰色的墙环抱。安树在书里读到过，那种上了年纪的房子有一个饱含历史感的名字，叫作赫鲁晓夫楼。惠子家的厨房有剩饭的气味，两间卧室南北对峙，北卧略狭小，但能放下书桌和单人床，还当琴房用。昏暗的客厅一角立着一面笔直的穿衣镜，上面积着一层灰，似乎很久没人用过了。以上只是安树的想象，但他觉得，这大概也是事实。

惠子像是没睡好。

她让安树把鞋脱在外面：弄脏了地板，她妈妈会知道家里来过人。安树问，你爸你妈呢？惠子摇摇头说，早上因为什么事，大吵了一架，分头出去了。安树还是有顾虑。惠子说，我爸回他家了，至于我妈，不用管她。

安树坐在惠子的单人床上。这是他第一次去女生家，他觉得不是很自在。拖鞋是惠子她爸的，大了一号，凉凉的很难受，可他并不想脱掉。惠子问他渴不渴。安树说，房间里怎么有股怪味儿？惠子不好意思地说，它还小，憋不住尿。说完，她去了南卧的阳台，抱回来一只小白狗。

拉莫塔眼睛圆圆的，像一对凉凉的玻璃球。名字是安树取的，和一个美国拳击手同名，年轻时候很能打，但即便是他的事情被人拍成电影之后，他也没出名。拉莫塔微微吐着舌尖，看了看主人，而后目不转睛地盯着窗户。安树轻轻摸着它的脑袋，像是在摆弄一只气球。惠子把拉莫塔递给安树，他接了过来。

房间里很安静，安树把拉莫塔放在腿上，和惠子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他想起电影里有很多类似的场景，窗外下着雨，或斜斜地落雪，男女主人公坐在一起，沉默中有一种看似真实的充盈，就和现在的安树跟惠子一样，僵僵的，活像两只冻虾。

墙上挂着老旧的钟，时间是下午四点，再过一个小时，天就黑了。安树想在天黑前回家。他放下拉莫塔，看了看惠子的房间。除了考级资料和学习用的书，其他东西很少，也看不到什么装饰品，和安树的想象完全不同。

书桌上有一块绿色玻璃，下面压着几张泛黄的乐谱，还有几张照片。安树离得有点远，看不清，他想站起来看看，但又觉得不礼貌，而且那些东西也不是非看不可。他还看见了惠子的琴盒，黑漆漆地蹲在地上，像个沉默的老人。

安树说，你给我拉首曲子吧。

惠子把拉莫塔抱去阳台，回来又脱下了外套，黑色的高领毛衣扎进长裤，显出细细的腰。这时，安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心里更难过了，他垂下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拖鞋，用眼睛一遍遍勾画着上面的图案。他听到惠子在绑头发，然后拉了把椅子，背靠窗户坐下；听到她解开扣带，把琴背在身上，反复调整。

她问，你想听什么？安树说，你看着来吧。

惠子先拉了两个短的曲子，《小步舞曲》和《喀秋莎》。结构都很简单，听到开头，就能想起后面的旋律。安树在书里看过，《喀秋莎》是苏联音乐，讲的是一个少女的情思，充斥着静静的哀伤和触手可及的希望。这首曲子一开始并不火，后来在战争中得到传唱。他还记得几句歌词，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他想，喀秋莎的恋人，一定是个无比勇敢的战士。

雪下得没那么大了，窗外的事物渐渐有了轮廓，在天色变暗之前，惠子一鼓作气，拉起了一首新曲子。她说，这首是罗西尼歌剧的序曲，手风琴七级。安树没听过，也没在书里看到过，他问惠子这个歌剧讲的是什么，惠子摇了摇头说，跟考级没关系的事儿，知道了也没用。安树没有争辩，闭上了眼睛，随惠子的律动调整呼吸，努力想象着琴音里的画面。

黑暗中，他看到了无尽的冬天、床上层叠的衣物、人们口中呼出的白雾，还有东湖无法被穿透的坚冰。他知道，这首曲子有点难，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彼此衔在一起，就好像曲曲折折的山脉横在面前，绵延无尽，难以逾越。

漫长的乐曲行进到后半段，出现了瑕疵，安树的想象随之中断。声音骤停，惠子按下了排气钮，摇了摇头。他听出了惠子的力不从心，还有漠然，她的演奏是在讨论一件遥远的、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而音符只是音符。这样的演奏，令听者没有快乐可言，但安树一个字都没说。

天黑了。惠子用棉服裹着拉莫塔，和安树一起出了门。分不清哪里是车道、哪里是人行道，几个环卫工人正在加紧清理，先是用铁锹铲，然后换成大扫把，慢慢扒出一格又一格空地。几个孩子叫嚷着，在刚刚清出的空地上来回跑着，扔着摔炮。其中一颗掉在安树脚边，没有发出声响。

45路公交车缓缓开过来。安树说，外面冷，快回家吧。接着，他踏上了公交车，听到有人喊，快看，小狗！他回过头，看见雪真的停了，几个孩子跑过来，团团围住了她。

安树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像多年以后那样地谈笑风生。他的表情是凝固的，齿缝里流淌着哀伤，语焉不详，我只能靠想象填充它。

当晚，我给朋友们打电话，问他们认不认识黑羊，结果不止一个说自己被黑羊阴过。那家伙最近带一帮人去了东湖，专挑落单的人下手，是个狠货。我建了一个聊天群，大伙义愤填膺，留下一地的“菜刀”和“地雷”，扬言要打他一顿。只是当时临近过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慢慢就把事情淡忘了。也就是在那天，或者第二天，安树把手头的钱理了理，到老城区的体育用品店，买了一双冰刀。

早上六点，他洗脸穿衣，背上新买的冰刀，坐第一班公交车出了门。回来后，爸妈问他一整天都去哪儿了，他说去东湖公园锻炼身体，顺带见个朋友。起初，他浑身酸痛，骨缝里像是灌满了老醋，但他咬紧牙关，坚持了四五天，还学会了几个蹬冰动作。他把这些动作连在一起，就能像别人那样滑行了。与此同时，东湖公园越来越热闹，有天早上外面排起了长龙，安树找人问了问，才知道这里要办庙会。

打眼儿望去，公园好像变大了，树上挂满了彩灯，像是重新长出了枝叶。人们围着大树摆满地摊儿、小推车和广告牌，几个大红大绿的人站在荒了一整年的戏台上唱哈哈腔，吸引了很多老头儿老太太。安树的眼睛也更忙了。他把两只冰刀用鞋带绑紧，扛在肩上，在人群里逡巡着四处张望。这天是初四，又称羊日，老话说是迎灶神的日子。安树对鬼神之说向来没兴趣，但这一天，他接受了天意的馈赠。

下午三点，安树在冰场售票口碰到了黑羊。像以前一样，人们排着长队，交押金，拿鞋。黑羊带着一帮朋友，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左看看，右看看，然后插进了队伍里。大家都知道队伍为什么变长，但没人吭声。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学生往后退了几步，踩到了后面的人。他说了句对不起，然后踮起脚，伸长脖子，想看看是谁在插队。安树排在了队尾，一点点往前蹭，旁边有人提醒他说，这个队排的是收费区，你不是自己带了冰刀吗？安树说，我知道。

安树一边滑，一边观察黑羊怎么劫掠别人。被他们选中的，都是形单影只的学生，其中就有刚才那个戴眼镜的男孩。安树看到黑羊的同伙走过去，把那个男孩拽出来，带到了黑羊跟前。男孩把衣服解开，里里外外掏了一遍，加起来只有不到五十块钱，挨了一巴掌。

天快黑了，远处的居民楼亮起了灯火。

安树尾随黑羊一伙人离开园子，他把冰刀用鞋带重新勾连，扛在肩膀上，任它沉沉下坠，一下一下地敲击着肋骨。风很大，他听不清黑羊说了什么，只听见猥琐的笑声在街上游荡，掠过灰色的隔离带，消失在了黑暗里。他们进了一家烟酒店，出来时有人抱着两瓶白酒，衣兜里插着一条利群，相互勾着肩膀，迈着可笑的步子，进了隔壁的餐馆。

安树手心还是挤出了汗，他把手从衣兜里扽出来，往裤子上抹了抹，也走进了那家烟酒店，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包烟和一枚防风打火机。他回到原地，背靠着树皮，一根一根吸了起来。

黑羊一伙差不多都醉了，跌跌撞撞地走出来。风从四面八方吹来，又硬又冷，安树缩了缩脖子，把没抽完的烟扔在地上，俯身用冰刀铡成了两半。可能是烟抽得太多了，他有点头晕，觉得恶心。他恍惚间听到他们呕了一地，骂骂咧咧地分了手，于是赶紧跟了上去。

地上的炮皮支离破碎，干燥地卷曲着，漾出一股二氧化硫的味道。黑羊往前蹭了一小段路，没忍住，又一次扶着树皮干呕。

安树快走了几步，来到黑羊身后，用冰刀的鞋带一把缠住他的脖子，狠狠绕了一圈。黑羊胡乱挣扎。然而，安树只花了一半力气就把他按倒在地上，挥起年轻的拳头，使劲地砸向了黑羊的脸。

几个月之后，我的朋友安树超常发挥，上了省里的大学。我们把他围在中间，一人给了他一脚，分不清是高兴还是嫉妒。安树说，我其实无所谓的，只要能离开家，去哪儿都行。踹安树的时候，我发现他比以前瘦了好多，大腿上的肉至少没了一半。

有人起哄架秧子，让安树请自己吃顿好的，顺带捎上大伙。吃饭那天还闹了个小插曲。当时有几个人喝多了，和服务员掉歪歪，想不付账就走。老板从里屋跑出来，试图阻拦，双方就打起来了。一条椅子腿儿像长了眼睛，直直地飞了过来，砸到了安树。

那一下挺狠的。很多年后，安树在饭桌上掀开衣服，向我们展示了他发福的身体，和那块圆形的凹痕，问我们像不像一个弹孔。虽然事发当时，他什么都没说，甚至连眉头也没皱一下。说了又怎样呢？对方人多手黑，搞不好还是惯犯，他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民警很快就到了，像赶鸭子一样赶走了那帮人。老板只是下巴擦破了点皮，没什么大碍，但他眼珠子一转：不对，走是走了，可还是没给钱啊！没有人听见他说的话，不一会儿，人们又开始大声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