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个时期对我们家来说相当难熬。我的意思是，从任何方面来看，那样的生活或多或少都缺少了一点像样的东西，像是一幅颜色很淡的水彩风景画，看了之后让人神色黯淡。那时候，父亲的单位几乎陷入停滞，几个月没到手过一张钞票，一家人的生活费，包括我和姐姐的学杂费都要靠母亲一人的微薄工资负担。这样的状况让母亲觉得如临大敌，在那段日子里，她的脸就像是一块沉重的雨云，里面积郁着满满当当的水。她郑重其事地颁布了一系列规定，包括节电简食、除重大事情发生不得乘出租车等内容，其核心思想是如何渡过接下来没有确定期限的艰难阶段。我们的日子仿佛在一点点缩小，凝结成坚硬的块状，而我们就像是围着它转圈的蚂蚁，盲目而徒劳。

毫无疑问，那一阶段对父亲来说更为难熬。他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所事事（他的工作向来不忙碌），像苍蝇一样一直打着转儿，表现出略显悲伤的百无聊赖。他平时没什么绝对爱好，闲下来时就坐在角落发呆。我们能感受得到他的眼睛越来越深，在他微笑着的略带疲惫的脸庞下，似乎流淌着深不见底的暗涌。

必须承认的是，父亲在面临如此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更为从容，他几乎并没有因此做出什么改变，对于我和姐姐平日里的要求，比如更换一个文具盒，买几块糖，他也不会像母亲那样，以粗暴的言语或动作将这些愿望扼杀掉；他会用那双粗糙而硕大的手把衣裤的口袋摸遍，然后在某一个口袋的边角处摸出几枚硬币，把它们分成两份，分别交给我和姐姐。每到这时候，我和姐姐就会相互对望一阵，这一点钱连一样零食都买不到。但看到父亲那带着讨好和歉意的眼神时，我们谁也不忍心再多要一分钱。

按照母亲的意思，父亲该像其他同事一样，尽快去寻找出路——家里的几张嘴和一切杂七杂八的开销就像是劫道悍匪，每过一道坎都会把人搜刮掉一层皮。父亲每次都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以一串含糊不清的话语打发过去。之后，他会把碗里的剩饭一点一点扒拉进嘴。而母亲则紧跟着叹口气，把自己碗里的饭一减再减。

如果追溯起来，父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表现出他之前从未表现过的狂热，而那样的狂热，恰恰又是最值得敬重的一种，它彻头彻尾地充满着不安和令人费解的部分。

关于那件事，母亲显然是想回避的，她在回忆的时候，将父亲的表现定性为闹剧，并将其视为某种不可捉摸的超自然现象。她到现在都相信，那时候父亲一定是被什么缠住了。每到这时，我就想站出来替父亲反驳两句，但我终究开不了口。在那件事情里面，我们没有人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辩解。

我想我们谁都不知道父亲是从何时开始他的宏大构想的，但我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父亲秘密的人。那是一个八月的傍晚，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母亲带着姐姐去了辅导班，她明年即将升入高中。父亲近来新添了散步的习惯，通常没人跟他一起出去，但我不甘被锁在家里，便吵嚷着要跟着他一同散步。

我和父亲迎着晚霞，在黄昏的街道上留下一串淡淡的痕迹。父亲始终半低着头，盯着自己脚上粗糙的鞋尖，鞋面反射出慵懒的色泽，好像搁浅在岸边的破船。

我本以为我们的目的地会是公园，但在十字路口处，父亲并没有像我预想的那样沿路直行。在片刻疑惑和失落之后，我试图有意无意地跟父亲提起公园，但父亲只是平静地听着，时而以“嗯”“啊”这类毫无色彩的语气词回应我。这让我感到不快，于是我甩开他的手，跑到他前头，不停地去踢一块无辜的石头。

父亲走着，突然钻进路边一家彩票站。我从不知道父亲有买彩票的习惯，便放弃了折磨石子，跟着跑了进去。父亲一进门就直挺挺地站在写满数字的走势图前，一言不发地看着，如同在欣赏一幅上好的画作。我不明白父亲在干什么，倒是被桌子上已然作废的刮刮乐攫住了目光，我把它们搜罗到一起，一张一张地进行无聊且无意义的再确认工作，期盼着碰见因疏忽而被漏掉的中奖彩票。

那期间，父亲始终立在那儿，头仰着，还摸出一个小本，时而用桌子上的铅笔头在上面写写画画。天快黑下来时，父亲终于走到柜台前，递过去一张纸条。

“你儿子？”那人指着我问，同时手里飞快地打出彩票。他们彼此应该很熟，他称呼父亲为老何。父亲点点头。

应该说，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但夜里躺在床上时，我猛地回忆起一个细节：父亲在付钱的时候，口袋里分明不止有几个钢镚儿。一想到这儿，我的心就被气愤和不解充斥，孩童的心思又使其不断膨胀。我想起自己口袋里那几枚穷酸的硬币是如何被同学笑话，看着人家手里攥着的零食，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好像一只受了气的哈巴狗。作为对父亲假惺惺的行为的报复，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姐姐。姐姐的态度和我如出一辙，于是，她便向母亲告发了父亲。她打了数遍草稿，以绝对感人肺腑的嗓音向母亲控诉了父亲的浪费行为（这是她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最严重的结论），母亲一边做活儿一边冷漠地听着，没有做出过多的表示。这令我们十分失望。

我想父亲一定知道我们的泄密，因为自那以后，父亲的秘密突然成了一项公开的活动，他开始明目张胆地在家里展开他的研究，甚至在饭桌上谈及他新近的成果。那时我还小，但一来二去，也明白了父亲正在做的事为何：他在尝试推演出一套能够百发百中的彩票公式。

母亲以沉默容许了父亲的计划。这让我们感到意外。事实上，母亲对此怀有把握，其中最直接的底气来自于，母亲在前些天到她经常光顾的大仙儿家算的那一卦，大仙儿告诉她：你家会在不远的未来得到一笔钱，帮助你们渡过难关。

在得到了母亲的默许后，父亲确确实实一门心思扑在那上面，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他开始在家和彩票站两点一线活动，一回来就把自己闷在屋里，抱着一摞草纸和计算器，用一根削了又削的铅笔在他的领地里开疆拓土。

我们本来以为，父亲不过是想在沉闷而忧伤的生活里找一点乐趣，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不过，很明显，父亲的举止逐渐变得放肆，好像一只小心但敏锐的猫，在吃到餐桌边缘的虾米后，又希望舔一口摆在中间的鱼肉。他托人搞来一套高中数学教材，夜以继日地钻研，每日通宵达旦地作业让他挂上了黑眼圈，甚至每天晚上姐姐的台灯已经熄灭，他还在客厅借着一小盏微弱的吊灯在草纸上唰唰地算着。我和姐姐趁他睡着时偷看过他的伟大杰作的一部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些千奇百怪的符号和字母，那些带有某种意味的神秘公式就连马上要升入高中的姐姐看了之后也完全不知所指。

可接下来，父亲用他的智慧让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在此之前，父亲从未表现出过在数学上的天赋或兴趣。九月下旬的某天，伴着早上初升的日头和淡淡的太阳光，父亲从他的角落里冲了出来，兴致冲冲地向我们展示他的最终成果。那是一组长得吓人的公式，一上一下，由各式各样的数学符号构成。他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解释道，这组公式是双色球的中奖公式，上面的公式可以算出红球的中奖号码，下面的算出蓝球。他的脸涨得通红，比画着的手指尖像苍蝇一样乱晃，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喘上一阵子。

“用这玩意儿能中奖？”母亲仔细端详了那张纸一阵子，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

“当然，”父亲把气喘匀后，给了母亲一个肯定的回答，“彩票这东西，背后的运转机制全靠一组摸不清的函数；函数，就是某种关系……我收集了近百期的中奖号码，用极复杂的正反比例函数以及对数建构起模型，最关键的是限定定义域，因为红球只有33个，蓝球只有16个……”父亲滔滔不绝地宣扬着他的伟大发现，以参破宇宙奥秘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其使用方法，只要代入开奖期数（红球公式要更复杂一些，需根据第几个球来代入），就能预知那一期的中奖号码。在他进行完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后，最终以一句不无谦逊意味的话来结束他的演说：

“不过，这只是最初的结构……是否可行，还需要进一步试验。”

在我们的期待中，父亲从纸上演算环节进入到了实战操练阶段。经过半个多月的试验，父亲带着他两周来买彩票盈余的三块钱，为他的研究成果下了决定性的结论：“就目前的试验结果来看，这套公式还有待改进。根据最近的试验数据来计算，这组公式的成功概率约等于35%，红球概率为30％，蓝球概率5%……但从结果来看，还是有用的，产出大于投入就是最好的证明……”

然后他又列举了许多例子，爱迪生在数千次的失败后，才发明出电灯；法拉第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发现了电磁感应；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经历了39次退稿，才成功出版第一部小说……父亲试图强调一件事，过程——试错的过程才是成功的必要前提。我们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一元纸币，一言不发地听着，总觉得他这番话还有另一番深意：他把自己同那些名人并置，来弥补他成果不完满的尴尬。

终于，母亲打断了他的喋喋不休：“这个家可等不了你那么长时间！”

父亲的声音戛然而止，他茫然地看着我们，从他的脸上能看出不安、失落和不知所措，也许还有一点愧疚。他几次想再张开嘴，但鼓起来的嘴巴只发出一两个模糊不清的音。在我们失望的目光里，他缓缓垂下了双手。不过，他很快又恢复笑意，像是承认错误一样承诺道：“我改，我改！”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父亲更是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他的事业之中，他在不断改进他的公式，以求能够将中奖率提高。在这项宏伟计划初显成效后，他似乎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或是某种信念的感召，他开始更为疯狂地把自己投入到数学符号的世界里，一次又一次地修正着自己挑灯夜战的计算结果，然后一次次进行实战演练。他带着不足半数的胜算日夜辗转于彩票站和数字符号之间，绞尽脑汁地思索着公式的问题出在哪儿。但我们已经失去了最初的好奇和热情，渐渐地，我们甚至不再信任父亲梦呓般的话语。母亲对于父亲的奇思妙想越来越感到疲乏无趣，而我和姐姐则陷入更为深重的带有憎恶情绪的泥沼，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再从他那儿要到一分零花钱，理由是研究经费不足。

情况不止于此，父亲在经过接近两个月的刻苦钻研后，在某个晴朗的冬日里，脸红筋涨地抱回来一摞高等数学教材，包括练习题册。看到茶几上被这些蕴藏着未来公式的阶梯铺满后，母亲不得不提高了警惕。但父亲以他的废寝忘食回应母亲，并且不断以倒数计时的方式给予我们承诺，他在一点点朝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公式靠近。

“一个月，最多一个月，我就能推出来了。”

让我和姐姐十分不解的是，母亲再一次选择相信父亲。当然，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容忍，实际上，母亲已经对父亲的行为感到失望。她不得不一个人挑起整个家的担子。父亲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那段日子里，即便他坐在那儿，我们也不会多往他那儿瞧一眼。

但自从父亲造出公式之后，他的研究就几乎陷入了可怕的停滞，在漫长的冬季里，他的眼窝变得同外面干巴巴的阳光一样深邃。那期间，父亲又以惊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朝着他既定的目标前进，甚至不远万里跑到省城拜访大学教授（他的行为被对方认为是荒谬之举）。然而，在这个由父亲一人组成的队伍中，他却不声不响地越走越远，对此，我们似乎能理解，又完全理解不了。

但父亲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坚韧得多。他坐在热气无法抵达的角落里，继续发挥着他的聪明才智：他把公式变换了无数种形式，以求提升中奖率；他甚至用了大把时间，以惊人的意志力将公式重新推演了一遍。可从实际结果来看，这组公式所能支撑的中奖概率十分稳定地维持在35%左右（那一阶段，我们一看到或听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厌烦），从这个角度来说，父亲的工作绝非一无是处，尽管这并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后来我逐渐清楚了双色球的规则，明白了他所谓的胜算之于中奖而言不过是接近边缘的游弋。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点显而易见的结论：父亲在发掘公式上的造诣远比中奖要高。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父亲意识到了眼下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改变了思路，转而在广阔的数学教材中找到了“概率”一节。从最基础的抛硬币开始，他将整个函数问题延展到了概率问题。也是在这一阶段，父亲明白了所谓概率的真正意义：概率作为一种数学上的概念而存在，实际上只代表一个平面意义上的数值，其实说到底，这东西和平时说的点正点背类似。简单来说，只要点子正，别说是三成半，就是一成的概率，也能握得胜券，赚他个盆满钵满；要是点子背，即便是手握九成胜算，也会落得满盘皆输。

如此一来，父亲造的公式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彩票的性质，他还是在赌，只不过，他是以看得见的概率去赌，而这一点概率似乎也为他接下来的行动铺下了既定方向。

这场危机之于我们来说仍在继续，而父亲正式开始了他的进攻。他以孤注一掷的姿态每周数次走进彩票站。父亲在赌，他在试图用三成多的概率去搏一次彻彻底底的成功。每一次，他都揣着经过自己精心计算过的一串号码走入那个充满诸多可能性的空间，把那张洇湿了手汗的纸条递过去，脸上带着略显激动和羞涩的神情，仿佛一个等待着自己好成绩的孩子。接下来直到开奖的时间里，他会时不时搓手，再去计算几回自己试卷上的答案，以确保其准确性。而后，当他以垂头丧气的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知道，他又考砸了。当然，也有发挥不错的时候，他最多的一次，是中了四个红球，十块钱。

就这样，父亲一边一期不落地进行着与运气之间的较量，另一边再根据中奖结果来延伸他的研究。父亲吃惊地发现，尽管他数次推翻重建自己成果的形式，但其所得到的中奖概率依然固执地保持在那一水平上下（误差最高不超过0.6%）。他开始逐渐不思茶饭，也愈发远离了生活中的一切，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没有光亮时，他选择在最黑暗的角落里，尝试用最后的一点光亮来点燃一把火。

父亲的一意孤行终于让母亲难以忍受，终于，她选择了最柔和也是最残忍的方式来提醒父亲；像是日常闲聊一样，她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对埋头苦干的父亲说：“再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孩子的补课费、煤、年货、送礼的水果和鸡鱼，还有老人的抚养费……你打算咋办？”

我和姐姐在一旁不吭气。我们知道，母亲已经有了解决方案，她已经提前预支了工资，为这场可能到来的冬日风暴预备好了柴火。

母亲不动声色地望着父亲，等着他的回答。父亲腮上的肉不住地往上提，好像一尾痉挛的鱼。他带着讨好的笑对母亲说：“我再试试，再试试。”

于是，日子仍以紧绷的状态进行着，我和姐姐甚至母亲都慢慢适应，或者说接受了这样的生活。我们照旧上班上学，再下班放学，和从前没什么区别。只有父亲从这样的轨迹里跳脱了出来，仿佛一颗笨拙的行星，远离了命定的路线。他带着绝对的理想远走，进入到一个极为复杂的、无人涉足过的地界，并期望以自己的力量建造起一座永不坍塌的王国。

但在整个事件里，还是有一截小小的插曲。或许是读出了母亲的言外之意，父亲不得不在这场令人疲倦的梦里挣扎一番。某一天放学回来，我们惊异地发现仓库门口竟堆起一小座煤山。当我们走进家里，发现整间屋子都被发散着廉价香味的洗涤剂清洗过了一遍，父亲正踩着一个摇摇晃晃的凳子，用抹布擦拭积了灰的屋顶。他在凳子上微佝偻着腰，露出一排牙笑笑，表示对我们归来的问候。我们在这时发现他理了头发。

对于父亲突然不正常的种种迹象，母亲表现出了更为现实意义上的担忧。为此，她又特地跑到大仙儿家求证，得到的结果和之前如出一辙，她才放下心来。可父亲每次从彩票站回来时，脸上都挂着茫然失落的表情。这又不得不让她暗自犯起了嘀咕。

父亲的工作并无进展，他在亦梦亦醒中，以数学公式的方式与周遭的一切对抗。冬天仿佛一个巨大的洞穴，而我们越陷越深。年关已近，我和姐姐都预感到，今年过年似乎吃不到小零嘴儿，也喝不着汽水了。甚至压岁钱也成了问题。整个冬天，我们只吃到一回橘子，甚至连往年从未缺席的冻柿子和冻梨也没见着影。于是，我和姐姐对父亲抱以更加敌视的态度。我们将他认定为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在某个晚上，我决定以最恶毒的方式报复父亲。我下定了决心，哪怕因此挨顿狠揍，也要这么干。

但我们实在没有想到，父亲的疯狂举动会以一种最平庸的方式画上句点。在我精心做出计划之后的那个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在火炉边晃荡，等待着母亲突然而至的填煤的指令。我已经提前将父亲堆积起来的草稿的一部分（不得不承认，我搬不动所有的稿纸，况且在偷的时候，我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偷更多的稿纸）藏在了火炉对面的碗橱下面。但这晚，我没有等到母亲的命令，而是听到了客厅里的电话铃。我边听边把那一摞稿纸投入火焰之中，在简短的对话过后，我听见了父亲的欢呼声。那时我以为他中了大奖。

那个电话来自父亲单位，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前几个月的工资将一并发下。这就意味着，难过的日子即将结束，我们将迎来一个同从前没什么区别的新年；我和姐姐将在不远的将来得到一身新衣服，一些零嘴儿和饮料，每人还能得到一个红包；家里的仓库会多上一箱冻柿子和冻梨；客厅的墙壁会挂上中国结和福字儿，还会绕上一圈闪烁的彩灯……我看着炉膛内跳动的火苗出神，仿佛它将我带到了别处，那里温暖，明亮，比我到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舒服。

到最后，父亲也没有发现他那一堆成果少了一部分。至少他没有提起。接到电话第二天，父亲一早便出了门，他的成果便连同他彻夜研读的数学教材一起没了踪影；他待的角落已然被一个偌大的花盆占据，母亲说过许多次，想在那儿养一盆花。我睡眼惺忪地走到日历面前，一根一根掰着手指头，还有二十天，就到除夕啦。

那天以后，我们的生活恢复了从前的秩序。对那段日子，家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缄口不语，仿佛那些时间成了我们心里的一道伤疤。父亲再没有提起过他的伟大创造，他又恢复了平凡职员的身份，每天上班下班，没什么爱好，走路慢腾腾的，承接着生活里的惊喜或烦恼。在这些年里，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但就我所知，父亲还是会偶尔光顾彩票店，就站在门口的走势图前看，一直看，嘴角像夏日午后的微风那样微微扬着。

王鹏宇，1998年生，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作品见于《椰城》《诗刊》《星星》诗刊、《中国校园文学》《诗歌月刊》等。曾获第十届全国大学生“野草文学奖”邀请赛小说组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