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吴昕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诗《原野》、诗学随笔《心的深处有个宇宙》、散文集《边读边发呆》、长篇小说《君不见——李白写给杜甫的十二封信》等二十余部。现为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作家分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现居长沙。

一、不可思议的选择

向上的革命和向下的堕落有时来自于同一个原因，比如家庭的宠溺和约束所造成的逆反心理，最终形成决裂与背叛。向上和向下方向的不同，则取决于内在的信仰。白莽就是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家庭中，受到新时代影响，选择了革命而不是堕落。

那时，旧的制度、旧的文化刚刚被新的潮流摧枯拉朽地冲击。但在新的潮流中，同样隐藏着旧的惊涛骇浪。无数矛盾、问题、冲突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杂夹、纠缠、扞格、互相制约。于是，置身其中的人，他们的思想向度和价值观就会增添更多的可能性，有的犹疑观望，有的义无反顾；有的犹疑观望之后再义无反顾，有的义无反顾之后又回到犹疑观望之中；还有的在向一个方向义无反顾之后忽而转头向另一个方向义无反顾……

诗人白莽的老家在浙江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他于一九一〇年的端午节出生，这是否昭示着他身上秉承了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血气呢？

白莽本姓徐，家谱上的名字叫徐孝杰，小时候家里人叫他徐柏庭，读书时用的学名是徐祖华。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借了上虞人徐文雄的中学毕业文凭，考取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遂易名为徐文雄，号之白，别名徐白，笔名白莽即由此演化而来。像那个年代的文人一样，白莽用过很多笔名，如任夫、殷孚、莎菲、沙洛及Lvan等，其中最有名的是殷夫。

不断地换名，其实是不停地改头换面，在社会夹缝中腾挪躲闪，以保全性命，安顿身心。“苟全性命于乱世”，近两千年前诸葛亮的低徊之语，在二十世纪初，更加贴切地充满着沉痛与悲凉。

白莽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勤学习，好医术，靠自己琢磨出道，治病疗伤，在当地口碑甚佳；母亲则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家庭妇女，相夫教子，把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因此，等白莽出生的时候，他有着不错的家境。

白莽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徐培根曾留学德国，当过蒋介石第五军参谋处长和国民政府航空署长，二哥、三哥也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白莽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又极聪明伶俐，九岁便博览群书，十五六岁即诗名远播，因此备享父母兄姐的宠爱。

按常理，他可以吆五喝六，纸醉金迷，做他的纨绔子弟去；也可以利用兄长的“优质”资源，到国民党那里捞个职务，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可以在厅级干部位置上退休；硬是要弄文学，就待在家里，让你拥书万卷，写出来找个出版社自费出版，哥哥属下的文学爱好者们人手一册，不也名利双收啦……

但白莽偏偏选择了一条最不可思议的道路——革命。

白莽受到的宠爱，让他并不自在。他感觉自己像一个未成型的瓷器，父母呵护在掌心，生怕掉下来打碎了；而三位兄长，尤其是大哥徐培根，一心只想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三个弟弟，前两个均塑造成功，三弟如此人才，他更是雄心勃勃，要让三弟出人头地。

大哥的这种强势让白莽非常反感，他先是不自觉地朝与大哥给他安排的相反的道路上走。“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这个生性热爱诗歌的少年，发现从小就没有诗意，到处都是势利的嚣张和被压迫者的呻吟，“我有一个希望，戴着诗意的花圈，美丽又庄朴，在灵府的首座”。他似乎早早地预感到，他诗歌的使命将是不同寻常的，就像他在《孩儿塔》中所写的：

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的人生的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

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

……

这时，他已执意要唱出自己“生的歌颂”，追求“未来的花底憧憬”，来对抗“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一九二〇年秋，十一岁的白莽就读于象山县立高等小学。当时，五四之风已吹遍校园，师生们经常聚会，宣传打倒列强，反对军阀，这让白莽眼睛越来越明亮，思考越来越成熟。三年后，大哥徐培根把他接到上海，考入民立中学“新制”初中一年级。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白莽所在的民立中学群情激愤，“三罢”斗争如火如荼，白莽积极参与其中。暑假，他回到家乡，和进步文艺团体新蚶社的旅甬、旅沪青年们打成一片，成立五卅运动外交后援会。同时，他开始以新诗为武器，在《新蚶》报上抨击帝国主义侵华和国民党的暴行。

南京路的枪声，/把血的影迹传闻，/把几千的塔门打开，/久睡的眼儿自外窥探，/在群众中羞怯露面，/抛露出仇恨、隘狭语箭！（《意识的旋律》）

结识共产党人贺威圣、杨白是这个时期的大事，他们让白莽奔涌的热血找到了正确的航道。一九二六年七月，白莽用徐白这个名字，跳级插班考入上海浦东中学高三年级。浦东是上海产业工人的集中地，他在这里深切了解到中国工人的生存状况，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莽因一个“獐头小人”告密而被捕，囚禁了三个月，险被枪决，后在徐培根保释下出狱。

这是他第一次入狱。这次入狱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信念，出狱后他的诗风大变，不要意象，不要隐喻，甚至连韵律都一脚踢掉。他用最直接、最简要、最有力的方式写出诗歌，从而让诗歌远远超出文学作品的范畴，变成挥舞拼杀的利器。

朋友，有什么呢？/革命的本身就是牺牲，/就是死，就是流血，/就是在刀枪下走奔！……同志们，快起来奋争！/你们踏着我们的血、骨、头颅，/你们要努力地参加这次战争！（《在死神未到之前》）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一次牺牲——他首先牺牲了自己的文学生命。一个热爱诗歌、也能写出很好诗歌的青年，毅然抛弃诗歌的基本要素，抛弃让自己作品传之久远的可能，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这是令人钦佩的。

二、别了，哥哥

出狱后，白莽听说母亲为他思念成疾，就利用养伤的机会，回家探望。母亲这才知道了他所从事的活动十分危险，但并没有阻拦他，只是一个劲叮嘱：

“柏庭，你要小心呢！”

一九二七年九月，白莽考入同济大学附属德文补习科一年级乙组，和同学中的共产党员王顺芳、陈元达结成好友。不久他转为中共党员，当上了学生代表、学生会干部，主办油印文艺刊物《漠花》。

翌年初，白莽加入蒋光慈、钱杏邨（阿英）组织的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组织关系隶属于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书记潘汉年，支委阳翰笙。这段时间，他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高潮，《独立窗头》《孤泪》《给某君》《啊！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等，都是掷地有声的檄文。

呵，我们踯躅于黑暗的，黑暗的丛林里，/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煽起，/我们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喷着怒气……/在火中我们看见了天上的红霞，旖旎！（《我们踯躅于黑暗的丛林里》）

同年秋，白莽再次被捕。大嫂张芝荣让徐培根在上海找熟人保释。获释后，白莽回到同济大学。党组织考虑到他和王顺芳、陈元达的安全，安排他们暂时转移到象山。十月，白莽在二姐徐素韵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当教师。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深入白墩、爵溪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编写革命诗章，发动学生排演话剧，到乡下村镇演出，观者如堵。

一九二九年二月，白莽在二姐资助下，重返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后，他决定离开学校，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人运动。至此，白莽完全实现了从叛逆青年向职业革命家的转变。

他的一意孤行大大触怒了以徐培根为首的家长。他不仅没有按照兄长所期待的去做，反而让哥哥们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弟弟，而在国民党军队里受到牵连和怀疑，大大影响到升迁和发展。

劝的劝，哄的哄，逼的逼，都不能让白莽回头。徐培根失望至极，在白莽第二次遭捕后，他已无心营救，如果不是大嫂张芝荣出面，白莽恐怕已凶多吉少。不久，白莽收到徐培根一封痛斥他的信。这封信促成他写下了与兄长的决裂诗《别了，哥哥》：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作为噩梦一场。／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在你的一方，哟，哥哥，／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只要我，答应一声说，／“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从名号直至纸帽。／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不要荣誉，不要建功，／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想做个普罗米修斯偷给人间以光明。／真理和愤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别了，哥哥，别了，／此后各走前途，／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这是白莽极为重要的一首诗。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骨肉亲情。白莽并不是冷酷无情，相反，他对兄长充满着手足之情。第二，对社会、人生，以及自我前途的洞察，说明他的所有行动都不是情绪化，不是冲动，而是在良知和真理的指令下的奋然前行。第三，抱着必死的决心，对此一战斗的凶险性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宣言。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二次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和亲情，断然放弃那么优越的条件，放弃了一切可以让个人获得舒服、美满和世俗幸福的因素，全身心投入到战斗当中。这是令人敬仰的。

三、若为自由故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首流传甚广的诗篇《自由与爱情》就是不到二十岁的白莽翻译的。当然，白莽不是它的首译者，第一个翻译这首诗的中国作家是大名鼎鼎的茅盾。但由于茅盾不写诗，他的译笔太散，不精致，因此没有流传下来。

裴多菲被鲁迅誉为“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将他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裴多菲只活到二十六岁，一八四九年，当奥俄联军入侵匈牙利，企图颠覆尚在襁褓中的共和国时，裴多菲投笔从戎，策马驱驰，战死疆场，留下美丽而独立的祖国，留下可爱而寂寞的妻子尤丽亚，留下“我愿意是激流”的不朽回响。

裴多菲就是白莽的榜样、典范和先驱者。他非常喜欢裴多菲这首《自由与爱情》，译成中文后，他曾请求姐姐把它绣在他的枕头上。

白莽也有他热恋的爱人——盛淑真。她是白莽的二姐徐素韵在杭州蚕桑讲习所时的同窗好友，外柔内刚，颇有主见。一九二六年暑假，白莽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徐培根的家里。有一天，徐素韵带了好朋友盛淑真过来吃中饭。白莽在女孩子面前很害羞，他没有和这个看一眼就喜欢上了的女孩说一句话。盛淑真笑吟吟地走了，少年白莽却满怀心事，此情无计可消除。二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要白莽给她的好朋友写信。这一写便不可收拾，一张好大好大的情网罩住了两颗年轻的心灵。

“殷夫”这个笔名正是在鱼雁往返的游戏里取的。那个叫徐白的少年渴望自己是一个大丈夫，敢于爱，敢于担当，种种殷切，种种殷勤，全在不言中。

白莽喜欢在每封信落款时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仿佛他已经顶天立地了。而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联系在了一起。他真的成了一名杰出的红色诗人。

转眼两年多过去，已由清秀小生变为坚毅革命者的白莽，在组织安排下，回到象山县二姐所在的学校代课，担任自然课程讲授。碰巧徐素韵邀了盛淑真来学校帮她。故乡逢知己，本应是激情四射，本应有无尽倾诉，可白莽在公开场合见了盛淑真，像不认识似的。他们一起教课，同桌吃饭，白莽旁若无人，外人打死也不会相信这是一对恋人。

只是每到晚上，面对白白的纸笺，白莽立马恢复了轻松与自信，他把白天想说的话一个劲地涂抹到纸上。他三个月写了二十多首诗，左一个“我的心”，右一个“玫瑰花”……这时候，爱情成了白莽的户主，革命带来的危险暂时放在偏房里歇着。

但白莽没有忘乎所以。爱情的甜美溢遍全身，却软化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深知自己在做一件什么事情，作为一名诗人战士，他无时不敏感地觉察到死神的窥探。他是决意去死的，可现在他决意爱着，享受这人生短暂的甘醪。爱与死的矛盾让他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对爱人的负罪——他多么想爱一个人，然而，他的爱只会给她带来死亡的气息。

死以冷的气息，吹遍你的柔身

我蹂躏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

……

白莽白天面对盛淑真时的冷漠，正是这种负罪感的集中体现。他不敢执子之手，因为他不可能“与汝偕老”。而他那些如痴如醉、如泣如诉的诗稿竟一直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看。

盛淑真爱上了才华横溢的白莽，她的“殷夫”。她甚至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盛孰真”，准备和他一起干革命。一九二七年九月，白莽考入同济大学时用的徐文雄的高中毕业文凭，就是盛淑真帮他借的。她等着心上人手捧炽热的诗稿，敲开她的房门，送给她一个定情的亲吻。

她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其实，答案白莽早已写出，就在他抽屉里的诗稿中——“明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陨，/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逍遥。/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他只有硬着心肠给姑娘以冷漠，他既无法说出违心的“我不爱你”，更没有勇气向她表白“我爱你”。写在纸上的诗句像一颗颗钉子钉在他心上，但他没有别的答案。

为了更多人的自由！

一九二八年底的一天，在杭州警察局任职的盛淑真父亲，发来电报，说给她在省建设厅谋得一个广播员职位，要她尽快回去。盛淑真一边哭一边收拾行装，她把一件件衣服抖开，折好；再抖开，又折好……她在不断地耗费时间，她在耐心地等着，等着那一声敲门……

那一夜比一个世纪还长，比一生还长。

那是一个寒冷而寂静的夜。

天蒙蒙亮，盛淑真的房间就空了。房门洞开着，像一个永远空着的等待。

我以为，这是白莽的第三次牺牲——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实实在在地在抛弃生命之前，将一切可以抛弃的都抛弃了。在自由和真理面前，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死士。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四、鲁迅的器重

白莽与鲁迅的第一次见面应是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他先投了一个稿子——译自德文的《裴多菲传》，给在《奔流》做编辑的鲁迅，鲁迅觉得不错，写了一封信去讨要原文。可那篇原文不是单独成篇，而是放在诗集的前面，邮寄不方便，白莽在柔石的引荐下，带着《裴多菲诗集》亲自登门拜访他仰慕已久的鲁迅先生。这本诗集的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的名字，鲁迅看了以为是白莽的本名。

见到鲁迅，白莽大失所望。鲁迅不大说话，给人以冷傲威严的感觉，这使自幼受到家庭宠爱的白莽很不习惯，他的表情渐渐生硬起来。与初次见面的人交谈不多，这又正是鲁迅的习惯。尤其是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鲁迅总是倾听的时候多。一来，找他的年轻人，大都有满肚子话要说；二来，鲁迅借此观察和了解对方，探探他们的底细和来访的动机。他对白莽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细心的鲁迅发现了白莽的尴尬，他故意幽了一默：“现在时兴攀老乡，那我们是宁绍大同乡呵。”

白莽却一点也幽默不起来。他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给鲁迅写信，表示很后悔这次见面，不满之意跃然于字里行间。鲁迅对青年的包容在这件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立即回信，向白莽解释：“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告诉他，翻译不能由着自己的爱憎去改变原文，他嘱咐白莽再译几首裴多菲的诗，还特意送了自己珍藏的两本裴多菲著作供他参考。

信和书是鲁迅托柔石送过去的。白莽收到信后，很开心，立即译了几首诗，再送给鲁迅。这次谈话便多起来了。白莽翻译的裴多菲的传和诗，一起刊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上。

鲁迅第三次见到白莽，是一九二九年七月四号。那次见面的详情，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也很生动：

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白莽还告诉鲁迅：“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

这时鲁迅才知道，那个“徐培根”是白莽的大哥。

这次见面，白莽给鲁迅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如此一名年轻有才的文学青年，却又是如此一位不顾一切的革命者。这正是鲁迅最期待、最赏识，也最疼爱的。鲁迅是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决绝者，他瞧不起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疑拖慢、首鼠两端的人，他把刘半农、废名等都归于此列，因而由青眼转为冷对。

他赶紧以付稿费的形式，给了白莽二十元钱，要他去买一件长衫。至于落在捕房手上那两本“明珠投暗”的好书，就只有痛惜的份了。从此，鲁迅与白莽虽不常见面，联系却十分密切。自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也就是白莽最后一次被捕前，白莽（殷夫）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了十八次。

五、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以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周围的作家为基础，中国左翼作家的精英们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的三人主席团为鲁迅、夏衍、阿英。在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著名演讲，其中有一句话是：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白莽在左联非常活跃。他与柔石交情最好，都是左联缔造和培养出来的“新战士”的代表。柔石比白莽大将近八岁，浙江宁海县人，原名赵平复。他曾跟鲁迅谈起，在老家时，一位乡绅看中了他的名字，一定要让给他儿子用。鲁迅据此推断他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平福”，拗不过乡绅才改为“平复”的。

鲁迅很喜欢柔石，他硬气，加上有点迂，“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取“柔石”这个笔名确乎有名如其人之感。

柔石与白莽在性情上有些不同。白莽聪明过人，性情果毅，该狠的时候狠得下来。柔石则略显憨厚，容易相信别人，热情得有些盲目。比如，同是危险，白莽和柔石都会冲过去，但白莽是明知有危险而不惧怕，柔石却是压根儿不知道那里有危险。

在创作上，柔石的成就更高，他的《为奴隶的母亲》和《二月》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特别是长篇小说《二月》，主人公肖涧秋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他的命运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鲁迅在为《二月》作的小引中写道：

他极想有为，怀着热爱，而有所顾惜，过于矜持，终于连安住几年之处，也不可得。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柔石谈了一个女朋友，叫冯铿。冯铿是广东潮州人，不喜修饰，爱好辩论，敢作敢为，她的名言是“我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她父母欲将她许配给有钱人家，她却看上了父亲的学生许美勋。一九二九年元宵节，她和男友许美勋私奔至上海，在一所民办的持志大学英语系读书。这年五月，革命者杜国庠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参加了左联的成立大会，分配到左联工农工作部。

柔石带冯铿去见过一次鲁迅。鲁迅一眼看出她是他的女朋友。他对冯铿的印象不怎么好，“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蒂克，急于事功”；“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鲁迅看待女性当然也是男性视角，他不喜欢浓眉大眼、风风火火的男子型女子，他喜欢像许广平那样调皮主动又常常撒些娇的女子，也喜欢性格坚忍却“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那样的女子。

体质弱也并不美丽的冯铿却有着火一般的激情，几乎融化了柔石；而柔石非凡的才气早已打动冯铿。“自看了你的《二月》以后，一种神秘的、温馨的情绪萦绕着我……每一个时间空间我的心里总是充塞了这样不可救药的情绪……好像完全转换了另一个人！这就是恋爱吗？”两人一拍即合。

柔石呢，家里的妻子吴素瑛是个典型的旧式女子，因父母之命而来，他们缺乏感情基础。

对冯铿当时的男朋友许美勋，柔石想出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办法——写信，希望能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许美勋收到柔石的信后是何种反应不得而知，但似乎没有太大的异议，柔石与冯铿很快就在一起了。

遗憾的是，这种幸福日子太过短暂，估计不到三个月。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俩和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在上海三马路东方旅社参加一次党的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英帝巡捕房悉数逮捕。前一天晚上，柔石还到了鲁迅家里，明日书店想印鲁迅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如何付。鲁迅抄了一份他与北新书局签的合同给他。柔石被捕时这份合同仍在他口袋里，这给鲁迅带来了麻烦。媒介传言鲁迅已经“被捕”，还被“刑讯”，别有用心的人在报上纷纷揭露鲁迅的“罪状”，有的甚至故意透露鲁迅住址，促请当局搜捕。谣言之炽盛，惊动了鲁迅的四方亲友，母亲急得生病了，鲁迅自己则如处荆棘中，感怆交并，难以言喻。鲁迅连夜烧掉朋友们的旧札，和许广平带着孩子住进了一个客栈，以防不测。他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三日致李小峰的信中说：“众口铄金，危邦宜慎，所以我现在也不住在旧寓里了。”

关在监狱里的五位左联干将，没想到事情会有如何严重，虽然“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虽然知道“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他们对再一次赶跑死神似乎比较乐观。柔石趁关在监狱的机会，跟白莽学起了德文。二十天后，龙华警备司令部枪毙近三十名政治犯，其中包括白莽、柔石、冯铿等五人。

这次事件震惊了全国。鲁迅更是被这样的暴行激怒了！他迅即出手，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声讨国民党的罪行。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在五烈士遇难两周年纪念日，心绪未平的鲁迅再次提笔，写下振聋发聩的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

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苟延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作为文坛旗手，他眼看着失去了几位年轻而优秀的作家；作为革命斗士，他眼看着失去了最有信仰和活力的战友；作为洞悉中国历史和前途的智者，他眼看着失去了一群单纯、高尚、富有使命感的热血青年。

他的悲愤与痛心，可想而知……

六、孩儿塔

孩儿塔在浙江嘉兴市建国路中段塔弄内，始建于宋代，清初重建，二十世纪末因建国路拓宽而被拆除。它来源于一则传说：

若干年前，有一县官路经塔弄，听到一个小孩在大声辱骂他的老祖母，便喝令将小孩拘到轿前审讯。这时，老祖母跑过来，说孩子年幼无知，不明事理，请老爷饶恕。县官于是命令衙役去塔弄口酱园端来一碗白糖一碗盐，放在孩子面前由他取食。孩子不假思索弃盐而取糖。县官斥道，小小年纪已识咸甜，还能说不明事理？一怒之下，判就地问斩。从此，小孩的一缕冤魂化为妖魅，常于阴雨天戴一红肚兜，出没在塔弄里，来看望孤居的祖母。

一九三〇年，白莽将他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创作的六十五首诗歌，编成一册，取名为《孩儿塔》。诗集中《孩儿塔》一首亦是白莽诗歌中最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我想应该也是白莽自己最为欣赏的，方才以此作为整本诗集的命名。

透过白莽短暂的一生，这首诗蕴含了太多东西。白莽早已预感到自己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他是把头颅别在裤腰带上来参加革命的。他不怕死，不怕以这种方式死去，因为死得其所。但他担心两点：

一是家里人，尤其宠爱他的母亲，会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你们的小手空空，/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

二是担心人们看不到他死的价值，或者说，他的死唤不醒同胞的觉醒。

他就像孩儿塔传说中的那个“孩儿”，因为一次叛逆而被处死（尽管是意义全然不同的“叛逆”），而这样的处死只不过是一次暴行的展览，愉悦众多看客的茶余饭后谈资而已。他的缕缕冤魂还得时时回来，寻觅过去的峥嵘岁月：

……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

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住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白莽把诗集编好后，又写了一篇《〈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鼓励自己“埋葬病骨”，以“更向前，更健全”的姿态投入到“时代需要”中去。白莽特意制作了一些插图，然后一并送给鲁迅，请他指正。可惜一切都没来得及，白莽就英勇就义了。

五年后。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鲁迅收到一封来自汉口的信，一个叫史济行的人自称是白莽同济大学的同学，说他手头收藏有白莽的遗稿，正在筹划出版，但出版社有一个要求，必须由鲁迅作序。

鲁迅手头有白莽自编的诗集，但他想，别人那里还有也是正常的。加上这些年来，鲁迅一直在为白莽遗稿出版的事操心，现在能有朋友帮忙，便感动于史济行“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的义行，不惜“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为诗集写了一篇序言。后来，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这个史济行是专门“诈稿”的骗子。所以，序写了，诗集却未能问世。鲁迅获悉此事，不禁感慨系之：

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且介亭杂文末编·续记》）

史济行的骗术固然不可取，但他这一骗，“骗”出了鲁迅先生一篇名文。半年后，鲁迅病逝，如果不劳史君的劣招，《白莽作〈孩儿塔〉序》很可能不复存在。坏事与好事、功与过的界限往往就是这么模糊。

鲁迅序言的最大特点在于，他指出《孩儿塔》不是一部普通诗集，它出世并非要和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它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它具有什么意义呢？

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