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央命令山东分局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前往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山东胶东区党委立即组建了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挺进东北先遣支队从1945年8月组建到10月末，短短两个月时间，圆满完成赴东北侦察的重要任务。他们向中央所反映的情况，对中央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参考作用，同时，先遣支队打通了八路军由胶东向东北地区输送部队的海上通道，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县、市级人民政权，为开辟和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为最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渡海北上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持续了14年的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

狂欢的声浪中有两个人却与众不同，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他们都把目光对准了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地位重要的东北地区。

白山黑水之间辽阔的中国东北大地，在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这里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同时，东北的战略位置也太过重要，它位居东亚中心，背靠苏联，东邻朝鲜半岛，西连蒙古草原，北视西伯利亚，南通冀鲁大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对于东北的战略价值，国共双方都非常清楚，谁先到达，谁就能控制东北，谁就可利用其物力、财力，处于主动的战略地位并争得主动权。对蒋介石来说，如果控制了东北，就可切断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对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包围局面，并使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蒙、朝的战略基地，与冀热辽解放区连成一片，改变长期以来共产党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险境。

然而，此时的东北，由于苏联红军进入与接管，一时出现权力真空。东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志在必得，但对苏军进入东北以后的具体情况仍不十分清楚，因此，进一步探明东北的情况成为急迫的任务。

1945年8月22日，中央致电山东分局：

红军占领满洲，红军在满洲的政策尚未完全明了。我为迅速争取控制满洲起见，你们应即抽调大批干部在红军占领旅顺、大连之后，穿便衣到满洲去，进行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出版报纸等工作。

山东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把东北侦察任务交给胶东区。分局致电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令其立即派出干部带一部分部队，以东北义勇军名义，去东北了解情况和开展工作。

接到山东分局的电报后，胶东区党委紧急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渡海侦察，最终决定由刚刚参加党的七大会议回来、奉中央指示准备去东北执行开辟党的地下工作任务的吕其恩（庄河王家岛人）带队，与邹大鹏、于克、柳运光、吕塞（庄河王家岛人）一起，迅速组建一支跨海进军东北的小部队，执行渡海侦察的任务。其成员主要由区党委的联络部、社会部、城工部、统战部及军区所属的有关部门选调。调配的干部有陈云涛、李光、王德真、段品三、韩彬、张宪文、李进国、隋从新、邓东等。并研究决定，组织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由邹大鹏任工委书记，成员有吕其恩、于克、柳运光、吕塞四人。渡海小部队的临时番号为“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对外称“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吕其恩为司令员，于克为副司令员，邹大鹏为政委，柳运光为政治部主任。配备电台一部，台长为韩均德（韩彬），电台机要服务人员约10人，后勤服务工作人员（包括炊事、医务）与警卫人员近20人。

稳妥起见，吕其恩提出从胶东乘船北渡，先到他的家乡辽宁庄河王家岛，了解庄河县陆地情况，如果情况允许，就在庄河登陆，情况不允许，就从海上再返回来。吕其恩的建议立即被胶东区党委采纳，并指示东海军分区派出最能打仗、战斗经验丰富的东海独立团二连的两个排约120人为先遣队护卫，渡海北上。

因船只数量少，吕其恩让柳运光、吕塞二人在烟台一渔行找到庄河王家岛的吕其贵(吕其恩、吕塞的本族叔弟)，设法搞到了机械渔船。

1945年8月24日傍晚，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成员吕塞带一个排约40人的兵力，乘两条渔船，从烟台先行出发到大连探路。没想到他们所乘坐的木帆船由于海上风大浪急，被刮到了苏军的防区旅顺港。他们一上岸就被苏军扣押，与吕其恩他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万事俱备，渡海先遣队蓄势待发。然而，吕塞到大连后一直没有音信，怎么办？吕其恩、邹大鹏等几位领导决定：不必等，准备好后即刻出发。

8月25日下午6时许，先遣支队出发。船至芝罘岛，海上刮起七八级大风，大约9点钟，船只接近了国民党和美军的海上控制区，借着探照灯的光柱，隐约可见远处海面的敌舰在不停地窜行。针对这种情况，先遣支队领导经过交换意见，决定返航驶回烟台港。

1945年8月26日下午，烟台地区天高气爽，海面上风平浪静，码头旁边的两艘汽船已经等候很久。战士们将原来装在船上的面粉卸下二百袋，然后在甲板上装上一百多筐水果，又在水果筐上盖上苫布，把机械船伪装成货船。

按照先遣支队要求，随队进入东北的人员，凡是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如个人的信件、书籍、日记等，全部在组织的监督下销毁。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只携带少量武器，所有登船人员一律打扮得衣衫褴褛，一副“闯关东”的模样。

临行前，吕其恩和邹大鹏对部队进行了乘船过程中的战前教育：

一、不准吸烟，不准打手电，防止被敌人兵舰发现；

二、随时准备战斗，碰上国民党或美国军舰，用手榴弹近战肉搏，拼死不当俘虏；

三、注意安全，没有命令不准出舱，大小便要报告；

四、出事故不要惊慌，船坏了，触礁了，要听从统一指挥；

五、不准说不吉利的话，对于船老大可能搞的迷信活动不要干涉；

六、防止晕船，不要乱走动。

晚饭后，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浩浩荡荡登上了停泊在烟台山下的两条机械渔船。战士们上船后，藏在水果筐的空隙中，这样既可减轻晕船，又便于行动，防止被敌人发现。

晚7点左右，渔船驶出码头，以正常时速和准确方位，沿着通向辽宁庄河王家岛的航向前进。同船的还有吕其贵等王家岛的渔民，这些人对航向、航程都了然于胸。

一次对进军东北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渡海侦查，就此拉开了帷幕。

夜幕下幽蓝的海水，黑漆漆的一片，只在点点星光下出现了几只觅食的海鸥。海面风平浪静，连海涛声也格外轻，好像还沉浸在睡意中，连活跃在胶东海面的敌舰，在这天出现的次数也变少了。渡海船只根据海上情况，且停且进，与偶尔出现的敌舰周旋。大约在晚10点，两条渔船驶出美国和国民党舰队所控制的海域。

航行之初的进程是顺利的，船上的大部分干部战士是第一次坐船，虽然海面风平浪静，但随着船只摇摇晃晃，许多人开始晕船呕吐。船只行进3小时之后，晚上约10点钟，突然在航行的右前方海域发现一束探照灯的耀眼亮光。正在指挥两船行进的吕其恩和邹大鹏接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报告后，迅即出舱登上甲板观察。

“那是美国军舰！”常年航行在这个海域捕鱼的吕其贵告诉吕其恩和邹大鹏。

吕其恩和邹大鹏非常清楚，当时美国也看到了东北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的重要地位，早在2月雅尔塔会议上便同斯大林达成交易，使苏联在获得重要权益后同意将整个东北交给国民党政府。先遣支队的船只如果被发现，美国方面必将告知蒋介石，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渡海侦查是极为不利的。

情况紧急，吕其恩当即下达了两船靠拢和停止航行的命令。经过研究，两船再次分开，转向西北绕道航行。晕船的战士们也一个个振作起来，准备随时与敌人战斗。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迂回，先遣支队的船终于摆脱了美国军舰。

这时午夜已过，两船相距约数海里，通过简陋的信号相互保持着联系。在晨光映照下，两船靠拢了，又以正常的时速开始并肩航行。

因为在烟台都忙于做渡海准备工作，吕其恩和邹大鹏对彼此的过去还是不了解。他们坐在驾驶室里，唠起了家常。吕其恩告诉邹大鹏，他原名就叫吕其恩，庄河王家岛是他的老家。吕志恒的名字是1935年7月在北平入党时改的，这次回东北，要改过来。吕其恩说，“七大”闭幕后，他和柳运光、吕塞原定被中央社会部派到东北做地下党工作，没想到形势发展太快了。邹大鹏也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是辽阳人，1925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在汉阳兵工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也是这一年入了党。1927年大革命运动失败后，他开始转入地下活动，次年奉命回到东北，以教书为掩护，一边发展党员，一边建立情报网络，在这之后，一直在白区工作，建立了从陕北到华北的秘密交通线，主要负责情报传输工作。

就这样，二人在去往东北的船上，增加了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8月27日3时左右，天色破晓，淡青色的天空还镶着几颗稀落的残星，天地间朦朦胧胧的，如同笼罩着银灰色的轻纱，此时，船只已行驶入辽宁獐子岛的南部海面上。听说已经到了东北地域内，指战员们站在甲板上，对着大海放声呼喊着。

在欢乐中，吕其恩、邹大鹏乘坐的那条船突然熄火，检查结果是，连接船底螺旋桨的一个重要部件瓦螺坏了，根本无法抢修。时间不长，后边那条船的机器也出了故障，停摆了。两条船停在汪洋中。

吕其贵回忆道：“我们乘坐的机器船突然熄火，大车说机器发生了故障。时间不长，后边的那只机器也停摆了。两只船停在汪洋中。吕其恩是个急性子人，可是这时他并没表现出急躁情绪，只是在甲板上来回踱着步子。半个小时过去了，机器修复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一直沉默不语的吕其恩突然转过身向我问道：‘你懂机器吗？’我回答道，‘我不懂！’吕其恩没有再问我什么，转身进入机舱，我紧紧跟着他。机舱里，吕其恩从腰间拔出手枪，厉声地对着一筹莫展的大车问：‘你能不能把机器修好！’大车面色恐惧地答道：‘机器零件破损，没有备用件，如果两只船的零件放在一起修，是可以修好一只的！’吕其恩还是声色俱厉地问：‘需要多长时间？’大车答道：‘一个小时！’‘好，马上修理！’这时吕其恩紧锁着眉头似乎松展开来。一个小时左右，我们乘坐的机器船开始发动，另一机器船因缺少机件，无法修复。”

就这样，大约早上6点钟，一艘机械渔船拖着另一艘机械渔船，缓慢行进，朝王家岛方向驶去。

二、伏聚海岛

8月27日傍晚，太阳的余晖还没有散去，吕其恩率领的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经过24小时的航行，终于抵达了辽宁省庄河县王家岛山东屯海湾。

岛上的老百姓对驶向该岛的两条船，都投以好奇的目光。当发现船上满载这么多人时，他们都变得恐慌起来。见此情景，吕其恩站在船头大声喊道：“我是吕其恩，福弟，乡亲们不要怕，我回来了！”

老百姓听说是小名叫福弟的吕其恩，本屯吕仁昌家的大儿子，恐惧感顿时消散，纷纷靠近岸边迎接。因为正赶上枯潮，岸边礁石较多，两条渔船停泊在山东屯海湾离岸30米外，正在岸边的渔民争先恐后地摇着舢板，陆陆续续把所有先遣队人员接驳上岸。

吕其恩和邹大鹏下船后便对老乡们问道：“岛上有日本人吗？”群众纷纷回答：“岛上没有日本人了，但有个伪警察所。”

了解这个情况后，当晚，吕其恩命令王成学组成突击小组，在渔民引导下，连夜突袭了岛上的伪警察分所，逮捕了伪警长毕庶敬和伪警察杨叔堂，软禁了另三名伪警察，收缴了全部武器。同时，布哨、设卡，对该岛暂时实行军事封锁，切断敌伪人员与外界的联系。

突袭了伪警察分所后，吕其恩等领导以探亲访友名义，带着米面，挨家逐户走访岛上群众，有目的地找老渔民、教师及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谈心。通过广泛接触，一方面了解岛上群众的生活，打探庄河县伪政权的现状；另一方面向他们宣传抗战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八路军渡海北上的任务等，目的是使他们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所了解，更重要的是为下一步部队完成登陆庄河的任务做准备。伪警长毕庶敬平日欺压百姓，罪恶累累，老百姓送他绰号毕扒皮，走访中老百姓纷纷要求严惩其人。

当晚，先遣支队在岛上架起电台，与胶东军区、山东军区取得联系，报告了先遣支队到达庄河王家岛的时间以及工作进展情况。胶东军区回电，命令“抓紧在庄河登陆”，并定于9月1日正式与中共中央直接通电报。

胶东军区接到吕其恩电报，立即把吕其恩部已经由海路到达王家岛的消息报告给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邹于吕柳已出发抵某海岛，我已电告他们即速化妆进入东北农村，另调两个营及百余干部随即前去，并决定继续大批抽调。

8月28日上午，先遣支队领导召开有关干部参加的决策会议，会议由政治委员邹大鹏主持。在听取了进岛后有关情况汇报后，会议决定离岛前要充分做好群众工作，从政治上、组织上摧毁岛上的伪政权，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奠定基础。当天下午，先遣支队在吕其恩家附近一面坡地召开群众大会，大会由先遣支队副司令员于克主持。大会上，吕其恩、邹大鹏和支队的其他领导都分别讲了话。

通过连夜宣传，海岛群众已经知道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当残害人民、罪大恶极的伪警长毕庶敬被押入会场时，遭受其蹂躏、凌辱、迫害的海岛群众，纷纷揭发、控诉他所犯下的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奸淫妇女、效忠日寇等累累罪行，纷纷要求先遣支队处决这个为日本人卖命的败类。

按照先遣支队的计划，群众大会结束之后，就地枪决伪警长毕庶敬和伪警察杨叔堂这两人。可在大会上，不少群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杨叔堂虽然是伪警察，可他为人还算忠厚，没有欺压老百姓的行为。于是先遣支队领导对两个伪警察的处置进行了重新研究，做出新的决定：尊重广大群众的意见，当场释放杨叔堂。

群众大会最后，由司令员吕其恩讲话，他对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精神作了充分评价，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和当时的大好形势。他说：“日本鬼子被我们打倒了，东北光复了，家乡王家岛也解放了，从此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汉奸和日本爪牙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劳苦大众当家作主人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八路军是劳苦大众的队伍，是专门打土豪劣绅，打日本鬼子的。老乡们，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我们再也不当亡国奴了。从此以后，我们挺直腰杆子，再也不要躲躲藏藏的了。”吕其恩号召群众推举自己信得过的人，建立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权，把王家岛管理好、建设好。接着，他代表八路军先遣支队，宣布判处罪大恶极的伪警长毕庶敬死刑。同时，根据群众意见，宣布把伪警察杨叔堂当场释放，并分给他与老百姓相同数量的二十斤面粉和其他食品。杨叔堂当即跪下，千恩万谢，感激共产党和八路军。

大会会场上群情振奋，当即有16名岛里的青年人要求参军。

大会快要结束时，突然接到报告：后滩海面有一艘汽艇向王家岛驶来。

吕其恩当即命令部队严阵以待，密切注视来船动向，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

汽船靠近岸边，岛上的群众辨明了，来船是伪庄河县警务科水上警察派出所的巡逻艇。先遣支队战士立即扣押船只，收缴水上警察携带的枪械，把艇上5人押解到司令部审查，以搞清他们的来意。当审查其中一个年约半百、身材瘦弱、商人打扮的人时，吕其恩一愣，认出此人是家住岛上姜崴子屯的姜泽新。

姜泽新是吕其恩少年时的同学，也是他的表兄。在烟台读书毕业后，姜泽新加入了国民党，日寇侵占华北和胶东半岛后，姜泽新又投靠日伪，在烟台充当伪警察，后来又参加了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组织，担任军统局沈阳工作站大连潜伏组中校组长。根据他的为人，吕其恩认为，他能乘伪庄河县警务科的巡逻艇到王家岛来，肯定是有政治目的的。因此，他决定对姜及艇上其他人继续进行分头审查。驶艇人赵祥斌供称：“姜泽新乘巡逻艇到王家岛来，是伪县长关德权批准的。”而姜自称是回岛探亲的，回避了政治目的。经过审讯，姜泽新不得不交代他的王家岛之行，就是为了“开辟在大连的工作”，这次准备回家看看，然后再乘船到大连。至于探亲，那只是借口而已。

通过姜泽新的交代，吕其恩等先遣支队领导还了解到，庄河伪县长关德权在日本投降后，感到大势已去，他这些年干的那些事，杀他十几次都够了，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就在他终日不安之际，远在长春的国民党东北党务督导员办事处主任委员罗大愚派人来到庄河，联系了关德权，与他谋划迎接国军，并且要求他对国民党的活动进行资助。在关德权眼里，迎接不迎接、资助不资助的这都是小事，只要能留他一命，保住了现在的荣华富贵，这是最重要的，于是就痛痛快快答应了。在一阵敲锣打鼓声中，关德权在庄河挂出了“中国国民党庄河县党部”的牌子。

吕其恩等先遣支队领导还了解到，驻扎在庄河县城的武装警察有300多人，是我军兵力的一倍多。

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先遣支队领导经过研究，当即派先遣支队成员李光扮成商人，带领吕其伟等3名可靠的当地渔民，以“收鱼味子”为由，前往庄河县侦察敌情。为了节省时间，用已被缴获的巡逻艇把去庄河侦察的渔船拖送到石城岛附近海面，然后再由侦察人员换班摇橹，抵达庄河码头。

晚饭时，吕其恩叫王家岛山东屯屯长吕天昌找姜泽新，让姜泽新到他家来一趟。姜泽新回忆：

晚上吕其恩叫吕天昌找我，我去了，这时吕其恩和一些人在家吃饭，让我吃饭，我说吃了，吕其恩就把我领到一个屋内，单独和我谈了三个钟头话，我就是不干，因为我是国民党人，所以不敢。当时吕其恩就说，大哥咱们是兄弟，果然你不帮忙，你在烟台做那些事以后群众会找你算账的，到时别说兄弟不认识你。其实他是吓唬我，最后我就点头同意帮忙。

王家岛老百姓对日寇非常痛恨。1937年初，日本侵略者在王家岛南端山上动工修建灯塔，强征岛里人干活儿，干活儿动作稍慢一点儿，就用棍子狠打；1942年，日本侵略者为建立侵华军事基地，在岛上后滩修筑码头，海岛人又一次深受奴役；1943年，日本侵略者又强行驱使王家岛居民在山后屯最高处修筑望海楼；1944年秋，吕其恩之父吕仁昌、三弟吕其宪，得知胶东解放区需要钢材，遂设法串通保管人员将日本人修坝用的铁轨和钢钎料偷运往抗日根据地，被汉奸告发，遭日本人逮捕，押送庄河……海岛人深受日本侵略者奴役。姜泽新在烟台曾为汪精卫和日本人办事，这一点他非常怕乡亲们知道，丢人不说，他也知道做汉奸的下场是什么。吕其恩抓住姜泽新这一致命弱点，终于逼其就范。

8月29日傍晚，派往庄河侦察的人回来了，侦察得知庄河县伪县长成立了维持会，伪军政人员正等着国民党军队前去。

根据侦察反映的情况以及在姜泽新那里了解的情况，吕其恩和邹大鹏、于克、柳运光等经过研究，决定当晚出发，利用敌人等待国民党军队登陆的契机，以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先遣队”的名义智取庄河。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临走时，他们还刻了国民党“第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的图章，以此名义给伪县长关德权写了一封信。

三、智取庄河

1945年8月29日，晴空万里，风平浪静。晚饭后，吕其恩率领的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全体指战员，乘三条大船，浩浩荡荡从王家岛后滩海湾出发，往庄河大陆奔去。

为确保行程安全，吕其恩选派七八名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同姜泽新和吕天昌共乘庄河县警务科水上巡逻艇先行出发，吕其恩等支队领导率部队乘从山东过来的两条机械渔船随后。船行到寿龙岛与草坨子附近，他们把罪大恶极的伪警长毕庶敬装在麻袋里，用大石头绑上线捆扎后抛入大海。

先遣支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于晚上9时许抵达庄河打拉腰子口岸。

姜泽新和吕天昌先行下岸，一起来到庄河打拉腰子伪警察派出所。由吕天昌电话挂通庄河伪县长关德权，告诉他人民自卫军来了。关德权愣了一下后就问：是哪一方面的人民自卫军？吕天昌一时没有答上来。姜泽新看情况不妙，马上抢过电话，告诉关德权：我是姜泽新，就是你派船回王家岛的那个姜泽新。姜泽新告诉他人民自卫军来了，要他马上派车到打拉腰子接队伍。关德权知道姜泽新是国民党方面的，听他这一说，就以为是国民党自卫军来了。

伪县长关德权听说“第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来了，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中国国民党庄河县党部”那改换门庭的牌子刚挂出去，东北军五十一军先遣队就到了，自己提心吊胆的日子也该结束了。但关德权也担心，他感觉这事有点儿蹊跷，前脚挂出去国民党的牌子，后脚就有人来接收。当时庄河及岫岩、新金、复县等周边地区时常有土匪出没，如遇到土匪打劫这事可不好办。

为防不测，关德权连夜召集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孙某、执委刘某、伪县府科级以上干部开会研究对策，并指派伪警务科科长于宗德率警察数人以前去迎接的名义侦探虚实。

在打拉腰子，于宗德见到了于克。他说，我们关县长说可以派汽车接运你们进城，但需要你们派个负责的到城里与关县长见个面商谈一下。

于克把情况告诉吕其恩、邹大鹏。几位支队领导经研究，决定派吕天昌和于连元持预先自行制作的“第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的介绍信，先行进城见关德权，部队就地休息。

张树汉、徐仁清回忆道：

大约一个小时后，伪县长关德权派伪警务科长于宗德等人前来迎接，并答应派出汽车接运我军进城。当时，支队领导借此之机，又研究决定，先派伪屯长吕天昌和姓于的村吏，持我们预先自行制作的‘第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的证件，先行进城联系。

吕天昌和于连元进庄河后，立刻感到县公署的气氛有些紧张。关德权此时已经组织了100多个警察，摆出随时准备战斗的架势。见到吕天昌和于连元，关德权单刀直入地问来的人像不像土匪？吕天昌说，不是土匪，是正规军队。关德权说，如果不是土匪，叫他们领导人先进城来谈判。

于是，关德权派史警尉等四人陪着吕天昌和于连元又返回打拉腰子，见到了于克。于克告诉史警尉：“我们长官不能离开队伍，吕天昌就是我们的全权代表，有什么事向他说就算数。”史警尉无奈，又把吕天昌、于连元领回县城。

吕天昌回忆道：

于克又叫我和伪村吏员于连元进庄河，我和于连元答应了。为了麻痹敌人智取庄河，于克讲了四条：一是扩大军头，说是中国人民革命军第五十一集团军先遣总队来了；二是不要说是80人，就说500多；三是说装备好，有机关枪，还有大炮；四说到庄河只是维持治安，对县公署（人员）不动，官复原职，让他们不要怕……

第二次进县公署大院，阴险狡猾的关德权把吕天昌和于连元分开，于连元被领到警务科，吕天昌被领到县公署会议室，目的是看看他俩能不能说到一块儿。

关德权问吕天昌：“他们到底是不是八路军？”

吕天昌发誓说：“关县长，我敢保证不是八路军，再说你要打，人家500多人，武器又好，打赢了好，打不赢你就惹下大祸了！”

听吕天昌这么一说，在座的敌伪人员都不吱声。待了一阵子，伪警务科长于宗德说：“我看他们如果真的就是八路军，人家500多人，咱也打不过，还是去迎接吧。”于宗德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关德权想了一下，也同意了，出发前还嘱咐人准备饭食和开水。

8月30日清晨，伪县长关德权拿着吕天昌给他的“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证件，率领庄河街长李志超等随从和六辆大卡车，去迎接“五十一军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汽车在董家屯附近与吕其恩部队相遇。吕其恩等登上汽车，乘车于6点30分浩浩荡荡开进了庄河县城，一直开到伪县公署大院，只见所有的伪官吏列队两边，就差拿着小旗，一边摇着一边喊欢迎了。

进入庄河县城以后，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驻扎在庄河县城南大院国民学校（现庄河市东风小学）。

下午，韩彬带领警卫班、摇机班、电台人员进驻原副县长（日本人）岛濑久一郎住过的一栋二层小洋楼（现庄河市党校院内西侧楼房），晚饭后便架起电台与胶东军区和山东军区进行无线电联络。山东军区回电，转来了与延安联络的波长、呼号和联络时间。

智取庄河之初，吕其恩等支队领导的设想里并未着急缴获敌械、建政权。他们的最初计划是尽最大可能争取伪县长为我所用，并任命关德权为顾问。

8月30日下午，关德权向吕其恩请示工作，要求协助开展党务活动。在与关德权的交谈中，吕其恩得知他来自东北军，吕其恩到庄河打的就是东北军旗号，因此就以东北军的名义做关德权工作，希望他配合先遣队工作，关德权一口答应下来。

8月31日，敌我双方相处还算融洽，关德权还真的把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当成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先遣支队了。在和关德权接下来的交谈中，吕其恩了解到他们仓库里居然有几百支枪，就动员关德权把枪支拿出来，发展国军力量，还要请他当顾问，这样既可以将功折罪（因关德权为日本人做事），还可以有他的一席地位。关德权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将仓库打开，把枪支交给先遣支队。当天夜间，先遣支队战士从伪县府仓库里搬出两百多支崭新的日本三八大盖，十余挺机枪，上万发子弹。

不承想，9月1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先遣队的队员拿到新枪，一个个都高兴坏了，打仗多少年了，用过的三八大盖都是在战场上缴获的，新枪很少碰到。还有这么多机枪，那会儿，别说一个排了，就是一个团里也没有几挺机枪啊，一下子得到十几挺，队员们高兴得觉都没睡好。这天清晨，先遣支队在驻地吹号上早操，在出早操时，队员们高兴劲儿还没过去，这一高兴就出了岔子，他们居然按捺不住唱起了《东方红》和《八路军进行曲》。激越昂扬、威武雄壮的歌曲一出来，竟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了。伪县长关德权一下子明白了，他们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的八路军。

事出突然，吕其恩当机立断，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把关德权软禁起来，对伪警务科及其警备队进行监控，防止意外发生。被软禁的关德权如梦初醒，五味杂陈，他臃肿的身躯像一摊泥，他明白等待他的最后下场将是什么。

吕其恩命令先遣队王德真带人搜查关德权的住宅，搜出手枪一支、日本人授予他的奖章四枚，还有金表、小金钟和金手杖等。

9月1日夜，先遣队向延安发出了第一封电报，电报由吕其恩、邹大鹏共同签署，报告他们抵达东北并顺利接管庄河县城的情况。这是中共中央接到的第一份接管东北县城的电报。电报报告了他们抵达东北并接管庄河县城的行动情况和继续开展工作的设想，并建议中央“尽量多派”部队到东北，“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延安收到电报后，即回电表示祝贺，并回电指示：一要与当地苏联红军取得联系，在庄河站稳脚跟，扩大队伍，壮大力量，捣毁日伪统治机构，建立人民政权；二要在庄河沿海组织海运船只，建立办事机构，筹足粮食，做好接应在山东待命出发的数万大军和地方干部的准备；三要暂时适当向庄河以外地区扩展，为后续部队登陆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部于9月5日从山海关进入东北。由于没有电台，9月15日上午，曾克林乘苏军飞机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东北的工作。相比之下，先遣支队的这封电报，是进入东北的我军直接向延安党中央发出的第一份电报，使中央非常及时清楚地了解到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的状况。

根据中央回电指示，支队临时工委当夜认真讨论研究了中央指示精神。当日晚，以“保护安全”为名，在伪县长和伪警务科长的住宅周围设置明岗暗哨，监视其行动，阻断其与伪庄河县警备队的联系。

9月2日，吕其恩把庄河警务科长于宗德找来，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要他负责把庄河县所有警察所的枪都缴下来，否则就把他关起来。于宗德权衡利弊，立即召集驻县城的警备队开会，先遣支队当场解除了其全部武装。

随后，根据当时形势，先遣支队组织了两个小分队，命令伪警务科长于宗德跟随，派出由副司令员于克、政治部主任柳运光分别率领的小分队，去青堆、大孤山、塔岭、桂云花、平山、明阳六个警察署，缴获了伪警察的全部枪械。同时，派出支队干部邓东和警卫人员张盛文等四人，在伪庄河县城警察署旧址组建起庄河县保安大队，发布布告，安抚民众，进行扩军。

在去明阳途中，小分队来到了庄河大郑的小郭店。小郭店位于庄河市西22.5公里处，是庄河至大连必经之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霸占此处，成立了盐务局，建立了小郭店盐场，并铺设了铁道。小郭店盐场由日本退役军官宫岛等几个日本人和武装盐警在此负责管理。因为盐业兴盛，带动小郭店经济发展兴旺，渐成人烟稠密的地方。日本人为了通信方便，在此设立小郭店电话二分局，在邮政区划上称为小郭店支局。1945年秋天，随着日本战败，处在官道上的小郭店成为苏联士兵、伪满官员、八路军战士集结之处。

负责到明阳收缴伪警察署枪支的小分队队长叫崔克恭，他老家在小郭店南面一河之隔的南沙尖子居住。崔克恭年轻时当过伪军，退役后曾在庄河东面荞麦愣盐场当盐务警察，“八一五”光复后回到沙尖子老家，吕其恩部队到达庄河后，他再次报名参军。由于崔克恭有文化，又有过当兵经历，所以一报名就被吕其恩相中，破例委以重任，派他率队到明阳执行任务。

在途经小郭店时，小分队就分开执行任务，一支去了当地的一个盐场，那里有鬼子当年留下来的警察，另外一支到了路上去设卡。通过走访，小分队了解到盐务局里的日本人都已经跑了，但有几名盐警还在，于是决定“搂草打兔子”，把盐警的枪给缴了。

在盐场处，小分队缴了一个警察的枪，审问了他一遍。因为这个警察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就把他放了，但枪是要没收了。其中一个战士看到好枪，爱不释手，就拿起来放了一枪，那个警察吓坏了，拔腿就跑。

小分队来到屯子里，刚开始村民们非常害怕，经过观察，发现这些当兵的说话带着山东口音，穿着黄绿色的粗布军衣，上衣打到膝盖，脚上穿着布鞋，缠着裹腿，背着老七九套筒枪，帽子上有两颗扣子，对老百姓说话特别和蔼，不打人不骂人，满口大爷大娘喊得亲切。屯子里的老百姓见他们这样和气，跟他们以往遇到过的伪满警察、国民党士兵都不一样，因此也不害怕了，慢慢地人就都过来看热闹。

当时小分队的战士年龄大都在二十岁左右，活泼好动。村民里一样也有半大孩子，知道来的这些军人枪法好，就鼓动他们到海边去打野鸭子。他们刚走出去没多久，就听见汽车响，然后就是枪响，战士们立即往公路跑去。

原来是在路上设卡执勤的小分队几个战士，忽然看见从西面开来一辆汽车。当时，公路上汽车非常少，这些战士怕是国民党开来的汽车，就向空中连开三枪，给拦下来了。经过检查，战士们发现车上共有八个人，每人手里都有枪，还说日本话，这才明白原来是日本人的汽车。车上的这帮家伙本想反抗，发现车下面的战士非常强悍，就赶紧把枪扔了。驾驶室里的一个家伙，战士都把枪杵进车里了，他还在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往嘴里塞着蛋炒饭。小分队战士把这几个家伙押下来，其中一个日本人因为下来急促，自己随身带着的老羊票（一百元面值的伪满钞票）撒了一地，围观的老百姓看见现成的洋财，一哄而上，争着抢捡。

战士们把这八个日本人押进坡上的盐务局。听说逮着日本人，周围老百姓都跑来围观。在大批村民到来之前，小分队对日本人进行了审问。一审才知道，他们都是庄河县原伪满政府里的日本官员，领头的就是在车里吃蛋炒饭的那个个子不高的驾驶员，叫岛濑久一郎。岛濑久一郎是从前的伪满庄河县参事官，也就是副县长，其他的还有伪警务科科副黑山警正以及开拓团团长等人。这些人在“八一五”光复之际，携家眷逃到瓦房店，等待回国。哪知等待时间太长，食品吃得差不多了，就想回庄河来，找伪县长关德权帮忙弄点儿吃的，然后再走。没想到，庄河解放这样快，被八路军小分队逮个正着。

小分队弄清情况后，崔克恭向围观的村民们宣布抓住的是日本人。老百姓闻讯，群情激愤。这几个日本人被绑起来，跪在地上，有些在伪满期间受到压迫和蹂躏的人，上去就要踢打。看到场面有点儿控制不住了，崔克恭立即跟庄河通上电话，吕其恩指示把这几个日本人拉到庄河去。

小分队抓住老百姓痛恨日本人这个时机，展开扩军行动。他们在小郭店屯中竖起一根旗杆，上面写上三个大字：招兵处。一些贫苦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报上名，吃过饭，领到一身更生布做的衣服和两枚手榴弹，当天，小分队在小郭店招了二三百人参加了革命队伍。下午，小分队将这几个日本人双手背绑，用白色炮捻子连在一起，用汽车拉到庄河去了。

就在逮住日本人伪副县长岛濑久一郎当天晚上，先遣支队与苏联红军电话通信兵发生了一点摩擦，险些酿成大祸。苏军一辆装有仪器的履带车经过这里时，让八路军误炸了。原来，苏联红军解放旅顺、大连后，为了保障公路交通和通信安全，在小郭店检修通信线路。此时，白天八路军截获日本人后，人们都沉浸在兴奋中。晚上刚一落黑，从小郭店西面的公路上又传来隆隆的汽车马达声。驻扎在小郭店的小分队以为又是日本人来了，立刻鸣枪示警。大概是履带车里的人没有听到枪声，继续前进，没有停下来。这可惹恼了一位山东籍战士，他扬手把一枚手榴弹投向履带车，顿时把车炸瘫……一阵慌乱中，履带车内一个苏军士兵趁机逃出，钻进邻近一家大车店的饲草堆里躲藏起来，待外边没有动静后，爬上电线杆向部队做了报告。同时，崔克恭也赶紧给庄河方面挂电话汇报情况，支队领导知道情况后，立即紧急集合部队，以防事态扩大。

苏军得到消息后怒不可遏。第二天黎明，一队苏军沿小郭店后梁展开，形成一字长蛇阵包抄了小郭店。苏军将小郭店的居民和外来看热闹的几十人看作是肇事者，当作人质看管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吕其恩带着翻译，乘坐一辆黑色轿车从小郭店东面的公路上飞驰而来。到达现场，面对这场冲突，吕其恩冷静沉着，主动向苏军道歉，说明事实真相，并向苏军指挥官介绍自己是先遣支队司令，解释说，因为晚上看不清是哪一方的车才酿成此事件，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诚恳邀请苏军派代表到庄河县继续谈判。为了缓解矛盾，苏联释放了人质，但有位军官依然不依不饶，于是派谈判代表进入县城。

在县城南大院驻地，吕其恩和于克副司令热情接待了苏军代表，再次主动道歉，并反复说这是一场误会。由于抗战刚结束，我军部队的装备很差，服装不齐，再加上语言不通，苏军也搞不清这支队伍的身份。苏军代表要求坚决惩办炸毁履带车的战士，给予经济赔偿。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正在这时，先遣支队驻地庄河国民小学校传来一阵琴声——悲壮激越的《国际歌》。苏军军官眉宇间露出惊奇，循声来到一间教室宿舍。苏军军官看到一个人正在脚踏风琴弹奏。经过了解，弹琴者是部队文化教员。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这件事提醒了于克副司令，立即下令部队集合，由文化教员指挥齐唱《国际歌》。这一行动感染了在场的几位苏军，他们明白了，驻扎在国民学校里的是共产党的队伍，是同志，是朋友！这首全世界无产者的战歌，顿时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误会消除了，苏军和战士们一起歌唱，大家拥抱在一起。

一场干戈，因为一曲战歌就此化为玉帛。

这架小风琴，高与宽都不过两尺半，有二十九个白键，褪了色的黑油漆表面已经斑痕累累，两只简陋的脚踏板和悬挂的帆布拉带表明了它年岁的长久。1986年，该校将这架风琴捐赠给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现在，这架小风琴被郑重地陈列在纪念馆第一展厅里，成为馆藏一级文物。

小风琴的简介上写道：

1945年9月9日，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队在辽宁庄河登陆。一天夜晚与苏军发生冲突，双方关系很紧张。这时，八路军一位文化教员用风琴弹起了《国际歌》，苏军颇为惊喜，随同先遣队战士唱起了《国际歌》，从而消除了两军的误会。

“小郭店事件”后没几天，苏军一个连驻扎庄河。两军刚刚解决冲突，现在同驻一城，关系非常融洽。苏军对我们刚刚诞生的新政权不加干涉。临撤退时，苏军留下一些子弹和其他物资。

就这样，吕其恩部队没费一枪一弹，不仅收缴了全县伪警察300余条枪支，还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同时也和苏军有了正面接触。

四、建立政权

缴了县区所有警察的枪，如惊弓之鸟的国民党县党部的人觉察到了形势不对，于是立即行动，将县党部的大牌子摘下，人员也转入地下。当吕其恩部队想起要去逮捕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时，他们已经逃跑了。

先遣支队接管庄河后，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每个人都身兼多职。据韩彬回忆，他除了担任电台队长兼报务员外，还兼任组织科科长，负责部队扩编和政府各部门的干部调配，还负责收缴武器和保管。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战败国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至此，给人类带来沉重灾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在日本签署投降书当日，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的城市的工作指示》，要求“新解放的县城，在根据地已有该县县政权者，立即入城办公，在根据地尚无县政权者，在城市中成立临时县政权，在较大的城市中还须成立市政权”。同时要求尽量争取公用事业及财政机关的原有人员照常工作；有计划、按政策搬运城市中的机器及重要材料到根据地，以解决将来我们的军火与工业生产的困难。

9月4日，山东军区报中央军委：

胶东报派一个排乘汽艇去大连，现未返。据大连来船谈，水路无问题。

9月6日，吕其恩派柳运光带领一支武装小分队准备到旅大地区，并设法与当地的苏军进行非正式接触。

当时的旅顺与大连，苏联拥有了驻军权。然而，行政权力应该归谁呢？苏联一开始是想将旅大区的行政权交给国民党。可是，苏联后来发现，前来东北接收的国民党军，都是在美军飞机、军舰的运送下来东北的。如此一来，国民党的陆军一到东北，伴随而来的就是美国的海空军。这使苏联紧张起来，担心美国的海空军以运兵为理由，大举进入东北，那将对苏联的势力范围造成很大的威胁。尤其是国民党还将大连也列入了登陆地点，打算让国民党军在美国军舰的运送下，由大连登陆进入东北，这更使得苏联方面恼火。于是，驻大连的苏军拒绝美国军舰入港，致使搭乘美国军舰的国民党军队也无法登陆上岸，而由陆路进入大连地区的国民党行政、党务人员也被苏联军队赶出了大连。

当柳运光带领的武装小分队走到皮口时，遇到了先期到达大连的吕塞和赵恩光带领的大连工人武装300余人，他们准备到庄河与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会合。

柳运光当即把情况汇报给吕其恩。吕其恩派14辆卡车把吕塞和赵恩光带领的大连工人武装拉到庄河。

通过吕塞和大连支部的汇报，吕其恩获得了重要情报：苏军只控制大城市，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不干涉，八路军可以在城市里以非武装组织的形式活动。

吕其恩通知吕塞立即返回胶东，汇报与苏军接触后的情况。

9月8日临近中午，被吕其恩派回胶东的吕塞返回胶东区，他向许世友、林浩详细汇报了吕其恩智取庄河及与苏军接触后的情况。

9月9日夜，在吕其恩部队扎稳庄河、局面被我方掌控的情况下，吕其恩即令支队电台台长韩彬在伪县公署办公楼西侧一处平房里架设电台，分别上报胶东军区和延安中央，报告支队顺利占领庄河县城的经过、庄河一带敌伪组织状况与群众情绪；电报还报告了苏军只占领了少数大、中城市，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均未占领的现状。电报里明确一个事实，苏军对我方在乡村开展活动不加干涉。电报里建议速派大部队沿着先遣支队经过的“海上通路”挺进东北地区。

据时任先遣支队机要科科长张宪文回忆：

我们直接和中央联系，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东北了，到了庄河县了，苏联红军只占在大中城市，连县城都没有占，都是伪政权。苏军只控制大城市，对八路军在乡村的活动不干涉，八路军可以在城市里以非武装组织的形式活动。9月1日给中央发的第一封电报内容是报告登陆情况，第二封电报是报告我军在庄河解除地方武装情况。

由于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北的局势变得异常复杂起来。是否要派大部队挺进东北？这样的决策，中共中央可以说是慎之又慎。

先遣支队发来的电报，是中共中央获得的关于东北地区和苏军态度的第一份详细的情况通报，是中央最初确定东北战略的主要依据。尤其是提议“尽量多派”部队到东北“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使党中央及时清楚地了解到东北地区的现状以及苏联对八路军在乡村活动不干涉，可以在城市以非武装组织进行活动的重要信息，所反映的情况对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调整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参考作用。

此时，由陆路向东北进发的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曾克林的部队已经到达沈阳数日，但延安尚不知情。当曾克林随苏军代表乘机抵达延安时，已经是9月15日了。毋庸置疑，先遣队这封价值极高的电文，是中共中央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这一全局性战略决策，并据此扩大派遣部队和干部规模的重要依据之一，坚定了中共中央夺取东北的决心。事后，毛泽东、周恩来对先遣支队给予了高度赞扬。

根据吕其恩汇报的情况，9月10日，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林浩两次致电山东分局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汇报了吕其恩部队侦察情况，并建议分局速派干部及部队由胶东去东北，以开辟东北解放区。

第一封电报：

中央军委：目前红军主要控制大城市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谣传甚多，有谓中央军要来。伪组织有的等待，有的畏罪逃跑，亦有个别城镇被小股土匪抢占。群众情绪极高，到处殴打日人，并自发组织抗日门会及祖国建设团体，亦有些组织及活动作用相当大。我登陆略一号召，即有数百人报名参加工作，开展条件极为有利。

胶东区党委九月十日电罗（注：罗荣桓）黎（注：黎玉）并报中央

第二封电报：

中央军委：从胶东区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我们意见万（注：万毅）可率部从胶东前往（船只不成问题），中央分局如有干部请尽速派来，以争取先机抢占与开展工作。

胶东区党委九月十日电罗黎并报中央

第三封电报：

中央军委：吕塞同志率一个排去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曾与红军非正式接头，拟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群众团体亦可。

胶东区党委九月十日电罗黎并报中央

三封来自前方的电报，使黄土高原窑洞中的领袖们顿时充满了信心，他们立即按毛泽东的意见，向各大区下达了派大军去东北的指令。

中共中央收到吕其恩部队发来的电报非常高兴，根据吕其恩和胶东军区汇报的情况，于9月10日电示山东、冀鲁豫、晋察冀各区，决定除原调之4个团外，再每团抽出1500人—2000人组成10个团开赴东北。9月11日，中共中央又两次电示山东分局,决定加大派兵进入东北，电报全文：

山东分局：

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查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000至30000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我军进入东北活动，一律不事声张，不用八路军名义，而用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其他军队名义。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之中等城市到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红军建立民主秩序，对红军亦不用八路军及党的名义进行正式交涉（非正式交涉是可以的），而用地方军及群众面目与红军交涉。此外另派城市工作干部到东北红军占领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组织群众团体，改善人民生活，出版报纸，发动民主运动……

并致电重庆代表团：

胶东区党委派一排武装乘汽船到大连与红军联系，现已返回，红军（注：即苏军）某少将与之非正式接头。据称我在乡村活动，红军不加干涉，在大城市组织非武装之团体亦可。现红军只控制大城市及要道，乡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伪组织有的等待，有的畏罪逃跑，有的小城市被土匪占领，群众情绪极高，自动殴打日人，并有自发组织。我登陆略一号召，便有数百人参加工作。从胶东去东北，水路甚便，亦甚安全，部队过海船只亦不成问题。胶东已决定派两个营及百余干部即去东北。我们根据上述情况，已电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由肖华率领即日分散进入东北，并已电华北各地去东北干部即日集中启程。

1945年9月12日，在伪县公署会议厅，吕其恩主持召开庄河伪县公署人员会议。邹大鹏宣布：自即日起解散庄河县治安维持会，成立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吕其恩任县长，王德真任秘书，掌管一切政务。伪职员基本上全部留用，分别任代理科长和科员。由柳运光起草，以庄河县县长吕其恩名义，发布庄河县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公告。

当日，在庄河街召开万人大会，宣告庄河县民主政府成立。

这是东北光复后建立的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

同时，又召开公判大会，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日伪副县长岛濑久一郎和罪行累累的伪县长关德全、伪庄河法院监狱长孙风舞，并打开监狱，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思想犯、经济犯。

趁当时的革命大好形势，吕其恩着手扩大军队，壮大自己的武装力量。经过发动群众、宣传教育，在庄河县城很快形成一个参军热潮，几天时间就有1000多人参军，用缴获的日伪警察800余支长短枪武装了队伍。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支队领导决定，将“东北军”的番号改为“庄河县保安大队”，派随军同来工作的邓东和首长们的警卫员王成学、初克己、张盛文等同志，分别担任正副大队长和教导员，具体抓部队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

五、乘胜追击

先遣支队在庄河县短暂休整之后，根据中共中央“相应向外扩展迎接渡海大军”的指示，支队领导决定以庄河为据点，支队领导兵分三路，向东、北、西扩展，西取城子疃（今城子坦）、貔子窝（今皮口）、普兰店，北克岫岩，东挺安东。

西路，奔赴城子疃、貔子窝（现普兰店）和瓦房店等地，伺机进入大连。

9月17日，吕其恩率领陈云涛、李光、段品三等850余人的部队往普兰店方向进军，准备进入大连。临走前，他将巩固和发展庄河红色政权的任务交给了秘书王德真。

先遣支队越过碧流河，进驻了城子疃，以辽东人民自治军的名义接收了城子疃地方维持会，建立了城子疃区人民政府。

翌日，先遣支队又接收了貔子窝，摧毁了日伪残余势力。

貔子窝地区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日伪警察、汉奸、国民党特务、土匪横行。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吕其恩、柳运光、陈云涛、李光等召集貔子窝地区商会、地方维持会头头开会，宣布限三日内解散地方维持会及其保安队，将枪支、弹药全部上缴辽东人民自治军司令部，违者依法惩处。并张贴布告，广为传播，使大批枪支、弹药和各种战刀等被上缴到辽东人民自治军司令部。

而后，吕其恩带领800人的部队准备进入大连，陈云涛、李光、段品三带领新扩建的县大队50多人继续留守貔子窝进行新政权建立工作，派李光率部前往瓦房店开辟复县工作。

部队在进入大连途中，被苏联红军阻止。于是，吕其恩返回貔子窝，让陈云涛在建立新政权后，再寻机随着大连市地下党的同志进入大连。

9月25日，新金县民主政府在貔子窝成立，陈云涛担任新金县第一任县长，王心海任副县长。陈云涛在县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宣读了《施政纲要》，宣布立即废除敌伪统治时期的会村屯统治机构，严惩一切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与日伪勾结欺压百姓的恶霸地主，肃清土匪，保卫人民，发展生产，兴办教育，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之自由权等，同时废除日伪所设诸会，初划出3个行政区。

10月4日，普兰店地方维持会会长薛彗堂、保安队长陈光甫等人拒绝共产党接管普兰店地方维持会，并在普兰店北街设下埋伏，准备伏击我军。为避免武装冲突，陈云涛遂带领部队于10月5日傍晚绕道从普兰店南部开进街里，并与普兰店苏军警备司令部取得联系。在苏军的协助下，陈云涛以人民自治军司令员的身份，带领自治军大队长李光、政委刘戈、副政委孙悌清与普兰店维持会谈判，迫使该会解散，保安队交出武器，服从人民自治军改编。而后，成立普兰店特别区公署（后改区公所）。

北路，攻克岫岩等地。

岫岩是沈阳、大连、安东之间的中心地带，又是山区，不管是对加强先遣支队已收复的沿海城镇和登陆沿线，还是为准备与国民党反动派开展长期的武装斗争，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岫岩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先遣支队占领了城子瞳、貔子窝、普兰店、青堆子、大孤山一带沿海城镇后，吕其恩等支队领导又及时做出了夺取岫岩城的决定。但是，由于先遣支队的力量比较薄弱，再加上对岫岩的军政情况不甚了解，要攻占岫岩困难是很大的。关于岫岩的情况，吕其恩等支队领导只是听苏联红军驻亮甲店的司令官格鲁牛欣少校作过简要的介绍，说苏军由北向南推进，经过岫岩城时，查封了伪满岫岩驻军的武器，并令其等待中国政府和军队前去受降、接管。中国军队未到之前，暂由他们维持岫岩的地方治安。

为了进一步摸清岫岩城的有关情况，支队派人前往侦察了解。根据获得的情报，盘踞岫岩的是汉奸、伪满工兵上校宋鼎铭。宋鼎铭又名宋祥文，原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后又投降了日寇，其部下有千人以上的伪满国兵，他们孤守在岫岩，正急迫地等待着国民党政府前去接收。吕其恩率领八路军先遣支队登陆庄河之后，宋鼎铭就千方百计地探听先遣支队的来历及有关的动向。他很快地意识到先遣支队不是东北军，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用他的话说是“冒牌东北军”。吕其恩等支队领导对前述情况进行了分析，意识到攻占岫岩的困难比智取庄河要大得多，虽然如此，但从整体考虑，必须要主动出击。

9月22日，先遣支队领导研究决定，派副司令员于克、政治部主任柳运光、庄河县保安大队长邓东带领新扩建的县大队两个连，以“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五支队”名义前去岫岩受降。于克、柳运光带领部队途经大孤山、达子营北行至岫岩以东的洪家堡时，敌人派出的“代表”，以没有明确的受降条件为借口，阻拦他们前进，要他们先派出代表进城，双方就接管和受降事宜达成协议后再进城。对此，于克、柳运光当即作了研究，决定由柳运光亲自率领几名干部和警卫人员，以东北军的名义，当晚进城与宋鼎铭谈判。当晚没有达成协议，第二天上午，宋鼎铭又率伪岫岩县“文武头目”前来洪家堡子与于克、柳运光继续谈判接管和受降事宜。敌人根本没有投降缴械、听从先遣支队接管之意，仍以种种借口拒绝部队进驻与接管岫岩。此时，于克、柳运光带领的部队一面屯兵于洪家堡，一面又派柳运光前往金县亮甲店找苏联驻军司令官，要他派部队重返岫岩，帮助解决先遣支队接管和受降问题。正在此时，宋鼎铭部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偷袭了先遣支队，迫使先遣支队退却，进入洪家堡子南山。正在敌我双方对峙和发生多次小的军事摩擦之际，苏军赶到。但是，由于苏军司令官对这个严重情况估计不足，只派出了一个排的兵力，所以战斗也失利了。后来，渡海作战的主力部队赶到，经过围歼较量，这股伪满的反动武装终于被先遣支队击垮了，岫岩城得以解放。

东路，开辟安东根据地。

1945年9月18日，吕其恩率李进国、隋从新及扩建的县大队100多人由庄河出发，浩浩荡荡向安东（今丹东）挺进。在途经孤山镇时，先遣支队在这里停留了两天，建立了孤山区民主政府。9月20日，先遣支队继续向安东挺进。

然而，安东的情况远比庄河复杂得多。在八路军先遣支队进入庄河之前，以伪安东省省长曹承宗为首的敌伪分子和一些土豪劣绅，成立了“安东省地方治安维持会”，曹承宗自任委员长。维持会成立后，成立了自上而下的统治机构，行使行政管理权。实质就是欲全面掌控东北，遏制八路军进入，等待国民党政府全面接收。8月27日，苏联红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坦克旅少校营长格列牛钦率领1个营约300人进驻安东市，并在安东市日本旅馆（现为铁路招待所）设立苏联红军司令部，少校营长格列牛钦任司令。曹承宗派维持会外交委员王晋卿带领特务与妓女，用酒、色、财物拉拢贿赂苏军，以此拖延收缴他们武器的时间，企图为国民党网罗日伪官吏、收编政治土匪、拼凑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创造条件。与此同时，国民党各派反动势力在安东活动猖獗，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从沈阳派张鸿达来安东组建安东县党部，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主任罗大愚派张长福秘密组建安东市党部，同时委派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派来安东的军事指导员程玉昆、汪志博、特务高元卿来安东发展特务组织。

1945年9月23日，吕其恩率八路军先遣支队进驻安东。

进驻安东后，吕其恩即派人同苏联红军司令部商谈接受政权事宜。他们被一队斜戴船形帽、高鼻深目、背着转盘式冲锋枪的苏军拦住，部队只好原地休息待命。吕其恩带着翻译去和苏军指挥官交涉，苏军司令部司令格列牛钦少校以恪守《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防止冲突为由，不许吕其恩部队进入市内接受政权。交涉的结果，只允许吕其恩部在市西郊八道沟、东郊东坎子一带活动，不能进入市区。吕其恩遂率部驻扎在八道沟原伪警察学校（现丹东市第一医院）附近的居民家里。

面对严峻的现实，吕其恩果断地采取了几项重大决策：

其一，主动接触苏军上层军官，联络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消除误解，争取支持。号召全体指战员，主动接近苏军下级军官、执勤士兵，广交朋友。

其二，令吕蒿、尉达夫、连奇等公开身份，取得苏军谅解后在市区公开招兵。

经过多次协调，苏军同意吕其恩军队驻扎在安东市郊区，但不准用八路军的名义。吕其恩决定成立安东市保安司令部并任司令员，邹大鹏任政委，张奎任参谋长，以“安东市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在安东开展工作。安东市保安司令部成立后，吕其恩立即组织在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卫队、护厂队，在公安街原伪安东警察厅成立了安东工人武装总队，自卫队员达3000多人。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电告东北局《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其中要求“万毅部5000人及吕（吕其恩）、于（于克）等在庄河地区新发展之3000人，应背靠朝鲜鸭绿江，以宽甸、桓仁、通化、辑安（今集安县）为后方，分散布置于营口、浑河及沈阳、永吉铁道以南，包括辽东半岛及辽宁省南部海岸……必须在20天至一月内渡过二三万部队和干部，否则决不能完成你们的战略任务。”“必须用全力迅速组织渡海。”

从中央9月28日的具体部署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八路军先遣支队已发展成为3000人的队伍。

10月3日，胶东军区北海军分区参谋长王奎先，率领独立团一营在庄河打拉腰登陆，由大东沟进驻安东。

10月8日，与安东保安司令部合编为东北民主自治军第三支队，王奎先任司令，吕其恩任政委，担任安东的警备任务。

17日，以王奎先所率独立一团一营为基础，将新扩大的几支劳工游击队400多人和一营在安东招收的200多人扩编为团。

10月上旬，肖华、程世才等奉令率4个师12个团近3万兵力从山东省的龙口、蓬莱、烟台等地出发，从海上进军辽东省的貔子窝、庄河、大孤山、大东沟等地登陆。吕其恩派汽车把肖华等人从庄河接到安东。

随着部队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安东地区影响不断深入，已具备接收安东伪政权的能力。吕其恩领导的八路军先遣支队拥有一支势力较强的地方武装，又有肖华的东满自治军做后盾，武力解决安东省维持会及其武装、摧毁敌伪临时政权都不成问题。但是，此举没有获得苏军同意，根据《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要求，一切武装在苏管区域不准动武。

此时，安东地区集结了从山东渡海过来的数万部队，他们来时把一些武器留给当地部队，加上安东新招的数千新兵，武器装备十分匮乏。原来打算通过苏军的帮助获得日军的武器装备，谁知事与愿违。苏军借口与国民党政府有协定，东北要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的行动加以限制。

直到1945年10月，苏军态度转变了。

1945年10月上旬，吕其恩令孙已泰（原安东市公安局局长，后任辽东省公安厅厅长）带领我地下工作者筹集武器装备。得知安东日伪军火库完全由苏军接管，苏联人喜欢自己的冲锋枪，对缴来日本的步枪不感兴趣，扔在没锁大门的仓库里。为了取得这些枪支弹药，吕其恩部战士主动和苏军交朋友，联络感情，和苏军下级军官、士兵尤其执勤人员一起喝酒、聊天。关系逐渐密切了，要求他们提供枪支弹药。开始，苏军还不便于明里提供，就雇人从地下管道钻进去，偷偷搬运。进而，夜间破墙而入，把枪支弹药垛到别处，白日搬运。后来组成一个搬运排，光天化日之下，用大车小辆到库房里拉，苏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着没看见，或者装装门面，朝天放几枪，以掩人耳目。

在苏军不允许武力解决安东省维持会及其武装情况下，吕其恩、邹大鹏一面奉命加紧做苏军的工作，一面带领身边干部和警卫人员，几度走进安东省地方治安维持会，与曹承宗等人协商接收事宜，向他们宣示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向敌伪发出通牒的电文精神，向他们申明大义，晓之以理。但曹承宗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认国民党政府为正统、合法的政府，其他任何军民无权接收为由，予以拒绝。后来吕其恩几次去做争取工作，均遭到拒绝。

10月6日，曹承宗派人到沈阳面见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请求急速派兵接收安东。李遂任命程玉昆、汪志博为安东军事指导员，到安东从事建军工作。他们来安东后，秘密成立了安东地区军事指导员公署，将维持会所属的爱国先锋队、公安局、宪兵队、铁路警护队等武装团体统编为5个大队，约2000人，任命王友全为总指挥，安东县公安局局长赵惠卿为副总指挥，并于9日晚召开军事会议，作了战斗部署，妄想趁翌日全市庆祝“双十节”之机，将进入市内海关宿舍的我方公安队缴械，把我方挤出安东。但因公安队早有防备，未得逞。

10月13日，伪安东治安维持会为阻止我方接收，请求苏军保护。苏军司令部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派兵进驻该会。14日，伪治安维持会欲再次举行暴动，因事泄而未成。

10月19日，王光叛变，率近百人队伍，由高元卿引进安东。王光进安东后，戴上“安东爱国先锋团”的符号(仍穿伪军服)，与“爱国先锋团”同吃同住。他伙同国民党辽宁省党部第三督导区督导员张鸿达和高元卿等在各学校进行反苏、反共、拥蒋、亲美的反动宣传，欺骗愚弄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参加了王光部队。程玉昆和石静海（“安东爱国先锋团”的稽查处长）又串通日本特务吉冈正隆、笠原弘藏等人宣传国民党的“保护日侨利益”，破坏共产党的外侨政策，从而拉拢逃散的日本军警60余人也参加了王光部队。这样，一支蒋、敌、伪合流的反动武装组成了，王光部队成为安东反动势力的主力和支柱。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势，10月20日，吕其恩令军法处将曹承宗逮捕。

1945年10月31日早晨，东满人民自治军参谋处长吴瑞林和第三支队司令员王奎先带领两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安东西郊搜索追剿。经过战斗，在三股流地区，当场击毙匪首王光，那些伪国兵在我军的严厉打击下也乖乖地举手投降了。这场不到3小时的战斗，共毙伤敌30余名，俘敌200余名（其中日本军警50余名），缴获机枪4挺、长短枪300余支、战刀30余把、东北作战地图两张，手摇电话机1部。那些正向安东蠢动的伪警察，听到三股流战斗失利的消息，全作鸟兽散。

三股流战斗是一场不大的战斗，可是它却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打出了我军的军威，使敌人闻风丧胆；它使各界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它使被蒙骗的青年学生认识到国民党“正统”的真面目。除此之外，它又为我方接收敌伪政权、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

1945年11月1日，吕其恩与苏军联系，领着苏军司令格列牛钦少校，看过被俘虏的日本军官，又看过我军的伤员，让他明白蒋伪日合流的本质是反苏、反共和反人民。在真实铁证面前，苏军认清伪维持会反动面目，格列牛钦最终同意中共军队接收敌伪政权，在安东全市区进行肃反活动。

11月2日，吕其恩率八路军先遣支队收缴了伪警察、爱国先锋团、安东市和大东沟维持会所属的武装枪支，解散了安东省、市、县维持会，接管了原伪满统治机构和原安东省公安局、监察院、法院和监狱，摧毁一切敌伪组织。

1945年11月5日，安东市民主政府成立，吕其恩任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张雪轩任副市长。

不久，中共安东市委成立，吕其恩任书记，张雪轩任副书记。

至此，挺进东北先遣支队胜利地完成了挺进东北“兵分三路，向东、北、西扩展”的任务，为我党的军队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进入东北腹地取得战略上的完全主动，并最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迎接渡海大军到达东北的过程中，先遣支队按照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为实现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再一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加强与胶东渡海指挥部的联络，组织接应登陆部队，东北局在庄河设立了以胶东第六师政委李丙令为指挥的海北海运指挥部。吕其恩命令陈云涛负责在庄河、貔子窝沿海搜集船只。几天时间组织不同规模渔船近百条，并准备了大批粮食，安排了部队的食宿，配合胶东区党委日夜不停地往东北运送部队和干部。

从1945年9月中旬开始，辽东各港口码头几乎天天像过节一般热闹。一条条征集的船会合，一支支队伍开了过来，然后一支支队伍登陆上岸，形成了有史以来少见的另一番“闯关东”的壮观景象。

根据东北军区后来的统计，从1945年9月至12月，经海路在庄河打拉腰、花园口、大孤山和貔子窝四地登陆的党、政地方党政干部有4000多名，主力部队有40000余人。在这些人当中，就有罗荣桓、肖华、杨国夫、罗舜初、万毅、罗舜初、罗华生、吴克华、梁兴初、彭嘉庆、李丙令等为新中国诞生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帅。

在这次进军东北的行动中，山东军区的主要领导和主力部队几乎悉数进入东北。除第一师、第七师、渤海新编师和第六师的一部分，经冀东过长城到达东北和从兴城登陆外，其余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均从黄县的龙口港、黄河营和蓬莱栾家口出发，在庄河的打拉腰、花园口、大孤山和貔子窝等地登陆。海运期间，除山东军区第七师参谋处长石潇江等30多人所乘的木船中途触礁遇难外，均安全到达。这些登陆部队与地方干部，经过短暂休整后迅速挺进辽东山区和辽南大地。这支队伍构成了东北野战军的基础，并在其后的东北解放战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先遣支队及进入东北后扩编的广大指战员，在完成三路进攻使命后，追随山东渡海部队奔赴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其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四十军和四十一军以及一部分四十三军都是从这支渡海部队中诞生出来的。也有许多人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把自己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东北这块土地上。

挺进东北先遣支队主要成员在完成特殊使命后，分赴解放战争各区域，后来都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吕其恩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沈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兼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五分部部长、党委书记，哈尔滨市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第二书记等职；邹大鹏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军委情报部第二副部长，中央政府政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等职；于克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吉林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公安厅厅长、常务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柳运光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局副局长、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成都地质学院党委书记等职；陈云涛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企业局水泥公司经理、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建筑材料企业管理局局长、重工业部建材管理局局长、国家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等职。

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从1945年8月组建到10月末，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圆满完成赴东北侦察的重要任务。他们向在延安的党中央发出最早的一份关于东北地区和苏军态度等情况的电报，使党中央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做出正确的判断；成功开辟了庄河、城子疃、貔子窝、普兰店、青堆子、大孤山、安东等沿海一线和瓦房店、岫岩等向北纵深要地，打通了八路军由胶东向东北地区输送部队的海上通道；解放了辽南和安东，建立了东北第一个县、市级人民政权，为我党的军队在国民党军队到达之前进入东北腹地取得战略上的完全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干部战士及后来发展壮大的武装队伍，经过休整，分布东北各地，为开辟和创建东北革命根据地，并最后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姜泽新1983年口述的调查材料

2.《回忆吕其恩同志》，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会、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会编；哈尔滨出版社1989年9月出版

3.《庄河记忆》大郑专刊：《1945年发生在小郭店的故事》

4.吕其贵口述材料：《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北渡见闻记》（《长海文史》1994年第一辑）

5.吕其伟口述材料：《难忘的两天一夜》（《长海文史》1994年第一辑）

6.《解放战争时期的安东市委》，中共丹东市委党史研究室唐庆雄主编

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194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

作者简介：潘龙，辽宁省庄河市人，1964年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庄河市王家镇人民政府副处级调研员、副镇长。在国家、省、市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稿件300余万字，曾担任多部书籍编委，参与《庄河市志》《长海县志》等多部地方史、志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