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短篇小说写“小”人物的“大”故事
艾丽丝·门罗的创作以她成长的安大略省乡村为背景，讲述了许多关于人性、家庭和人生的故事。其作品风格独特，语言细腻，不仅深受读者喜爱，而且还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国际布克奖和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等在内的许多重要文学奖项。
门罗在晚年一直受到健康状况的困扰，但她仍然坚持写作。她的著作不仅为加拿大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也为全球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感悟。从今往后，我们的“艾丽丝”不会再带领我们梦游文学的仙境，但她的精神和作品将永远传承下去。
某种程度上，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或许会成为诺贝尔奖历史上最为“平淡”的记录。这一殊荣的得主是备受期待的艾丽丝·门罗，她的文学成就是纯粹而独特的。正因为她的作品深入人心且广受认可，因此并没有激起任何形式的争议。这也使得瑞典皇家文学院在这次颁奖后，得以避免各种纷繁复杂的质疑与无休无止的争论。
门罗的获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她在文学界独树一帜：她是一位只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她的全部作品由十四部短篇小说集构成，每部作品都展现了她细腻的语言、精致的结构和深刻的内涵，在英语世界享有持久的声誉。因为生活所迫，只在普通大学读过两年本科就中断正规教育的门罗，或许是西方女性文学作家中学历最低的一位，但这并未妨碍她在文学上展现出卓越的才华。她的作品中充满了精湛的文学智慧和鲜明的美学追求，那些现代小说技法犹如这位“家庭主妇”娴熟的家务活，她做得随心所欲又恰到好处，仿佛一切都出自她的直觉和本能，字里行间看不到雕琢的痕迹。
门罗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样坚持女性生活的特殊重要性。在她看来，一个郁郁寡欢家庭主妇的故事与一位船长出海捕猎鲸鱼的故事一样重要。然而，她的视野却极为开阔——或许比今天的任何其他作家都能够提醒我们短篇小说所能涵盖的范围和具备的规模；更能让我们相信短篇小说是一门高超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垂死的文学体裁。她错综复杂地剖析和描绘了“小”人物的“大”故事。她的作品不会受限于“女性文学”的标签，而她本人也不会受到“女权主义”或褒扬或贬损的困扰。
门罗是洞悉人类心灵的大师。她的写作挖掘的不是女性的隐私，而是人性的秘密。这个女人为什么爱这个男人，为什么这位母亲抛弃了她的孩子，为什么这位丈夫的违法行为被他的妻子掩盖——尽管她鄙视他。这些表明在人内心深处有一种道德上的无政府状态。门罗对人们的意志、欲望和几乎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有着深刻的把握。她让读者意识到，不管事情看上去多么复杂，它们甚至比这还要复杂。
虽然门罗被人称为“我们时代的契诃夫”，但她在美学上的追求更为自觉和大胆，作品也更具现代性。门罗作品的叙述风格和内容之间的界限比大多数优秀作家更加模糊。任何一位老练的读者都会毫不费力地阅读她那些看上去“正确”的作品。门罗并非要刻意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故事的深度、美感和真实性才是她最关心的问题。但她一直在探索叙事形式和时间的可能性。她的故事结构有点像显微镜，读者的注意力越集中，形式就越容易溶解和重新组合。而阅读以不同视点展开的故事犹如拉开一块块窗帘布，彼此既有重叠，也有冲突，结尾看到的又似乎是一整块布。
门罗的大部分小说都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小镇为背景，但充满异国情调的《阿尔巴尼亚处女》却为读者建造了一座巴尔干半岛上的迷宫。小说的标题人物既不是阿尔巴尼亚人，也不是处女。她是另一个女人向叙述者克莱尔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我在维多利亚的圣约瑟夫医院从夏洛特那里听到这个故事，她是我早年在那里遇到的朋友。”只此一句就意味着叙事在现在、过去和更远的过去之间闪回，在虚构和现实之间流转。这样的写法并非一种智力上的游戏，而是通过打破叙述层面的障碍，以显示彼此的联系与影响。
门罗既善于洞察女性生活中的光明，也长于揭示她们生活中的黑暗。《阿尔巴尼亚处女》中，她把洛塔的狂野故事和克莱尔相对平凡的故事并列起来。前者关于绑架、谋杀、暴力、伤害、贩卖和孤立的疯狂故事就像后者的一面梦幻镜子。她们都想要彻底改变她们的生活。逃避天赋的性别或摆脱后天的角色可能是必要的，但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它表明掌控自己的生活是一件“暴力”的事情。门罗要捍卫的不是女性的特权，而是人性的尊严。而“一生都在做家务活”的她，又何尝不是在通过一部部作品一次次“逃离”狭小的世界和平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