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昆明向西北出发，坐动车两个半小时，便到攀枝花。这里已属四川，气候炎热，群山兀立，金沙江和雅砻江在此汇集，继续流向远方。这里离我的故乡约一百五十公里，我的邻居们外出谋生往往首选此地。这也是我十八岁出门远行的第一站，只是我早已落荒而逃。

如今我只身来此地，物是人非，就像我从未到过这里。我依稀记得的几个地名仅够让出租车司机载我离开车站，比如仁和，比如炳草岗或者五十四。没有打扰任何生活在此地的乡邻，他们过得并不容易。彝人爱面子，为他们省一顿酒肉吧。

这是一段旅程的终点，也是新的起点。我要从这里坐车进入凉山。更准确地说，我的目的地是越西县普雄镇。在今天，公元二〇二三年九月十五日，在中国大地上，376公里的行程需要多久？驾车不超过五小时，动车需要两个半小时。那么坐火车呢？硬座、绿皮，从攀枝花到普雄，则需要整整九个小时。为了打发这漫长的旅途，我随身携带着美国旅行作家保罗·索鲁的《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这是跟他学的。保罗乘火车旅行时带的书是马克·吐温的《傻瓜威尔逊》。

一列在西南群山里穿行了五十年的火车，平均时速四十公里。在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慢无疑象征着落后，可有一种落后是深情的停顿。快和慢，不是水与火，而是井水与河水。这大概就是这趟列车走红网络的原因之一。五十年风雨无阻，5633或5634次列车，总在某个时间段出现在凉山彝人的视野里。如果你不知时间，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巨大的钟表。几点几分，火车来了，该出门赶集了；几点几分，火车来了，满怀希望出远门，把前途和命运交给未知。

上午8点，我需要墨镜遮挡刺眼的阳光。昨夜早睡，今早在酒店里写了1000字小说，算是对这一天有了交待。接下来的时光交给慢火车。绿巨龙同时打开13张嘴，每一道车门前都站着列车员。我的座位是1车03号，可列车员让我坐第二节车厢。我说我是1号车厢，她说这两节车厢都归她管，她让我坐哪就坐哪。而在此前一分钟，我路过她时，她正在和另一位列车员聊自己被彝人抓去做奴隶的石匠叔叔。

绿皮火车里，座位也是绿色的。从攀枝花南站出发，2号车厢里只有5个人。两个中年人在聊天，一个老人在用手机听京剧《苏三起解》，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第五排的窗边坐着一个热爱火车的小伙子，他来自上海，此行专为体验这趟声名远扬的火车。

此去普雄27站，见站即停3-7分钟不等。桐子林、枣子林、米易、弯坵、永郎……沿安宁河而上，火车穿行在河谷地带，九月的天空下暖风阵阵。乘客大概可分为两类：沿途居民和远方的客人。沿途居民将这慢火车当成赶集或走亲访友的交通工具，远方的客人慕名而来，想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体验一段慢时光。

你完全可以把这趟列车上升到某种高度——为了方便凉山彝民而特意留下的历史遗物。或者更直接地说：扶贫专列。在火车的第六、七、八节车厢里，猪、鸡、羊、鹅与人同处一室，它们的处境是即将被卖掉或刚被买回。这也是外地人慕名而来的根源所在。一种远去的生活方式，一座流动的博物馆。

我起身，走到了第五节车厢。再往前，门关着，走不通了。几个列车员在和乘客聊天，像老朋友一般。我有点羡慕那几个乘客。我其实也想和列车员聊聊。但他们对我满脸警惕。他们盯着我手上的相机，警告我别乱拍。

安宁河流域一带，种的多是蔬菜。塑料大棚改变了大地的颜色，白亮亮一片。列车驶过村庄，如果允许，乘客伸手就能摘下房前屋后的水果。有些地里种着烤烟，眼下正是烘烤季节，烟叶已被采到上部，地里的烤烟看起来像一只只高脚鸡。这是一种经济效益较高，又无比辛苦的农作物，我正是因为不想把烤烟当祖宗一样侍候方才离开故乡的。

那个来自上海的小伙子，大概和我一样失望。眼下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人畜混坐的场面。我们不咸不淡地聊了几句，谁都没有将自己和盘托出。我回到座位上，那个列车员又走了过来。这一次，她开始和我讲话。她说，“你是干啥子的？留那么长的头发。”我意识到她是在开玩笑，便哈哈一笑。我告诉他，我是个写作者。她哎哟一声，问我写过什么东西。这是个尴尬的问题。仿佛我不说出一两本她知道的自己的著作，就不配从事这个行业。我只好向她解释，这世界上有种写作，是无人问津的，像路边的野草，自生自灭。而她居然听懂了。她读过张爱玲和路遥，并且对我们当下的写作提出了诸多批评。我只能听着，附和她。在这节车厢里，她是女王。

下一站，西昌。我透过车窗看见外面的乘客多了起来。于是灵机一动，问列车员我能否趁机去第六、七、八节车厢看看？她让我先下车，奔跑一段，再上车。就这样，我和那个来自上海的小伙子进了六号车厢。

这里可真是另一番风景。这三节车厢里坐满了人。此时已是中午过后，这些从铁路沿线上来的乘客，完全把火车当成了一个流动市场。车厢里不时穿梭着卖啤酒、白酒和饮料的人，并且生意还不错。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瓶啤酒从小贩手上被买走，被咬开，被咕噜咕噜猛喝一气，变成一个空酒瓶，弃于座位下。为了照顾上下学的学生，这三节车厢里还设有桌子，供他们做作业用。但更多时候，这些桌子被卖凉粉和凉面的人霸占，摆满了调料罐。蒜味和酒味弥漫，不吃点喝点是件困难的事。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大鹅，在新主人的怀里惊魂未定。一些尚未卖出的土特产在箩筐里失魂落魄。至于猪和羊，我们没有看见。

火车已经进入凉山。跟前半程相比，画风完全变了。仿佛回到了从前。混乱、骚乱、凌乱，让人提心吊胆。乘客们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响亮地讲着彝话。他们是亲戚或者朋友，当然即使是陌生人也没关系，火车就是一个交友场所。一瓶酒拧开，递过去，喝一口，擦一下瓶口，递回来。一瓶酒喝完，大家就成了朋友。

我们在车厢里穿梭，握紧手上的黑卡，随时准备拍下令人惊讶的瞬间。而他们毫不在意，随便吧，这来自汉人世界的小东西，能怎样？彝族妇女羞怯，男子则不然，一个个挺着高鼻梁，神情淡定。

我们回到二号车厢，这里也涌上了更多的乘客。有人在打扑克，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吃凉面。一个妇女穿梭在车厢里，卖她自制的鸡蛋饼，嘴里叫着“瓦淇”。葡萄广受喜爱，好几个人在吃。吃葡萄吐葡萄皮，而且吐在地上。碳酸饮料正在被倒进漏风的嘴里，滴得满地是。列车员走过来。她说，“我们去那边聊聊。”那边，是一号车厢。她锁着门，没让人进。车过沙马拉达，距离普雄还有一个半小时。

现在，一号车厢里只有我和列车员。这是一个黑皮肤的爽快大姐，笑起来地动山摇。谈及车上的乘客，她说，正常的，这本来就是给他们赶街的车。她不时起身去报站名，但某一次GPS出了错，那些下了车的人又被叫回来。火车继续前行，懒洋洋的。我打开车窗，噪音掩盖了说话声。我们都有些疲惫，便一人坐一排位子，沉默下来。

列车突然紧急制动，停了。车厢里骚动起来。窗外是个小村庄。有孩子要横穿铁路，吓坏了司机。好在刹车及时，没有酿成惨剧。列车员见我一脸惊讶，便安慰说，正常的，有次我们还在路上碾死了七只羊呢。

这一突发事件像一种提醒：快到站了。我回到二号车厢，我的书还在桌上，但墨镜已经不翼而飞。乘客走得差不多了，地上一片狼藉。一个喝醉了的彝族小伙从前排座上起身，右手臂纹得像条乌梢蛇。啊，太不文明了，他说，这些是没文化的人干的。我问他，你是学生？他摇头。那做什么工作呢？还是摇头。他像某些喝醉的人那样，变得热情，抢着帮我从行李架上拿箱子。

那个陪我聊天的列车员又出现了。这一次，她的手里拿着扫把和拖把，仿佛回归到了家庭主妇的样子。在普雄站下车的人并不多。这一路像一场梦。

接我的人在车站外，罗明芳和蒋慧蓉。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并不难认出彼此。这是我第三次来越西，来普雄。台湾人类学家刘绍华在《我的凉山兄弟》一书里认为：普雄是凉山的出入口，因为这里有火车站。所以，我来凉山，直奔越西，来越西，直奔普雄。否极泰来，万法皆空，一个地方的兴衰符合世事发展的规律，但“写下即永恒”（佩索阿语）。

夜宿越西县城，酒店在越西河边，再远处是绝佳的田园。这亦古亦新的县城，《蜀志》有载：“越巂卫，汉邛都及阐二县地也。邛都即当卫治，阐县即邛部长官司治，在建昌北二百八十里。石城周二百九十丈，不及四里。”汉朝距今已两千余年。在时间面前，石头终究是齑粉，飘散于风中。而眼前的县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行走在越西县城，抬眼便能看见阳糯雪山，那是大凉山北部最高峰。主峰俄洛拉克惹，终年积雪，彝族人根据其形状取名“铧头尖”。铧头尖直插云霄，积雪是天上不散的白云。铧头尖流下的圣洁冰泉制成矿泉水，经常被摆放在酒店里。

眼下是秋天，普雄坝子里的稻谷成熟了。我们去且拖村尝新米。在整个凉山地区，唯越西普雄有尝新米节。彝人多居高山，远离水稻。跟水冷草枯的高山相比，能够出产水稻，无疑是诸神眷顾之地。彝人的水稻，来自于神话。说的是：远古无稻，神狗历尽艰险到“百草结稻穗，稻谷金灿灿，蒿枝结花椒，花椒红艳艳”的“诗母恩噔”(祖界），在谷种上打滚，将稻谷带到了人间。至于说水稻最早产于中国湖南，距今一万二千年前之类的史料，在这里统统失效。

“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尝其旨否。”（《诗·小雅·甫田》）尝新米，古已有之。之所以成为节日，无非是为了庄严。这是对一年劳作的检验，也是对大地的顶礼。但彝族人不下跪，即便是面对天地。那就穿戴一新，歌唱吧。“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四川大凉山，你不能轻佻地称它为歌舞之乡。在这里，歌舞是庄重的，既表达欢乐，也可表达悲伤。结婚时要唱，离世时也要唱，火把节要唱，彝族年要唱，尝新米时，又怎么少得了歌舞？

普雄且拖村。天蓝、云白、稻谷金黄，九月的天空和大地，对人间诚意满满。人们呢，就尽情领受吧。他们在稻田中央搭起舞台，并留出伸向四方的通道。这通道去向或来自田亩之间的垄上。歌声直抵云霄，一片稻谷低下头。此刻，谁能理解一株稻子的心事？田垄上走来了彝族女子，着盛装，擎黄伞，从四方走向舞台中央。他们跳起了达体舞。这种流行于凉山的舞蹈，我从小就会跳。而令人无比悲伤的是，那日在普雄，我遗忘了舞步。

我至越西，恍若归乡。此地离会东县三百余里，但这两个县像是一对失散于群山里的兄弟。都是凉山相对好的地方：气候暖和，能产水稻；山地多广，适宜种烟。水稻是我们的天，要细嚼慢咽，让恩典更加绵长；而烟草，让人们的钱包鼓起来。我青年时种过烟，能从烟叶的样子辨认出K326或AC28之类的品种。至于红花大金元，名符其实，那是满地的金叶子。

想起贺知章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开凉山二十年，乡音已改，白发丛生。我为什么要行走凉山呢？未必是出于某种写作目的，而是觉得，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它的熟悉程度应该像自己的身体。若不经常回来，总有一天，我遗忘的不止是舞步，还有回家的路。

而那些瓦曲村的银匠却不一样了。即使他们像候鸟般地外出，也始终有一根线牵绊着精神与故土。瓦曲是一个坐落在半山腰的村庄，我五年前就去过。群山云雾缭绕，瓦曲银器叮当。核桃树粗壮，但遮不住秋天的雨。去村公所避雨，有人用红绸包来了一堆银器。耳环、坠子、戒指、头饰……现在属于眼前这个黑皮肤的瓦曲银匠，不久的将来，它们便会被戴在某个彝族女人身上。站在瓦曲，看普雄坝子里火车来去。有人留在村里，继续着这项古老的技艺。也有人带着羊角锤、拔丝板、葫芦夹等工具去了远方。西昌、成都，甚至更远的地方。鼓励他们离开故土的，可能正是山下的火车。

这里是凉山第一银饰村，制作银饰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创造是伟大之事。上帝和女娲用泥土造人，瓦曲银匠用银子造出了美。“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易·坤卦》）

山下的呷古村里，彝族女人正忙着刺绣。这像是为了和瓦曲的银饰匹配。其目的都是为了将彝族女人装扮得貌若天仙。以千针万线的慢，来对抗流水线生长的快。这绝不是落后，而是对双手的信任。

我们的奶奶、母亲和阿姨，如今他们统一叫绣娘。坐拥着一个服饰店，店里陈列着往日战果。把彝人忠爱的色彩，嫁接在服饰上，像是百花仙子在春天向人间撒花。偶尔有人来参观，绣娘们抬起头，笑笑，但也不知道怎么搭讪。毕竟，他们的汉语并不流畅。

这里没有机器。一种古老的生活现场，人类共同的记忆。我曾在云南元谋县的博物馆里，看过原始人用来穿针引线的骨针。人类进化史里，应该有一页属于针和线。那么多年了，机器仍然没有完全代替人。这是对的。谁都知道，衣服的功用并不仅仅是御寒，它还是情感的表达方式。那些整齐划一的、听候指令的冰冷机器，没有脾气，没有悲喜，没有好恶，它们可不会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再独对青灯为你做一件衣服。只有亲人可以。人类繁衍到今天，靠的不是机器，而是情感。机器的命运是升级换代，但人类从来不会把母亲当成邻居。

所以，当我在赞美普雄时，是在追忆一种由慢生出的情。因为不易而珍贵。就像多年前如果你从普雄搭乘一列火车去远方访友，三天四夜或者更多时间，足见友情之厚重。如今则不一样，连电话都不用拨。微信即可。甚至也不用打字，发个表情即可。便捷稀释了情感，这正是现代人的缺憾。

好在还有普雄。这个小镇以银匠、绣娘和绿皮火车，试图紧紧拽住时光，让它走得慢一些。这个地方曾经在成昆线上如雷贯耳，吸引人一次次前往。早年，你也许是去普雄乘车；如今，更多的是去怀旧。吸引我来普雄的，也正是火车，或者是由火车带来的繁华与落寞。

二〇一八年七月，我从北京飞西昌。从首都到州府，三个半小时。耳塞里循环播放着彝族歌手的音乐，模糊的梦里野兽横行。夜宿邛海边，吃饭的餐厅叫美姑岩鹰鸡。岩鹰就是老鹰的地方叫法，是鸡的天敌。那么岩鹰鸡是什么？是岩鹰与鸡的后代，还是从岩鹰爪下逃离的鸡？不得而知。念我离乡已久，依乌安排的是彝餐。砣砣肉、香肠、洋芋、苦荞粑粑、烧鸡、酸菜汤。这些菜肴盛放在由红黑黄三色漆成的木器皿里，既神秘庄重又热情奔放。教授、作家、毕摩、媒体人，频频举杯，杯杯见底。席间依乌问起次日行程，我回答，越西普雄。他不置可否，但还是让毕摩为我念了一段祝辞。

彼时，我奔一个叫乃托的小站而去。因为有人告诉我他的舅舅在乃托派出所工作多年，肚子里装着一部成昆史。出租车飞驰在山腰，时常有四轮悬空的幻觉。山下是越西大河。群山耸峙，飞禽走兽的天堂。我来这里，就是要看火车如何穿越凉山，将彝人和世界联系起来。

然而，我高估了乃托火车站。它位于山腰，河流的侧岸，勉强可称为平地。几排旧砖房，几间铺面，几十个人坐着、站着、走着。太阳照着峡谷，地面腾起热浪。小商店里出售啤酒、香烟、矿泉水、方便面；小餐馆里，只有苍蝇陪伴坐在门口的店主。还有一两家冷饮店，最受欢迎的是冰啤酒。空荡荡的山谷，就像一个空空的酒瓮，说句话就能泛起回音。

主动跟人搭讪的，是开车拉客的司机。他们的车停在路边，那些比亚迪或长安车，挡风玻璃后面摆放着手持经书的毕摩泥塑。车辆从外到内保留着某种合适的卫生程度，不算干净但也没有脏到乘客不敢坐进去。即使是在拉客，司机们仍然没有好态度。那种语气，像是如果你不坐车便会被打一顿。

车站在山脚，铁路钻进山沟，消失在两山之间。这个处于半废弃状态的火车站，当下最大的是意义是供奉回忆。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不能奢望一个车站永远繁华，就像你不能要求那个当初陪在你身边的女人，现在不躺在别人怀里。成昆铁路的复线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属于这个时代的动车就要开来了。

信号所前亮着红灯，禁止通行。栏杆低垂，听命于正从远方奔来的火车。我们打听了一下，没有乘客从这里上车了。就连货车也只是在这里稍作停留。几间低矮的砖房，售票处或者休息处，全关着门。三五个工作人员守着这满世界的空，坐等时间一点点流失。他们中的某一个，就是浅田次郎的《铁道员》里的佐藤乙松。太阳当顶，秋天的阳光倾泻而下。每一块铺在铁路边的鹅卵石都是太阳的儿子，流传着光和热。

终于，火车来了。一辆绿皮的货车。慢悠悠进站，停下。有工作人员出来，再次检查信号灯。顺便警告我们，不准翻越栏杆。对这个山谷中的小站来说，慢火车依然是庞然大物。汽笛回荡，地动山摇，令人望而生畏。

火车来去之间，神秘古朴的彝人生活被改变了。1970年，第一列火车驶向凉山。张灯结彩，车头上挂着领袖像。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数千人献出了生命。沿线有22座烈士陵园。这是凉山创世纪的重要章节。在这个绿色的怪兽面前，神仙也变得无力。

不光是运输。火车作为一种媒介，它的每次出现都在告诉人们，远方有个大世界。在那里，人们过着另一种生活。如果你想改变现状，那就跳上一列火车吧。它会带你去到命运的彼岸。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某个火车站，把那里当成生死场。

比如普雄火车站。

每一列火车都装满心事。让普雄从一个小镇变成了一个王国的，也正是火车。旅客来去，风尘仆仆。火车属于城市，而不是乡村。这远方的信使，浑身流露出骄傲的钢铁气质，见山开洞，遇水搭桥。山神和水鬼瑟瑟发抖。只有车站能让火车暂时卸下不可一世的奔跑，停下来，向人间敞开怀抱，接纳那些等候已久的人。这些冰冷的铁壳子，毫无感情，你晚一分钟，它便绝尘而去。所以，我们要叫“赶火车”。三步并作两步。小跑起来。气喘吁吁。鞋帽横飞。火车就要来啦。赶不上就走不了啦。所谓火车站，其实是旅客的心声：火车，站住。

在这一场人与火车的心力较量中，火车赢了。为了迁就于这绿皮怪，人们得首先选择一个地方，驻足、汇聚，并衍生出一个新世界。这就是火车站的来历。人们像蚂蚁，像蜜蜂，从四面八方赶来，或把车站当作根据地，或匆匆路过。这是梦想的起点，也可能是希望的终点。外面的世界像一枚硬币，一面是希望，一面是失望。

普雄也像一枚硬币。一面是凉山深处的小镇，一面是成昆线上的大站。从1970年开始，人们如燕子衔泥般，在这个温暖的坝子里建造着自己的世界。这一切都是因为火车。有火车，就有人潮，有人潮，就有活力。伟大的人民，时刻创造着这世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就在人们纷纷涌向普雄火车站，赤诚向它交出自己的梦想和生命时，在欧洲、非洲、南美洲，也有人在干着同样的事和做着同样的梦。

火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特有的轰隆之姿，穿过了文学史和电影史。想想吧，如果没有火车，安娜·卡列尼娜和渥伦斯基如何相见？而且，托尔斯泰又该如何安排安娜的结局？“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川端康成《雪国》）“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铁凝《哦，香雪》）“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橘红色岩石的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这里空气湿润，海风消失得无影无踪。”（加西亚·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不胜枚举。

电影的发明者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拍过一部纪录片就叫《火车进站》。有部电影《信号员》，根据狄更斯的同名小说改编。姜文《让子弹飞》的剧情始于在火车车厢里吃着火锅唱着歌。跟火车有关的电影还有《雪国列车》《东方快车谋杀案》等。

以列色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短篇小说《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的结尾，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敲门声，就没有故事。”而我想说，如果没有火车，文学和电影里定会少了很多出色的故事。

普雄也有太多故事。如果写下或搬上银幕，毫不逊色。那时的普雄是什么样的？人们的回答是：小香港。这样的形容既模糊又准确。香港作为繁华都市的代名词，成了内地人的一种想象。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人潮涌动，机会与挑战并存。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这里盛产传说，随时可闻金钱落入口袋的声响。大胆的冒险家，不甘的小人物，全可以在这里押上自己的命和运。这里是旅客和货物的黄泥冈。大名鼎鼎的反扒英雄阿米子黑，一生破获刑事案件9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20人。

二〇一八年七月，我来到普雄火车站。细雨初停，浓雾散去，这个坝子里的火车站像是刚从一个长长的梦里醒来。梦里的繁华真实具体，而一旦醒来就只剩下记忆的残片。那些被人口口相传的故事，是真的吗？当我们开始追忆，我们其实正面临着失去。如今，这里褪去荣光，成了群山之中一个通火车的镇。人们喋喋不休地提起它的辉煌年代，像是怀念他们回不去的青春。最辉煌的歌舞厅已经坍塌，纸醉金醉的男女不知所终。一列火车停下，三五个旅客进出。马车在街道上来回奔跑，一遍遍将客人送向火车站，铁路的两端，是成都和昆明。孩子们在街上追逐，他们不知道这里的过去，正像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世。他们天真地对过往的陌生人做鬼脸，或在镜头下蒙住脸。理发店、餐馆、副食店、服装店、酒店，门庭冷落。一个彝族男子坐在街边的水泥台阶上喝啤酒；两个没牙的阿妈正在副食店前舔着冰淇淋。

此时，普雄向世人展示出了安静祥和的一面。群山中的彝镇，地势平坦，气候宜人。得天独厚的故乡。火车呢，终于卸下了往日威风，变得更像是一种日常生活工具。而属于这个时代的高铁正在呼啸而至。成昆铁路复线二〇〇七年启动建设，二〇二二年底全线开通运营。成都至昆明，最快六小时内到达。快与慢，新与旧，并行不悖。如果你赶时间，如果你要去更远的地方，那就搭乘高铁；如果你仅仅是去赶集，买卖一头羊或猪，那就去坐5633或5634次列车。

而当我们从一场火车的梦里醒来，越西或普雄，说到底终是故乡。我以一个农民的姿态看这方水土，断定其为凉山境内绝佳的生养之地。气候、土壤、地势、山水和交通，越西占尽天时地利。这里绝非不毛之地。当我们热烈谈起一九七〇年通车的成昆铁路时，我们其实忽略了早在两千多年前，越西境内就有了零关古道。我在《凉山州交通志》上看过两千多年前的零关古道示意图，越西连接着成都和昆明。因火车而带来繁华的是普雄，因零关古道进入历史的是海棠镇（今属甘洛县）。

从历史的浓雾中走来，越西人的脸上有着古老的骄傲。如果你来越西，他们会带你到丁山桥附近，看看“零关”二字的繁体石刻，并随口吟出“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这句话的主角是司马相如。如果你还不被越西的历史所折服，那他们准会给你讲起文昌帝君张亚子。

“文昌故里，水韵越西”，这是今天越西的外宣口号。这里真是文昌帝君张亚子的诞生地？我在《越巂厅全志》之《圣迹志》中找到了相关记载：张亚，字霶夫，即文昌帝君。晋时生治西南二十里之金马山鱼洞站，少生岐嶷，长孝友，授徒名山县。距家六百余里，乘一驴——“名特”，朝往暮归。金马山尚存，山下十二眼清泉涌动，名曰：水观音。上善若水。大地在这里显示出足够的仁慈，山张开怀抱，水汩汩而出。我去时，暮色四合。文昌帝君是人是神已不重要，这山水让人有了皈依之心。

最初来到这片土地的祖先，一定因为这水而选择在此繁衍生息。如鸟兽，如草木，生死有地。大禹治水时，这里是九州之一的梁州；先秦时，这里是“西南夷地”；宋为邛部川，元为邛部州……今天，这里是凉山地区最大的县城坝子。七月的风里有庄稼成熟的气息，顺流而下便是远方。

二〇二三年，我第二次到水观音。清泉依旧，物是人非。阿苏越尔的手机里还存着旧照，但我已不想睹物思人。同为彝族人的声音碎片乐队主唱马玉龙在《送流水》里唱出了我心声：当一切无可挽回地熟透/你也就慢慢成为看客……再没有什么天长地久了/一切都轰轰烈烈速朽……流水啊/别回头/流水啊/你会在多年以后等我吧/我已经放下狂野的心……我曾经在天涯/妄想过世界/如此而已……

流水啊，不要回头。流水非水，流水即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甚至万物皆可用流水来指代。一代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流水即变化。流水不回头，我们只能寄望于它慢些走。

“慢走啊！”分别的时候，朋友们如是说。

离开越西，我们的选择是汽车。跟火车相比，汽车的好处是私密性。越西到西昌，高铁最快只需46分钟，驾车需要两小时。汽车朝山上开，风里有烟草、玉米和苹果的混合气味。

关于气味，我想起聚斯金德的《香水》。如果是格雷诺耶，他会闻见这山风里野草、药材、野兽、庄稼、石头、披毡以及毕摩手上法器的气味。甚至从那些念诵了千年的经文里，闻到鬼神的气味。海拔在一点点升高，群山静默，但一切看在眼里。如果这山上的一块石头开口说话，它会首先说出什么？是飞禽走兽的踪迹，还是第一批踏上这片土地的彝族先民？是回到祖先身边的灵魂，还是一场家支间的混战？

“到山顶的时候，停下来看看。”

“什么山？”

“小山。”

小山即小相岭，彝语则俄乃阶。传因诸葛亮南征时经过此地而得名，且在山顶题有“今日山头”四字。停车，登高远眺。七月的天，突然就冷了。雾浅浅地顺山铺开，像水在缓缓流动。厚重的云层向上遮住太阳，向下压住山顶，这天地间有着浓墨重彩的沉着与凛冽。这是大凉山该有的色彩。

群山奔涌，苍茫悠远。没有一座山是孤立的。即使是孤岛，也是植根海底的关联。凉山多山，从东至西有小凉山、大凉山、小相岭、螺髻山、牦牛山、锦屏山、百灵山、鲁南山……所以，我写凉山，既写众山诸神，也写山下人间。比如眼下的小相岭，我们翻过它，便到了喜德和冕宁地界。

所以，关于小相岭的书写，刚刚开始。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彝族。发表有长篇小说《青山隐》，出版有小说集《沉默》《十寻》《路边的西西弗斯》《风吹白云飘》等。曾获《长江文艺》双年奖、云南文学奖。现居昆明，《滇池》文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