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幢两层高的民房门口，摆有一只玻璃柜，一位卷发女人站在柜台后，一边兜售香烟，一边拿木匙搅拌着玻璃缸里的冰糖雪梨。在她身旁，炉火正旺，待会儿，她会把煮熟的荸荠串成串，售卖给路人们。梓蕙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我画的那幢老屋位于长江大桥之下，画面上的女人，则是她的母亲周兰欣。四十多年过去了，梓蕙无法想象还有多少人记得她家的糖水铺，“八月照相馆”的师傅早已作古，如若不是这幅画，老屋终将化为尘埃。

梓蕙在手机里跟我谈好价，从网上商铺拍下这幅画，留下地址之后，门铃响了。我放下手机，跑回一楼，只见门口站着个穿着灰白色羽绒服，留着短发的中年女人。开门后，她问我是否是工作室的老板。我邀她上楼，沏茶的时候，她在画室里兜了一圈，目光很快锁定在墙角的那幅老屋画面上。她捧起来，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正是她在网上相中的那幅画，一个月之前，她还在App上给我留言，今天她决定亲自来取。我说抱歉，画刚刚被人买下来，买画的人也是老屋的原主人，这是她和母亲住过的房子。中年女人抬头打量着我，眼神里流露出嘲讽和不快，说：“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可以拿走任何东西。”

中年女人的话，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我这才注意到，她的头发业已花白，嘴唇薄且外凸，给人尖酸刻薄的印象。过了一会儿，她才用商量的语气请我退掉梓蕙的定金，她非常想要这幅画，她说母亲去世之后，她是“大成路”旧居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不允许某人鸠占鹊巢，混淆视听！临走前，中年女人冲我笑了笑，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改天再来取画，相信你会处理好的。”

送走了中年女人，我考虑再三，还是给梓蕙拨去电话，把中年女人造访的事，完完全全地说了一遍。我开诚布公地告诉梓蕙，说我当初在网上找到图片，进行创作，是为了参加“城市记忆”的画展，因为这20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屋具备代表性，况且当时东临黄鹤楼，西望长江大桥的“大成路”，是武昌区最热闹的集市之一，几乎每个月，父亲都会领我来到长江大桥下的大成路，点一碗糊汤粉，油条蘸着汤粉吃完，再逛逛附近的新华书店和琴行。除了画画之外，我不想卷入任何麻烦。梓蕙说，老武汉的底蕴，正是从市井烟火中走出来的，当初母亲开糖水铺，也是为了养活姊妹俩。如果没猜错的话，刚才来画室找我的人正是她的姐姐梓兰，梓蕙移民之后，两个人再未谋面。可世界真的很小，姊妹俩再次因这幢老屋，纠缠在一起。

梓蕙告诉我说，糖水铺是父亲留下来的。她们的父亲孟修德，在铁路部门上班，这位下放知青回城后，已经年逾五十，亲朋好友忙着给他张罗对象，媒人约了好几个女人见面，父亲都不满意。据说父亲最终选择了母亲周兰欣，是因为这个乡下丫头话不多，从媒人约他们见面开始，周兰欣就低头盯着自己的鼻尖，孟修德问话，她才“嗯、啊”地应答一两声。在大中华酒楼吃过饭，亲事差不多定下来了，父亲说周兰欣性格柔顺，活到他这岁数，找个女人除了安心过日子之外，还图什么呢？

从姊妹俩记事开始，孟修德就一头扎进书本。在民房二楼的写字台上，垒着高高一摞书，有世界名著、手抄信件，还有英语和俄语类的书。搁不下的书，则摆在垫了旧报纸的地上。父亲读书的那些夜晚，母亲会安排姊妹俩早早休息，她说父亲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火箭工程师。梓蕙模模糊糊地听着，似乎在睡梦中，也能听见父亲“得儿、哒儿”的俄语卷舌音。

父亲沉默寡言，很少跟姊妹俩亲近，但每逢节假日，都会送她们发卡、糖果或彩色铅笔之类的小礼物。母亲没有工作，料理家务，领她们去邻居家串门便是最好的消遣。可以说，她们的童年过得波澜不惊。梓蕙七岁那年的秋天，父亲把她和姐姐叫到顶楼的平台上，说有东西给她们看。平台是水泥地，漏水的地方涂抹了沥青，四周用红砖砌成围栏，还插了一根自制的电视天线杆。平台是姐妹俩跳橡皮筋、丢沙包、放风筝的地方，也是母亲晾晒衣服的地方。父亲把她们领到东边的围栏前，指着远方，问她们看见什么了。

“是黄鹤楼。爸爸，什么时候领我们去玩啊？”梓蕙问。当年的黄鹤楼，在旧址上重建，竣工并对外开放后，已经是1985年的事了。

“等到树叶黄了的时候，我领你们登上黄鹤楼，武汉三镇就尽收眼底了。”父亲告诉姊妹俩，黄鹤楼是三国时期孙权修筑的，后因战火，屡次重建，他还讲起了黄鹤仙人的故事。

眼看就到了十一月底，父亲如约把姊妹俩领去了黄鹤楼。登高远眺，从这座名楼上下来之后，父亲又领着她们从长江大桥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父亲说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座公路和铁路两用大桥，一桥横跨长江，连通着汉阳和武昌。

孟修德把姊妹俩领回家的当晚，发起了高烧。起初，周兰欣以为他只是普通感冒，可几副药下肚之后，丈夫高烧不退，领去医院一看，原来是肝硬化引发合并性感染，医生下达病危通知书，安排马上住院。梓蕙告诉我说，父亲的肝病是回城前就有的，常年的劳累和抑郁拖垮了这个爱读书的男人，那时的他已经形销骨立，只剩一身干皮。父亲最后的日子，显得平静又和蔼可亲，他把姊妹俩叫到床边，说他当年下放的时候，不曾想过自己还能回城娶妻生女，这辈子已经知足了。

父亲去世之后，姊妹俩捧着他的遗像，走过大成路，登上桥头堡，坐上去火葬场的大客车，一路撒花，祭奠亡灵。父亲的丧事办完还不到一个月，一天清晨，姊妹俩刚起床，发现屋子里围了一大群人，都是叔伯辈的。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弟妹，他们今天之所以来，是谈房产归属问题的。按照三妹的说法，大成路的房子是祖父遗产，每个人都有份，当初只是暂时腾出来，让给大哥充当新房。如今大哥不在了，他们决定把房子收回变卖，均分财产。周兰欣说，话不是这样讲，当初老爷爷置办了三套房产，汉口六渡桥的那套给了二弟，武昌积玉桥的给了五弟，四弟英年早逝不算其内。至于说三妹，虽说没能拿到房产，但给了她不少嫁妆，包括最珍贵的那一盒金银首饰。况且孟修德和周兰欣结婚时，家族中的长辈都点了头，同意把大成路的房产留给老大的。三妹说，口说无凭，总之你不是孟家的人，房子终归要还给孟家。周兰欣跟他们耗了大半天，二弟、三妹和五弟只是不肯，临走前，说给他们一周时间，搬东西走人。

一周时间，很快就到了。眼看孟家的人包车过来，一起撵他们走，周兰欣立在门口，又羞又气。梓兰年纪虽小却性情刚烈，她跟三姑言语不合，三两句吵起来，三姑骂她杂种，梓兰朝前一扑，抓破了三姑的脸。二叔乜她们一眼，晃晃悠悠地走到立在门口的周兰欣面前，说：“嫂子，麻烦让个道，搬家的车都叫过来了。”

“二叔！”梓蕙见母亲为难，轻轻地唤了一声，从里屋走出来。刚才的一切，她都瞧在眼里。

“哟，是蕙蕙。”梓蕙向来柔顺，二叔见是她，声音也缓和下来。

“二叔，爸爸活着的时候，说你最疼我们了……你真的忍心赶我们走？”梓蕙的声音柔柔的，说话之间，已经跪在了二叔面前。

二叔吃了一惊，刚要拉梓蕙起来，三姑就在一旁嘀咕：“哟！小小年纪，都黄鼠狼一样贼精，学会用苦肉计了。”

二叔看看三妹，又看看梓蕙，正犹豫不决之际，周围的邻居们都出门看热闹。梓蕙见围观人多了，又说：“二叔，三姑，爸爸走了以后，我们只剩下这套房子了……大成路的房子，就算是我们借来的，每月按时给你们租金好不好？”

梓蕙眼泪汪汪，语调凄凉，围观的人都说孟家的长辈合伙欺负孤儿寡母，二叔和三姑面子上过不去，过去跟五叔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暂时不撵她们走。三兄妹商量了一会儿，还是三姑走到周兰欣面前，递给她一个小本本，说：“口说无凭，既然你答应租房，就在上面签字。到时候交不出钱来，别怪我们不讲情面！”

周兰欣接过纸笔，哆哆嗦嗦地签好字，还给三姑，眼看他们上车，走远了，这才把姊妹俩领回屋。几天之后，一个下面安了滑轮的玻璃柜从里屋推了出来，周兰欣开始在街头叫卖糖水、香烟和零食。梓蕙和梓兰每天放学之后，也会帮母亲卖东西，到了放暑假的时候，她们还会拎着装冰糕的保温瓶，一人守一条街，卖冰糕给路人们解渴。

姊妹俩在母亲的带领下，过着勤工俭学的日子，直到梓蕙升入初中之后，她才发现姐姐的学习成绩有些跟不上趟了。

梓兰比梓蕙大两岁，按照梓蕙的说法，姐姐从未対学习产生过真正的兴趣。梓蕙喜欢读书，喜欢那些发黄有着泛潮气味的旧书，梓兰则过早的成熟，她刚上初一，就学着年轻女子的模样，拿铁夹自制卷发，描眉画眼。

梓兰念到高二，书再也读不下去了，母亲怕她跟社会青年来往，委托朋友把她送到广州一家制衣厂学习手艺。可梓兰既不喜欢绘图制衣，也不喜欢配置各种染料，她去广州不到一年就换了四五份工作，朋友每每跟周兰欣电话里提及梓兰，都叹息说：“这孩子拈轻怕重，吃不了苦，她要是有梓蕙一半勤奋好学就好了。”

从那时开始，梓蕙就发现，周围人总爱拿她俩作比较。从初中到高中，梓蕙念的都是重点中学，又是文体委员，说话从来细声细气，同龄的孩子们都佩服她。梓兰呢，从初中开始早恋不说，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到，无论谁提起她，都直摇头。梓蕙并不喜欢人们拿她们做比较，她开始给姐姐写信，用金句激励她。例如：“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无才无以立足，不苦不能成才”“少而好学，如日出之光”等等。姐姐呢，从未给梓蕙回过一封信。这年春节，梓兰没有回家，只在电话里跟母亲道声“平安”。

梓兰在广州待的那几年，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绝口不提工作的事。等到梓蕙上大学的那年暑假，姐姐突然打电话来，说要给母亲和妹妹一个惊喜。七月的某一天，一辆运货的大卡车停在糖水铺门口。不等周兰欣招呼，工人们就把打包好的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抬下来，准备往屋里搬。周兰欣赶忙阻拦，问他们是不是搞错了，她从没购买这些东西。工人说：“这难道不是孟梓兰的家吗？大姐，你就放心好了，这些东西，都是女儿孝敬你的。”

孟梓兰回家的那天上午，左邻右舍的人都跑出来看热闹。姐姐的身材比从前纤细了，她穿一件红色v领的开肩长裙，戴着珍珠耳钉，留着一头蓬松华丽的长发，嘴唇的颜色，艳而不俗，人们都说她像钟楚红。梓兰送给母亲的，是一枚金戒指，送给妹妹的，是一块石英手表。就在人们対梓兰的飞黄腾达议论纷纷时，梓兰又宣布了一项计划：她要拿回属于母亲和姊妹俩的东西。

周兰欣出面召集孟家人开会的那天，梓蕙发现三姑和二叔明显苍老了。梓兰从珍珠鱼皮的提包里取出现金，码砖头一般码在三姑和二叔面前。梓兰対他们说：“按武汉市区的房价算，每平米一千八，八十平米一共十四万四，请你们清点一下。”三姑朝二叔使了个眼色，二叔便拿指头蘸了唾沫，慢慢地清点起来。二叔清点完了，三姑又清点了一遍。三姑点完钞，露出一口活动假牙，笑着対周兰欣说：“我就知道兰儿最有出息，她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爱拼才会赢嘛！”

母女们目送着亲戚们走远了，梓兰这才说起自己的经历。在广州打工的头两年，她事事不顺，还被工友骗走了钱，到了第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拜了个干姐姐。干姐姐是香港某明星的情妇，梓兰见她养尊处优，手头有大把的钱，便说服她投资外贸，做起了服装生意。干姐姐关系网庞大，人却疏懒，从进货开始，每一环节都交给梓兰打理。梓兰也没辜负她，很快就形成了一条从面料到成衣，从加工到出口的生产链。梓兰说等到梓蕙毕业了，也来南方创业，有知识作武装，妹妹一定能一飞冲天。

梓兰在武汉待到暑假结束，这才回到广州。第二年冬天，梓兰再次来汉，这一回，她还领回个男朋友。男朋友姓祝，个子高高的，皮肤如女人一般白皙，据说他是广州海关某领导的公子，梓兰是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他的。祝先生刚一进门，就把准备好的西洋参、燕窝、花糕和干果拎上桌，说是孝敬周兰欣的。周兰欣说，客气什么，第一次来，就让你破费了！祝先生说，没事没事，没花多少钱的。周兰欣做好饭菜，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时，梓蕙偷眼去看祝先生。祝先生丹凤眼，眉毛浓浓的，穿着很服帖的白色西服，吃饭时，总是招呼母女们多吃点菜，自己却吃得很少。梓蕙想，他对姐姐很体贴吧！第二天上午，梓蕙起床时，发现姐姐和祝先生已经不在了。母亲说姐姐领男朋友爬蛇山，登黄鹤楼去了。

祝先生在武汉待了一周，母亲和姊妹俩便开始准备年货了。她们买来香肠和鱼，母亲把鱼剖开肚子，去掉内脏，掏出鱼籽炸了吃，再在鱼身和鱼肚内抹上厚厚的一层盐，拿到平台上去晒。梓蕙把挂鱼的钩子系在绳子上，经过腌制的大青鱼变成薄薄的一层，在阳光下晃动，两周之后，琥珀色的鱼肉就会香得滴油。梓蕙挂好最后一条鱼，回过头，这才发现祝先生站在后面，笑眯眯地瞅她。梓蕙喊声“姐夫”，祝先生邀她下楼，说要给她看样东西。

梓蕙和祝先生来到二楼，祝先生问她学业怎样，朋友多不多，生活费是否够用之类的。两人聊了会儿天，祝先生让梓蕙闭上眼睛。梓蕙坐在写字台前的椅子上，微微地抬起下巴，心想未来的姐夫会送她什么好东西呢？不一会儿，她感到一样冰冰凉凉的东西，挂在了脖子上，睁眼一瞧，原来是一条上面缀有海豚的项链。

“希腊产的，国内买不到的。”祝先生的嗓音，丝绸一般润滑。

“我姐知道吗？”梓蕙觉得，自己承受不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这是我送给你的，不需要你姐，还有其他人同意，懂吗？”他望着她说。

梓蕙站起来，想要取下项链，刚一抬手，就被祝先生捉住了手腕。他附在她耳边，说他喜欢她的柔顺、聪慧和内敛。梓蕙试图躲开，却发现自己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

梓蕙没把祝先生过来找她的事，讲给梓兰听。祝先生依旧每天陪梓兰逛街，预备年货，梓蕙若是撞见，便远远地避开。等到晚上，祝先生回宾馆了，梓兰便找梓蕙聊天。二楼摆放着她们从小一起睡觉的大木床，现在，姊妹俩还是挤在床头讲话。梓兰盘算着日子，说在回武汉前，祝先生就向她求婚了，他们会在除夕那天，把喜事告诉母亲。梓蕙听了，既为姐姐高兴，又有些失落，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清。

除夕的前一天夜里，梓兰没有回家。第二天清晨，梓蕙被楼下的声音吵醒。她披衣下楼，看见姐姐怒气冲冲地跑进屋，祝先生则在后面喊她。梓蕙迎上前，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被梓兰推了一把。她是那样用力，以至于梓蕙的脑袋磕到一旁的楼梯上。祝先生这时也抢进来，问梓蕙撞疼了没有？见她没有大碍，祝先生说等会儿，他会给她解释的。

这天上午的时光，是在二楼的震动声中度过的。梓兰跟祝先生争执着，她跺脚，尖叫，偶尔停顿，祝先生劝慰几句，俩人又吵起来。临近中午，祝先生终于从楼上下来了。他把躲在一旁的梓蕙叫出门，说他心里无法同时装下两个人，倘若说梓兰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的话，那么梓蕙更像山谷里的幽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祝先生说着，抬起一只手，抹开梓蕙被泪水打湿的头发，说：“你还在念书，我会等你的。”

祝先生跟梓蕙说完这番话，收拾行李，启程回广州了。在梓蕙的记忆里，这是姐姐第一次认真谈恋爱。此后，梓兰还交过几个男友，可再没领回家。姊妹俩也没提起祝先生，可梓蕙依然能从姐姐的眼中捕捉到她的失落、伤感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妒意。

过完年，梓兰回到广州，梓蕙也去学校上课了。不知是失恋影响到梓兰，还是别的原因，梓兰的生意一落千丈，大批的货积压在仓库，外债也收不回来。梓兰在电话里告诉梓蕙，干姐姐的情夫不辞而别，断了资金链的她不得不割肉解套，把损失降到最低。梓蕙后来才得知，姐姐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周边国家大批工厂倒闭，工人们失业，姐姐的生意自然受到波及。

一晃就是四年，梓蕙终于完成学业了。相关单位陆续到学校招聘，梓蕙可以选择去大企当文员，或去外企做策划。这天中午，梓蕙打了一盆水，站在寝室的窗口洗头。洗完头，她伸手去拿架子上的毛巾，没想到有人主动给她递过来。梓蕙接过毛巾，一边包裹住头发，一边去瞅送她毛巾的人。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正冲她笑呢。

“祝先生，你怎么来了？”梓蕙问。祝先生上次走后，每个月都会给她打电话，不过梓蕙从没当真。

“我早就说过，等你毕业典礼的时候，会来参加的嘛！”祝先生说着，从抽屉里取出电吹风，抓了抓她的头发，吹干，拿梳子帮她梳头。

祝先生帮梓蕙打理好头发，两人下楼散步。他们从校园一直逛到湖边的凌波门，此时夕阳西下，波光粼粼的湖面映照出他俩的倒影。二人走上栈桥的时候，祝先生告诉她说，金融风暴已经过去了，他利用父亲的关系，成立了一家集进出口制造、贸易代理和监管职能为一体的公司，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去他的公司历练，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朝夕相处了。梓蕙盯着祝先生的眼睛，试图找到犹疑和拒绝的理由。可没等她仔细琢磨，祝先生就拉她入怀，用力吻了她。

毕业季很快就到了。几乎每天，都有同窗被用人单位要走，可梓蕙一点都不着急，她在等着祝先生的消息呢。从六月到七月，梓蕙足足等了两个月，也没祝先生的音信。到了七月的最后一天，她鼓起勇气，拨了他的电话号码，等待她的却是忙音。梓蕙挂断手机，感觉身体被抽空了。她対他的感情，终究付之东流。

梓蕙走出校园，回到大成路的家，迎接她的是依然是开糖水铺的母亲。最初的一两个月，她不想见任何人。母亲也不多问，只是像过去一样，每天早上喊她起床，给她端一碗冰糖雪梨。梓蕙喝着又稠又甜的雪梨汁，心想这么多年过去了，冰糖雪梨的味道，一点没变。母亲说她用的是最好的莱阳雪梨，这种梨熬出来的糖水，最为甘甜爽口。

在母亲的雪梨汤的滋润下，梓蕙的伤口正在一点点愈合。她终于走出家门，在武广的写字楼里找了份文员的工作，开始了平淡又充实的生活。梓蕙并没察觉，千禧年之后，城市化进程就在不断加快，大成路周边的老房子陆续拆迁，糖水铺就快保不住了。

大成路原名玉带街，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庙在其东北侧，故更名为大成路。大成路和司门口相邻，周边又有户部巷、武汉音乐学院和黄鹤剧场等等，到了晚上，这里摆出夜市摊，人流如织的大成路，也让周兰欣的糖水铺有了一笔不算多却足够养活两姊妹的收入。

拆迁办的人第一次走进糖水铺，向母女俩宣读相关政策的那天，梓蕙本以为很快就能签字，拿到拆迁费。可几天之后，家里出现两男一女，说糖水铺是违章建筑，责令她们在两个月内搬走，只能象征性地给予补偿。周兰欣说，市区的房价一路看涨，可谓一月一变化，总不能两万块钱就把我们打发走吧。负责拆迁的女人叫同事掏出一张图纸，说红圈标注的地方，都是非法建筑，按规定要无偿拆迁，就连两万块钱的补偿，也争取了好久。周兰欣说，糖水铺是女儿们的爷爷留下来的，我不允许你们拆祖屋！

拆迁办的人又来了几次，都被周兰欣拒之门外。此时周边的居民楼都竖起围墙，进入拆迁倒计时，糖水铺前方的马路上，也拉出了“和谐拆迁，利国利民”的条幅。十月的一天晚上，梓蕙正在睡梦中，忽听窗外一声巨响。她披衣下床，想要拉开灯，却发现停电了。梓蕙翻出手电筒照亮，下楼去跟母亲碰头。周兰欣也被吵醒了，母女俩察看了一会，只见一楼的窗户被人砸了个窟窿，大门口也被泼了油漆。第二天一大早，她们就去派出所报案了。

梓蕙和母亲等了半个多月，也没等回关于肇事者的消息。糖水铺却屡次遭人破坏，不是断水断电，就是收到匿名恐吓。好不容易捱到年底，糖水铺周边的老居民楼都被推平了，梓兰也腾出时间，从外地赶回来，支援母亲和妹妹。梓兰在广州创业失败后，便去北京当起了售楼小姐。梓兰叫母亲和妹妹别急，她会寻求法律援助的。

梓兰请律师拟好合同，准备上报的那天凌晨两点，屋外传来了一阵震动声。梓蕙刚从床上爬起来，就被窗外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她手搭凉棚，遮挡住强光，这才发现老屋的前方，开来了一辆拆楼机。拆楼机挥舞着巨大的臂膀，似乎稍一用力，糖水铺就会化为齑粉。此时母亲和姐姐，已经穿好了衣服，三人一道朝天台跑去。

梓蕙随母亲和姐姐爬上天台，耸立在蛇山上的黄鹤楼笼罩在雾霭之中，周边的老民居楼都变成了瓦砾堆，不起眼的糖水铺也成了一座孤岛。楼下，一个戴着安全帽领导模样的人，站在那里朝她们喊话，大致说的是，依法拆迁是优化环境，构筑和谐新家园的头等大事。少数人冥顽不化，为了一己私欲诋毁、抗拒拆迁，不仅不道德，也是违法的，将会受到法律制裁。不等那人把话说完，梓兰就朝他们嚷着：“这幢屋子，是爷爷留给我们的。当初我们自家掏钱盖房，相关部门盖了章，怎么能说违章建筑呢？”

戴安全帽的人说：“当年的制度还不完善，你们别老想着钻空子。再说几十年过去了，这幢老屋已经成了危房，有安全隐患，你们还是拿了钱，赶快搬走吧！”

梓兰说：“两万块钱的补偿，只够买个洗手间。我们要讨还公道！”

戴安全帽的人见梓兰不肯退让，逐渐失去了耐心。他放下喇叭，朝手下的人挥了挥手，转身就走。挥舞着钢铁巨臂的拆楼车开过来，梓兰朝妹妹使了个眼色，梓蕙便把搁在一旁的大桶拎了过来。梓兰一手拿着打火机，一手指着大桶，朝拆迁的人嚷嚷着：“这里边装的是汽油，你们想看活人，还是看死人？”在姐姐的催促下，梓蕙哆哆嗦嗦地兜了一勺汽油，淋在梓兰头上。站在聚光灯下的梓兰满脸惨白，被打湿的头发一缕缕挂在胸前，好似蛇发女妖。

双方僵持了一会儿，拆迁大军还是撤离了。梓蕙看看周围没有其他人了，突然捂住嘴巴，咯咯地笑了起来。梓兰也笑了起来。周兰欣望着姊妹俩，摇摇头说：“亏你们想出这个馊主意，可惜了这一桶糖水！”

梓兰笑着说：“舍不得糖水，骗不走豺狼嘛！”

姊妹俩用糖水骗走拆迁大军，老屋也暂时保留下来。第二年春天，相关部门终于下达了“依法拆迁、以情拆迁、和谐拆迁”的新政策，对于占道的有争议的民房、自建房，要酌情考虑补偿，不得暴力拆迁。在母亲和姊妹俩的努力下，她们终于争取到一笔合理的拆迁费，且享有优先选购安置房的权利。在安置房建成之前，梓蕙和母亲开始租房度日。

梓蕙告诉我说，糖水铺拆迁之后，母亲的精神就骤转直下，似乎丧失了力量。周兰欣本就患有高血压和尿路阻塞的毛病，加上搬去出租屋后种种不便，不过半年时间就变得面目浮肿，经常失眠。梓蕙陪着母亲上医院，又花了大价钱，从名医那里买了虫草、丹参、麻黄等中药，天天煎熬调理，可几副药下肚却石沉大海，一点效果都没有。母亲的病就这么拖拖拉拉，耗了好几年，眼看安置房快要建成了，周兰欣却到了尿毒症的晚期。医生说，必须换肾才能解决问题。周兰欣还年轻，有希望，等到合适的肾源，就能做肾移植手术了。

母亲在等待肾源的日子里，时常梦见父亲。有时候，半夜惊醒的她还要去找小推车，说外面有人喊她，她要卖冰糖雪梨了。梓蕙觉得，母亲是过早衰老了。这天半夜，周兰欣对梓蕙说，孟修德要来大成路的老屋接她了，他们还要去大中华酒楼吃饭，去看黄鹤楼。第二天天亮，母亲一定要回老屋看看。

梓蕙陪母亲来到老屋的旧址，周兰欣绕着施工围墙走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回家后，母亲不肯吃饭，此后每天饮食骤减，就算喝些稀粥，也少之又少。周兰欣对梓蕙说，她老了，老屋拆了之后，也没什么盼头了。母亲终究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就撒手人寰，这时房产局的人却告诉梓蕙，她们可以选购安置房了。梓蕙道了谢，挂了手机。

梓兰从北京赶回来之后，姊妹俩把父母的墓合在一起。姊妹俩上完香，穿过柏树林的时候，梓兰才开口对梓蕙说话。梓兰告诉妹妹，祝先生并没忘记自己对梓蕙的承诺。妹妹毕业季的时候，祝先生是因为父亲的落马而受到牵连，锒铛入狱才没联系她的。

“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这些？”梓蕙问梓兰。

“你还年轻，我不希望你被他耽误了。”梓兰说。

“现在，他在哪儿？”梓蕙问。

“因为表现良好，祝先生两年前就出狱了。他想要我安排你们见面，我说晚了，妹妹早就嫁人了。”梓兰望着呆若木鸡的梓蕙说，“你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他。”

梓蕙对我说这些时，我对梓兰的做法忿忿不平。时间那么容易改变一个人，以至于一向勇往直前、力争上游的梓兰，最终沦为一个相貌平庸，不婚不育，斤斤计较的小市民。而向来柔弱的梓蕙呢，却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梓蕙就像小时候一样，重新把头扎进书本里。几年后，她出国深造，拿到了金融管理和文化传播学的双硕士文凭，又在加拿大结婚生子。梓蕙说她打算明年春天回国，给父母扫墓时，再约梓兰见面。

第二年春天，在姊妹俩见面之前，我携着那幅画，来到了梓蕙下榻的酒店。梓蕙是个四十多岁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的女人。我们站在酒店的观景台上眺望黄鹤楼，天朗气清，你无法想象这幢辉煌的楼宇曾被焚毁过多次，又重建过多次。梓蕙喝着咖啡，说酒店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在糖水铺的地基上建成的。母亲去世之后，她也尝试过做冰糖雪梨。同样是莱阳雪梨，她却做不出母亲的味道。

一群飞鸟从我俩头顶上掠过。梓蕙抬头看了看，说：“其实，一直想要飞走的人是我。”梓蕙说，她不像梓兰那样决断，有着拥抱惊涛骇浪的勇气。从小就羡慕姐姐的她，始终蛰伏在安全区，等待着时机。

“刘老师，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当初，是我主动找祝先生，向他示好的。也是我主动联系医生，放弃肾移植的手术……成功的几率，并不高……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吗？”梓蕙说到这里，第一次流露出张皇之色。但很快的，她就用手撩开遮挡视线的长发，眺望着远方，说：“黄鹤楼，它只是一个传说啊！”

刘小骥，生于1978年，现居武汉。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中国作家》《长江文艺》《作品》《广州文艺》《芳草》等刊物发表小说一百余万字，出版过长篇小说《作价》《盛世龙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