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谱·他者视野·乡土画卷——徐则臣《北上》三题
内容提要：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以20世纪初以来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京杭大运河为题材和线索，依托宏大的时空架构叙述有关运河与家国的荣辱兴衰，是一部极具史诗气质的民族史谱。小说独具匠心地设置了意大利人兄弟俩的“他者”叙事视角，体现了作家“到世界去”的开放胸襟与文化视野。同时，作品还用细腻优美、充满抒情色彩的文字描写了大运河沿岸从南到北的自然风光、百姓生活、民俗文化，既开掘出运河承载的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血脉相传与沧桑巨变，又呈现了乡土中国的诗情画意和勃勃生机，彰显出“70后”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与反思、热爱与自豪，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情结与家国情怀。
关键词：《北上》 徐则臣 民族史谱 他者视野 乡土画卷
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徐则臣是在红色文化与革命史诗等有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语境中成长起来的。然而，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入，中国文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作新潮，诸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等，消解附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彰显个体生命的自在与自觉是这些文学新潮的共同特点，这些文坛风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徐则臣的文学观念和创作风貌。诚如他本人所言：“出生、成长乃至长成的这四十年，的确是当代中国和世界风云际会与动荡变幻的四十年”1，这种巨变既是指整个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也包括价值理念与文学观念。可以说，徐则臣的文学创作受到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的共同塑造，并集中体现在其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中。小说以京杭大运河为题材和线索，从考古报告的细节出发，在民族历史的架构中加以艺术想象和“强劲的虚构”，融汇宏大叙事与个体书写，对百年历史的巨大变迁进行全新的演绎，以运河沿岸的民间生存为基点来还原百年民族变迁史，于历史风云的剪影中呈现民族文化的厚重、乡土中国的活力与诗意，而西洋人的“他者”叙事视角则体现了“70后”作家对近代历史与民族命运的不同于以往的新视角和新思考，彰显了作者在放眼世界的大格局中谱写民族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的主旨与情怀。
一、运河与国族、家族史谱
徐则臣出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青年时代在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淮安读大学，对运河有着切近的观察和深厚的感情。在他的早期创作如“花街”系列小说中，常常以运河为故事的重要背景，到了《北上》，运河则一跃成为小说的主体。作品以贯通古今、连接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为纽带，在宏阔的时间背景和开放的世界视野中，建构起中华民族的百年变迁史，表现出一种恢弘气度和家国情怀。运河是故事展开的背景、人物活动的场景，也是小说的灵魂主线、民族国家的象征。借由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小波罗）沿大运河北上寻亲的经历，小说描绘了运河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几代运河人家的生活命运，展现了“一段丰富繁杂的运河史与百年民族史”2。
《北上》首先是一部运河史。京杭大运河自开凿以来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它是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促进交流与繁荣的黄金水道，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孕育了运河沿岸的城乡文明，也滋养了世代生活在水上岸边的运河儿女。但到了晚清，运河的命运和国运一样在衰退。在小说开头的1901年，祖祖辈辈在运河里讨生活的船民老夏师徒、老陈一家等先后载着小波罗一行人从无锡出发一路北上。然而，船到了山东济宁，运河就已经断流；当年8月，清政府下达了废漕令，小波罗一行最终未能到达运河北端的京城。时隔百年，21世纪初的运河更是早已失去了往日的繁荣与辉煌。老船民邵秉义无货可运的落寞、儿子邵星池弃船登岸的决绝等都显示出运河船运的衰落，运河生态的污染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时代的巨轮对千年运河的无情碾压。从篙撑、手摇、脚踩到能发电的柴油机动力，尽管运河的船运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在不断更新换代，船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但是，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本极具优势的水路运输不再有往日的荣光，跑船成为被挤压的“夕阳产业”，运河也逐渐退居到现代交通运输业的边缘。作者借邵秉义之口道出了运河的命运：“有‘运’才有河。不‘运’它就是条死水。”相应地，当年坐拥雄踞天下的十里长街之繁华的淮安城，也在漕运废止后渐趋衰落。随着船运的衰落一同被冷落的不仅是一部航运史与地方史，更有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变迁史。不过，小说的最后交代了大运河在2014年申遗成功，成为当下人们游览观光的自然与文化风景，焕发出新的生机。可以说，是徐则臣“让沉默者开始言说”3，把这条河的故事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出来。历史更迭，大运河见证了中国曾经的辉煌历史与近现代的动荡离乱，也见证了运河儿女的命运悲欢与当代中国的复兴繁荣。小说以1901年的运河废漕令与2014年的运河申遗成功这两个历史节点为叙事聚焦时间，构成了京杭大运河的百年断代史，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的交替叙事则进一步呈现出在宏阔的时空背景下对运河也是家国历史的寻根溯源、抚今追昔的思想情感。
《北上》又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从庚子事变后的1901年，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小波罗）怀着对中国及运河的特殊情感，以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失踪的弟弟马福德为起始线索，同时叙说马福德在中国的经历、情感与命运史，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囊括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等，连点成线，折射出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在历史叙事中，小说用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的场景，反映出晚清波谲云诡的社会境况：“去年上半年义和拳还在被镇压，年中就成了朝廷暗中结盟和利用的对象；到了年底和现在，洋人的腰杆又挺起来了，义和拳被迫解散，又成了罪人。”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造成的残败景象让人触目惊心：“到处是废墟和烧焦的尸体”，“枪在响炮在轰，厮杀的喊叫永不停息”。英国士兵大卫·布朗的一封信讲述了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与惨无人道：“大河里漂满辨不出面孔的无名死尸，血染红了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与河流。”侵略者队伍中的逃兵马福德也在给家人的信中说道：“战争实在太残酷，现在我闻到火药味就恶心，看见刀刃上沾着血就想吐”，“跟杀人相比，我宁愿自己死。死了也好，灵魂就自由了，我可以沿着运河上上下下跑，一趟又一趟”。作品以冷峻又热血的笔触书写了那段屈辱的民族历史，揭露了侵略战争的残忍与罪恶，而侵略者、亲历者的记述形式更增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感与现场感。
小说还将五个家族的历史变迁和当代传承串联于运河之上，可谓一部家族史。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无论是“五四”以后批判封建宗法制度和礼教的启蒙主义家族叙事，还是“十七年”文学的阶级叙事中家庭所指代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和小农思想4，抑或是1980年代以后个人借由家族进入历史的新历史书写等，都体现出“从家庭的变化去表现时代的变化，再现历史风云变幻和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 5这一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传统。《北上》的家族叙事既接续了这一传统，又区别于占据现当代文坛主流的叙事模式，它以运河为纽带，叙写了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几个家族的命运史，从而以点带面地呈现出民族国家的百年历史。
大运河奔腾不息的生命力为几代人命运的交集创造了可能。百年前，维新知识分子谢平遥、读过几天书的船夫周义彦、由厨子到船民的邵常来、由农民到义和拳民的孙过程等，因为受雇于意大利人小波罗，一同进行了漫长曲折的“北上”之旅。百年之后，当年五个家族的后代则在各自的领域为运河的重新焕发生命力、为家族传承与精神情感的延续而努力。谢平遥的后代、电视制作人谢望和从祖辈那里继承了运河情结，工作室就设在北京通州运河边，他怀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制作出精彩纷呈的运河系列纪录片《大河谭》，再现了运河的历史与现实；周义彦的后代周海阔传承了学好意大利语的家训，并在运河边开设了“小博物馆”连锁民俗客栈，搜集了全国各地的运河文物于馆内陈列；邵常来的后代在祖传的罗盘指引下世代从事跑船事业，邵秉义在船运没落的当下依然坚守船民的生活方式，要求儿子按船民的风俗举行婚礼；孙过程的后代、大学老师孙宴临拍摄了大量的运河自然景观和人物照片，让静止的影像“讲述”运河流动的故事，并成功举办了主题为“时间与河流”的摄影展；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的后代胡念之成了研究运河的考古学者，他的母亲马思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执意要将名字改回“马思意”，“思之念之”，饱含了她对其始终缄口不提的意大利祖父的无限思念；瑞典小伙西蒙·格朗瓦尔则是当年小波罗的精神继承者，他生性活泼，贪玩搞怪，而面对运河时则“眼睛里闪动着真诚的光”，百年前的小波罗以箱式柯达照相机记录运河，他则以短视频的形式拍摄运河，为留存运河的风貌与人文景观做出了贡献。作者还设计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百年前小波罗死于义和拳民的袭击，葬在通州的运河边；他未能寻找到的弟弟马福德带着中国姑娘如玉从天津逃到通州的蛮子营生活，死后就葬在通州的运河边；马福德的女儿马思意最后也葬在通州运河边的墓园，意大利兄弟与他们的后代在北运河终点实现了“大团圆”。小说将原本几个相隔遥远的家族后代之间零碎散漫的人生片段于此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后辈人物与“北上”之旅的祖辈一一对应，运河情结与家族精神一脉相承、绵延不断。
二、“他者”眼光与“到世界去”
20纪初，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与军事进攻下，古老封闭的中国被迫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轨道；而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大潮，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因此，“到世界去”是当下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和行为实践。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徐则臣也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与创作方向：“不论离开故土，还是走向异国，‘到世界去’都是我创作小说的一个总方向。”6《北上》就充分体现出他“到世界去”的文化视野和开阔胸怀，大运河则是徐则臣心目中走向世界的东方文明的象征，“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 。《北上》以运河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媒介，通过20世纪初意大利人两兄弟保罗·迪马克和费德尔·迪马克在中国的经历，引入域外视角对运河与中国进行别样书写，将运河与运河儿女的故事纳入中西冲突和交融的世界视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衍生出新颖别致的人物故事，“他者”与主体的双重叙事视角则呈现出更加真实丰富的晚清中国面貌。
对于晚清中国社会的文学叙事很多，但大多以国人的受害者叙事为主调，其实，“他者”的存在对于主体的完善与建构必不可少，而“他者”眼光也进一步促进了自我形象的塑造7。《北上》的历史叙事之独特性就在于：作品跳出了单纯的民族受难的主体控诉立场，引入了侵略者一方的个体眼光和声音即“他者”叙事。“他者”眼光是一种域外视角，即异质文化的视角和立场，运用与本土文化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认知方式来关注、评价本土文化8。跳出主体自我视野的局限、借由他者之眼回看中国本土是一种文化立场上的转换，能促使“自我”的内涵由单一封闭转变为开放多维，形成对自我主体的整体性观察。这是一种对历史认识的理性和开放立场，自我主体与他者眼光的交流与碰撞，更是现代性语境下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外来者的眼光有助于呈现古旧中国更为真实、清晰、多面的历史面貌，而《北上》中“不同视角下的运河和中国，才可能更加逼近那个真实的运河和中国”9。
《北上》的历史叙事主要就是通过“他者”视角而展开的。1900年，意大利青年马福德为了追寻马可·波罗的足迹来到中国；1901年，小波罗则是来寻找失踪的弟弟马福德，两人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异乡人、当时中国人眼中的洋鬼子。作品通过这两位西洋人的“他者”眼光和“陌生化”视角讲述发生在中国大运河的故事，在异域“他者”眼光观照之下的中国形象，经由“陌生化”呈现和审美建构，体现出中国古老的民族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既呈现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和世界的复杂背景与艰难过程，也表现出大运河和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具有的世界性魅力和影响。
早在13世纪，马可·波罗将他在中国的传奇见闻汇成游记，向西方介绍中国，激发了欧洲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想象。在马可·波罗眼中的东方古国是富饶繁盛而神秘的，这是近千年前来自西方“他者”眼光的打量；到了20世纪初，小波罗和弟弟马福德循着马可·波罗的足迹、怀着对东方古国的好奇，也万里迢迢来到中国，进行新奇的“运河田野调查”。小说写道：雇屋船沿运河北上的小波罗不时表露出凌驾于东方人之上的傲慢和优越感，这当然是建立在近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偏见之上——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中，东方通常被认为是未开化的原始落后地区，而西方则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他们“对东方事物富于想象的审察或多或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10。小波罗用船夫老夏的长烟袋点了一袋烟，感慨到：“一个古老的中国，就是这醇厚的老烟袋的味儿。这尼古丁，这老烟油，香是真香，害也真是有害。”“老烟袋”的比喻贴切地反映出西洋文明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古旧中国固然内蕴丰厚、博大精深，但思想封闭、愚昧落后，跟不上世界潮流。这其实是徐则臣借“他者”之口对中国历史文化所进行的反思：“我希望给读者一个重新看待、反思中国文化的视野。”11在这种反思精神的支配下，小说叙写了运河岸上的中国民众对西洋人的照相机的恐怖想象、义和拳民对西洋人的本能仇视与人身攻击、中国姑娘与“洋鬼子”马福德的恋爱被强烈阻挠乃至决裂……这些都透露出作者反思晚清中国社会与精神文化的意图。
然而，《北上》并没有让“他者”批判的立场成为主体，而是更多的借助这种来自域外的“他者”视角对京杭大运河这一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对运河沿线的百姓生活面貌进行全新的打量与描述，在“他者”的“陌生化”叙事中，更加凸显出他们对东方古国文明的惊奇、赞赏和浪漫想象。初到中国无锡、坐在吊篮里进城的小波罗感受到的是“大地在扩展，世界在生长……以无锡城的这个城门为中心，以城门前的这个吊篮为中心，以盘腿坐在吊篮里的他这个意大利人为中心，世界正轰轰烈烈地向外扩展和蔓延”。这是“他者”眼光对广阔的中国大地的初步观察与感受，典型地体现了自我中心、西方中心的思维模式。但随着小波罗的北上行程的展开，他对于中国文化和民间风物产生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喜欢喝中国茶，随身携带中国茶具，喜欢铺展细长的茶叶看其逐渐舒展开的样子；他“吃中国米饭和烧饼，还得顿顿辣椒”；他坚持不用刀叉而用他认为象征着文明的筷子，一套中国式的吃面动作也相当地道：右脚一拎，踩到了长条板凳上，侧身半个屁股支撑住身体……这种“他者”的入乡随俗逐渐消融了他作为外国人与古老中国的隔膜，也逐渐消解了他最初的傲慢。更有意味的是，小波罗在沿运河北上的过程中与之产生了命运的联结，运河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促使他对运河的心理和情感由单纯的好奇转变为深深的热爱。他用当时中国民众非常陌生的照相机记录了大量运河沿岸的风景和人事，与陪同他北上的中国朋友、沿途的船家及百姓结下深厚的友谊。就连奉命护送小波罗从南阳至济宁的大清士兵鲁与士兵钱也被他的热情、率真、友善所感动，改变了对洋人的固有认识：“传说中凶神恶煞，抽中国人的筋骨、扒中国人的皮的家伙竟能如此亲和。” 小波罗一路上见识到运河的美妙多姿，更为运河凝聚的中国智慧而震撼，如面对邵伯闸船只过闸的壮观与喧闹，他为这一伟大构造感慨不已：“自然的伟力不可抗拒，不过是因为没有及时遇到科学合理的人类智慧……在世界任何的别一处，他都没见过这般智慧的水利工程”，“全维罗纳人只有他一个人如此幸运，见证了中国运河的强大”。北上之旅使小波罗和运河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真切感受到运河激昂蓬勃、沉郁雄浑的生命力，“白天听它涛声四起，夜晚听它睡梦悠长”。在被沦为河盗的义和拳民“报仇”而身受重伤后，小波罗只能终日躺在船上，他感觉自己听懂了运河的喧嚣与沉默，领悟到“对死应该跟对生一样决绝，对生也应该跟对死一样坦荡”。弥留之际，他决定将运河作为自己的归宿，将随身的珍贵物品一一分赠给随行的中国人，将自己的生命真正融入了运河的水波节律，获得了灵魂的自由与安宁。
大运河也是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纽带与生命归宿。他说：“我对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马可·波罗和血脉一般纵横贯穿这个国家的江河湖海；尤其是运河，我的意大利老乡马可·波罗，就从大都沿运河南下，他见识了一个欧洲人坐在家里撞破脑袋也想象不出的神奇国度”。马福德原本渴望成为像马可·波罗一样的旅行家，游走于中国大地，品鉴各地风情，但他却被推上战场拿起枪支，成为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中的一员。然而，天津八里台之战中被子弹射穿心脏的十九岁的英国小水兵和被炮火炸得血肉横飞的清军提督聂士成等双方伤亡的血腥场面，给马福德带来巨大的震撼，唤醒了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良知，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罪恶感：“见到每一具尸体我都绕着走，碰到那些残缺的肢体，我会觉得是我杀了他们。”于是，他拖着伤残的身躯从侵略队伍中逃离，躲藏在运河经过的河北风起淀一村庄，全然不顾民族仇恨深重的现实环境，奔赴一场与擅长杨柳青年画的中国姑娘秦如玉的未知爱情，“如玉”二字对马福德来说“像两颗最珍贵的宝石”。面对马福德的深情与执着，如玉也不顾父母与周围人的强烈反对，勇敢地选择了和他一起逃亡，过起隐姓埋名的生活。两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青年男女冲破民族仇恨，在充满动荡和敌视的环境中相爱相守，演绎出一段乱世中的跨国恋情。为了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马福德完全按当地中国男人的衣食住行行事，留辫子、剪辫子、抽旱烟袋、用筷子、喝烧酒，充分把自己中国化。马福德还努力学习中文，因为“语言是深入一种异质生活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路径”。他甚至还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替妻子如玉报仇，被日本侵略者开枪打死，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全都献给了这个马可·波罗描述的神秘东方国度。作品不仅讲述了一个跨越种族和国界的传奇爱情故事，更是以世界的眼光重新打量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神奇魅力，也表达了对爱情、幸福、和平、正义等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的呼唤和礼赞。
实际上，徐则臣在《北上》中是以东方主体的文化立场来想象和描绘“他者”感受和接触到的古老中国。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北上》折射出今日中国的“70后”作家如徐则臣者走进世界的果敢与自信，即使在国势凋敝之际，作者也对民族资源及传统文化的繁盛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充满了赞叹之情。12小说最后，大运河的成功申遗，为中国走向世界开拓了新的坐标，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运河情结与民族自信。
三、乡土中国的诗意画卷
早在“故乡”系列小说中，徐则臣便常常以运河沿岸的自然风物和人文景观为背景，以充满诗意的优美文笔描绘出独具特色的江南烟雨景象，书写发生在水乡的人物故事，呈现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眷恋的乡土中国的诗意画卷。到了《北上》，徐则臣延续了对于乡土中国的诗意描写。在他的笔下，历史不只是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他还用极富韵致的文字描绘运河沿线的优美风光、百姓人家的生活场景，展开了一幅幅生机勃勃的乡土中国的生动画卷，将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融入大历史的长河之中。小说在讲述人物故事时穿插了大量的诗化笔墨，对运河自然景观和民间生活的细致刻画充满了浓厚的人间烟火味，其诗意盎然的乡土叙事体现了浓浓的怀旧情绪与文化寻根的旨趣。
首先，《北上》以散文化的语言与结构、舒缓的叙事节奏对运河沿线的自然风光和生活景象进行了真切细腻的描写，营造出充满诗情画意的整体氛围。作品写道：阳春三月，小波罗一行人乘船从无锡出发，“两岸柳绿桃红，杏花已经开败，连绵锦簇的梨花正值初开，河堤上青草蔓生，还要一直绿到镇江去”；运河的水“支支汊汊，阳光都带着潮气，街巷的石板路长满青苔”，雾气水色氤氲荡漾，明丽秀美的自然风景构成色彩斑斓的美妙画卷。屋船由南向北缓慢前行，运河里似另有一个人间——“南方的建筑恍恍惚惚地倒映在水里，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也在水里走动”。屋船穿过镇江往扬州走，小波罗一觉醒来，发现“更渺远的岸边生长着影影绰绰的芦苇和野草”，此般雾中风景让他产生迷离恍惚的隔世之感，如梦似幻的流动风景令他心醉神迷。大运河沿岸的自然风物在地理和季节的变化中呈现出绚丽多彩的丰富美感：每日行船于运河之上，晴天的河面上浮光跃金，“穿过窗棂进到卧舱的阳光也闪闪烁烁”；夕阳的光景更是艳丽动人，“半边运河水像一块绵延起皱的猩红绸缎”，而太阳落尽之时，黄昏从大地上升起之前，先从水里泛上来，“半条运河开始变成混浊的暗黑”，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令人震撼的美感。小波罗北上之旅一路流连，走走停停，到达北方已是深秋：“芦苇缨子白得飘雪，一树树红的黄的叶子像火焰在燃烧。”除了大量的色彩描写，作家还从听觉入手，描摹出独属于运河的天籁之声：运河上的行船划开水面，“听得见锋利细小的裂帛之声”，到了夜晚，“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声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以及船只晃动时木头榫枘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作家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想象，用灵活交替、错落有致的长短句，形成抒情化的叙事情调和舒缓悠然的叙事节奏，令读者仿佛看见岁月随船只荡漾而起的水波缓慢流动的画面，余韵悠长，令人神往。
其次，《北上》还以大量的笔墨渲染出当年的运河沿线商业之繁忙、百姓之勤劳、物品之丰富，呈现出令人向往的“人间烟火气”。在徐则臣看来，小说就是一种“烟火”艺术，“街谈巷议、引车卖浆者流，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13，而对日常生活的描写能够真实地再现“一条文化意义上的运河”14。在小波罗等人一路北上的行程中，沿途繁华的日常生活景象也无不呈现出乡土中国的生机和诗意。当被无锡城门口的卫兵放进吊篮悬在半空时，小波罗“有种雄踞人间烟火之上的感觉”。在他居高临下的俯瞰视野中，江南水乡的美景尽数映入这位初来中国的西洋人眼底，河流、野地与山峦构成的自然景观和房屋、道路等生活场景交汇，家家户户细碎的瓦片缝里飘出炊烟，狗吠声、孩子的哭声与大人的呵斥声混杂一体，河流上的行船与道路上的奔走共同构成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流动画卷。当小波罗一行来到扬州，被这个堪比欧洲的“销金窟”威尼斯的“慢城”深深吸引与折服，他们到富春茶社吃早点，周围弥漫着“热气腾腾的千层油糕和翡翠烧卖的香味”，到竹西一带倒闭的仓颉刻书局搜寻雕版，到众姑娘教坊司寻花买春，到西园的御码头想象当年的皇帝沿运河下江南……在等待邵伯闸通行的漫长时光里，小波罗见识了平生从未见过的壮观场面：漕船、商船、官船、客船、货船，摇橹的、撑篙的、划桨的、张帆的，还有蒸汽动力的小火轮，等待过闸的船和人把码头变成了滚沸的大锅，简直要把运河的水给烧开了。到了朝廷盐运使驻地、千年大运河穿城而过的淮安，官衙森然，商铺林立，小波罗端着一纸包茶馓，边吃边在石板路巷子里穿梭，“入眼的都是人间烟火，光茶馆酒肆里的吆喝声就让他想待下来再不离开”。南阳镇则像一个喧闹的夜市，河道里来往着大小船只，炊烟、吆喝声、叫卖声四起，做生意的人拎着一盏防风的小马灯，有数不清的来往船只从沉舟侧畔经过……
京杭大运河孕育出独特的中华运河文化，这种文化滋养了世世代代的水边百姓乃至整个民族，也正是百姓日常生活与劳动的烟火气为运河文化提供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生活在现代都市的谢望和在拍摄大运河纪录片的过程中重新认识了运河，在他的遥想里，父亲年轻时的运河两岸时常有淘米洗菜的百姓人家，还有遇到大雨与漩涡勇猛搏斗的撑竹排者。百年之前的运河盛景更让他心驰神往：“帆樯林立，舟楫相接，岸上十万人家，商铺云集，引车卖浆等做小买卖的，吆喝声响彻古老的街巷……热气腾腾的水边生活次第展开”。寻常百姓的生命气息萦绕在历史长河的叙述中，炊烟袅袅、流水人家的乡土中国画卷次第展开，仿佛是更加辽阔而流动的“清明上河图”，作者在对运河风光与沿线胜景的描写中寄托了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眷恋与民族自豪感。
这种诗意之美还体现为作品对运河沿线的人文历史、风俗文化的呈现上。汪曾祺曾说过：“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5诚如斯言，徐则臣的小说大多注重对风俗民情的描写，在《水边书》《王城如海》和《耶路撒冷》等作品中，徐则臣在戏剧、建筑、风俗描写上着墨甚多。在《北上》中，运河民俗文化更是作家倾力铺排描写的内容。徐则臣曾在运河沿线城市求学和生活多年，又曾多次实地考查和感受大运河，在创作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和田野调查，“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真地收集和揣摩”16，从景观、地理、考古到戏曲、饮食、绘画，众多知识性细节都被囊括其中，呈现出学术研究般的考究与严谨，不仅凸显了运河的历史文化魅力，还具有一定的民俗学价值。《北上》中的历史叙事以沿着运河从南到北的行船路线为空间线索，描写了运河沿岸众多的名胜古迹：青果巷、天宁寺、御码头、文通塔……，这些古迹凝聚了运河沿线曾经的繁华与生气。最为神奇的是清江闸和邵伯闸：清江闸素有“七省咽喉”“九省通衢”之称，是当年漕运的襟喉；邵伯闸则是运河上的重镇，那种种将南来北往的大小船只从低水位到高水位运送的精工构造，充分展现了运河沿岸劳动人民的创造智慧。此外，小说中还涉及了运河沿线的诸多民俗文化、历史文物、地方美食。小说写道：孙过程在护送小波罗北上的行程中，想起曾跟随舅舅在码头“耍中幡”的日子，这在南运河上是一门好生意，惊险刺激又热闹：“幡面上花花绿绿，绣着各种吉祥威武的字画，幡杆上还可以装饰彩带、流苏和铜铃。雄壮的中幡在艺人头顶、额头、眉心、后颈、肩膀、胳膊、手腕、掌心、腰胯、后背、大腿、膝盖、脚尖辗转腾挪跳跃，在艺人与艺人中间推送传递……”中幡从船上的桅帆演变而来，为缓解长时间行走在运河上的寂寞，船工们将其耍出了各种花样和手法，经过改良创新，成了一门独立的中幡表演艺术，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小说以细腻铺排的文字津津乐道于运河沿岸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人文历史，展现的是千年运河带来的繁华富庶、市井人生的长幅画卷，也是作者对现代化、城市化的大潮中逐渐被忘却的乡土中国的深情回眸。
结 语
学者李徽昭曾这样评价徐则臣：“细微是你对一些事物感触的着眼点，宏大是由微小所包蕴的对世界的认识。”17《北上》正是如此，小说将宏大的历史思考置于绵长的时间线与多样的人生故事线中，跨越百年的历史视野和胸怀世界的空间视野，构成了典型的宏大叙事。作家以鸟瞰的姿态总览运河与民族历史的百年历程，勾连几个家族人生的前世今生，开掘运河承载的历史与文化底蕴，将纵深恢弘的史诗架构和细腻幽微的生命体验相融合，体现出“70后”作家不凡的气魄和才情。不过，这种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叙述的梗概化和戏剧化，宏大叙事采用的范式有关世界、国家、民族和社会，极具权威性和遮蔽性，往往是以一种集体性的叙事遮蔽个体的生命轨迹与深层悲欢，理念过于清晰则带来人物的性格和命运被高度整合和安排的僵硬。但瑕不掩瑜，总体来说，《北上》以一条河来承载几个家族、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构成国族命运与个体生存的碰撞交响，以面向世界的视野、充满诗意的文笔来呈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巨变、运河儿女的精神传承和乡土中国的生生不息，彰显出“70后”作家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回溯与反思、热爱与自豪，呈现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情结与家国情怀。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立项项目“《北鸢》与《北上》的比较研究——70后作家的历史书写”（项目编号：KYCX2022-4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徐则臣：《孤绝的火焰》，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42页。
2 陈佳冀、丁思丹：《观百年运河史·践国族文化想象——从〈北上〉看徐则臣的运河书写》，《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3 徐则臣：《让沉默的河流说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6月26日。
4 薛蒙：《历史、记忆、认同——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与〈北上〉》，《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
5 曹书文、郭昕晖：《当代家族小说的历史书写》，《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6 张宝峰：《徐则臣携〈北上〉再归来》，《大公报》2019年1月7日。
7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外国文学》2011年第1期。
8 闫玉：《“乡土文学”与“他者眼光”——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为例》，《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9 程青：《翻越群峰，接近梦想之书——访徐则臣》，《瞭望》2020年第47期。
10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7页。
11 张鹏禹：《徐则臣：让运河从幕后走向台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3月15日。
12 李东若：《时间策略、命运意识与文化镜像——解读徐则臣〈北上〉的三种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期。
13 李沛芳、徐则臣：《徐则臣：“现实感”写作中的工匠精神——徐则臣访谈》，《长江文艺评论》2021年第3期。
14 徐则臣：《想象一条河流的三种方法》，《文艺报》2018年12月24日。
15 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2页。
16 徐则臣：《徐则臣：用文化这把钥匙“唤醒”大运河》，《济宁晚报》2019年8月26日。
17 李徽昭：《文学、世界与我们的未来——徐则臣访谈录》，《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期。
[作者单位：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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