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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中革命史书写的重要作品，它在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形成了特有的诗学机制。作者的生活经验是《青春之歌》的本事，但叙述者按照时代语境和精神气候的要求对人物、事件和情境本事进行了应有的择取和改造。主流意识形态中知识分子成长认知理论规约了故事情节的基本走向，但叙述者为了获得充分表现知识分子革命取向的审美张力，对传统文化心理进行了应有的激活和召唤。作品中爱情追求、民族救亡和阶级斗争等让“革命”书写呈现出样态和属性的丰富性。民族革命场域的建构，让“白骨头”的林道静获得了革命合法性身份；而在对学生运动的回溯和对“革命+恋爱”模式的改造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具有了独特的美学特质，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历史主体也实现了文学认同。

关键词：杨沫 《青春之歌》 革命知识分子 诗学机制

对“红色经典”的重读，是当下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作为“十七年”文学中少见的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更是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焦点。人们或以林道静人生的蜕变为基础，阐释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然路向1；或瞩目革命发展的风起云涌，阐发“现代历史对于人的塑造”的价值和意义2；或对其改编或修改的微妙变化进行考察，接橥时代语境和不同媒介的交互影响3……这些认识有效推进了《青春之歌》的理解，但在知识分子题材创作寥若晨星的1950年代，《青春之歌》之所以能横空出世，且长期为无数读者所喜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独特的诗学机制也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从时代语境与本事改造、成长认知与传统依托、革命书写和自我认同等维度，试图对其诗学机制予以探讨，以图推进对这一红色经典的理解。

一、时代语境与本事改造

“革命”是“十七年”文学的元话语，也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母题。时代进入到新的纪元，文学“放声歌唱”，不断将笔对准当下建设的同时，也对革命历史进行了热忱而富有意味的回望。《战斗到明天》《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红旗谱》《战斗的青春》《三家巷》等作品，无不是以“革命”为中心，以文学的方式表现既定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说明”4。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的自觉追求。作为战斗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亲身经历的革命生活和斗争实践，是他们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寄托了深厚的信念与情感。曲波以其剿匪经历为素材，写出了《林海雪原》；吴强以其战斗生活为蓝本，创作了《红日》；罗广斌和杨益言以狱中斗争经历为基础，为后世留下了《红岩》……要深入把握这些作品，不仅要对文本进行细读，还要将文本中的故事与本事进行对照，既探本求源，又据事类义；既深入观照本事和故事差异，又深入阐发其审美转换的指向和意图。对于《青春之歌》的理解也应如此。

杨沫曾说《青春之歌》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将杨沫的回忆性文章和老鬼的《母亲杨沫》中所记载的内容与《青春之歌》对读，可以清晰地见到杨沫所说的“林道静参加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5的情状。杨沫的苦难童年、被母亲逼婚、北戴河寻亲、香河县立小学从教、与张中行的交集、对路杨的爱慕、和马建民的结合等等都可视为《青春之歌》的本事和原型。6要让自我人生经历成为革命追求过程，自然不能直接将生活搬入作品中，而应对其进行应有的改造和创化。“自传的作者一方面要尽可能回溯其孩提时代的经历，另一方面亦要为包含未来的可能性发展划定路线图。自传是对过去的校正性干预，而不仅仅是逝去事件的编年史。”7也就是说，在见到杨沫生活经历与《青春之歌》题材近似的时候，还应见到本事和故事的变化和不同，这是从生活到文学虚构的必然路径。这里涉及本事与故事之间的改造和再现机制，更关联着作品的审美意蕴和主题内涵的生成。

在对本事进行改造和再现而形成故事的过程中，对于时代、社会、人生等的本质认识，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革命”是1950年代的主流话语，在杨沫那里更是她苦乐哀荣、百感交集的生活和生命。为了表现“革命”这一时代本质，杨沫不仅是怀着赤忱和热爱去表现激情燃烧的岁月，更是怀着对党的感恩和对青春的致敬去表现过往的生活。《青春之歌》中“这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虽然面貌不同，但是，思想行为的光明伟大却是一致的。他们在我心里逐渐形成了清晰的人物形象，是生活的深切感受促使我写出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布尔什维克来”8。“通过林道静写出我个人的切身感受，说明个人奋斗毫无出路；只有跟着党走，坚信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胜利，一个人才有开阔的胸襟和巨大的生命力。”9也就是说，杨沫创作《青春之歌》不仅是书写共产党人悲壮的革命史，也是在叙述个人的成长史，在这里，个人与革命获得了同步建构。“不同的‘本质’认定，与叙事采取怎样的故事策略存在决定性的关联。”10为了表现革命时代的精神本质，她对自我的经验进行了再现，并在叙述中对人物、事件、情境等本事等进行了“有意味”地增删损益和转变再造。

首先，是家庭矛盾的社会化转变。《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但其童年非常不幸。她的母亲是贫农的女儿秀妮，勤劳善良，淳朴漂亮，被下乡收租的地主林伯唐强暴，生下林道静后更是被残忍地赶出家门，最终跳水自杀。失去母亲呵护的林道静则在继母徐凤英的虐待和折磨下度过了噩梦般的童年。杨沫的童年遭遇与林道静近似，但又有所不同。杨沫的母亲丁凤仪并非贫农，而是出身书香门第，且曾接受新式教育，她俊美出众，懂诗能文。她的父亲杨震华也并不是一个恶霸地主，而是一个头脑灵活、善于经营的有为之士。他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商科，创办过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北京新华大学，为国家培养过许多金融人才。但杨震华和丁凤仪的婚姻生活很糟糕，并累及年幼的子女11。痛苦与怨恨中，丁凤仪常向杨沫兄妹施暴来释放和转移痛苦。这种童年不幸是父母龃龉给儿女带来的不幸，若果将这种本事写入作品，虽然也能引发人们的同情，揭示人性的丑恶，但它只能是个体家庭的偶发状态，难将其推演到普遍性的阶级矛盾层面，也难与“革命”的时代语境和精神气候形成强度呼应。但《青春之歌》将丁凤仪转换成了继母地主婆徐凤英。陡然间，这种转换不仅激活了人们无意识深处对继母的愤恨心理，而且高度呼应了革命年代的精神气候，将家庭伦理冲突转化为社会问题，鲜明地将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冲突进行同构。将杨震华转化为林伯唐，同样利于人们从阶级意识中去认识残忍淫乱的地主形象，为林道静对旧式家庭、阶级出身的反叛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是对爱情进行的革命化处理。据杨沫的《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12回忆和老鬼的《母亲杨沫》记载，杨沫的情感之路很是曲折。杨沫的第一个爱人是张中行。他虽然不积极革命，但并非是一头扎入故纸堆中的书呆子，更不是一个蝇营狗苟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他是一个知是非善恶、有节操追求的文化人。大处的国家民族立场，小处的日常生活情趣，无不承载着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怀和精神。但在《青春之歌》中，杨沫将其塑造成了于永泽这一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形象。虽然他曾经救起过投海自尽的林道静，也让她拥有过甜蜜温柔的爱情，但很快其庸俗狭隘、自私浅薄的弊病在激进的时代洪流和社会革命面前便显得苍白而空洞。最终，林道静为了追求更为丰富充实，也更具意义的人生而和他分手，投入革命者的怀抱。这种塑造和处置，既潜隐着杨沫对张中行的怨怼和不满，也有着叙写林道静从个人主义向共产主义提升和发展的需要。于是，个体的情爱矛盾在革命者成长的话语场域中变为了人生路向和阶级立场的分水岭，私人生活在进入公众视域后具有了更为丰富和充实的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意义。

从作家个人经历层面来说，杨沫后爱上了革命者路扬，但并未与其结合，而是和另一革命者马建民结婚。情感复杂，旁人难于置喙。但杨沫却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情感生活写入了《青春之歌》。具体来看，则是林道静与卢嘉川和江华的爱情。爱情，向来是文学表现的母题，它所承载的不仅是男女之间的身心体验，也显现着时代社会的复杂存在。如果说杨沫与张中行的关系是《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人生走向的转折点的话，那么杨沫对林道静和江华的爱情描写，则是爱情和革命的直接融合。对卢嘉川的爱慕中，林道静走向了革命；在革命的血与泪的斗争中，她对卢嘉川的情感也愈发坚贞和热烈。卢嘉川牺牲后，林道静与江华相识。是革命的严酷生活，让两人同声相应互相扶持；也是革命的崇高信念，让两人同气相求情深意笃。爱情中革命生活的融入，让爱情突破了狭小的疆域，具有了更为高远超拔的人生境界和意义指向。李扬曾认为，《青春之歌》之所以能够成为“十七年”文学中的重要经典，“既不是因为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也不是因为它是一部言情小说，而是因为它既是政治小说又是情爱小说，或者说，是因为它是一部情爱小说的方式讲述的政治故事”13。这种认识是敏锐的。青春之歌，不仅是儿女情长，更要激情昂扬，信念高远。

再有，就是革命爱情化的改造。杨沫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自小就怀着匡时济世、打抱不平的武侠梦，长大成人后，更是在新文学的熏陶、进步青年的感染、革命理论的教导下走向了革命。1936年，年仅22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她赶往河北深泽与丈夫马建民团聚，并加入到了深泽县的抗日斗争之中。在冀中近十年的斗争生活中，她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战争的残酷、战友的坚毅、牺牲的悲壮，让她刻骨铭心。14她是一个革命者，但也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曲折的人生经历，多愁善感的心理，让她在表现革命的同时，也从未搁置或遮蔽爱情的存在。梁斌在谈及《红旗谱》的内容构成时说：“书是这样长，都是写的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15与这种将爱情作为革命的补充，视为实现阅读效果的装置不同，《青春之歌》中的爱情并非是附属性的存在，而是与革命相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让严峻沉重的革命具有了生活气息，更让革命在崇高悲壮的同时有着动人和美丽的色彩。当然，这种革命的处理，可能重陷“革命+爱情”的泥淖，也可能影响人物革命动机的纯粹。因为“革命+恋爱”小说往往就有着爱情具体细微而革命简单粗糙的弊病。正因叙事结构的近似，有论者就认为《青春之歌》虽然“在努力建构阶级/革命作为人物的性格与叙事的动力机制，但这一动力机制是与爱欲纠缠在一起的，在具体的叙事中，爱欲还经常起到主导作用”16。这种认识十分敏锐，但多少有着如“普罗小说”那样将革命和爱情置于对立的偏狭。

普罗小说常将“革命”和“恋爱”置于对立的两极，无论是淑君（《野祭》）、云生（《两个女性》）的因爱情失落而走向革命，还是韦护（《韦护》）、美琳（《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一）》）为革命而告别爱人……爱情与革命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中，而且还有着将政治欲望化或欲望政治化的危险17。但在《青春之歌》中，革命与爱情不仅不对立，而是两相生发双向奔赴的。林道静对卢嘉川的爱恋、与江华的结合，都因革命而生，也因革命而深；他们的革命人生也因爱情的加入而变得更加丰富美丽，可亲可感。其次，《青春之歌》虽有着革命爱情化的处理，但它与一般普罗小说中的“恋爱”书写不同，它在表现爱情的动人时，也保持着对革命的严肃性和崇高性的表现。普罗小说中，在“为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革命产生了恋爱”18等作品中，爱情总是充满魅惑的存在。如《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王曼英借身体对敌人进行的报复、与爱人李尚志的缠绵，《韦护》中丽嘉和韦护在小屋中忘乎所以的男欢女爱……爱欲书写的恣肆让革命的纯粹性和崇高性变得暧昧不清。为了规避政治的欲望化而保证政治的道德化，《青春之歌》避免了身体和性的介入，但也并不抽象化和概念化，而是将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精神和心灵的深处，已以净化的“爱”提升神圣性，写出了它的美丽和诗性。林道静对卢嘉川的深情凝视和无限思念，与江华的相濡以沫携手共进，无不深情款款感人肺腑。爱情在革命中有了崇高性，革命在爱情中也有了美好性。可以说，正是爱情的书写，让知识分子的革命与一般的阶级斗争不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特征和诗性品质。

可以说，杨沫自身的生活经历成就了《青春之歌》，也是火热的精神气候激活了她的创作灵感。她以生活为蓝本，写出了青春生命的向往和追求，更呼应了时代的激情和热烈。最终，它与《红日》《红旗谱》《红岩》等作品一道成为了“革命历史”的经典，也为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提供了范本。

二、成长认知与传统依托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是由觉醒的知识分子所启蒙和倡导的，但随着工人、农民力量的不断壮大，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逐渐旁落，其文学形象也显得黯淡。但知识分子依然是中国革命力量中重要的一部分，有着其他阶层和人群无法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如何表现他们的革命性，有效地写出他们的成长过程，重塑他们的进步形象，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亟需解决的诗学问题。

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就在《五四运动》中就知识分子的成长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19周扬更是对以知识分子生活为中心的创作进行了具体论述，认为“写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20。政治领袖和理论权威的论述显然对《青春之歌》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道路、人生取向等可说是上述认识的审美具化。为了深入表现林道静走向革命的抉择，杨沫一面有意将其出身和处境与苦难民众进行同构，一面努力让她与工农民众的生活进行深度交集有机结合；一面为她设置接近革命理论和革命引路人的机缘，一面将她放置在严峻斗争中进行必要的考验和检视。可以说，《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叙述，是知识分子成长认知的文学再现，也是时代语境中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一种自觉调整。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从个人主义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的蜕变，形象生动地阐释了知识分子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下，经历种种锻炼和考验，积极与工农结合，才能真正成长的主题。但文学创作过程很是复杂，主体意向与文本实存，时代要求和人物形象之间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间距和罅隙。1958年1月《青春之歌》初版即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有人对其进行批评。或认为林道静情爱生活的叙写过多，或认为人物的革命生活太过单薄。茅盾在肯定作品成功的同时也指出：“如果作者布置一些合情合理，不违反当时实际需要和可能的情节，让林道静实行了和工农的结合，那自然更好。”21为了让作品内容更为充实，也更符合形象成长的规律，杨沫于1960年推出新的版本。新版《青春之歌》增加了林道静在深泽县与农民结合的八章和在北大领导学生运动的三章。此种改动，让小说在内容上充实了许多，也让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主题的表达更趋合理和自然。这也就是杨沫所说的“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用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有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定的基础”22。虽然整体上看，调整后的文本还有着人物与生活的隔膜，斗争复杂性表现不足等毛病，但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上依然显现出了一些独特的新变化。

首先，是知识分子由启蒙者向受教者的转向。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以“经师”和“人师”自居，是价值和德性的高标。近现代社会变革中，知识分子更是引领觉醒时潮，发出启蒙先声的风旗。正因如此，他们总给人以先觉者的孤高之状，内心也集聚着“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23的悲愤之感。但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并未陷入自我中心的场域，而是将自己置于学生的位置，在卢嘉川、江华面前表现出强烈的向师性。在他们的引领下，认真学习理论知识，积极锤炼革命意志。其次，是从思悟者向实践者的蜕变。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到魏晋时期的清谈玄言；从东林党人的结社议政，到五四时期的学说纷起。知识分子常给人眼高手低、言高于行的感觉，但林道静总是在行动中抗争，在实践中成长。坚确践行着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24的取向。再有，也正是基于上述转变，林道静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知识分子“零余人”“孤独者”的形象，有着共产党人“正直、朴素、刚强、严肃”的气质，也具有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青春气息。

林道静在不断的改造中朝着无产阶级战士形象努力进发，但贴近文本来看，总能见到她的意向和言行、心性和党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罅隙和区隔。譬如她受卢嘉川的影响而向往革命时，浪漫的青春想象有着蹈虚的可能；去深泽县培育革命爝火，却有着无法融入土地的隔膜。即使如此，今天读来，《青春之歌》依然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和共情性。这来自青春生命进取的热情，也源自人物情感心理和价值取向上所蕴蓄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精神内涵。于是，成长认知在给人物成长以时代性导引的同时，传统人文也给形象以更为深厚的心理基础和精神依托，给罅隙和隔膜以缝合和融通的便利与有机化约的可能。

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虽然多样丰富，但儒家的入世有为，坚贞爱国，真诚朴实，刚健弘毅，执着求索等始终是其核心所在。新文化运动虽然曾对儒家礼教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和颠覆，但传统人文的精神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在国民心中却未曾改变，这在《青春之歌》中同样有着集中的表现。首先，对理想和真理的执着追求，向来是仁人志士的根本价值所在。《论语》中“士志于道”“君子学以致其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君子谋道不谋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对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进行了原初性设置，以身殉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等更是传统知识分子为价值理想牺牲和献身的写照。林道静突破小我藩篱的不断超越，在各种苦难中的坚毅前行，历经折磨依然矢志不渝的坚贞，对革命信念和人生理念的执着……无不与传统知识分子那种“志于道”的精神有着高度一致，甚至可说是给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其次，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德性和品节。“得于性而内在具足，再无所待于外，在儒家成为圣，在道家则成为真，在佛家则成为佛。三宗教法各异，但就其德的一观念而言，则仍是相通合一，不见其有异。”25而在德性品质中，政治节操是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品质，是忠/奸，正/邪，君子/小人的分水岭。如果说对后母逼婚的反抗，是林道静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追求的话，那么后来她对名利诱惑的峻拒，深陷囹圄时的坚毅，多样困境中的矢志不渝，可说是其德性品质和政治节操的全面表现。这是革命信念的坚守，更是传统“君子”人格和“大丈夫”精神的加持。在她的人生命运中，外在的是个人成长的种种考验和检视，内在精魂所在则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位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6的根本气象。再次，卢嘉川、林道静等人“不名一文，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义之所在，天下赴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和担当意识，无不与儒家的家国意识有着密切的关联，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感奋。还有，“英雄救美”“才子佳人”式的情节和人物设置；北戴河畔林道静面对浩瀚大海的感悟，宋家高墙上仰望夜空时的沉思，雪夜等待江华夜归时对自然声息的明敏等，这些场景所构建的种种境界，无不在读者心中唤醒传统的诗性体验……

可以说，对革命战士成长认知理论的接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再加上作者个人身份的影响，林道静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时代质素和因子，但在她身上依然可以直觉到传统人文的丰富存在。这种传统人文因素与成长认知的概念性和理性化不同，它是弥散性和融渗性的，也是潜在性和沉积性的。当先行性的成长认知理论与现实生活产生矛盾，或形象塑造规律与文本生活生发有所离散时，读者的审美心理就会启动缝补和黏合机制，让上述罅隙和隔阂获得调和与缝合；或者说在叙述的离散时，读者心中既定的审美意识能自发形成某种补救机制，进行消弭或化约。也就是说，在读者的意识中林道静不仅仅是革命知识分子，也是散发着传统神韵的知识分子，两者相向而彼此呼应，让读者产生了极富意味的共情之感。

三、革命书写与自我认同

“革命”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和思想进程中的高频词语，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话语主体那里有着传统和现代、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也有着能指和所指、内涵和外延的差异，在横向的空间传播和纵向的时间演进上它都会划出一道长长的“观念之弧”27。要贴切地理解《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要对其所指和动机进行分析，也要对其属性和功能进行把握。

首先，解放区文学以来的革命叙事中，革命所指多为狭义的阶级斗争。它或是以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为主体，如《暴风骤雨》《红旗谱》等；或是以敌我军事斗争为基本内容，如《林海雪原》《红日》等。与之不同，《青春之歌》的叙述者虽有意将革命引向“阶级斗争”的范畴，但文本中“革命”所指要宽泛得多，也要丰富得多。它既指反抗旧式包办婚姻的自由恋爱，也指为民族独立呼号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指为新生政权积极斗争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青春之歌》中的“革命”不是一般意义的阶级斗争，而是汇集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革命，是伦理革命、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多样集合。

其次，就革命动机来看，赵玉林（《暴风骤雨》）、铁锁（《李家庄的变迁》）、朱老忠（《红旗谱》）等人的革命，多是为了维护属我的权益，目标所在是从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获得解放。相较而言，林道静的革命动机要复杂一些，且呈现出发展性特征。她有时是为了自我婚恋的自主，有时是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时是为了生命的超越，有时则是为了崇高信念。“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如果革命仅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唯一目标，那它的目的就不是自由，而是解放，也就是从滥用权利，对历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权利肆意践踏的政府手中解放出来。”28以此观之，赵玉林、铁锁、朱老忠等人的追求与林道静的稍有差异，其进程也有所区别。前者由经济而政治，后者则是由伦理而政治；前者是更注重自我利益，而后者更注重公共事务。可以说，前者的革命从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后者归于更为开放和广义的社会范畴。从某种程度上看，林道静的追求不仅更为全面和丰富，而且有一种特有的“自由的魅力”。

《青春之歌》中的“革命”独具魅力，林道静的人生也因此与众不同。这种种独特性的生成有赖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革命认知，也依托于富有意味的表现机制和情节构设。这种机制在文本显在层是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起伏变化，潜隐层则是革命书写和作者自我认同的互文律动。从情节的因果链来看，林道静的婚恋自由与阶级斗争似乎并无太多关联，但叙述者却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写入了作品。这与作者以自我人生阅历为材源的取向有关，也与作者的革命认知与人生体验相连。前面已经论述，杨沫在《青春之歌》中所要表现的是“个人奋斗毫无出路，只有跟着党走，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一个人才有开阔的胸襟和巨大的生命力”29的认识。为了让这一认识得到充分体现，也让人物的思想发展更具完整性和过程性，作为革命史前史的个人奋斗经历自然不能缺位。童年生活的不幸、失学失业的煎熬、走投无路的痛苦等，是杨沫最为深切的“个人的生活经历”30。在表现个体走向革命的必然时，她也想与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在纯粹关系中共享这段生活的意义。也即是说，在林道静的成长书写中，杨沫的自我认同心理产生了积极作用。它让作品带有了鲜明的自传色彩，也让作品具有了强烈的代入感。为个性解放、婚恋自由的挣扎，是个人成长不可或缺的经验；孤独无助、迷惘彷徨中的求索，是走向革命道路时浃骨沦髓的体验。总而言之，为了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整合，让既往的我和当下的我以稳定感和延续感，作为创作主体的杨沫自然会对自我的过去给以应有的交代。

或许历史发展的壮曲中难于析出隐微的个体声音，但个体认同的离散则会让文学失去鲜活的生命和灵动的个性。自我认同并不是让人物形象固守私人经验的界域，而是要让其融入火热时代生活中不断锻造、不断淬炼。首要之务无他，就是实现阶级属性区隔的超越获得革命合法性身份。“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1因先在性的“白骨头”，林道静难于直接获得革命的合法性身份。为此，叙述者需要设置一个更为宽泛和开放的革命场域，来允许她的进入。于是，在林道静成为共产主义战士之前，出现了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民主主义战士形象。作为人生新镜像的卢嘉川、李孟瑜、许宁等领导的革命，要务是抗日救亡运动，而不是阶级斗争。在他们革命追求的召唤下，林道静与他们一道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走出家庭、走上街头激情宣讲团结御辱、一致对外的抗日政策；为建立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而呼号呐喊流血牺牲……“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血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情怀和担当意志，让林道静深切体认到要突破小我，生命才有更大的值域；“要找个人的出路，先找民族的出路”32，在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中，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均质化的个体之间凝聚所需要的合法性身份。对敌/我、反动/革命的划分不再是以阶级属性为基准，而是以爱国/卖国、抗战/投降为准则。人不分男女，地不分南北，只要抗日御侮，追求民族独立，都是“革命者”。“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但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的爱”33。林道静虽有着“白骨头”，但她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主张抗日救亡的炎黄子孙，在抗日民族统一阵线中，她有着毋庸置疑的“革命”身份。就在民族革命斗争中，林道静人生意义匮乏的紧张消除了，个体经验的根柢转向了火热激情的时代生活，自我认同也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获得了深厚的土壤。

民族革命是林道静由个人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区，也是其个人追求和革命蜕变同步生发的装置区。在获得民族革命合法性身份后，林道静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而深入到了阶级斗争领域：与卢嘉川、江华一道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全面揭露国民党的卑劣和凶残，到深泽县与工农结合传播革命的火种；进入北京大学等组织学生运动对抗反动政府……至此，通过融入大众，融入集体的行为，她的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为民族独立而斗争进入到了为新的人民政权而斗争的革命。“只有发生了新开端意义上的变迁，并且暴力被用来建构一种全然不同的政府形式，缔造一个全新的政治体，从压迫中解放以构建自由为起码目标，那才称得上是革命。”34在残酷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中，林道静浴火重生成长为了共产主义战士。

受时代语境影响，“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叙事明显减少，“‘知识分子’为中心人物始终是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问题”35，“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人们避之不及的标签。在林道静向着共产主义战士发展的途程中，她虽然在不断地反思与改造自我，但她从未视知识分子身份为去之而后快的负累和痼疾，而是以之为自我的重要存在，在不断蜕变中提升自我。她加入的团体是学生组织，她引领的队伍是学生团队；她革命的主要方式不是斗争地主或军事对抗，而是组织学生运动。这种情状的出现，既是杨沫对人物知识分子身份预设所致，也是她对知识分子作为革命主体的认同和肯定。在作品中，它还表现为对学生运动历史回溯和当下书写的结合。

近现代以来，青年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政治力量的集体亮相当是五四运动。随后，学生运动成为了青年知识分子参与时代革命和社会解放的基本方式，也成为了他们自我认同的集体无意识。《青春之歌》所写虽然只有从“九·一八”到“一·二九”短短的四年，但它却是学生运动的集大成者。作品采取回溯和汇流的方式，将五四以来的学生运动进行了再现式整合。小说由开篇部分卢嘉川、江华组织的“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到最后林道静等人组织北京学生开展“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学生运动成为推动林道静成长的重要生活内容，也是小说意蕴和内涵的基本依托。而就学生运动的形态来看，它有纪念性的游行大会，如“三·一八”惨案的纪念游行大会，李大钊出殡纪念游行，“五·一”纪念游行；有战斗性的学生活动，如卢嘉川等人为吁求抗日救亡而组织的南下示威团，林道静在深泽县组织师生反对校长的战斗，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组织发动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爱国抗日运动……它们不仅是当下的活动，还是学生运动历史的反身性的再现。“自我理解服从于更为广泛、更为基本的目标，即建构或重构连贯及有益的身份认同感。”36这种回溯反顾和现实再现，既拓展了学生运动的历史时空，也夯实了杨沫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基石。

余 论

杨沫以自我经历为基础创作的《青春之歌》，以时代语境对爱情本事等进行改造、借助传统文化寻找内涵依托、通过革命实现自我认同等，形成了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独特机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诗学机制并非仅仅存在《青春之歌》中，它也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存在于同时代其他革命叙事之中。有的是吉光片羽，有的是雪泥鸿爪，但无不给革命叙事添加了丰富的意蕴和灵动的诗意。“爱情”，原本是知识分子人生中惯有的“小资情调”，但在革命叙事中它却转换成其他方式出现。有如《青春之歌》将其变为革命与不革命的抉择场，《林海雪原》中少剑波对白茹的爱意却变为了诗意的战友情，《红旗谱》中运涛与春兰的柔情则更多地演绎为革命者之间互相扶持的同志义。在塑造革命者英勇无畏、舍生取义的崇高形象时，叙述者也总是赋予他们鲜明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与精魂，或是坚贞不屈的品质，或是执著求索的意志。《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身上那种“士志于道”的意志，与共产主义精神一道，成为了她人格心理的根基。这种情形也出现在《红日》《红旗谱》等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江姐在遭受种种折磨与摧残时依然坚贞顽强、坚韧不拔的品质，可说是传统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大丈夫”精神的典型再现。《红旗谱》中，江涛对于革命的向往，既是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启蒙，也是受传统知识分子民胞物与、拯时济世情怀的影响与推动。还有，《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命运是在写出她成长的历史，也是叙述者在新的历史建构中确证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取向在《红日》《林海雪原》《红岩》中也有着近似的表现，只不过是将知识分子的特质与精魂寄托于革命者而已。《红日》中军长沈振新身上就有着书生的意味。他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同时，有着阅读与下棋的雅好。无论怎样精简行礼，书籍却是他难以舍弃的珍爱之物。《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是意气风发的儒将，他会在战争间隙书写日记，与人讨论文学名著，甚或是吟诗作赋，通体散发着诗人的浪漫气质。《红岩》中的江姐，是一名信念坚定、意志坚强的革命者，也是一名举止文雅，心性明慧的现代女性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虽然红色经典旨在建构革命历史叙事，但它们却以独特的诗学机制让知识分子形象与农民、工人、战士形象一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确认了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与世界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 13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2 李丽华、李俏梅：《“灵魂的改造”与“身体”的改造——从〈青春之歌〉看身体的现代性进程》，《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3 王杰：《文学叙事与电影叙事的缝合与裂隙——以〈青春之歌〉电影改编、小说修改为考察中心》，《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4 3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7、132页。

5 8 9 29 30杨沫：《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杨沫文集》（第5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369、370、370、370页。

6 11 12老鬼：《我的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7 36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8、71页。

10 张均：《转换与运用：本事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14杨沫、徐然：《青蓝园》，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328页。

15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16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页。

17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

18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茅盾全集》（第20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89—390页。

19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20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4页。

21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

22杨沫：《再版后记》，《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23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4[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5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0页。

26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8页。

27张旭鹏：《“革命”的内涵与变形：一项全球思想史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28 34[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1页。

3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32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7页。

3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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