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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神祗,温情的人间——关于李浩长篇小说《灶王传奇》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 李同路  2024年08月16日16:14

内容提要:通过民间道教俗神体系创造出虚拟仙幻与历史现实的双重视角,李浩的长篇小说《灶王传奇》以真实体验和虚幻想象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世界的本真面貌。作品充满了道德情怀、生命智慧和幽默感,同时也揭橥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本文以灶王、小冠、王鸠盈这三个重要角色的命运轨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并经由对小说文本建构方式的分析,探讨了作者对叙事真实的态度。

关键词:李浩 《灶王传奇》 温情叙事 象征意义

李浩新著长篇小说《灶王传奇》通篇文字很平民百姓,很有道德情怀,也很智慧。作者借用民间道教俗神体系,创造了虚拟仙幻与历史现实的双重叙事空间,时真时幻,亦真亦幻,似幻还真。世界表现为真实体验与虚幻想象的拟合。当然,根底还是历史现实,但此种虚幻空间,有如求解几何问题中的辅助线,使前者更为穷形尽相。鲁迅有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1。此说一出,坚持国民性批判者与有些道教中人,各取所需,以之为佐助自身观点利器。然而超越肯定与否定的价值判断,从现象层观察,鲁迅所言至少不虚:不但道教神仙的庞大官僚机构模仿人间,二者的势利与繁琐也别无二致。道教的终极追求本身,也是人间诸多欲望极致化的投射。无须多言,其中也掺杂了许多基于佛教的因素,因为在民间信仰的“真实”世界中,这些因素本就混为一体。

人间即鬼蜮,鬼蜮即人间。故事出之以灶王的第一“仙”称视角,使心界、人界、仙界,奇诡想象与日用家常,始终融合无间而又若即若离,亦即亦离。书中时有对古典作品的戏仿与互文,比如《红楼梦》家族命运的起落,《金瓶梅》日用场景的细密奢华,《西游记》中神仙世界官僚等级系统的错综庞杂与势利。这些时隐时现的文本指涉,就使其成为了漫长而深厚的中国文学传统这一“超文本”中的一个链接,更隐喻了人世间命运跨越时空的沉重与永恒:重复即命运。

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灶王

那么灶王(或灶神)是谁,灶王又是什么?众所周知,中国的道教俗神体系过于庞杂,而灶王信仰的形成与职能同样一言难以尽述,甚至连其性质也不定,以至于纪晓岚也不禁发问:“不识天下一灶神欤?一城一乡一灶神欤?抑一家一灶神欤?……然则一家一灶神耳,又不识天下人家,如恒河沙数,天下灶神,亦当如恒河沙数?此恒河沙数之灶神,何人为之?何人命之?神不太多耶?”2而李浩正是采用了“一家一灶神”的设定,让灶王以一个具有主体性与能动性以及丰盈的内在精神世界的个体,成为小说合格的叙事主角。

小说也大致遵循了民间对于灶王的共识,即他是微末小仙,位卑权轻,可敬信而不必看重,甚至可以糊弄。灶王不被允许、也无力介入人间事务,他唯一的职能,就是分善恶两类如实记录其所栖居家庭成员的言行,并于年末提交给东岳大帝管辖的七十六司(而非直接向玉帝述职,那玉帝将不堪重负)。此种初始设定,颇似人类学中的非参与的观察者(non-participant observer),当然,实践中灶王也逐渐以微末之力,尝试进行参与。那么,选择以灶王为观察与记录者,除了尊重民间本有的想象,也道出了世间写作者的真实处境:因为卑微或被放逐,处在权力边缘。如此一来,既有资格置身其中,又有理由超脱其外,获得记录权力机器运作及其后果的有利条件。作者曾在一个场合提及,“作家的角色就像灶王”3。实际上非只作家,每个称职的知识生产者都应当以灶王为楷模。

然而,此种中立客观的初始设定,很快便被善恶标准本身的模棱多变,以及良知与生活之间的复杂张力所否定。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设定,起于明代土木之变,终于夺门之变(1449—1457)前后。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或者毋宁说,它是一部“历史效果”小说。它并未钟情于支撑宏大历史的军政事件本身,而是从灶王的视角,展示这些似乎遥不可及的重大事件对底层生命、对地方民间社会地震般的冲击破坏,探究政治生态如何左右百姓的生死存亡,左右民间生态的兴衰起伏。而如果没有这些血腥暴力效果迫近自身伤及其性命,则国家之间的战争,以及高层宫廷权斗,在百姓只会是茶余饭后的传说。对宏大历史的再现固然可贵,对微观世界“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探查,同样必要,而且更为不易。因为它似乎缺少戏剧性。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一切似乎都是低水平的重复。

虽位列仙班,灶王也不过是随这些事件随机起伏的一粒尘埃。他辗转于北方边地的三个家庭,第一个为卖豆腐家庭,家中三人皆在土木之变的战乱中被瓦剌人杀死。第二个,是集贫困与邪恶于一身的正常人伦标准以下的农家。第三个,则是随政治局势兴衰而上下的官宦人家,生活奢靡,小儿子是浪荡恶少。而在三者中,第一第三可谓极端案例,真正让他动了感情放不下的,如他自己承认,只有第一个人家。4这一家勤谨本分,生活近于温饱小康,代表了具有正常人间情感关系与生活追求的沉默的大多数。这些大多数人,凡庸平淡的生活,最缺乏故事性与传奇性,而其命运,却成为灶王的执念。命运的不公与悲剧性,恰恰在于人畜无害善良无助的人的劫难。还是借用鲁迅:“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5生当乱世,人命危浅,如轻尘栖弱草。历来感慨,连绵不断。而悲悯情怀,正是作者替那些最边缘最底层身受其苦却无力为自己发声者的呼喊。

向内求:外道内儒的求索者

灶王的求索之旅,同时也是一个对超越性的正义秩序逐渐幻灭的过程。首先,小冠一家人畜无害,却连同众多百姓惨死战火,这本身便是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承诺的嘲讽。此处起作用的并非善恶之理,而是权秉之力,生灵涂炭或许只缘于帝王的随性之举。董姓田家父亲早年为匪盗,晚年瘫痪在床,对人詈骂不断,以至于温文的灶王也不禁破戒口出恶语。这个前匪盗生命得以不断延续,而侍奉他的儿媳却早死。而曹府自上至下的恶行恶言,在数年内不妨碍其尊容显赫,以至于灶王保存负面记录的坏罐很快装满。有神的世界秩序,与无神的世界秩序,呈现为同样赤裸裸的罪恶横行。现实与道德戒律的矛盾,成为生存之荒诞感的来源:信仰是一个骗局。

而更大的幻灭,来自他运送这些记录去东岳七十六司交付,以及天堂赴宴的过程。在经历种种官僚衙门刁难完成人间善恶记录的交付之后,灶王偶然间却在斗母宫发现,天下灶王经年悉心制作的海量记录,被有司弃置山间,任其腐朽。没有人阅读,没有人核验。真实记录人间言行的大数据与统计,仿佛成了一个“为统计而统计”的仪式,除应付差事之外了无意义。而没有了记录,上界对人间奖惩善恶的标准确定与实施也随之消解。非仅负责沟通天地的东岳大帝诸多衙门“不过如此”,就是天堂盛宴也“不过如此”。灶王经历了什么?忍饥挨饿日复一日的排练,空洞无物的仪式,势利虚伪的道界同僚。灶王更深彻的幻灭感,来源于转世为王鸠盈的小冠,身居富贵却沉迷于恶行,终至横死,使一系列托关系、访龙宫、入地狱的折腾与焦虑关切,化为笑谈。拯救,在现实中也不过徒劳之举,而更像满足自身良知的游戏。

阅遍人间种种跌宕起伏,灶王看穿了一个无解的道德悖论:惯常以富贵奖善惩恶,而富贵生活,却又会导致罪恶滋生。那么,善恶应该得到何种奖惩?以追求富贵为动机的“有心为善”又如何评价,如此扬善惩恶,是否必然好于泯灭善恶,一切顺其自然?这似乎隐约呼应了老子的的告诫:“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6如果使善成为天下追逐的目标,则本身就已经是恶。这是小说的“哲学时刻”,灶王没有给出解答,也似乎是无解之谜。如果追问,只能说,人性如此,神仙也无能为力。

但问题不在于幻灭,而在于幻灭之后的选择。幻灭在他身上,没有使其心灰意冷,却出乎常规地导致了行动。本来谨小慎微、严守本分的他,由于对小冠命运的关切,不再安于做一个无动于衷的超然观察者与记录者。他以微末之躯,巧妙地撬动了神界的权力板块,最终达成了使小冠进入轮回体制的目的。这是一个小角色对于庞大的官僚机器的战争,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而他完成了。然而他始终游离于权力网络的缝隙,而没有加入追逐权力的游戏。那么,此种选择的心理动机、道德使命感的终极来源何在?可能还是要向内寻求。

世间的所谓传奇,更多是旁观者的想象,而非当事者的经验感受。从灶王上天入地下水所经历的种种看去,更多的是卑微与琐碎、机巧与势利。没有理想的光芒,没有神圣的恩典。作为灶王,他需要遵循无数清规戒律,需要遵循现实原则,去花面迎逢,见机行事。但他外圆内方,始终将良知作为最内在的精神本源,故能上天入地,而不迷失自我本来面目,不失其赤子之心。即使无所事事,也能慎独,自己做自己的灶王。虽然他谨守告诫,不触及前世作为书生的记忆,但这位道教系统的灶王,内核仍是一个纯然儒生,只是他已经脱离了功名利禄欲念束缚、不向外求而以自省和良知的“内曜”7为圭臬而已。内曜即是内在的光辉,可说是陆王心学的机微,凡俗生存的精神性的真正本源。

从小冠到王鸠盈:命运的叛徒

或许是为简化人物社会关系,作者没有像书中其他灶王一样,为灶王安排家眷子嗣,从而使他能够来去自由,了无牵挂。这种方便的安排,或有对家庭文化与个体自由的思索,也未可知。或许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年幼的豆腐店家六岁孩子小冠以及重生之后的王鸠盈,实际上逐渐扮演了灶王儿子的角色,而王鸠盈对此也了然于心。正是拯救惨死于战火的无辜小冠的善念,成为灶王开启上下求索之旅的第一推动力。他想弥补造化,拯救无辜,安抚良知,动机简单而强大。

作为被拯救对象,小冠或王鸠盈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他未及成人便在战乱中殇亡,在其处于生死之间时,以“中阴之身”与灶王一起救活了渡劫的龙王,却也错过投生的正当途径。灶王的一切努力,便是避免他成为孤魂野鬼。面临选择时,他在地狱中不顾寿数短暂而选择生于富贵人家,再生之后成为恶少王鸠盈,也得以保留前生记忆,能见鬼神。记忆成为他加诸自身的一个诅咒:他作为王鸠盈的生活,因此不是一张可以任意挥写、充满无限可能的白纸。

王鸠盈的前世是一个创伤,今生则是一个复仇。如他自己与灶王交代的,在作为小冠的六年短暂生涯中,他经受了不少侮辱与轻视。重生之后,他甚至拒绝灶王称他为小冠,就是要回避前世记忆的创伤与耻辱。小说借自佛教的民间信仰中转生时必须经过奈何桥、喝孟婆汤的设置,具有甚深的心理学内涵。虽然今生命运承受前世因果,但对于轮回中的当事者而言,这些是不可知的。必须斩断前缘,将记忆清零,才能重新来过,建立全新的身份认知。如被前世记忆绑架,那么前世今生互相干涉,今生或许就只能像王鸠盈一样,本可丰盈的生命最终成为单一的复仇工具。这也是小说所反复描述的情景。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恶,他的恶作剧,虐待动物,骚扰百姓,吃喝嫖赌,胡作非为,皆是为此。当然,王鸠盈并非大奸大恶,且在生命尽处有意地浪子回头,与叛乱者谈判,呈现了异样的光采。

王鸠盈这种复仇生涯,是以自我毁灭为代价的,但却是他出于自由意志的主动选择。故此,他的选择不但是毁灭,更是新生。他享受生活,纵情任性,不务功名,全因看透世相,向死而生。他宁可短寿而随性,不愿长生而拘束。通过对自身命运的选择,王鸠盈跳出了壁垒森严的庞大官僚机器为个体设置的命运轨道,放弃了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世俗追求。他对命运不屑一顾,直接挑战。他周围的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灶王在内,则对自身命运茫然无知,只能膜拜,听任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处置。他以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行动,悠游世间,挥霍生命,短暂光耀,神秘邪性,如同彗星。恶的魅惑力,或许在此一端。

在思想与人生选择上,可将王鸠盈看作包括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及贾宝玉等在内的“多余人”谱系上的早期样本。这些人不愿做社会机器上安分守己的螺丝钉,而是以“富贵闲人”的身份悠游世间。他尤其反感读书,戏弄老师,实际上是在否定读书人的生存方式:对一切均无能为力,而只知自嘲自叹自怨自艾,充满压抑感。有清醒认知,而没有足够的行动能力,这不是他要的生活。仁慈悲悯的灶王,还是看透世相而不脱世相,不喜庸俗官场做派而又习惯性地与之周旋,抱朴守真,和光同尘。而王鸠盈则与之完全相反。灶王的拯救工程,本身是悲壮的,结果却是失败的。他对王鸠盈命运轨迹根本无力施加干预或进行左右:王鸠盈不再是、也拒绝成为孤弱的小冠。从孤弱到孤勇,是人生状态的跃迁。但这种拯救意图的失败,客观上也为一个流星般闪耀的真正自由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也正是在王鸠盈身上,灶王潜意识中深藏的“恶”的冲动(尤其在做穷困而邪恶的董家灶王时)才得以最终实现。

说来话儿长:叙事的游戏

这部小说并非循规蹈矩、“老老实实”的作品。虽名为“传奇”,从结构上说,它却是一个双重文本。一重是传奇故事本身,一重是文本生成过程中的构思、剪裁、取舍与思虑。常规写作中,作者一般会将写作过程中如何构思、组织材料的这些“脚手架”去除,以呈现一个尽量干净而完美自足的文本世界,制造出阅读的沉浸感。“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作者却将部分“脚手架”保留,使叙述本身也成为叙述对象。比如,甫一开始的《楔子》,便展现了灶王所面临的叙事困难:说来话儿长,千头万绪,从何开始?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开始。在《求见龙王》一章,又对此做了强调:有太多的线头儿,但灶王只有一张嘴。此种做法使文本结构更具试验性与游戏性,更可玩味:这不是历史或现实“本身”,而是一个文本建构。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间离感由此产生。引起读者阅读的沉浸感,往往叫好又叫座,然而也容易使读者误将文本等同于“真实”或“现实”。

反映现实,追求真实,自现代以来便是文学现实主义的最高追求。如灶王所言:“上天要的就是真实。只有真实、真实、真实再真实。”然而长期以来围绕各种版本“现实主义”(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披着“写实主义”或“历史主义”外衣的版本)的理论纷争与实践也一再证明:谈何容易。现实主义问题,是艺术问题,是认知论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文本的游戏性设置,作者实际上展示了意图“复刻”般忠实再现现实的辛苦不易,若不是绝对完全不可能的话。

偏激一点说,“现实主义”首先是一种主义,“主义”的灯塔建立之后,才能照见“现实”的面目。而“主义”便涉及权力,涉及价值,涉及基于二者的品位。灶王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实记录与已有善恶判断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必须如同带判断功能却无偏私的监视器一样,但世事如何可能总是泾渭分明,而他又如何做到完全无我?其次,便是叙事的利益冲突与权力介入,这在描述小冠如何救助渡劫龙王的过程中,已经表露无遗。更为关键的是,现实是多维度多线程的,而叙事在特定时间点是单维度的,只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加之信息量的无穷无尽,转化为文本时,只能有所选择、删减、过滤,甚至改写。确实如作者所说,作家的角色就像灶王。

小说有意地展现了叙事在再现现实中的局限,同时也就为自己卸下了一个重负。这很本分,也很明智。剩下的就是无所顾虑,以轻盈的心态用文本制造灶王版的现实。所以我们看到了章节之间事件的非连续性,时间上的跳跃,留白省略,人物命运的开放性(比如龙王的结局、灶王自己的前途、小冠的来生)。种种策略,使文本各部分互相映照,巧妙地将现实呈现为迷宫般魅惑感官心智、复杂多变的3D立体网络。有时候,没有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这种行文,可谓游刃有余,厚重而逍遥。

结 语

《灶王传奇》这本小说,交织了多重矛盾:道德判断与权力运行之间、个体与体制之间、规则与良心之间、拯救者与被拯救之间、命运与自由意志之间、以及叙事中的“叙”与所叙之“事”之间。它被媒体称为“道德试验”,却在诸多矛盾之间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充满了游戏感而避免将价值虚无化。然而不止于此,小说也是一个“思想试验”。它试图通过解封、重整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间记录,探讨历史事件、世俗生活、民间信仰中埋没的深尘,却仍让我们“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恒常的生活样式、情感样式、心灵样式。要做到有思想深度又不露行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或可作为所有文学写作的一个追求吧。

无论理论如何变更,大部分小说,还得是一个供各色人物表演游走的虚拟舞台。这方面,李浩这本小说也不乏可圈点之处。灶王是一个具有使命感与担当的角色,他因此才在谨守规范的同时上下求索。他神圣而卑微,琐碎而温暖,悲悯而有度。而小冠或王鸠盈,则具有更强的悲剧色彩。他对命运的认知理性,选择决绝,无惧无悔,如尼采所主张:爱命运(“amor fati!”)。即使“龙套”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体制诚然僵化,却也不乏忠于职守的城隍及其助理高经承,以及豪侠般铁匠灶王等。因此,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可能:虽然神仙的存在并没有消弭世间的暴力恶行,也不可能绝对公正无私,但人间,仍不是一个完全无情机器化的冰冷世界。

注释:

1 参见鲁迅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关于围绕鲁迅这一观点的公案,参见宋声泉:《鲁迅“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语境考——兼论五四思想史中的道教批判》,《文学评论》2023年第2期。

2 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下),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625—626页。

3 高丹:《李浩〈灶王传奇〉:一场小说道德实验》,澎湃新闻,2023年08月08日,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151395。

4 李浩:《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327页。后文所引皆出于此版本,不再一一加注。

5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6 老子:《道德真经·养身第二》,河上公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7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作者单位: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化系]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