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可欣：人与自然的风俗画

阿娜河又名塔里木河，有母亲河的意思，小说中重点讲述的茂盛农场就建在阿娜河畔。茂盛农场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场景，而作者却选择了比茂盛农场更为宽阔的“阿娜河畔”作为标题，以自然的天地取代人造的领地，可见小说所讲述的不只是人的故事，更有山川天地、自然风物。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人和自然的相伴相生，构成了一幅质朴苍茫的新疆风俗画。

小说用了较多笔墨描绘此间的代表性风貌，让读者能更深切地理解新疆生产建设的环境，从而理解拓荒者的艰辛。而阿娜河却呈现出另一种温情柔美的面貌。阿娜河是生机的象征，给河畔的农场带来了开荒破土的机会，在小说诸多的人世变迁之外，阿娜河更像是活的生灵，它贯穿了全部故事的发生，并提供了一种恒定而抽离的视角，以自然的双眼俯察众生、见证万物，呈现出回望历史的姿态。

水源是农场建设的基础，开荒修渠、改造阿娜河，将土地建设成“瓜果飘香大树成荫的荒漠绿洲”，是农场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构成了整部小说及诸多人物的行动动力。农场的第一代建设者是开荒者，如明双全修水渠、建工厂，为农场的基础建设不遗余力；如成信秀作为水利专家建过大桥修过水库，阿娜河流到哪里就去过哪里。明中启和石昭美作为茂盛农场的第二代人，则是农场精神的传承者，当身边的人纷纷为了更好的前途离开农场时，二人依然坚守此地，“人跟着水走，阿娜河畔上千年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即使茂盛农场从地图上消失了，但阿娜河永恒存在，它是农场建设者们的精神寄托，默默见证着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踏进同一条河流。

小说在多个章节和段落中穿插描写了阿娜河的风景：冬日结冰，春日化冻，夏日水流充沛。阿娜河一次又一次的冻结与破冰，见证着自然的变化、四季的更迭以及农场三十多年的历史变迁。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也发生了众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作者选择了回避对历史事件的正面描绘，隐去了人物命运的来龙去脉，只挑选了其中最为私人化的部分，从成信秀与许寅然、石勇青之间复杂的婚恋关系，到石昭美与明中启的分分合合，以情感的起伏来衬托命运的捉摸不定。小说将人物的命运与自然做类比：“命运就是时间、风、尘暴和四季，命运没有公平不公平和对错，也没有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命运就是自然本身。”这句话乍看似乎是对于命运的妥协，将渺小的人放逐于浩瀚的自然中随波逐流。但不能忘记的是，这里的自然更指的是新疆这片土地上的自然，它是坚不可摧、艰苦荒凉的存在，却又历经几代人的执着建设而悄然发生着改变。从这个角度再去理解这句话，又未尝不能将其看作是对命运的看破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

小说的开头是茂盛农场第一座小学的建立，尚是学生的明中启遵循老师尤汪洋的教诲，信守“眼望四野万象，心如平静磐石”；小说的最后，茂盛农场整体搬迁消失于地图，老迈的明中启与学生们再度相见。时间似乎形成了一种闭环，一种人世的因果循环，在这种循环中，人的存在变得无限渺小，甚至存在本身也变得脆弱和不确定。私人化的爱和恨最终都被宽恕和谅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历史时移世易的苍凉感慨，在这样的变迁中，因有阿娜河这般恒常的意象作为锚点，才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循环背后的沉重底色，并提供一份继续流淌向未来的可能与希望。

张力文：抵御虚无的坚守者们

从上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五十余年间，三代援疆人的故事被浓缩在阿舍简洁平实的叙述中，贴近自然的文字里流动着坚守者的大爱和信念，对现代读者而言陌生的时空由此展开丰富的一角。身为女性作家，阿舍以独到的细腻笔法记述三代女性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女性心理和情感的微观切口折射出援疆建设和时代变迁的宏大叙事，提出了在当下仍然值得思考的时代之问。

矛盾和对立贯穿小说叙事，裹挟着人物在命运洪流中前进。在物质层面，人们对抗艰苦环境开创未来；在精神层面，命运的阴影始终笼罩，人们立足于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憧憬，对抗命运和虚无。小说中，明中启作为建设茂盛农场的中流砥柱承载着诸多对立，他的弟弟明千安则是作家用来揭露存在与虚无对抗的精神符号。千安决定独自看守水库时对于自然与社会、自由与束缚、个体与集体乃至实在与虚无的思考，是致敬援疆父辈之外的暗线，世情虚无固然沉重，战胜虚无的决心更显光辉。

小说中，人们对抗虚无的方式即是强调自身的存在，人生路线则是坚守自己最初的抉择。存在是已经取得的经验、内心深处的追求、继承他人的信念，也是客观存在的自然风光和包容一切的阿娜河。小说中，沉重的叙述总与美丽的景色穿插承接，调控叙事节奏。而阿娜河作为书名，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也象征绝对的慈母之爱。石昭美被婚姻伤害后逃避到一间餐馆，其中的新疆老板娘即是阿娜河的拟人化身。她和石昭美素昧平生，却能理解她的伤痛和眼泪，两位女性一同哭泣，无条件的共情是阿娜河抚慰所有子民创伤的象征。阿娜河畔的建设者们的伟大之处也在于此，即使面对命运的重压，也依然能不屈地生活，坚守理想。

施岳宏：向家国汇流的家庭之河

在谈及《阿娜河畔》的书写对象时，我们似乎也应关注人类活动对土地的能动性：是几代农垦人的艰苦劳作，养育了河畔农场的一方水土。从父辈义无反顾的迁移和安居，到主人公明中启一代的兴荣、困顿，阿舍的这部长篇小说既是边疆农地由废至兴的地方志，也通过对几组爱情、婚姻故事的营建，勾画出一段令人感叹的家庭扎根史、成长史，让个人与土地、家庭与家国在小说语境内交融互映，折射出熠熠生辉的精神之光。

在《阿娜河畔》的故事伊始，叙事的起点便锚定于家庭与国族命运天然相连的必然同一性。从明中启随母亲来到新疆、与父亲一同汇入援建农场的集体生活开始，一个看似简小的家庭便与更阔大的国家命运合流汇融了。望着面相粗犷的父亲，心智早慧的明中启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远离他”，谶语般的心理独白将主人公的成长轨迹早早铺陈。作为援疆者的子女，明中启与生俱来地领受着投入农场建设的光荣使命。随着情节推进，个人成长与集体奋斗深度结合，家庭生活与国家发展紧密相嵌。一次意外折跛了许寅然的腿，从此扭转了成信秀与石永青的爱情走向，令三人原本简单的情感关系彼此纠缠；一场饥荒逼迫明中启暂弃原则，强抢甜菜，种下恶果，于文革时期招来仇家报复。近乎纪实地书写命运之苦，令小说人物的成长轨迹与家国命途同频共振，也使小说的内部空间与真实的外部世界形成联结，获得现实感、厚重感。而在阿舍笔下，这种种不可回避的飞来横祸、自然天灾不是简单的戏剧性设计，更是折射家庭生活本色的重要线索。当明双全以“一种死皮赖脸的高兴劲儿”与妻子敬酒碰杯，当着孩子们的面感叹过往艰苦时，李秀琴瞬间感到“苦涩与甜蜜一股脑儿地顶到她的喉咙处，让她想说什么，却又无言以对”。而她回以的嗔笑和挖苦“让明双全听得心花怒放”。在一对老夫老妻细微的举手投足间，国家建设之路上的曲折坎坷浓缩为家庭生活的五味杂陈。这份苦楚与甜蜜杂糅后的难以言喻，落实为《阿娜河畔》家庭叙事中最真切的情感本色。

在更具体的叙事进程内，比起反映一众群像在事业建设中奋斗克险的磅礴、宏大，《阿娜河畔》的家庭叙事显然更关注生命个体在集体奋进中细微的情感互动与流变。这正是阿舍笔调的独特所在，她简省地勾勒茂盛农场的演变，而将更多笔墨填置于人物们的亲缘交互内，诸如许寅然、成信秀、石永青复杂的关系变化，以及石昭美、明中启、楼文君互生的情愫及信任危机，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篇幅，也打破了读者对主旋律作品中出现宏大叙事的惯性期待。即便明中启对楼文君的隐性爱慕被妻子察觉，埋下婚姻破裂的导火线，即便石昭美渴望离开农场、往城市寻求美好生活的愿景与丈夫扎根边疆的恒心背道而驰，夫妻俩的关系依然紧密纠缠、难舍难分，最终从坎坷步入顺途。女儿受伤、好友劝慰等外部因素确实推动了二人自我反省，互相体谅，但就本质而言，那些缝合情感裂痕的细密针脚源于阿舍在家庭叙事中细致建构的日常琐屑，是中启与昭美共享的一桌桌饭菜、一次次倾谈，是在集体生活中的每一次患难与共，也是所有温情瞬间的相互黏合。在小说结尾，明中启和石昭美选择留守人去屋空的农场，选择陪伴这片由自己亲手养护的土地，至此，我们便能完整观察到《阿娜河畔》中家庭成长与家国建设的双线并进，以及家庭之河朝向家国的必然汇流。

由此延伸，茂盛农场并入其他农场的结果何尝不是一种家族延绵式的江河入海？正如阿舍描摹的四季轮替之景：“又一个春天来到。阿娜河边的残雪融化了，青绿色的河水缓慢地流动起来，回到北方的候鸟在天空中鸣叫，杨树的枝条开始变得柔软，没有几天，就像披上了一层随风摇曳的绿纱。”合并后的边疆农场也将迎来一个更加生机盎然的春天，如同家庭在诞生、成长、裂解后与国族构成更深切的命途交汇。总体而言，《阿娜河畔》的家庭叙事是众多援疆家庭际遇的缩影，它的故事温煦、动人，作为一本烙印着异域风采的家族传记，它是献给边疆建设者们最有温度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