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梁小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长城》《作品》《大家》《鸭绿江》《山花》《大益文学》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曾获萧红青年文学奖、天鹅文艺奖等奖项。

背对世界

文|梁小九

一

医院里挤满了人，各个窗口都排着长队。挂号缴费，考验耐心和意志。窗口递过来一张单据，崭新而无情，我去找大夫，可我不知道大夫在哪一间诊室，医院太大，走廊像迷宫一样，我本来就头疼，面对岔路、转弯和导引指示以及幽惨的走廊，我的头更加疼痛难忍。对面来个小护士，护士令人尊敬，我和她打招呼，并说明我要去的诊室，她戴着口罩，手指白皙，指向前方，让我走过去左转，右转，再右转，下楼，再左转，再左转，如此，就到了。女护士语速很快，我的思路有点跟不上，脑海只能里勾勒出一张不太完整的路线图，但我认为已经基本解决问题，我需要下楼，然后……然后就再说吧。

下了一层楼之后，人也少了不少，空气也不那么稀薄了，我猛烈而贪婪地吸了两口，这算不算占医院的便宜，我还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医院里做深呼吸肯定比大街上成本要高一些。医院不会对空气额外再收费，实际已经打包在医疗费里了，这做法很古老，它来自先民的智慧。

不说这些了，谁让有病呢，越想越头疼，我要快一点找到大夫。

我知道大夫都穿着白大褂，他们可以戴眼镜也可以不戴，一般胸前挂个听诊器，可能技术进步之后，也不需要那些啰里啰唆的东西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看就有大夫那种特殊职业的气质，这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也不会有的。

这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妻子让我回去的路上买菜，她说一个客人要来家里晚餐。我嗯嗯答应。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你看着办吧。买菜是我的日常工作之一，这份工作不好干，就是因为总要“看着办”，我常常在菜摊面前迟疑，不知道该怎么办。

挂掉电话，我看见一个人，穿白大褂，匆匆忙忙走进一个房间。我跟他一起进入房间，进去之后，我才发现有点尴尬，我错把厕所当成了诊室。白大褂迅速解开腰带，对着小便池臀部肌肉紧缩了几下，隔着裤子也能看到肌肉的强健。然后，我听见腰带卡子咔咔响了几声，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拉起拉链就往外走，差点和我撞在一起。我说，我是病人。他笑了一下，似乎觉得病人这种身份在医院里根本不值得一提。

我尾随大夫，一直跟到他的诊室，这真是一个奇迹，他的诊室竟然只有大夫，没有任何一个病人。看我进来，他甩了甩手，有几滴水还甩到了我的脚面上。我看出他是一个谨慎的人，他不用毛巾或者纸来擦手，他或许觉得毛巾是细菌的乐园，只有让手在空气里自然风干，才能有效减少交叉感染。这让我有了新的收获，这完全是我要学习的东西，于是，对这个大夫有了好感。

他问我什么毛病。

我说，头疼，脖子疼，肩膀疼，腰也疼，环跳疼，有时候肛门也疼。打个喷嚏或者眨巴一下眼睛，都疼。

医生接着问，咋个疼法？

我说，有时候像热水迸溅到皮肤上那样，有时候像被钝器击打，这些疼痛都在身体的一条线上，它们一定是串通好了来整我的。

大夫说，你不要瞎联想。

我说，好的。我不联想的时候，它也疼。

他摸了我的脉搏，有那么几十秒钟，特别有仪式感的那种，在那段时间内，我们都没有说话，诊室里面安静极了，我心里忐忑不安。疼痛给我造成的恐惧，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把脉让人更紧张，那是一种等待，等待宣判。

医生说，头疼是头疼，和其他疼不是一种病，不要混为一谈。

我似懂非懂，哦了一声，不是附和，也不是疑问，如果归类，可以归到下意识。

医生接着说，头疼有头疼的医法。医生没有说完，就被我打断了，我说，能不能给我换一个头。

医生说，不能。我不知道是他没有权限还是他没有技术。

我说，不是很多人都换了头吗？

医生说，你不能，你不符合条件。

我差点哭出声来，我真的难以忍受我的头了，我的头从母亲产道出来之后，就没有给我带来好处。我的父母还没有来得及看见我今天的样子，就已经死掉了。我也不能怨恨他们。

那一天，医生一直鼓励我要好好活下去，要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力忍耐疼痛，他说，人的身体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疼，头不疼的人，别的器官也可能疼，人都一样，没有完美的，我们是有缺陷的物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

我本来已经打算离开诊室了，可是我又想起了腰疼的事，我私下里认为头疼就是腰疼导致的。医生说，腰疼和头疼必须区别对待，不能进行普遍联系，更不能一刀切。

医生有谨慎的工作态度，他摸了摸我的腰椎，他的手触碰在我的皮肤上，又凉又滑。他说，腰的问题不太严重，但也要注意。

他说，你可以试试倒退走路。

这真是一条特别好的建议。我以前从来这么考虑问题。假设说腰的疼痛是因为我们习以为常双腿直立前行造成的，那么倒退行走就完全可能达到疗愈的目的，看来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医生一定是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显然是一种逆向思维的治疗方案，它可以说既经济又实惠。对这一建议我非常满意。

医生给我开了一个方子，上面写了几行蚯蚓似的文字，医生说，吃掉这些药，我的头疼病基本就会减轻到感觉不到。我对医生充满感激和信任，他的建议是那么令人信服。

我走出医院的时候，大口大口呼吸了几下。

二

从诊室出来，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开始倒退行走。

第一次尝试总是小心翼翼，走了几分钟后，我察觉到大腿后侧半腱肌出现痛感。医生早已预测到这一点，在诊室的时候就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当时我和他请教倒着走路的秘诀，他说到了人体肌肉的组成，我听得一头雾水，只觉得他说得很是有些道理。至于说倒着走路的秘诀，他让我附耳过去，他声音很小，让我觉得很神秘，这可能是所有人说出不传秘诀的习惯，即使在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也是如此。我希望把他的话听得一字不漏。他说，最重要就是保障安全。

医生说出了至理名言，果然，倒退走路的初始阶段，我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当我被卖栗子的小贩大骂是瞎子的时候，我越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卖栗子的人俯下身子捡拾滚落在地的栗子，我赶紧和他道歉，责任在我，心里便生愧疚，是我的屁股撞到了他的三轮车，车上的筐被撞翻，里面的栗子流淌一地。我并没有受伤，只是留下了一个眼珠子大小的瘀青，几天之后才消失。如果屁股能长眼睛，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卖栗子的小贩根本无暇顾及我的道歉，他必须把栗子捡起来，否则就会被行人踩爆，还有人会因此而滑倒，没准还会引出很多想不到的事情……

我不是给人制造麻烦的人，但我头疼的时候，多多少少地会给人增添一点不愉快，家里人也不习惯看我疼得龇牙咧嘴的丑脸，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心情，我会走出家门，躲开他们的目光。

虽然医生说我的头疼和腰疼没有必然联系，但我总是觉得它们都在我的身体上，扯上关系也是必然的。为了治好我的头疼，我就要治好腰疼，腰不疼了，可能头也不会疼了。为此，我必须努力训练倒着走路的技能，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的训练，它涉及肌肉组织的平衡，如果身体上能有一个雷达感知系统，就相当于在屁股上安上眼睛，也许安全问题就会轻松解决了。

在身体上安装雷达系统不仅价格昂贵，还需要有关部门批准，我这种人，既没钱，又没门路，根本就没有希望获得准许，所以，只能下笨功夫，在技巧上刻苦训练，技巧成熟之后安全性也会大大提升，有了安全感，会觉得很幸福。

根据我的经验，古老的四呼四吸法在任何行走过程中都适用，这不是高尖端的科技发明，而是经验的运用，利用这种呼吸法足以在吐纳之间摄取足够的能量。背对世界行走，尤其要熟练运用此种呼吸法，不仅有利身体平衡，也能让肌肉更放松，尤其是阳光暖暖的，晒在背上，能驱走悲伤，你还是能感觉到一种温柔而倔强的力量，在风中，在人们眼中飘荡。

三

我倒行到家门口，转过身子将门打开，妻子见我精神状态还好，接过我买的一塑料袋蔬菜，还帮我拿了拖鞋，那是一双厚底的海绵拖鞋，有时鞋底擦在地板上，会把我绊个踉跄，她就会笑出声来，说我是故意逗她开心，为此，我也只能笑一笑，实际上踉跄纯属无意为之。

家里出现一个陌生女人，我判断不出她的年龄，四十或者五十，个子矮小，短发方脸，像一个二手机器人，要不是嘴唇右上方鼓着一枚鲜红的小包包，基本上看不到她身上的血色。妻子介绍说是她的老乡，到苏州办事，要在家里住几天。

这就是我们的客人。

我在换衣服的时候，看了一眼书房，门半开着，书桌上放着她的化妆品和一包看不出品牌的卫生巾，折叠床也被打开了，铺着女人的睡衣，我知道她已经侵占了我的书房，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但又能咋办？

我平时睡在书房，腰疼会影响睡眠，和妻子同床，她受不了我总是翻来覆去，有时候还把腿压在她的腹部，她说我这样令她做了噩梦，以为自己要窒息而死。后来我到书房过夜，我们各自睡得都好很多，第二天早晨起来，互看对方，气色都不错。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代，性生活不再成为生活的必需。或者说，它已经不需要肉体的无缝接触，或者说它只是停留在幻想中，就能完成那美妙的过程。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做爱之后的那份空虚。但妻子还是要保留传统，她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到她的床上，办完那档子事，我回书房，有时候她会挽留，我就让她依偎在怀里睡着后，我再起来，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寻到拖鞋，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尽可能不发出任何响动。关上门后，我总会长出一口气。

客人带来了东北烧鸡，闻起来很香，妻子让我撕开，我说没有洗手，客人就自己动手，她提起鸡腿，没怎么用力，红皮裂开，白肉蹦出，鸡骨酥软，一掰就碎，碎肉码在盘中，她揪下鸡屁股，丢在垃圾桶中。她一边干这个活，一边说烧鸡店生意火爆，想买一只总要提早去排队。我说，今天去医院看病，也是排队。

客人问我得了什么病。

我说，浑身都疼。

她“哦”了一下，妻子补上一句说，他是心理病。

我们吃饭，餐桌上一大盘烧鸡，还有我贡献的一盘番茄炒蛋，两碟小菜，一碟是红油辣椒酱，另一碟里装满了韭花。

客人是左撇子，她自己坐在餐桌的一边，我和妻子坐在她对面，这样能减少干扰。吃饭的时候，妻子和她聊起了一个心理学家，客人和妻子是一个心理学小组的，他们经常在网络上讨论一些家庭排列、夫妻关系、子女教育等问题。妻子刚进入他们群组的时候，经常拿我当靶子，分析我的人格，这让我十分痛苦。

吃完饭，我们又吃了点我带回来的葡萄，我喜欢吃葡萄，不喜欢吃提子，肉多水少，我喜欢那种剥掉皮就冒水的，酸酸甜甜，口感也丰富。就像年轻时代找过的女人一样。

我说要躺一会。

妻子说，你今天要回主卧睡了。

我平躺下，不枕枕头。这样感觉腰部好受一点，头也没有那么疼了。

我又想起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看见的那位女子，她在等红灯，我也在等，她也许是从家里刚出来，下身穿的很像睡裤，上身套了一个夹克，睡裤很薄，透出底裤的边缘和色彩，在等红灯的时候，她踮着脚尖扭了扭腰肢和屁股，像跳钢管舞的那种，收了动作，屁缝把裤子夹住，她不得不用手把裤子往外抻扯一下。距离一米多远，你完全能感觉到肉感，在红灯快要结束的时候，她回头捋了一下长发，我看到她在笑，很开心的笑，我不能准确地判断她的年龄，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多岁，我想和她搭讪，她却乐呵呵地跑着过了马路，最后消失在商场的门廊里。

……

（节选自《红岩》202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