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采用“现身说法”的话语形态和“催泪叙事”的叙事模式，以人生导师姿态通过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进行布道，具有鲜明的叙事修辞目的，对小说的文学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一、小说人物平面化，主要人物形象缺失根本性的差异，大多是性格不够丰富复杂的扁平人物；二、小说话语专制化，路遥的“现身说法”，多为说教意味浓厚的修辞性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审美力量；三、小说技艺浅平化，路遥的“催泪叙事”多为常识，文本缺少思想上的深度，也不具备多重阐释的可能。这种“现身说法”话语和“催泪叙事”模式，与1980年代文学创作的先锋探索潮流格格不入，也与20世纪世界小说的现代主流相疏离。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现身说法” “催泪叙事” 叙事修辞

与现代小说强调“作者的沉默”不同，路遥非常看重“作者的现身说法”，也即强调小说的修辞维度，“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1。美国学者罗伯特·史柯尔斯在《符号学与解释》中曾借用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突出”概念，认为“当叙述突出被叙述的事件时，它变得较为虚构化；当叙述突出它自身的语言时，它变得较为抒情化；而当叙述为了某个说服的目的，运用语言或事件时，它就变得较为修辞化”2 。修辞化的叙事，在专业读者或者文学研究者看来，往往意味着某种对文学性的损伤。这种损伤，在《平凡的世界》中主要表现为：小说人物的平面化、小说话语的专制化和小说技艺的浅平化。这些文学性上的令人遗憾的明显缺失，在我们看来，应该与《平凡的世界》“现身说法”的话语形态与“催泪叙事”的叙事模式息息相关。

一、人物形象平面化

《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本人将小说里的全知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本身，以人生导师的姿态通过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进行布道，具有鲜明的“现身说法”特征。叙事修辞强调的重要内容是叙事的说服力。《平凡的世界》中，每当人物遇到重大事件，面对重大情感冲击的时候，路遥总是以一种心理“讲述”加叙事者直接介入的方式进行书写。第一部第18章中，孙少平由于郝红梅和班长顾养民相好而十分痛苦，叙述者在以全知视角简单言说他的内心痛苦后即开始发表大段议论：

原谅他吧！想想我们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许都有类似他这样的经历。这是人生的一个火山活跃期，熔岩奔突，炽流横溢，在每一个感情的缝隙中，随时都可能咝咝地冒烟和喷火！3

类似的激情式表达和议论，在《平凡的世界》中比比皆是。在此，孙少平面对特定处境时的内心，不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而是由叙述者直接跳出来言说。“原谅他吧！”少平遭遇心仪之人别恋他人时的痛苦，本就是人之常情，何来“原谅”一说？“想想我们……”之后融议论与抒情为一体，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有一种强迫读者共情的意味。如果说，小说里少平的情感经历具有让人动容的情感力量，那么，路遥的这种强行介入，则有其“催泪叙事”的修辞目的在内。这段文字乃至于通篇小说中感叹号的高频使用，更是强化了言之凿凿、不由分说的强制介入，路遥那灵魂工程师的身份意识显得过于明显。

不难看出《平凡的世界》主要的叙事模式是“催泪叙事”，无论是小说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苦难”叙事与“奋斗”叙事，还是小说中用以处理人物复杂情感的主要手段，都指向了滥情式的“催泪”效果追求；另一方面，小说最主要的话语方式则是“现身说法”，这是《平凡的世界》用以直接表达作者观点最主要的方式。

这种叙述者滥情的修辞性介入，主要表现为以人生导师的姿态要求读者，以及抒情性的评价、议论插入等，使得小说失去了以更为幽微的方式传递人物隐微心理的机会，也使得小说里的人物失去了自我对话的权利，而叙述者则成为绝对的权威。这些都成为妨碍作品在人物塑造方面更为出色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说，路遥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不乏一定的典型性。比如孙少平始终行走在自我奋斗的道路上，不管遭逢何事，始终保持高尚品格，在关键时刻不念旧恶、帮助曾经抛弃他的孙红梅等。再如孙少安这一人物形象，则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屡屡出现的乡村家族中的长子形象，他奋斗一生所寻求的主要不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是为了整个家族甚至是村落的进步。此外，还如田福军、田晓霞、李向前等。路遥笔下的这些人物，都具有面对苦难的坚韧个性和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美好品格。在书写这些人物的苦难与奋斗过程中，路遥总是将对人物外在行为的“客观展现”与对人物情感态度的“主观评价”结合在一起，前者的功能是叙事，后者的功能则是抒情议论。事，大多是平凡的世界里的平凡的事；情，则是充溢着路遥本人强烈生活印迹的情感与态度。多愁善感的路遥，喜欢着意渲染人物的苦难，喜欢居高临下地对人物进行议论和评价，从而形成了以“催泪叙事”为载体的“现身说法”叙事话语。纵观整部小说，路遥总试图通过这些人物来宣扬他所持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伦理观。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是路遥式价值观的传声筒。

综观中外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其人物往往具有高度突出的个性，是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这些圆形人物性格丰满、内涵复杂、立体感强。他们往往具有某种比较稳定的性格轴心，但是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性格侧面和人格层次，纵横交错，内外融合，具有无尽的阐释解读空间。典型如“说不尽的阿Q”“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等。圆形人物立体丰满的形象和丰富多样的内涵，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显现出来的，其性格稳定而不凝固，给人一种流动感。4因而，具有说不尽的性格内涵，多面向的审美意义，多质、多向、多义的审美特质。阿Q是鲁迅笔下具有典型国民性弱点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复合性人物。阿Q的复合性或者说复杂多样性，既体现在其游离于未庄和城里之间的生存状态，也体现在其因身体欲望而折射出的本真性存在方式，更体现在这些生存状态和存在方式中所内含的各种性格特征之中。再如哈姆雷特，布鲁姆认为他是“一切文学中自我倾听的首席人物” 5，其经典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他思索生存意义的自审、自省。这种自我倾诉与倾听，有利于人物的进一步思考，引导人物的下一步行动，也造成了人物在行为上的种种延宕，由此，人物的多变心理与内在丰富性也得以呈现。鲁迅和莎士比亚无疑对笔下的人物饱含深情，但是在具体表现人物的时候，他们主要也只是通过“显示”来塑造人物，而不是以大量直接凌驾于人物之上的修辞性介入为手段。事实上，鲁迅对自己偶尔将自己惯用的杂文笔法渗入到自己的小说里的做法，也是有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他反思《阿Q正传》的写作时就曾说：“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6此处所谓有“滑稽”，就如同后来他所谓的“油滑”（“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是很不满” 7），其实就是一种带着叙述者主观评价的修辞介入。

相较于这些文学经典，《平凡的世界》中过多滥情的修辞介入，使得小说难以表现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其主要人物在内在品质上都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如坚韧品格、善良品质、奋斗精神等。如果我们隐去孙少平、孙少安的姓名，剥离他们的身份和职业，而只关注他们的内在性，那他们的根本差异又体现在何处呢？或者，如果我们隐去润叶的性别特征，那同样在内在性的呈现上，她与少平少安的根本区别又在哪里呢？似乎没有，都是一样的坚韧与善良。也许有读者会以孙少平的走出乡村、关注自我成长来进行质疑，但他的出走与成长却是具有极大局限性的：他有着强烈地走出农村改变命运的愿望，并且付诸了行动，但是，进城后究竟如何来改变命运，他显然缺乏清晰的认知和规划。因此，他最后的命运，依然是回到矿井。从这一层面而言，他的走出乡村自我成长，与少安的走出贫困以及润叶的走出原西县城，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综观《平凡的世界》，我们还会发现其主要人物少平、少安、晓霞、润叶等，几乎没有什么劣根性的存在，其人性全都是纯净美好善良，不含丝毫杂质，而且这些特性自始至终不变。他们都闪耀着不平凡的光芒，他们都面临着痛苦却没有必要过分纠结的人生选择：少安安于自己的农民身份，干脆利落地了断了对润叶的念想；润叶在证明过自己对少安的忠贞爱情之后，干脆利落地与已经残疾的李向前过起了婚姻生活；少平怀着他的文学体验和文学想象，怀着对完美恋人晓霞的挚爱，干脆利落地回归煤矿那正在等待着他归去的温暖的家。是的，晓霞死了，但是少平也许可以在一个更少阶层差异的婚姻里安心生活；是的，师傅死了，但是少平也许可以再次展示他的男性担当为师母撑起一片蓝天……路遥笔下的人们，不管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都各有各的“苦难”，但是最终他们都可以凭借坚忍的“奋斗”，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巅峰体验。无论是“苦难”以及对“苦难”的歌颂，还是“奋斗”以及对“奋斗”的礼赞，都是小说用以进行“催泪叙事”的基本手段。这些类似于“圣徒”“圣女”“殉道者”的理想人物形象，这些被美化纯化了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最适合用来进行“催泪叙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就成为了“扁平人物”，缺乏人生丰富的生命体验，缺少某种真实性和普遍性，从而失去了让人一读再读的文学魅力，因为，“我们对多愁善感的救赎能力缺乏信任”8。

如果说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现身说法”直接损害了小说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丰富性和饱满性，那么，小说的“催泪叙事”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遮蔽或隐瞒这种损害的作用。《平凡的世界》里基于苦难和奋斗的励志故事，原本就契合寻求“感动”的普通读者的阅读期待，只要能够被感动，攸关小说艺术层次的故事合理与否、人物丰富与否尤其是生命感受幽微与否，都不是路遥关注的重点。“泪点”即亮点，而亮点也就足以遮蔽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平面化，更何况，平面化的人物形象本身也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接受。

二、小说话语专制化

通过阅读路遥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也可以发现路遥一直试图将文学的创作转化为一种“催泪”的叙事修辞。为了达成这种目的，他致力于表达与渲染《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的无比艰辛。其实，《早晨从中午开始》本身就是一部“催泪叙事”的作品。这与他在《平凡的世界》中着意突出的“催泪叙事”构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互文关系。在这两部作品中，路遥似乎都很是享受、礼赞并沉醉于他所谓的“苦难”，而忽视更为深刻更为幽微的生命体验沉淀。这可以从《平凡的世界》中叙述者动辄以人生导师的身份大发其实只是常识的议论中窥见，也可以从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所流露出来的貌似充满理性的自大心态中窥见。而这都可能损害作品的艺术效果和艺术品位，也可能损害作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

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谈及，在动笔之前他便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他要超越《人生》的高度，把《平凡的世界》当成“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就要完成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主要包括：进行“一次命运的‘赌博’”，而“赌注则是自己的青春抑或生命”（思想准备）；“阅读研究了许多长篇长卷小说”，并决定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理论准备）；“基本搞清了作品所涉及的十年的背景材料，汇集并补充了各个方面的生活素材”（资料准备）。在对具体的创作过程的描述中，他尤其突出写作过程中所“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呕心沥血，甚至曾一度不得不面临死亡。总之，创作过程十分艰难、艰辛，既有物质的身体的，也有精神的心理的。然而，无论就创作时间的付出而言，还是就文学艺术本身的关注而言，路遥的艰难与他的偶像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相比，都有所不同：《红楼梦》就是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年，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9才写就的；《复活》也是列夫·托尔斯泰历时十一年，六易其稿，呕心沥血，才得以完成的。10而与此对应的是他们分别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了富有想象力的世界”，这些作品在路遥看来都当属于“上乘的现实主义”。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下路遥不是很在乎的更为现代的作家的创作情形。马尔克斯在谈论《百年孤独》的创作时曾说：“《百年孤独》我不用两年时间就写完了。不过，在我坐到打字机旁动手之前，我花了十五六年来构思这部小说。”11石黑一雄在创作出获得布克奖的《长日将尽》之前，已经创作了《远山淡影》《浮世画家》等作品，他坦承：“前三部小说，我是在改写同样的东西。”12这种时间的酝酿与生命体验的沉淀，很多时候就意味着作家所寻求的属于自我独特艺术风格的生成。与此对应，马尔克斯寻求到了用“魔幻现实主义”来表述“永恒的孤独”的、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叙事范式，石黑一雄则是寻求到了用以探讨“人们在职业生涯中蹉跎人生”的深刻问题的不可靠叙述模式。刻意突显创作过程的艰难，着意渲染创作意义的重大，这种关于《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的“催泪叙事”，让人骤然观之，很难不被感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基于“苦难”的“催泪”效果，却也具有一种特定的解构效果。

路遥的创作似乎缺失一个长期沉潜的过程，他也基本上不存在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出现的“新潮流作品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上标新立异”13。而对于用现代派手法进行创作，在自信的路遥而言，“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其实，何止是西方现代派，路遥想的是“把一切伟人和他们的写作方法、写作技巧都统统赶出房子。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没有样板。所谓的样板都诞生于无样板中”。如此的豪情壮志，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的可能是过于自信甚至是自大。“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就意味着一种完全的主观性、一种彻底的自我性，它体现在《平凡的世界》中，则正是富于说教意味的频繁的修辞介入，也就是一种绝对权威的话语，一种专制的话语。在此意义上，《平凡的世界》里的“现身说法”正是这种绝对权威和专制的话语的直接体现，而“催泪叙事”则恰好成为其承载和遮蔽这种权威与专制话语的形象性载体。

需要指出的是，叙述者的修辞性介入本身不一定就是问题，而缺乏基于认知深度的修辞性介入才是问题。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可靠议论（修辞性的直接介入）具有提供事实或“画面”、塑造信念、升华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控制情绪、直接评论作品本身等功能。14路遥所极为欣赏的托尔斯泰在其《战争与和平》《复活》等杰作中就有为数不少修辞性的介入。路遥希望在《平凡的世界》中如托尔斯泰一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 15。他激赏托尔斯泰的创作理论：“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态度的种种描写，对于读者来说是至为重要、极有价值、最有说服力的……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不在于构思的统一，不在于对人物的雕琢，以及其他等等，而在于作者本人的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有时，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对形式不做加工润色，如果他的生活态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确、鲜明、一贯的反映，那么作品的目的就达到了。”16作者的“生活态度”都由自己或者叙事者直接对读者言说，也就是直接说教，“现身说法”，这正是《平凡的世界》最重要的话语方式。为了实现自己在《平凡的世界》里的绝对权威，路遥的确是坚决地以“现身说法”式的叙事话语尽情地表达了“作者本人的明确的坚定的生活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渗透整个作品”。为此，他可以放弃对人物的雕琢，更遑论对人物隐秘幽微内心的刻画，因为，为了表达“作者对于生活所持的态度”，他必须时时凌驾于人物之上。人物，这一原本为人所公认的小说艺术价值的主要衡量标准，于路遥而言，不过是他传递自己的生活态度的工具性存在。作者的声音，才是最重要的、最权威的。

这种创作追求，有忽视小说艺术本体之嫌，或许从一开始就将路遥置于了某种危险的境地。这种危险，除了前文已经论述的人物形象的扁平化之外，还表现在小说话语的专制化，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小说的审美力量。因为，小说的审美力量，是一种“混合力”，包含有“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17等。《平凡的世界》里，每当难以用形象精准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幽微的内心世界时，路遥就会跳出来“现身说法”，以作者的声音取代人物的声音，以作者的个人感情侵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以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来替代读者的审美判断，这是专制性的权威话语损害小说审美力量的根本体现。与此相关，当《平凡的世界》主要试图以“催泪叙事”来影响读者的时候，它也就在以作者并不深刻的认知影响读者的认知——读者在此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不能够很好地倾听人物的声音，他们感受到的主要只是来自路遥本人“完全用自己的心灵写作”的声音。

从更深的层次看，《平凡的世界》里小说话语的专制化，导致了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但是从某种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些立场皆基于一种人们公认的对立：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尽管有所不同，两种立场的拥护者却一致认为，准确的转录——无论是对心灵还是对世界的转录——是值得追求的。”18当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树立自己的绝对的话语权威之时，他也就不自觉地撕裂了小说的形式与内容。路遥追求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路径，也就是侧重于华莱士·马丁所说的“对世界的转录”。但是，由于小说里叙事话语的专制化，《平凡的世界》里却又充斥着强烈的主观性，这就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常规相背离。不是说现实主义小说就不能存在对待世界的特定态度，比如说，韦勒克和贝克尔认为，除了典型题材的选择、客观性和对于因果关系的强调，现实主义的特点还包括对待世界的特定态度。但在他们看来，“说教成分隐含或掩盖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之中” 19，这种“隐含或掩盖”与路遥式绝对权威的专制性叙事话语绝不是一回事。

三、小说技艺浅平化

韦勒克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然具有丰富和广泛的审美价值，必然在自己的审美结构中包含一种或多种给当代和后世以高度满足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必然具有深邃的内涵，能使人在不断的阅读中获得新意和审美快感，这样的作品就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而那些主要从政治、哲学和科学的目的出发仅仅去说教、宣传和论说的作品则很难给人以较高的审美愉悦。”20如果说，托尔斯泰以其认知深度和思想高度，弥补了具有说教意味的修辞性介入可能带来的对审美愉悦感的折损；那么，令人遗憾的则是，区别于托尔斯泰的真知灼见，路遥以“催泪叙事”为载体的诸多观点，比如小说里为人熟知并称道的“苦难”哲学与“奋斗”哲学，通常大多是常识，它既缺少思想上的高度，也不具备进行多重阐释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现实主义作品受限于创作手法，如果要出高度，那么对其思想性的要求也相对更高。鲁迅的诸多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与其审视态度、内省精神和思想深度息息相关。即使将路遥与同时期的作家陈忠实进行简单比较，也很容易看出《平凡的世界》与《白鹿原》相比，在人性含量的丰富度以及思想深度上还是逊色不少。陈忠实曾回忆自己的创作思想的转变历程，他先是受赵树理和柳青的影响走上文坛，1985年的出国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需要从赵树理和柳青的影响中剥离出来，于是他寻找到了诸如《百年孤独》等的“结构”，以及当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从而走上了重建自我、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表述的创作历程，其结晶便是《白鹿原》。陈忠实与路遥最初都以柳青为导师，创作的路子都是乡土文学，都创作了堪称“史诗”的作品，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都曾在创作成就为人肯定之际出过国等，也就是说，在创作道路、书写对象、艺术追求、文学成就等诸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两人在出国考察之际对文学的理解却存在着较大差异。陈忠实曾于1985年第一次穿着西装出访泰国，这次出行让他深受刺激，他想起家乡人用以自嘲的“乡棒”。游逛在曼谷的超市大楼，看着各式各样的服装，他觉得眼花缭乱：面对世界，他痛感自己需要从什么地方剥离出来，将自己彻底打开，不仅要在生活上打开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打开自己。于是，他开始寻求如何生成自我创作风格的独特性。反观路遥的出访，情形却大不一样。1987年3月，路遥出访联邦德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大开眼界，感觉似乎置身于另外一个星球的生活，思维的许多疆界被打破了。”但是，有意味的是，路遥说：“作为一个有独立人生观的人，我对看到的一切都并不惊讶。……即使世界上有许多天堂，我也愿在中国当一名乞丐直至葬入它的土地。”21这种出访体验的“深受刺激”与“并不惊讶”之间的差异，直观地表现了他们对寻求生成创作风格独特性的不同态度：陈忠实迫切地想要“寻找”，他也的确寻找到了；路遥则自信已经拥有，无须再找。而路遥自信已经拥有的自我独特风格，主要就是在1980年代中期似乎已经显得“不合时宜”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如果说陈忠实在创作过程中具有内在反省的意识，那么路遥则几乎没有类似的自省，他主要是凭着一腔热情勇往直前，有的只是写作过程中身心两重的“苦难”。如果说，陈忠实在他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表现出的是一种对“我思”的执着追求，努力试图将文学的触角探进历史、文化与心灵那些最幽微的角落；那么，路遥则倾心于表达一种对“我苦”的反复品味与渲染，并以此作为攻向读者阅读时的催泪弹。这种对比，犹如《白鹿原》与《平凡的世界》之间的对比：前者深幽隐微，后者浅易透明；前者侧重于客观叙事，而后者则追求基于“催泪叙事”的“现身说法”。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有着对“最熟悉的”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的相关思考：“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22恰如路遥自己所说：“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23路遥所思考的城乡“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构成现代生活重要内容”的各种冲突：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和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资产阶级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冲突等等。质言之，路遥所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社会语境内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作为这种思考的叙事载体，在路遥这里就是乡村知识分子进城之际的生命体验。这种叙事，早在鲁迅的《故乡》《社戏》、沈从文的《边城》等中国现代小说经典作品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存在着，而且其思想深度更是远远比《平凡的世界》深邃悠远。路遥于《平凡的世界》里的相关思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并不是第一个存在，也不是最后一个存在，更不是最深刻的存在。

从文学表达的维度看，鲁迅和沈从文虽然对城与乡、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情感态度具有明显的差异，但是他们却共同地采用了一种体验式的诗性抒写模式。鲁迅的诗性抒写，主要表现为限知视角人物“我”的普遍运用。鲁迅《呐喊》《彷徨》里的几乎所有作品，如《孔乙己》《祝福》《故乡》等，都有一个体验者“我”存在，这个“我”不仅仅只是担当叙述者功能，而更是具有丰富的情感与理性内涵的鲜活形象。《孔乙己》中的“我”回顾昔日与孔乙己的若干生活片段，于冷静的叙事中寄寓着丰富的情感；《祝福》《故乡》中的“我”书写着自己最近最切身的经历，不断地于沉思中展开自我对话，既展现了广阔的生活世界，也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诗意和哲思意蕴。沈从文的《边城》《三三》等代表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叙事的经典之作，其诗性抒写不是借助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我”，而是通过全知叙述者的回望式表达。这种全知叙述建立在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深刻认知和深厚情感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沈从文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性的深度体验之上，它深情但不张扬，理性但不高蹈。鲁迅的小说的确具有修辞目的，他要批判国民性，他要用文学进行思想启蒙，但是他不说教不布道；沈从文的创作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修辞目的，他也想通过自己的湘西叙事供奉属于自己的希腊小庙，同时对现代都市的庸俗堕落的生活进行反思与批判。但是，他们的修辞目标都是建立在诗性抒写基础之上的，也即建立在文学审美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正是他们的作品的审美层次远高于《平凡的世界》的地方。这样的作品，对读者对象具有较高的要求，也保持着对读者对象真诚的尊重。

无论是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相比，还是与西方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都显得有所欠缺。究其原因，路遥在小说中所执着的“现身说法”和“催泪叙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经典性。因为，“催泪叙事”事实上充其量只能够算是一种滥俗的策略，真正的经典往往会非常有“后劲”，这种后劲往往来源于作品对人的生存处境的深入发掘。比如说安妮·埃尔诺的《沉沦》《羞耻》等作品，作者看似只是以自然主义手法书写女性的生活，但是，正由于精准地捕捉到了女性幽微隐秘的心理，并以手术刀般的语言准确地将之呈现出来，其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便无与伦比。再如马尔克斯，他的创作主要有魔幻现实主义和冷峻客观的现实主义两种路子。在后者（如《礼拜二午睡时刻》等）中，不知名的叙述者看似以无动于衷的笔触“转录”了世界，但是其情感冲击却绵长而隽永。事实上，现代小说一般都轻视传统“讲述”，较为强调“作者的沉默”，强调“显示”。与主要以叙述者或者作者声音进行的讲述不同，“显示”主要是以戏剧化的场景呈现展开叙事，其中，叙述者尤其是作者的“声音”往往处于沉默的状态。“显示”，或者说“作者的沉默”，往往与小说的文学效果直接相关。如韦恩·布斯所说：“由于作者的沉默，通过这种方式让人物自己设计自己的命运，或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他才能取得文学效果，假如他让自己或一位可信的代言人直接地、不容置疑地对我们说话，取得上述效果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24布斯所说的“文学效果”，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更能突显人物的声音，更能彰显人物的形象特征，从而也更为尊重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其次，“显示”也更能激励读者主动介入，也更为尊重读者的主体性，虽然“显示”往往也就意味着更高的阅读门槛。“在他们许许多多的其他作品中，作者可以相遇，就像伏尔泰和上帝那样，但是，他们不能说话。”25事实上，“作者的沉默”对小说创作者的要求也更高，比如说，小说作者需要精心设计小说中的对话，因为这是小说全部经验的中心；小说作者需要通过意象和象征的模式，有效地控制读者对细节的评价；小说作者还需要更新情节发展和时间安排等方面的所有陈旧的戏剧性手法，等等。正是在此意义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在文学效果还是在小说艺术方面，都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其“现身说法”式的叙事话语与“催泪叙事”式的叙事模式难辞其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民间话语与百年中国文学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9BZW11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 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3 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本文所引作品原文皆出自此版本，并在行文中注明了所属部分及章节。后面引文不再另作注释。

4 [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杨淑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8—56页。

5 17 [美]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0、24页。

6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6页。

7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页。

8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9 曹雪芹：《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10 [苏]符·日丹诺夫：《〈复活〉的创作过程》，雷成德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扉页。

11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30页。

12 [美]布莱恩·谢弗、辛西娅·黄编：《石黑一雄访谈录》，胡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13页。

13 15 16 21 22 23 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43、23、23、81、73、73页。

14 24 25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60—190、252—253、252页。

18 19 [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1—52页。

20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页。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