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感到一切不太对劲的时候，正跟老张在房间里。

老张靠在高背椅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脸上的神情似笑非笑，那两道本来就深刻的法令纹显得更浓重了。他是被我拉进来的，他本来站在阳台上抽烟。他完全可以在房间里抽烟的，因为我就在房间里抽烟。吃过晚饭，他就一个人在阳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阳台上有个洗衣机，正在轰隆隆地运转，里面是底楼租客拿上来洗的衣服。我看到老张一副不很介意吵闹的样子，就装模做样地也去阳台收衣服浇花。傍晚我们吵了一架，用他的话说，是我挑衅的；准确地说，也正是如此——太阳落山了，人会比较无聊，蔫乎乎的，吵个架好精神一点儿，再加上老张这一阵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猜不透也不想猜，还不如骂他两句。本以为我在边上晃来晃去，可以引起他的注意，我们就能一笑泯恩仇了。但他不买账，就是不看我一眼，对着二楼阳台外面空无一物的郊村夜空吐烟圈，表情凝重，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明天爆发。我知道巨蟹座的毛病，有时候闷骚，就显得整个人特别深沉，有担当有抱负，而事实上，只是需要有个人主动地深明大义，捅破那层窗户纸。真是巧了，我恰好是个白羊座，忍不了太久的急性子，对付巨蟹是三个手指头捏螺蛳——十拿九稳。

我攀住他的肩膀说，老张，你好了吗？

老张扭起了身子。我说扭什么扭，扭秧歌你屁股还不够翘呢。

老张哭笑不得地说，你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的吧？

肯开口说话了总是好的，最怕老张那张嘴一闭，一闭就能好几天。我腆着脸给老张看，还笑嘻嘻的。我说，先进房间再说，在阳台上拉拉扯扯的，给楼下一家子看到像什么样子。

我们这栋城郊的二层小产权房，楼下住着的那一家租客，是从河南来的，每到晚饭时分，就在院子里架一口锅子烙馍吃。大概觉得我讲得有道理，老张一个转身，先我回房了。我跟去之前，回头朝外面望了一眼，小院里那一家人已经在收拾碗筷，他们摊在桌上的碗摞成了一叠，而院墙外那条村路上，沿着河远远地开过来一台警车，灯闪啊闪。我凭白羊座那种微弱的警惕性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没有多想，跟着老张进去了。

老张的书桌上摆着一台破电脑，电脑的年纪不亚于满屋子的旧书。他面对着屏幕，屏幕上没有打开任何页面，就是系统自带的蓝色壁纸，但他凝视屏幕的样子，好像上面有什么重大的信息让他百思而不能释怀。我走过去用手掌在他的脸和屏幕之间上下滑动着。我觉得胳膊都酸了，才终于切断了他的脸和屏幕之间的交通。他缓缓地转脸看着我，突然一笑，说，来了。

我正沉浸在手舞足蹈的游戏中，立刻配合道，来得好！

他点点头说，嗯，最重要的是信任。

我冲他拱了一下手。他又笑了，我也跟着“笑场”了，弯着腰笑，但转瞬我就意识到不对，我的“笑场”没有引起他的回应，他的笑里没有声音，静静地笑，不是对着我笑，就是笑。因为我的近视，他的笑在脸上模糊成一团，而且慢慢地老张好像融化在自己的笑里。我不自觉地张开嘴巴，叫道，老张。老张融化在我看得到听不到的笑里，脸渐渐松垮。我慌了。

这时，从院子里传来急促而有节奏地拍打铁门的声音。砰砰砰，砰砰砰……

我不知道应该先管老张，还是管谁在敲门。到底该先做哪件事啊？我这才想起来老张刚才的话，原来他不是开玩笑。我问老张，谁来了？老张点点头，他们来了。他们是谁？我问。他们就是他们啊，老张自负地说。我立刻会意地点点头，好像再问就会暴露我的无知似的。

我冲到阳台上，看到刚才路上驶来的警车停在了铁门外，在我的视线里，就露出了一段白乎乎的车屁股。租客家的男人，一个大胖子，贴着门似乎在跟外面对话。他们肯定讲了一些什么，但我什么也听不见，充斥耳廓的还是敲门声。我冲回老张身边，伸出手去摇他的肩膀，他向来引以为傲的手臂肌肉，变得软趴趴的，好像失掉筋骨了。

我说，喂喂，他们来了。老张听到我这么肯定地讲，立刻转过头冲着窗外。

我再一次说，是不是他们啊？

接着我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一脸懵懂地看着老张。老张有点沮丧地说，我刚刚说过的。信任？我问。老张点点头。信任什么？我说。老张摆摆手，脸上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然后他缓缓地屈起右肘，想让自己的肱二头肌结实起来。上臂屈了几次，肱二头肌没有什么动静，他就一次一次地屈伸着，拳头攥得紧紧的，倒是把胳膊上的青筋给攥出来了。

即使不在逼真的梦境里，这样的场景我也演练过了无数次，但我发誓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一样对一只巨蟹感到迷惑。我说，老张，你不下去看看？老张终于停下来了，似是而非地越过我的肩膀，看向某个似是而非的远方，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时候到了。晚风穿过窗外的水杉，细密的针叶簌簌抖动，暗影幢幢，无端生出了气氛。

敲门声忽然停了。

你知道水杉是一种一亿多年前就存在的被子植物吗？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老张问道。

水杉是裸子植物。在同样的寂静里，我纠正了他。

你弄错了吧？老张回答。

我没有，我说。傍晚吵架时的那种烦躁，重又涌上心头，这还是不是我爱的那个人啊？

外面依旧一片寂静，不仅敲门声消失了，连租客的语声也听不见了，好像他们在一起偷听我们的争吵。我脑子急速地转着。

你知不知道，水杉本来在冰川纪就灭绝了，到“二战”时，又在中国被发现了，老张慢条斯理又说。

中国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啊，地大物博。我大声地说着，一边往楼梯口走。

底楼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是谁不小心撞倒了台子上的花盆。有一股空气波顺着楼梯冲上来。我在楼梯口硬生生刹住车，活像个卡通人物被吓破了胆，原地转了两圈才往回跑。那电光石火的瞬间，并没有什么过去生活的片段从眼前闪回，只是一个念头：老张，你害死我了。老张不在房里，他的椅子空空如也。匆忙中，我发现他又站在阳台上了。

他听到我，没有回头，用乐不可支的口气说，快来看，快来看。顺着他的视线，我往下看，一根粗圆的木头扔在地上，院门洞开。而且，果然有一个花盆碎在地上。盆里种的是绣球花，叫“蓝色妈妈”，但是一直开的是粉色花，我今年可是在花盆里埋了很多硫酸亚铝啊。

我把老张的身子掰过来面向我。我说，发生什么事了？老张迷惑地看着我。我指了指院子。老张神色尴尬了一下，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说，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

你好像瘦了。老张说，伸手来摸我的肩膀。

我一把甩开老张的手臂，说，你在暗示什么？

老张把食指按在嘴唇上，示意我别出声。我们一起听到窸窸窣窣的脚步声，沿着楼梯走上来。老张把房门一关，说，我说的是事实，没有暗示。

我突然想到一句妙语，想到这句妙语一定能让老张惊叹，我觉得不管现在正发生什么我都得说出来，我刚张开嘴巴，只感到门缝里亮光一闪，有个什么东西在外面炸了，就像来自电影画面的一个爆破声，房门自动弹开了。又是电光石火的片段，发生的事情好像比天大，整个人在慢速镜头中定格了。Stay calm，我只能用好莱坞英雄主义的一句话对每一个处在紊乱中的自己说。老张在这刹那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待我追出院门，他已经被塞进了白色的警车，后面的一只脚在消失于车厢之前在地上顿了两下，好像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透过幽暗的车窗，我好像看到他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似乎还有笑容，好像他听到了我没有来得及说出的那句妙语，惯例给了我一个赞叹。

时候到了。背后有一个声音说了和老张一样的话，原来是租客家的女人。

时候到了？我喘着气问她。

不瞒你说，朱老师，我虽然是干力气活的，我虽然是一个农民的女儿，我看得出，现在的你并不比我更有办法。她说道，满脸是疲惫的神情。

她的话没有错。我不仅无计可施，过去和警察的所有接触都是虚幻的，等同于毫无接触，我猜想这一类人群在被其他人看见的时候将表现得极为整体，而危险就在这里。恐惧此刻在我心里，比夜色更透明，比白纸还轻薄。

两个警察一胖一瘦，一前一后走过来。我越过他们两个人的肩膀，看着黑暗的车窗，我装作没注意到他们俩，直接开口说，老张这个男人，是该管管了。话说出来，自己吓了一跳。

瘦子警察站定，他的一只手按在腰间。他说，你是朱一个吗？

我继续说，老张这个傻逼，今天无缘无故跟我吵架，你们来得正好。

那就是你报的警了？瘦子警察说。

报警，我？我说。

嗯。胖子警察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说，从接警到出警，一共用了一刻钟。

我不自觉地冲他们竖了一下大拇指，又很快觉得不对头，说，可是——

家庭暴力也是暴力。瘦子警察说。

家庭暴力？我犹疑着说。

冷暴力也是暴力。胖子警察好心地提醒我。

这一次我没有犹疑，果断地点了点头。

两个警察站在我面前，瘦子长相有点眼熟，我在脑海里迅速搜寻着，哟，张艺兴。其实我脸盲，根本不知道张艺兴具体长什么样，我这种即将步入更年期的妇女，在港星的年代没落以后，看现在那些男明星都差不多英俊，只要是眉清目秀的男性，拿张艺兴来比方一下，都差不离。另外那位年轻些的胖子，脖子要短一点，脸更丰满一点，容貌很和善，和善里带着一丝微微的安全感，很像雷佳音那一类。一会儿“张艺兴”，一会儿“雷佳音”，但最好只用胖子瘦子代替。说白了，我现在的词汇已经很贫乏，我记不住穿在制服里的容貌，用借代的修辞，仅仅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尽可能地为这两个人找出一副处于生活、处在尘世之中的面目，修辞方式是我存在的最后堡垒了。

他们看着我，仿佛在等我主动交代什么问题。我想，如果是我报的警，那么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撤销报警呢？但是，如果我撤销报警，那就不是老张有什么问题，而是我有问题了。往后一步想，就算成是我报的警，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不过法律可不管是亲人报的警还是陌生人报的警，也许——我脑子闪电一样闪了一下，也许是老张自己报的警。我踮起脚尖，越过两位警察的肩膀向警车看去，挡风玻璃里面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到。

在我踮起脚尖往警察身后看的时候，两个警察似乎也踮起了脚尖，好像要阻挡我的视线似的。

瘦子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我说。

你是朱一个吗？瘦子说。

我是朱一个没错，但是……我说。

今天下午，你是不是接到了一个境外的诈骗电话？胖子好像很怕我说出“但是”后面的话似的，抢着说道。

嗯？我想想。我说，脑子里浮出律政剧里经常讲的一句话，你说的一切话都将作为呈堂供证。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像是这样的，我回答。然后我幽默地问了一句：是因为这个要把老张抓走吗？

胖子没有领会我的幽默，只是认真地说，我们上门核对一下这件事，同时询问你，是否受骗了。

你说什么？我大笑起来。我觉得他把我这样一个普通人跟“境外”联系起来，哪怕是“受骗”这样的关系都有点太不着边际了。

我们没有恶意，只是询问你，是否受骗了。瘦子警察和善地补充道。

不知道老张在警车里，有没有听到这段对话，他大概会比我笑得更响亮，笑完了，他还要小手一挥，像在空中拍打一只看不见的虫子。

朱老师……胖子忽然这样叫我。

他叫一下就停顿了。

也就在他停顿的时候，我看到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光亮。忽然想起他为什么看起来这样眼熟了——这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呵。我从学校辞职十几年了，过去的很多东西已经模糊。在这当下，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我记得教他的时候自己只有二十多岁，甚至可以确定他在哪个班，连他的班主任是谁我也想起来了，他有一个很普通的名字，他当年是坐在教室的哪个位置，甚至某一次他站起来回答问题，比较纤细的脖子在我眼前晃动，腼腆的神情和轻轻的声音，在我的追问下一点点低下头，全都涌了上来，历历在目……而且我还有他的微信。

我有他的微信，我想。看着他胖乎乎的，站在我的家门口，过去和现在跨越中间漫长的空白，古怪地连在了一块。就在去年，当他连续几天半夜发朋友圈说通宵值班准备突击行动时，我终于没有忍住而给他留言，“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他没有理睬，我也希望他不要理睬。我并不以为自己曾经教给过他什么，尤其在眼下的状况里，更不想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当人离开讲台那一刻，言说的象征意义就已然消亡了。当我把这事给老张讲，老张颔首笑笑，他说人家又没做什么，你咋去留那样的言，跟个书呆子似的。我说我这不是未雨绸缪么，他第二天给我点了赞呢。老张说，那挺好的，人家尊师重道。我忽然心里很安定，不由得搓了搓手。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闯了红灯，一个警察大老远跑过来，冲我敬礼，我慌神说对不起，那个警察却朝我笑，叫我朱老师，我是既惭愧又高兴。

我说，我确实受骗了。今天接到的最离谱的诈骗电话就是你们抓的那个男人打给我的，你们知道那骗子说什么？他说今天做晚饭给我吃，这么多年来，他没做过一顿像样的晚饭。

胖子说，我们询问的是另一个真正的诈骗电话。

我看着他认真说，没错，我说的就是真正的诈骗电话，你们抓的那个男人是惯犯，在电话里还说他爱我呢。

两个警察面面相觑，似乎有点懵圈，两个人转身低头商量了一下。

胖子说，朱老师……瘦子按住他的胳膊，说道，那请你配合我们提供一下身份证明，我们上传到局里留个档。

我说，我不想配合，我又没报警，干吗要留档？

我看着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求助般地看向瘦子。

瘦子很镇定，从容地说，不对呀，就是你报的警啊。

我如梦初醒，说，对，对，是我报的警，不对——我一时也不能裁定到底是报警好还是没报警好。

瘦子头脑清晰地说，我们明白有一个是你报的警，有一个不是你报的警，两个我们都要处理，现在我们要处理的是你没有报警的那个——未雨绸缪，防止犯罪，这是我们对居民要负的职责。

我的学生频频点头，如释重负。

不知怎地，我突然很为我的学生不值，我心里希望他说的话能让瘦子频频点头，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莫名地升出了一股抵抗情绪，字正腔圆地说，实话告诉你们吧，两个问题我都没有报警，古语讲“民不举，官不究”——我看到我的学生突然附在瘦子的耳边说着什么，然后瘦子就哈哈笑起来，说，朱老师，恕我直言，您是教语文的，于国家的法律可能还是有点陌生。

我一时心虚起来，不满地看着我的学生。他立刻低下头，就像是为了避开老师提问一样。这倒让我瞬间有了当年在课堂上的感觉。

瘦子好像明白了胖子跟我的关系，说话更加温和了，但是一句是一句，他说，朱老师您有没有报警，您看一下通话记录不就清楚了吗？

我干吗给你看手机？我有点耐不住了，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

瘦子说，不是给我们看，是说您自己看一下。

胖子在旁边又点起了头。我脸一红，但是手却捂紧了口袋里的手机。手机屏一个月前就摔裂了，一直想着去换，拖到现在，如果拿出来当众示人，真是有点不体面。

瘦子见状，脸上竟然有了点笑意，他好像息事宁人地说，这样吧，你给我看一下你的健康码吧。

我惊奇地说，健康码，现在还有健康码吗？

瘦子颌首微笑，说，当然有，凡是存在过的都不会消失。

我瞅见胖子警察又频频点起头来。不过这一次我似乎也非常同意瘦子警察的话，仿佛受了传染似的，也跟着点了下头。

瘦子向我伸出手来，我不自觉地就把手机掏出来递给了他。不过，他很客气地只是用手托住了我的手机，手机的另一端还在我手里，他假装没有看到显示屏上的几道裂纹，只是认真地指导我一步一步从手机上调出已经下线的健康码，我不知道它竟然还藏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当健康码出现的瞬间，我竟然有一种亲切的感觉，甚至有点感激地看向瘦子警察——健康码是绿的。

胖子忽然笑了，转瞬即逝的一丝笑，好像是为他的同行骄傲，也为我欣慰，我注意到了，我也冲他咧了一下嘴角。我觉得瘦子真是一个处理事情的高手，检查健康码一下子就缓和了我们的关系，我真想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聊天呢。我那个学生肯定有很多工作上的趣事告诉我吧。

可是不对呀，老张还在警车里呢。老张也会有兴趣听他们讲讲基层工作的故事吧，文化馆搞创作不就是需要这些经验吗？现在把自己搞到了警车里，一个美好的傍晚没有了。可是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去照看一下老张。但是当我动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两个警察已经站在门口了，好像在欣赏院子里的花，但是总能无意间堵住我的出路。我只好踮起脚尖往外看。警灯一直在那里旋转着，红色和蓝色旋成一个光圈，好像随时要带着警车飞起来。

一时之间，我觉得是不是该豁出去了。恰好，这时候，两个警察手拉起了手，意思仿佛是你过来闯啊，闯过去你就赢了，闯不过去，你就是我们的人了。这可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如果我闯开了他们的防线，按游戏规则我就可以带回一个人。带谁呢？我开始想入非非——我竟然想的是带回那个瘦子警察，而不是我的学生。我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我的学生，他也正期待地看着我。我犯迷糊了，不知道他期待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很荣幸跟老师一起做游戏，还是很高兴完全可以战胜老师了，抑或是他现在有能力给老师网开一面故意让老师闯关成功？甚或是通过游戏的方式与老师站在一边？我暗暗地运气，拳头不知不觉攥紧了，不过慢慢又松开了，玩这个游戏我可是从来没有成功过，由于身材细瘦，每次都闯不开对方的拉手，被对方收留下来。如果这次又是重蹈覆辙，老张会不会认为我是故意输给对方的啊。输给对方并不要紧——这好像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被老张误会，那就是致命的了。不行，我不能中这个圈套。我开始故意转移目光，在院子里四处看，然后瞟到了老张种的那几大丛朱顶红，一种被我深恶痛绝的石蒜科植物，它们在南方的入冬时分掉光了土壤之上的所有叶片，在来年的春天，一个个花苞率先从土里嘟嘟囔囔拱出来，披挂着白色薄霜，裂开、盛放，光明正大又极其猥琐。现在，它们在院子里开出了一大片橙红色的花，鲜艳欲滴，花瓣狭长，毫不掩饰地张开，张开，张到向外卷曲起来。

我指着这些朱顶红，对他们说，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是不是因为这些花太色情？我向来以为，花朵越大，其色应以趋纯为上，这个花色非纯正朱砂红，偏偏勾兑了明黄，像蒸发了大量水分的浓缩芬达一样的橙红，你们说是不是尤为香艳？

瘦子看着我，对这些言论仿佛司空见惯，我的胖子学生也不再面有表情。

我继续疯狂输出，因为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种花便成为伤风败俗的事情了。老张那个男人，口口声声说爱我，倒弄了一院子其他物种的生殖器官，算通奸罪吗？你们是因为这个抓他吗？

胖子转过脸去，好像听到了不该听的什么话。瘦子确实更老道，一如既往地平静，他说，朱老师，我们理解，清官难断家务事，只是您既然报了警，按程序我们就得出警。

朱老师，时候到了都一样。租客家的女人一直站在旁边，此刻她忽然说道。

听到她开口，我仿佛抓住了什么。我转向她说，我们只不过住在乡村，你也是乡村人，你来评评理，如果老张种的是一院子的菜，是否就没事了？

女人上前一步，拉住我的手。她说，此情此景，我对你感同身受，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常识，菜也会开花的。

我拍拍女人的手背，不知道自己是在赞同她还是让她闭嘴。

瘦子显然很赞同租客女人的话，顺着话说，事情既然都讲清楚了，我们就该回去了。

什么清楚了？我问。

瘦子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菜也会开花啊。

哦，我不得不点点头。这得怪老张，老张带我到乡下体验生活，我才知道豌豆也是先开花再结果的，还有一个谚语，豌豆开花，黑良心。西葫芦开白色的花，连很大的南瓜，也是由一朵小黄花授粉来的。刚才一激动，都忘了。

我好像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我说，实话告诉你们吧，我真的没有报过警，我刚才撒谎了，你们肯定抓错人了。我现在坦白从宽……

瘦子怜悯地看着我。

瘦子想说什么，胖子突然抢在前面开口了。他说，朱老师，您是不是报过警，暂且不论，您有一个权力我得提醒您，那就是您有一次场外求援的机会，您是放弃呢还是使用？对不对？

胖子问“您是放弃呢还是使用”的时候是看着我的，说“对不对”的时候是看着瘦子的。

瘦子点点头。

我好像若有所悟，我说，我们是在拍节目对吗？

瘦子想说话，结果又被胖子抢了先，他说，对，您可以这么理解。

我郑重地点点头，郑重地说，我用。

我有点激动地掏出手机，面容解锁后，正在想这个求援电话该打给谁的时候，我发现手机已经在拨打了。从对方手机传来的等待信号是一首音乐，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起先缓慢低沉，逐步加强，越来越雄壮，然后又回归舒缓，突然又雄壮起来，一个停顿，小提琴消失了，只有钢琴清澈的声音响起……对方还是没有接电话，好像故意要打电话的人听完一个完整的小节。不得不说，音乐真的改变了气氛，《第二钢琴协奏曲》让郊区小院变成了一个庄重的音乐厅。我看到两个警察好像有意无意地摸了摸自己的领口，好像那里打着领带一样。不过，他们的样子也真是符合“拍节目”这样的活动。手机终于接通了，我惊喜地发现对方正是我想联系的人——老张的领导。可能是受音乐的影响，我说话的声音竟然有点宣叙调的气息。我说，馆长。我看了一眼两个警察，他们齐刷刷地看着我。我改了口，说，老张出事了。

老张在文化馆上班，二十多年了，还是个科员。我用宣叙调讲出来的时候，隐约觉得老张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

馆长也很庄重地说，小朱，好久不见啊。你还好吗？

我说，我还好，就是老张出事了。

馆长说，出事是早晚的啊，哈哈，你要大度一点。

我说，不行，我大度不了。

馆长说，男人嘛，只要不出原则性的问题，哈哈。

我知道馆长喜欢开玩笑，但是他跟老张好像没有亲近到这种地步啊，他是知道了什么秘密吗？我试探着说，可能是原则性问题。

馆长说，有空过来玩，有什么原则性问题我帮你们解决。

馆长还是很有城府的，见试探不出什么，我正好顺坡下驴，说，老张就靠你了。

馆长爽朗地说，没问题，我负责开导他。

我压低声音说，馆长，老张被警察抓了。

馆长说，啊，抓现行了？

我说，现行？什么现行？

馆长说，在哪里抓到的？

我说，书房。

我听到馆长尖利地叫了一声，书房？

我说，对，书房。

馆长说，我就知道——

我说，您知道什么？

馆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说，您能想想办法捞人吗？

馆长说，我很愿意帮忙，可惜有心无力，我已经退休了。

我说，不会吧，馆长不是今天还在上班吗？老张下班回来，还提起您在大会上的精彩发言呢。

馆长说，哪里哪里，老张过奖了。

他在电话里突然开心地笑了，声如洪钟。他说，小朱，我那段针对文艺创作的发言确实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我们文艺工作者啊，在搞文艺创作时，存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供新的有限经验，而非提供普遍经验。当我们提供独特的个人化视角时，常常忘记了独特性就是有限性，就是在自我上施加各种限制。这其实很好理解，我们文艺工作者不是万能的，如同我们想去书写的任何对象，同样也不是空洞庞杂的，我们搞创作的时候，要尽力对抗普遍经验的普遍性，要对过去积累起来的陈旧的有限性有充分认识，进而力求在认知上不设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广阔天地任遨游，走出小楼扎进人群，从一花一木里表达宏观世界的普遍性。我一直跟文艺家们讲啊，知道我们处在什么群体中，知道我们周围有什么，才能彻底自信地去解决什么……

嗯嗯，嗯，呵呵，对的，是的。我说。我看到瘦子和胖子在院里踱步，不时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租客家的男人和女人已经进屋了。我打断馆长说，馆长讲得太好了……您什么时候退的？

馆长说，就是现在啊。

我说，现在？

馆长说，对。

不行，我得稳住他，这种关键的时刻他怎么能退休呢。我说，您退了，文化馆的业务怎么开展啊，文化馆有今天可是您一点一滴地建设起来的。

馆长的声音突然变得苍老起来，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馆长的声音越来越轻，我把手机拼命往耳朵上贴，却越来越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我说，馆长，您在说什么？我的声音大得惊人，把两个警察惊得往后闪了闪身子。

终于手机里又传来了馆长的声音，馆长说，如果你有时间，我跟你讲一个古贤人的故事，那个人叫陈婴……

就是一个节目，我说，我们都是在扮演，您只要——我说，我看着瘦子警察，我突然不清楚所谓“场外求援”是求个什么，他们并没有给我一个问题啊。

瘦子警察嘴唇蠕动着，好像明白我想问的问题，但是怕声音传到手机里，在用唇语跟我说着什么。我模仿着他嘴唇的样子，想猜出他说的话，结果手机里响起了电话挂断的忙音。

瘦子的唇语突然有了声音，好像有点高兴地说，场外求援失败！

我耸了耸肩膀，两手还一摊，尽量做得优雅得体。我甚至还笑了一下，好像在说，后面的节目该怎么演呢？

看到我笑，他们两个倒是被“整不会”了，互相看了一眼，不知不觉拉起了手，好像害怕我会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但是好像又想引诱我跟他们继续玩闯关的游戏，还冲我点头，似乎在说，不要难过，你还有一次机会。

我郑重地冲他们摇摇头。

朱老师，人的一生中，属于自己的时间是很少的。我听见胖子突然对我说，不，是对我喊，好像我睡着了似的。

这句话似曾相识，明明就是我在他们班的一次班会上说的话。那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十八岁的他们讲的话，我们彼此都还来不及懂得什么，就说出和接受了这样草率的话。你，什么意思？我问。

没有什么意思，朱老师，刚巧听到你打电话，你瞧，对方声音太响亮，夜晚又那么宁静，他说。

我看着他，站在凌霄架下。凌霄已经枝繁叶茂，但还没长花朵。他那双眼睛在警帽的阴影里眨动，没有其他表示。难道我在期待应该有什么表示？或者他只是在就事论事。我难以确定他有没有像我认出他一样地认出我来，这更叫我松了口气。

我想起来了，最后的机会应该是保释。我虽然是教语文的，但律政剧看得够多。我对他说，要多少钱才可以保释老张？我现在身边没有现金，但我是有一些钱的，只不过——我犹疑了一下——套在股市里，我可以割肉出来。说到割肉，我的胃不禁抽搐了一下。

哈，朱老师，您终于承认自己也被股市套牢了。胖子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我觉得我的脸真的红了，是腾地一下红的，比骑自行车闯红灯被学生警察抓住难为情多了。所以我假装没听到他的话，紧紧地盯住瘦子警察。

这个事情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时候到了，自然就解决了，瘦子平静地说。

他话音刚落，胖子几乎是抢着说，差不多星期五就能放回来。我和瘦子一起看向他，他说那句话的口气简直有些欢快，好像发现我的“秘密”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

今天是星期二，我掐指一算，只要关三天。啊，只要关三天。我想，好险，差一点就花了一笔冤枉钱。还有什么比不用强行割肉更欣慰的事啊。只要不割肉，“套住”就只是一个说法，并不代表什么。我微微一笑，一种难以言表的自信涌上心头，我想稳重地向我那个学生表示感谢，但是还没说话，身体竟然高兴得左右蹦跳了两下。两个警察一下子又拉起了手，好像迎接我闯关似的，哦，也可能是怕我冲过去抢老张。我才不会做这么幼稚的事呢，我语调轻快地说，好好，谢谢你们了。那么现在，我能去道个别了么？

穿过洞开的院门，警车停在水杉树下，车头斜斜对着我。我对着夜空深深吸一口气，走到车边，敲敲后车窗。老张的脸从车窗后露出来，一会儿没见，他的胡茬就已经长长了。他举起双手给我看手铐，我问，沉吗？他说，还好。我用手去摸了一下手铐，温温的。老张的身体总是热乎乎的，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手铐暖热了。我想说一句肉麻的话，突然发现后排座上还有一个男人，坐在另外靠窗的位子上。我就咽下了一句话。老张说，一个，这是我刚认识的朋友。他研究人的死后世界。老张每次一本正经念我名字的时候，都不是什么正常状态。

我不知所措，对男人潦草点头。男人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微笑着说，难兄难弟。

老张说，这个新朋友给我讲，他以前腰不好，地上捡支笔都困难，进去一次后，身体变得非常匀称结实。

男人微笑着说，二进宫，有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男人的话让我刚刚放松的心情又提了起来。

我问他，有死后的世界吗？

男人凑过身子来，轻声说道，这个不便谈。

我说，为什么？

男人的声音更低了，说，这就是我的罪行。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突然坐直身体，脸冲着车窗外，声音很大地说，我的腰就是在里面变好的。

我说，太好了，老张的颈椎有救了。

为了这句话，我伸过手作势就要去揉老张的颈椎。老张竟也配合我，往我这边伸头。我不得不假戏真做。托住他的后脑勺，手指沿着突出的斜方肌上束，收着力往下按压打圈。感觉到一节节椎骨，感觉到紧张的肌肉松下来，老张应该很享受，还扭了几下脖子，虽然他的脸贴在我肚子上，那个样子与其说不雅，更显示出一种隐秘的血脉关系。最后我的手转到老张的下巴上，就那样托着他的脸。老张的双颊纤瘦，传达着坚毅的手感，腮边的胡子戳在我掌心里，又痒又酥。我深深看他，我记得他总是说自己的长相是“见光死”，要在暗一点的光线下才好看一些，此时我很想告诉他，你脸上最好看的是方正的下巴，和清晰的下颌线，在亮的地方才显得分明。但我一下子说不出来。那位同呼吸共命运的陌生人，他正在用指甲刮着车窗上的某块污渍。老张拉过我的胳膊，凑在耳边轻轻说一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这句诗来自他喜爱的欧阳修，我轻轻回答，我知道。把手抽回来，我对老张，也对陌生人说，时候到了，那就这样吧，祝你们好运。

我返回院子里。院子里夜色沉沉，却突然奇香四溢，所有的花都在我转身之间开放了。朱顶红蹿到了半人高，纤细的枝条影影绰绰，高挑的花朵，自花丝深处绽放出彩灯的光芒，穿过龟背竹如同破落户儿的巨型叶片。光亮所及，空气表现出它透明清澈的流动轨迹，历历可见，好像在宫崎骏的漫画里，走着走着我发现我走入了一条小吃街。原本逼仄的院子变得幽深广袤，院墙下是一圈摆满食物的柜台，细看，全部是来自北方的小吃，琳琅满目。淋上大量麻油和花生的凉拌菜红绿相间，红烧肉末炖粉皮、汤水浑浊的炝锅面，齐整整摆在蔓生的金银花下，浓油赤酱，俨然小吃界的高端配色。几口大油锅支在一架蔷薇前，各种炸物滋滋作响，油炸肉盒、烧烤品类，不胜枚举。蛋白质与糖类在高温下进行着美拉德反应，随着风的流动，挥发出各种芳香族化合物。失去老张的院子不再是我熟悉的样子，更宏观更伟岸，不啻一座空中花园，分分钟海纳百川。

各种小吃面前都有人在品尝，什么时候进来这么多人？有大人，还有幼童，皆站在摊位前聊着吃着，我甚至还看到了我的胖子学生，换下了一身制服，左手牵着一只拉布拉多，右手抓着几根烤串，一脸天真懵懂的学生气，嘴角油汪汪的。连我去世已久的父亲，也在人堆里，穿着他最喜欢的衣服，满头黑发，比我还要年轻，他看到我，举起一张大饼，远远地向我招手。所有人互相传递着食物，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细嚼慢咽，亲切交谈，轻声细语，神情如沐春风，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我想起了我的家乡，我的家乡曾经贵为南宋都城，抑或沦为南宋都城——用哪种说法，取决于不同的角度。曾经的身份，改变了我们的方言和饮食习惯，今天这些来自古开封府的小吃，令我感到亲切。我很久没有在老张之外的物体上有过这种亲切的感觉了，放在平时，我不会觉得食物除了果腹和一丁点舌苔的刺激，还会带来什么更多的感受。面前这些小吃，唤醒了我保持镇定的肠胃，我看不过来了，都很想吃。租客家的男人，那个大胖子，从人堆里探出半个身子招呼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像看到了此情此景里唯一的亲人。他递给我一张烙馍，馍很薄，薄得不应该叫馍，分布着星星点点焦黄的烙印。卷根葱，他说，再蘸点酱，咝咝咝……我和老张几乎天天看这家人烙饼，此刻我意识到，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烙的麦糊烧。父母总是在很热的夏天，烙几张这样的饼，配上稀粥和小菜。

曾经吃过的食物不可能忘记，只是一时想不起来罢了。他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我正在朱顶红的花丛边坐下来，正在把肉末粉皮包到馍里面去，我把馍像墨西哥塔可一样合拢，一朵花弯下温柔的枝条，在食物上流下一滴蜜。听到他的话，我抬起头说，这句话怎么有点耳熟。他的妻子端给我一碗胡辣汤，跟我坐到一起。我以前不曾好好端详过这对夫妇。我用眼角的余光认真打量了他们俩，仍然描述不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就是没有样子的那种样子，身体强壮，皮肤饱满。

胡辣汤散发出一阵让人陶醉的白胡椒气味。就着一口饼，喝掉一口汤，我说，好香呀。好像真的有一股香味像气流一样在我的经脉里流淌，打通了我的任督二脉。我舒服极了，从来没有这么充分地感受过香味。租客一家形容什么东西好吃，永远就是“香”来形容，老张也是如此，猪肉炖粉条，真香；葱烤鲫鱼，真香；凉拌黄瓜，真香；连清蒸鲈鱼，都说真香……啊，老张。想到老张的时候，我感觉刚刚发生的事情好像过去好久了，一股扎心的疼痛涌上来。这么多好吃的东西，都是他爱吃的东西，都是他吃了要咂巴嘴的东西，他都无缘吃了……难受的感觉像痛经一样从身体深处袭来，把所有的香味都赶走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不由得抽泣起来。

女人说，不哭，这不是你的错。男人点点头，坐到了我的另一侧，他说，北方男人嘛。他俩说话带着中原官话的腔调，它们跟我家乡方言里与整个南方格格不入的儿化音交流汇合，在耳廓中绕来绕去。我努力思考他们话的意思，抽泣不知不觉停止了，心却一个劲儿地往下沉去。这时，我醒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