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秀兰》与一个富于历史心理深度的“新人”
内容提要：本文侧重从当代中国城乡结构性发展的历史视野中探讨丁玲未刊稿《杜秀兰》的独特意义。第一部分讨论新中国成立初期作家们创作主题的选择、知识青年如何作为问题，提出杜秀兰这一人物的特点在于其选择留在农村的“主动性”；第二部分分析1950年代丁玲创作的重要主题即表现时代“新人”，以及《杜秀兰》在叙事文体上的创新；第三部分阐释杜秀兰身心蜕变的成长过程所蕴含的历史心理深度，进而在当代中国农村建设七十余年的总体性视野中重新探讨这位1950年代“新人”在今天的意义。
关键词：《杜秀兰》 丁玲 城乡结构 知识青年 新人
近十余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一个持续的热点是史料热，即诸多新的手稿、史料等的发掘和出版。新文献的出现，较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对于当代文学史与经典作家作品的理解，也有助于改变或打破一些既成的文学史定论。丁玲手稿《杜秀兰》的整理出版，也可以纳入这一研究热潮中。不过，当前史料热的相关研究，多限于文献的整理和出版，而对新文献文本的分析探讨并不深入。基于这样的考虑，在整理发表小说《杜秀兰》的同时，也围绕这部未完成作品展开开放性的讨论，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
一、知识青年与农村建设
2024年《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发表了柳青的未刊稿《在旷野中》，引发了较多关注1。丁玲创作《杜秀兰》的时间，与柳青手稿写作的时间相近，因此可以把《杜秀兰》放到同时代作家写作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柳青佚文也是一部没有写完的小说，目前发表的是20节，写作时间是1953年下半年。传记提到，柳青受到当时农村展开新运动的感染，放弃正在写作中的小说——“我在家里越来越坐不住了”，“不说写完一章，就是一页也写不下去了”2，转头去开始准备表现合作化运动主题的另一部新作品即《创业史》。值得提及的还有赵树理，他1949年进入北京城，但从1951年开始，花了很多时间考察体验晋东南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情况，完成电影故事《表明态度》，继而于1955年出版长篇小说《三里湾》。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建设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农村。尤其是1955年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之后，合作化运动是当时作家们普遍意识到的新的重要主题。但对作家（特别是像丁玲、柳青、赵树理这样的成熟作家）而言，意识并捕捉到这个新主题并非自然，而有一个创作主题转移的过程，由此也会造成创作上的停顿或变化。比如柳青，放弃正在写作中的《在旷野中》（这部作品就内容而言，刘可风在传记中提及的“县委书记”或许是更准确的题目），无疑有着多种考量，比如创作艺术形式上没有新的进展、作品主题跟不上时代形势、作家的心态发生变化等，都可能是造成作品没有完成的原因。丁玲创作《杜秀兰》也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王增如老师的文章提及丁玲到京郊和河北等地农村的调研、考察和深入生活，继而于1955年底1956年初开始创作《杜秀兰》3。这部作品的未完成，显然与此后丁玲的遭遇密切相关，更多属于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创作中断。如何评价这部作品在丁玲创作中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此后丁玲很少提及《杜秀兰》，尤其与她念念不忘的《在严寒的日子里》相比，因此这应属于丁玲阶段性创作的作品；其二，《杜秀兰》表现农村建设的时代新人这一写作主题，与丁玲1979年复出后发表的《杜晚香》颇为相似。或许可以说，这部作品涉及的叙事主题与叙述形式是1950—1970年代的丁玲始终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据李向东、王增如两位老师介绍，名为《杜秀兰》的这部未刊稿是丁玲计划中一部较大作品的第一章4。不知道整部小说的规划是多长。如果目前留存的六节是小说的第一章，那么完成品至少得有三章及以上，大致可以确定丁玲是按一部长中篇或小长篇的规模来构思的。第一章聚焦于人物的变化与成长，整部小说的主题到底是写“新人”还是写农村建设，这一点还不能完全确定。不过，从小说题目来看，杜秀兰这个人物应是最重要的表现对象；同时，主要情节写的是杜秀兰如何放弃升学而留在农村参加公社建设。因此“知识青年”和“农村建设”，是这部小说带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叙事主题。
这个主题柳青和赵树理的作品也有表现。无论是《创业史》中的徐改霞，还是《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和马有翼，都涉及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新青年如何参加农村建设这样一个主题。新中国农村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新的知识、文化和技术，同时也需要新型建设者。这背后涉及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中的知识分子功能、新一代劳动者的知识教育、知识精英的流动方向等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一种知识分子主动“下沉”的解决方案，即通过知识分子的有机化而实践一种连接并沟通中国社会的上层与下层、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的中介性功能。而在新中国成立并将建设重心放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这个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提了出来——这包括农村建设的新型劳动者从哪里来，新型劳动者应该有怎样的知识素养，特别是新生代知识者应该接受怎样的文化教育并具有怎样的劳动观念等问题。
作家马烽195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韩梅梅》，表现的也是知识青年留在农村参加建设这个主题，是当时引起很大关注的作品。在论及创作背景和意图时，马烽提到这样的社会现象：“高小毕业生轻视劳动，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相当普遍，甚至有的因为考不上中学，悲观失望，心灰意懒。”他由此意识到，“向高小毕业生进行劳动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因此，当《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年报》约他写一篇反映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小说时，马烽创作了《韩梅梅》5。这实际上也是《杜秀兰》要处理的问题（或之一）。高小毕业杜秀兰最初并不想留在农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她想的也是升学，到北京城读中学。在老师林健和校长的劝说下，杜秀兰才主动放弃升学。如果将杜秀兰和同时期的韩梅梅，乃至徐改霞、范灵芝等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同样表现知识青年参与农村建设主题，杜秀兰的主要特点，或许正在于她放弃升学的“主动性”。韩梅梅是因为没有考上中学，而“被迫”留在了农村，而品学兼优的杜秀兰，是在老师的劝导下，因意识到农村建设的重要性而主动放弃了升学。马烽提及自己曾写过一篇不成功的小说，讲述三个高小毕业生都要求升中学，其中一个“经过党支部书记的说服”而留了下来。他认为那部小说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思想水平低”，流露出一种对这个留在村里的高小生“惋惜的情绪”，“好像留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是一种‘伟大’的牺牲”。
这些作品在是否升学与为何留在农村这个关键情节上的差别，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叙述的不同，而涉及对知识青年参与农村建设这一主题的根本性理解。如果说韩梅梅是因为考不上中学而留在了农村，这就意味着无论她怎样热情积极地投身农村建设，这都是她人生道路的“第二选择”。这就如同1982年发表的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刘巧珍和黄丽萍之间，虽然高加林在自发的情感认同方面，始终是倾向于刘巧珍的，但是城市和黄丽萍却成为他不由自主的首选。这种情感和理性的二难选择，实际上透露的是当代中国农村建设发展的悖论性矛盾。这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等级性——农村在较长时期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第三世界”，所造成的近现代以来“精英城市化的潮流”，即受过教育的人群普遍将进入城市作为第一选择——在小说叙述中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概括新中国的“三大差别”即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正是对这种结构性社会矛盾的理论描述。城乡社会结构的内在等级，表现在农村青年的出路选择上，是普遍将进入城市作为首选；表现在新生代劳动者和知识者的培养上，则是对农村环境与体力劳动的鄙视；表现在教育体制上，则是新的知识体系与农村环境的疏离……如何打破这背后的结构性等级观念和秩序，是1950—1960年代作家们在表现农村知识青年的出路问题时的重要挑战。
纳入这样的视野，丁玲的《杜秀兰》将叙述的焦点放在杜秀兰选择的“主动性”，即并非因为考不上中学而是主动放弃升学，以及这背后包含的“被动性”，即并非自发的选择，而是在老师引导下做出的选择，就构成了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主要特点。
二、1950年代丁玲的创作主题
《杜秀兰》的叙述主题，可以和丁玲1953年写作的《粮秣主任》、1954年写作的《记游桃花坪》关联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丁玲，出版了游记《欧行散记》、文论《跨到新的时代来》《到群众中落户》，并集中精力尝试完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实际上，关注和表现新的时代英雄特别是富于建设热情的“新人”，也是这个时期丁玲创作的重要主题。
1953年发表的《粮秣主任》，副标题是“官厅水库散记之一”，看来还有另外的序列写作计划。作品表现的主要人物是李洛英，战争时期的老革命，今天的水库水位看管员，新中国的普通劳动者建设者。这篇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叙述人“我”饱满盈溢的情感，以及她与李洛英之间格外默契的深情。如果意识到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而且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原型地相距不远，“你在温泉屯呆过，也就算咱们这地方的人了”，大约就可以理解这种战友般、亲人般的情感了。1954年丁玲回到湖南，这也是1931年离开常德后她第一次回到家乡，写了一篇较长的游记性散文《记游桃花坪》，从“我”作为叙述者的心态、情感和眼光来叙述在新中国农村的所见所闻。所表现的核心人物，是新中国的基层干部、农民杨新泉，“从他一个人的身上看到了整个国家的改变”。可以说，在1950年代初期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写作中，丁玲一直在捕捉并表现这种具有新时代气息的新人。《杜秀兰》也是这个创作序列中的重要实践。
不过《杜秀兰》的写法和文体探索，与《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有较大不同。后两篇的文体介乎小说和散文之间，“我”作为叙述人，甚至就是直接作为丁玲，她的感受、心态、情绪等的表达占据了文本叙事的大部分篇幅。从这个意义上，《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更接近于1943年延安时期创作的《三日杂记》。而《杜秀兰》不同，既在客观化对象化地描述人物形象和心理，同时也从这个人物的主观视点出发展开叙事。我们虽然能够很真切地感受到叙述人（即潜藏着的“我”）对这个人物的喜爱和热情，但叙述人并不直接出现在文本中。同时，这与丁玲在延安后期尝试的“新的写作风格”，即那种带有报道和速写性质的纪实性人物描写，如《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也不同。无论从叙述人的口吻还是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以及情节的推进，都可以看出丁玲是更为自觉地将《杜秀兰》作为一部“小说”来创作的。
同时，杜秀兰这个人物形象也不同于李洛英和杨新泉，她是一个全新的人，没有革命历史经验，甚至对于自己成长期间的农村社会也缺乏相应的了解。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描写和叙述这个新人的成长过程。丁玲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杜秀兰作为一个完美人物来呈现，而是作为一个“未成年”的、处在成长中的人物。表现这样一个初小刚毕业的十六岁女学生，如何放弃继续升学而接受老师的劝导参加农村建设，并适应农村劳动的心理变化过程，是小说这六节叙述的重心。如果小说最终完成，按照文本自身的逻辑，杜秀兰应会成为农村建设的劳动模范。因为表现对象具有介乎成年与未成年之间的年龄特点，小说的叙述视点也存在着一个由俯瞰而逐渐降低到人物内心逻辑的下降过程。从开篇的俯瞰式大全景，到结尾时叙述人的总结，“她过去也许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不懂事的姑娘，可是现在她一下就长大了”，显示的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心理变化过程。
如果细读的话，还会发现小说在结构安排上颇为用心，每一节都采取了杜秀兰和一个人物的对话模式，比如第一节是杜秀兰与同学王日新，第二节是与父亲，第三节是与林健老师，第四节是与王日新的争执，第五节是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宝山，第六节是与第一小队队长郭玉珍。将成长中的新人放置于这种对话性的人物关系中，同时侧重从杜秀兰的主观视角来呈现她体验到的生活与世界变化，使得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别具匠心。可以说，这既不是《粮秣主任》《记游桃花坪》式的凸显叙述人主观感受的散文体作品，也不是《田保霖》《民间艺人李卜》等客观化的人物素描，而是丁玲在1950年代探索的另一种融汇主观性心理和客观化叙述的新的写作风格。正是这种新的写作风格，使得小说塑造的杜秀兰这个人物具有了别样的历史心理深度。
三、富于历史心理深度的“新人”
小说六节的内容聚焦于杜秀兰做出选择的心理变化过程。前四节写她如何决定留在农村，后两节写她参观刚成立不久的四季青合作社和下地劳动的感受及体验，结尾处，她完成了这个蜕变过程。这个心理变化和身心适应的过程，我认为小说是写得比较有说服力的。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冲突磨合，这也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丁玲式主题。延安时期，丁玲就曾尝试在《在医院中》表现这个主题，即一个知识青年如何在革命工作中感受到、看到新的世界。只是当年的陆萍最终也未完成从“旧人”到“新人”的转变，而杜秀兰却在作品的第一章就完成了这个心理变化和环境适应的过程。
我认为这部作品的关键，是富于一定历史深度地呈现了新人成长的身心蜕变过程。这包含了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杜秀兰一开始并不想留下，而想的是跟同学王日新一样继续升学，即便不愿意她入团的父亲也是支持她升学的。年级主任林健老师说服她，告诉她不要以为留在农村就没有出息，“你没有看见多少农民也当了代表也出国，也培养他们上中学上大学吗？”这时她仍旧是迟疑的。直到校长鼓励她去“做最困难的工作”，“要住高楼大厦，就先动手去捡石子，铺路”，杜秀兰才不再犹豫，决定留在农村“争取做模范”。小说十分细腻地呈现了杜秀兰在做出选择时的矛盾和犹豫，这也是其富于现实主义“真实性”和“现实感”的地方。
但杜秀兰最终做出放弃升学的决定，却并不能说是“被动的”或缺少主体性的。她和普通高小毕业生有不同的地方，即她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对党和国家建设怀有极大的真挚的热忱。小说第一节写她和王日新对未来的畅想。与王日新明确地要做工程师不同，杜秀兰想的是“我一切服从祖国的需要，服从人民的需要”“我觉得一切工作都好”；第二节写她在入团问题上与父亲的冲突，“当然是你们的闺女，可是我也是国家的闺女，是毛主席的闺女”。这种带有较为浓郁的时代印记的话语，表明杜秀兰这样的新中国青年在“公”与“私”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林老师和校长的话能够打动她，前提在于她并不是一个只关心个人前途的人，同时也因为她意识到了农业劳动和农村建设的重要性。
如何历史化地理解这种人物的心理逻辑，或许是今天的难题。杜秀兰不同于高加林，甚至也不同于韩梅梅的地方，在于她所具有的某种“非我性”。在这一点上，她或许更接近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正如梁生宝和梁三老汉这两个人物引起的论争，“新人”之新，不仅是文学叙述方法的创新，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文化等级观念的革命。这是1950年代文学创作的难题，在今天也不能说已经解决，相反，因为1980年代以来对时代英雄的表现更为遵从个体的自主性，这种文化革命挑战的难度反而加大了。杜秀兰放弃升学的主动性表现在两点，其一是她的非个人中心、非个人主义的主体逻辑，其二是1950年代农村建设曾经提供的一种超越城市中心主义的历史视野和可能性。这部手稿和杜秀兰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或许正在于将曾被遗忘或失落的历史心理逻辑再度带回到今天。如果从当代中国城乡结构变革发展的七十余年历史视野来看，在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当从农村流向城市不再成为知识精英不言自明的选择时，重新理解杜秀兰、梁生宝们的逻辑或许也有了更为从容的当代语境。
小说也用两节的篇幅，写杜秀兰参观了解农村合作社和适应农村劳动，从而更为完整地表现了从“心”到“身”、由“内”而“外”的蜕变过程。与同时期同一主题的作品相比，《杜秀兰》的特色正在于其深入知识青年内在心理和身体蜕变来表现这个成长的逻辑和过程。这既是丁玲擅长表现的人物类型，也是丁玲关注合作化运动题材所选择的叙事角度。她表现的不是农民，也不是基层干部，而是杜秀兰这样一个知识青年。这部作品如果完成的话，应会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表现合作化运动主题的作品。
事实上，从杜秀兰的内在逻辑来说，她最初的个人理想和参加农村合作化建设，这两者并不矛盾。杜秀兰为什么要升学要去北京城呢？是因为可以见到毛主席；她为什么听了林老师和校长的话呢？是因为林老师说你同样可以建设祖国，而且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而杜秀兰就把它理解为以后可以争取做劳动模范。从这个逻辑推演应该是，到小说结束时，杜秀兰不仅融入了农村建设，发现自己的知识和文化在农村大有用武之地，在高级社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后可能被评为劳动模范，而真的就“见到了毛主席”。
丁玲完整的小说构想有可能会展示这样一个叙事过程。当然，由于作品未完成，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第一章主要聚焦于杜秀兰的蜕变和成长，后面的两章或三章的重点应该是她在行动和实践中如何具体参与农村建设。这不仅需要表现人物心理、情感反应，也需要熟悉农村合作化建设的事件、知识、政治经济依据、发展蓝图等。这对丁玲来说，也是不小的挑战。
就小说已完成的章节来说，杜秀兰这个新人形象的成长轨迹和心理变化是颇为清晰的。这是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用今天的个人化思维去衡量人物的心理蜕变，反而是“去历史化”的。但同时，也正因为已成主流的个人主义逻辑在今天遇到的挑战，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在今天中国发生的根本性改变，或许我们能够拥有更为从容、客观的心态来理解杜秀兰们的选择。这部七十年前未完成小说的发表，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丁玲及其文学的理解，更为完整地把握丁玲在1950年代的创作与思想，也可以从人物的历史心理深度去触摸1950年代新中国的时代氛围，并立足七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社会语境而重新思考杜秀兰这个曾经的“新人”提供的历史人文视野。
注释：
①柳青：《在旷野中》；刑小利：《柳青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中〉考述》，《人民文学》2024年第1期。
②蒙万夫等：《柳青生平述略（1916—1978）》，收入《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页。
③王增如：《关于丁玲未刊小说〈杜秀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4期。
④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篇》（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9页。
⑤马烽：《关于〈韩梅梅〉的复信》，《文艺学习》1955年第7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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