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最发达的一个题材创作类型，乡土文学一直是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从这些研究来看，大致也显现出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多具有不同程度的乡村生活经验——这和乡土文学创作者的情况有些类似；第二，这些研究多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视野出发，采用的也多是比较传统的社会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第三，这些研究一般都渗透着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张丽军的《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同样也是如此。这部近四十万言的著作是作者耗“十年之功”写出的一部有着宏阔的“史”的视野、渗透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凝聚着独特学术个性和文化意识的厚重之作。

这部著作如其标题所示，其关注重点既在“文化”又在“农民”，文学则是其观照这两个对象的窗口，又是其展开具体分析和论述的立足点。“文化”作为关键词之一，其实与另一个在其著作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密不可分——“转型”。实际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不管是从其起源、内涵还是形态、分类等诸方面来看，都离不开“社会转型”这个最为关键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说，正是自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转型，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所以不管如何谈论乡土文学——悲切地、感伤地、愉悦地，谈论何种乡土文学——启蒙的、浪漫的、革命的，都离不开社会转型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的社会学视域。

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的，是文化转型。这是百年乡土文学最迫切关注的一个话题，正如张丽军所言：“乡土中国以其历史的悠久性、文明的成熟性和文化的深刻性成为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地球空间中区域影响最大、存续性最久、最具有独特精神品质的文化大国。”1而百年来的乡土中国变迁，更是这个历史悠久且影响巨大的乡土文化体的转型。这种变迁和转型催生了鲁迅、乡土小说派、沈从文、师陀、赵树理、柳青、高晓声、陈忠实、莫言、贾平凹、张炜、迟子建、梁鸿、刘玉栋、赵德发、付秀莹、叶炜等一大批乡村叙事者对于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化命运的怅望与慨叹。张丽军便是从这一个个具体的作家创作入手，紧紧围绕了文化和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这个宏大主题，做出了关于这个话题的思索。

他的思索具有现实性、前瞻性和建设性，在历史回顾和当下审视之外，其研究视野还更指向着未来。该书的章节设置是按照时间顺序，从20世纪初到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八个章节连贯中国百年乡土文学发展史。但该书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文学史梳理之上，而是充分开展了基于历史归纳和分析的对整体文学史命运以及时代现实的关怀。而敏锐地将纷繁复杂的时代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也凸显了当代乡土文学研究的“新质”。这种“新质”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张丽军对中国乡土文化全面辩证的考量。乡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映像与分支，本身具有丰富复杂的内蕴。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以及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格局，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对乡土文化的认知有限，乡土文化的价值尤其是在新时代的价值还有待挖掘。在张丽军看来，“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除了官样文章和官修历史之外，还另有一种独立的乡土文化系统。只不过，这一乡土文化系统，从来就被遮蔽、被排斥、被边缘化，而处于一种‘地下火’状态的独立运行”。他肯定了中国文化中长期被压抑的民俗文化所蕴藏的顽强的生命张力——这是中华民族在危难之际仍有“筋骨”“脊梁”的原因所在，也是当下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根基。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社会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如何重建与物质文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文化体系迫在眉睫。在本书中，张丽军指出这一文化“重建”不必急于向外寻求，而应对民族文化传统作更深入的挖掘。特别是在“新世纪乡土中国社会的艰难转型与‘地之子’的痛苦蜕变”一章中，张丽军不仅指出了新世纪社会转型面临着最大的文化伦理困境——信仰危机；而且为这种“危”寻找其化解之“机”。那就是“从母体文化基因中寻找精神遗传密码”。正是在对中国乡土文化价值的肯定中，张丽军展开了“文化重建”的思索。

这个思索是围绕“文学”展开的，所以命运故事、人物形象，自然是其观照的重点。但这里其实有个潜在的悖论，那就是丰富饱满的文学形象和理性观念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在作家和研究者身上都有——于作家而言它是主观想象和现实生活的距离问题，于研究者而言则是个人观念与文学形象、作家意图的交流与碰撞。所以相对于作家创作，研究者在自我表达时更需要保持一种冷静和理性，努力接近和探求一种复杂性。在乡土文学研究领域，有些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和“定论”，比如乡土文学的三种叙事模式、乡村叙事者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等，而这些“共识”和“定论”某种程度上都是研究者探求复杂性的障碍——当然也是凭借。《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对它们显然是保持了足够警惕的。在分析鲁迅时，张丽军于鲁迅笔下的“旧中国”发现了一个“乐园”式的“优美中国”；在《生死疲劳》中，他发现了莫言以西门闹、蓝脸、蓝千岁三个艺术形象，呈现了“半个世纪以来农民意识深处的精神世界里对自我主体性追寻的三种不同表现形态”；在观察《带灯》时，他看到了作家在时代新变面前所遭遇的时代性精神困境，以及面对困境时的“勇于挑战自我”。这些，都是传统乡土文学研究观念无法完全涵纳与概括的。

张丽军虽然在“重建”中肯定了乡土文化的价值，但他并没有盲目地歌颂或赞扬，而是基于中国现实经验和社会实践，客观、理性地审视他所关切的乡土中国，正视当下乡土文化重建所面临的挑战。如其所言：“对于乡村，作家既不需要用理想的模式去刻意美化，也不需要将它的苦难过分夸大。”他倡导一种“温情的乡愁”——不回避恶，却在展示现实生活冷酷、苦难、罪恶的同时，寻找到“能够抵御这严酷和寒冷的一簇炉火，让人永不丧失对人的信念，在暗夜里也不惮前行”。乡土文学并不只为展示悲情，更在帮助我们寻找希望，这本是百年乡土文学内在的精神传统，也是张丽军对近三十年社会转型加速期乡村叙事的深切寄望。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确实迅疾而猛烈。而新质性的时代现实，以及相应的情感心绪、理性观念，也正是当下乡土文学发展最大的挑战所在。因为正是它们的发生和存在，让乡土文学变得越来越不那么“乡土”，甚至不那么“文学”——至少不同于传统的文学。所以如何处理这些形式和内容、审美和精神新变，关乎“乡土文学”乃至“乡土文学研究”当下和未来的命运。在全书的后半部分，张丽军似乎也有意识地在这方面推进着他的思考。比如，他谈到了梁鸿的“非虚构”写作、迟子建的鄂温克文化书写、萨娜的鄂伦春生活书写、次仁罗布的藏地书写、赵德发的宗教文化书写等；也谈到了更年轻的叶炜、付秀莹基于代际生命体验的“新乡土写作”，等等。对于这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在写作观念、方法、生活资源、文化视域等方面所显现的新质性和开拓性，他都给予了紧密的追踪和热切的期待。乡土中国和传统的乡村叙事确实在变，但究竟是在变好还是变坏，是孕育着希望，还是萎于泥淖，落入尘埃？在其寻找和发现的目光里，我们不难找到张丽军的答案——“让故乡不再沦陷，留住乡愁，留住青山绿水，留住乡土中国村庄最微小的文化有机体，阐释和建构从生存伦理到终极伦理的新生态文明理念，这就是今天的‘旧邦新命’。”这个答案，更多的也许只是一种企望。而之所以有企望，是因为有最深切的关怀，它体现于《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全书始终立足和观照的另一个重点——“农民”。乡土文学研究，不管其具体探究的问题和所使用的方法为何，其实大多都有一个初始性的起点或初衷，那就是对于乡村和农民命运的关注。这关注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即是一种不平。“哀其不幸”也好，“怒其不争”也罢，抑或焦虑、彷徨、苦闷、惆怅，这些情绪和情感的共同指向都是社会历史变迁中颠沛流离的活生生的生命个体。从老中国的儿女，到革命年代的“进步分子”和“中间人物”，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负重者和牺牲者，再到新世纪新时代的“新人”，张丽军都在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内给予了细密的观察与分析。

他从《果园城记》中发现了作者对笔下生命的“残忍”——那是师陀对一种不死不活、没有希望、封闭自守、世代轮回、永无改变的“东方情调”的批判。他从赵树理笔下的“中间人物”身上看到了作家对人性的关注、对传统美学的再造，并发掘出这一切对当下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所深具的启示。在分析上述这些时，张丽军未流于表面，而是抓住文本，深入历史和现实肌理，探问未来。比如在第八章中，他以人“能不能活下去”“如何活下去”“活得怎样”的“生活现代性”视角勾连起百年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嬗变，并沿着这种以“生活现代性”为核心的“中国新现代性”逻辑，推演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在走出“物质”之困以后，开始寻求更高的“精神”超越之路，并预言了新世纪文学走向“精神叙事”的可能。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宏大的社会历史视野以及内在的悲悯情怀，所以他的分析乃至批评都透着一股忠厚温情之气。甚至，对于那些很多时候都心意难平，因而常常显得不够理性、温厚的乡村叙事者，他同样也抱以最大程度的理解与宽容，努力发掘他们的价值与优长。比如，他在王鲁彦笔下冷漠的“玩世者”身上，看到了乡村隔膜与冷漠的“无物之阵”对农民灵魂的毒害；他将阎连科小说中无法遏制的“怨”和“怒”视为对故乡“深切挚爱”的另一种表达。这些都透露出一种慈悲和善念。

张丽军的这部著作有突出的理论和方法意识，但他并不迷信理论和方法，而是更注重从具体的文本和形象出发，以个案分析带动整体分析，加上质朴无华的文字表述，共同形成了一种中正、平和、温厚、稳重的文风。在“后记”中张丽军谈到：“千百年来乡土中国乡村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孕育着极其灿烂的乡土文学艺术。在人类文明演化和文化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下，乡土、乡土文学、乡村根性文化依然是新时代中华文化建构的内在精神源泉和动力根源所在。我们依然无比热爱这片土地及其独特丰厚的乡土文化。”这不仅是情怀的显露，更是心性和理想的表达。

从本质上看，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存在着，它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并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张丽军在《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一书中通过“文化重建”与“审美想象”连动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史，可谓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其中最突出的，是作者宏大的历史视野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建构意识。特别是他能够将这种视野和意识加以具体贯彻和落实的能力，书中观点、方法、具体表述等，当然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其以宏观“史”的架构对乡土文学百年发展的历时性梳理和分段，可能会在历史衔接处造成难免的遗漏；而具体的个案分析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得到提取和选择，并作为问题分析的标本和样本的，等等。但这些问题似乎也是选择某一特定研究方式和方法都难以避免的。而它们的存在，也给其他研究者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留下了待开拓的空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现当代小说理论编年史》（1895-2022）编撰暨古典资源重释重构研究”（项目编号：22&ZD27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张丽军：《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9页。后文所引皆出于此书，不再一一加注。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