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署假，因做文化遗产的先生需要去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县乡镇考察古城堡，正在读生命科学大三的女儿需要社会实践，我也需要对比青藏高原边缘区域的文化交融程度，于是一家三口自驾车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各县乡镇兜兜转转时，逐渐形成了先生在山上考察古城堡、女儿在山中间观察各种植物和昆虫、我在山下村里与村民交谈的不同工作方式。一路上，碌曲尕秀的美、玛曲欧拉的远、迭部电尕的秀、舟曲大坪的险尽收眼底。但除了美丽的自然风景外，白龙江、洮河流域不同民族民众之间的交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这之中古城洮州、现为临潭县新城镇的藏、汉、回等民族之间的交融回忆，至今挥之不去。

从临潭县城所在的城关镇向东前往新城镇，一路上草原与山谷相伴。正如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所说：藏族牧民原本带有一种半农半牧性质。这种半农半牧性质的牧民，主要分布在自然环境好的多康（安多和康巴）地区。新城镇的藏族牧民也不例外，主要分布在新城镇四周的端阳沟、后池、西街、晏家堡、刘旗、肖家沟、哈尕滩等村。由于新城镇坐落在南门河流经的山谷中，我们从西北部的山顶上就可以一览新城镇全貌。坐北朝南、依山傍河的古城所在山坡青翠碧绿，鳞次栉比的房屋排列在古城中间并逐渐向古城外东南、南方延伸。下山后从东门进入古城，洮州古城遗址的牌匾映入眼帘。找到一家有停车位的酒店并安顿好住宿后，先生与女儿直接沿古城墙山路上山，我便进入古城观察城里城外的民众。

城里有两个村庄，分别是以南门纵道为轴形成的西街村和东街村。这里的民众相传是明朝初年江南从军人员的后裔，至今有些人家还保留着明代江淮高髻银饰、凤头宫鞋的服饰，每月十日一"大营"、五日一"小营"、每晨有"早营"的"赶营场"集市惯例及在端阳节举行庙会祭奠明初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胡大海、李文忠、沐英等十八位"龙神"的习俗。但经过长达四个多世纪的演变，他们最主要的生计虽然还是农业，但种植的作物因洮州海拔较高而演变为小麦、青稞、蚕豆、豌豆、洋芋等耐高寒气候的作物，因此饮食则以面食为主。除此之外，因洮州古城文旅业的发展，有些村民已将他们住房的第一层改造为各式各样的特产店或供村民生活方便的便利店。他们互相交流的语言为汉语洮州方言，但有游客时则以国家通用语言交流。无论东街村与西街村的街道上，总能看到有带白帽的回族民众穿梭其中并与村民们熟络地问候、交谈与聊天。于是我问村民这些回族从哪里来，其中一位开便利店的村民说，他们就住在南门外的南门河村。

第二天一早，我便顺着村民指引的方向通过古城南门后，跨过静静流淌的南门河桥，从村西进入南门河村。一进村便看到远处是高高耸立的南门河清真寺，近处则是沿南门河一字排开的人家。每一户人家都有朱红色的大门，有些人家的大门上仍然保留着春联，有些人家则没有，哪些没有贴春联的人家就是回族人家。走到一家院墙下晒着牛粪的人家门前，不由地停了下来观看。于是引起了门内女主人的注意，她走出来笑着说，这是从周围山上藏族人家学来的本领，将一坨坨牛粪晒干后垒成墙，留到冬天取暖用。经聊天得知，南门村的回族人家主要以育肥牛羊为业。每年秋天，他们从藏族牧民那里收来的牛羊经过增肥养育后再卖到市场以赚取收入。为此南门村建立了养殖业示范园区，占地面积50多亩，建成标准化暖棚40多座。以育肥牛羊为业的回族民众，从藏族牧民那里收购牛羊，育肥后再出卖到汉族民众居多的各个城镇，从而架起了回在汉藏之间生产与生活交融的模式。

从西向东穿过南门河村后，沿着柏油路向东北走一段路后，就来到古城东面最繁华的地段，这里汇集着酒店、饭馆、修车店、杂货铺、五金店等各式各样店铺。开店人即有本地的藏族、回族、汉族，也有甘南藏族自治州其他县市、甘肃其他地市的人，更有外省区的人。由于洮州古城自古以来就是唐番古道南路的藏汉门户之地，因此位于交通枢纽的洮州古城便以新城镇的名称再次繁盛。劳累了一天的长途客，三五结伴来到这里的饭馆，点几个小菜，吃一碗热乎乎的汤面片，和店老板拉拉家常，再走进古城一边旅游，一边消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受他们的影响，我们一家也在一天行走后走进一家清真饭馆，点了一个大盘鸡，想好好补充一下营养。但当我们点菜话音刚落，坐在旁边桌边的一个回族兄弟就直接对我们说，你们吃不完，点半只鸡就行了。于是我们在他的劝说下又改成半只鸡。等到大盘鸡端上来的时候，发现是满满一大盘有鸡块、土豆、洋葱、青椒的菜，加上宽宽的面条，这才体会到回族兄弟好心的话语和店老板的实诚。当我们给回族兄弟送过来一碗时，他说我已经吃饱了，并且再加上一句，我只是想不要浪费。我们除了点头，心里体会到“一家人”的感觉。

在新城镇古城墙内的酒店住了两宿后，与街上的邻居们逐渐熟悉了，便知道他们常去的地方是集市，最热闹的活动是花儿会。逢集时，汉族、藏族、回族民众在各买所需的同时，通过聊天收集各种生产生活信息，集散后回到各自的村庄。花儿会则是当地各民族最喜爱的文艺活动。早在1930年代，张亚雄先生（1910-1990）在永靖、临洮、康乐、岷县等地采录3000多首花儿并精选677首编成《花儿集》时，将花儿分为河州、洮州两大派，还有一些学者从音调、曲令、格律、尾句、情调等方面比较研究后又把洮州花儿从洮岷花儿中分离出来，认为洮州花儿是“自成一格”的“花儿”品种，又将洮州花儿分为东路、南路、西路、北路四个支派。从范围上来说，以洮河水域为界标，莲花山花儿流行于洮河南起岷县西江镇，北至临洮、康乐的流域。“羊沙令”“耱地令”“阿花儿”等则是洮州花儿各流派中演唱人数最多的花儿形式。由于洮州是花儿这种以情歌为主体的山歌歌种的起源地，因此洮州古城所在地的新城镇的藏族、汉族、回族及其他在此务工的人员便在每年农历六月初莲花山洮州花儿会时参与其中。这种山歌，从曲令上来看，与农牧生活均相关；从唱词来看，均为国家通用语言中的洮州方言。因此通过花儿会，不仅使洮州花儿这种民间艺术得到传承与保持，也拉近了汉、藏、回等民族民众情感和心理距离。

虽然那时因时间关系并没有在这个古城新镇逗留很长时间，但在有限的接触当中，我感受到汉、藏、回各个民族之间的交融是一种自恰、舒适的交融。在生产层面，汉族种地、藏族放牧、回族则通过商业活动传递汉藏民众所需，构成了相互需要的生产关系；在社会层面，他们通过商业区、集市和花儿会，达到物质与精神生活交融与互鉴，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在生活层面，他们则保持相对的距离，各自生活在自己的村庄或牧场，享受家庭、家族生活的酸甜苦辣。就象一个人，既需要社交，也需要独处，才能在平衡互动中生活下去。所以，民族之间的深度交融，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自恰、舒适的相互欣赏与互鉴。

【作者简介：徐黎丽，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发表论文150余篇，出版著作21部，专利3项，获批研究报告20篇。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副会长、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及甘肃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牛津大学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