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语境中,生态文学创作如何实现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相结合,生态文学研究如何以同频共振性反映当代中国现实并彰显本土意识与文化自信,是生态文学批评自主理论建构的关键所在。阿来的边地生态书写以“全方位”和“大声音”的创作实践提供了这样一种叙事可能,在《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云中记》等作品中以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叙事视角对边地的植物、动物和生态环境进行了全方位的书写与诠释,深切地呈现出真实的边地自然风貌和民族精神积淀。而其始终以深入在场的写作姿态不遗余力地开掘边地文化的思想精髓,虔心书写着嘉绒藏区的“大声音”,勾连起汉语写作、生态政治、文化地理,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相关问题域的探讨,为重铸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添砖加瓦,彰显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空间。

关键词：生态文学;阿来;小说;边地书写

在以“发展与失落双重变奏”为时代主调的20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文化成为一个政治性事件进行着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将城市文学推演为时代的文学主潮。与此同时,一种饱含原始神性和民族性的书写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对边地生态的整体关照不断进入创作者的书写视野,并渐趋发展成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创作潮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范稳的《悲悯大地》、阿来的《尘埃落定》、刘亮程的《虚土》《本巴》等典范性作品共同型构了这一潮流的书写范式与美学风格。这些作品以独特的题材选择与宏阔的叙述视野在当代文学整体叙事格局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具有突出的文学史价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与时代的同频共振性,边地生态文学书写热潮的出现与近年来国家层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密不可分,其文学精神内核赓续了数千年民族文化自然观的传统。从儒家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到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中国文人自始至终浸润在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为一体的诗意自然观中,形成了“天人”同生共化的审美精神内核,在生态视域下对边地书写进行整体关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诸多边地文学创作在表达这一审美内核之时常常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呈现出魔幻、玄奥的叙事姿态,注重铺陈展现奇观化、秘境化的特定生态场景,诉说边地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描绘神秘独特的地域宗教文化,却较少关注充满血肉和肌理的真实边地境遇,边地日常的生存状态与百姓丰富的内心世界无法得到及时而完整的诠释。客观现实与形而上哲思的脱嵌使得当下的边地书写在总体上呈现出真实性、日常性与民族性的欠缺,在文学创作场域中补足这种缺陷也就成为完善其发展的关键所在。

“我们对存在的追问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如果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的最简单的事实当中去寻找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考察的第一出发点,那就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考察。”扎根于嘉绒藏区,阿来将生态要素融入其作品的日常叙事中,从日常生活的叙述逻辑出发拾取现实生活的真实片段,借助这片土地上包括动物、植物、建筑、服饰、饮食等在内的各类物象,充分调动起声音、色彩、味道等各类感官展开叙事,有意识地探寻边地藏民在日常生活积淀中形成的独特的生命形态、藏地风俗、文化样貌等,展现出具象而生动的边地自然风貌及人生百态。阿来的动物、植物以及生态环境书写不仅使得边地的自然风貌得以切实浮现,且呈现出对现代化进程中边地文化境遇的理性审视,其对转型期边地人内在情感状态与精神视域的发掘,对历史与时代、传统与现实、民族民间文化与中西方文明等的辩证思考,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富有张力的经验表达和一种新质的审美范式,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一、边地世界的交互之场:全方位探察与“大声音”书写

在众作家多维度的边地生态书写场域中,阿来的作品彰显出基于自身经验和民族意识的特异性,尤其值得关注。受惠特曼和聂鲁达等人的影响,以诗歌创作入场的阿来表现出富有灵性的生态关照意识。在诗作中,阿来广泛地吸纳了边地历史、民间传说和生存智慧,刻画了嘉绒藏区宁静辽阔、壮观秀丽的自然风光,以赤子之心真切地表达了对故乡大地的依恋之情和对自然生命的称颂敬畏,诠释了一个与嘉绒藏区的大地和历史紧密融合的伟大而感性的灵魂。伴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阿来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愈发强烈,他对现实与宗教、生命与存在、信仰与文明等问题的思考也在进一步加深。文化观念向纵深开掘的同时,阿来创作的文体转型也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同频共轨。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深化,藏区这片承载着古老深厚文化传统的土地受到来自内部演化和外来影响的双重变迁,这种双重影响在渗透进日常生活器具、经济生产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藏民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与价值取向。在时代精神实践和个体创作自觉的双重召唤下,阿来的创作重心也由载量有限的诗歌逐渐转向承载量更宽的小说。以《三十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的创作完成为标志,阿来的创作旨趣彻底转移到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并不断深耕。

“声音到了天上就变成了大声音,大声音是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听见。要让自己的声音变成这样一种大声音,除了有效的借鉴,更重要的始终是,自己通过人生体验获得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潜行在字里行间。”怀揣着这样的文学诉求,阿来以其藏族人的眼光,用汉语书写藏族人的历史、传奇、生活点滴和悲欢离合,展现人性中的爱恨情仇,呈现藏族地区近百年来的沧桑变迁。《尘埃落定》以极具个性的叙事方式刻画了始于唐代的土司制度的衰败崩坏,映衬新旧文明之间的巨大张力。作品呈现出阿来对于历史的深厚感知和对现实的敏锐捕捉,引发了读者大众和研究界的普泛关注。随后《空山》系列、《格萨尔王》等作品的问世进一步展现出阿来蓬勃而旺盛的创作热情。及至2019年,阿来再出力作《云中记》,一如前作延续了对“大声音”的追求,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颇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境界,展现出博大的“宇宙意识”。以整体性思维关照阿来的小说创作历程,其边地生态书写形成一个自然生态、人文生态与精神生态紧密编织的多维度交互之场,构建起一个名为“阿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边地宁静辽阔的自然风光、悠久厚重的历史、亲切朴素的人情往来构成一幅幅美妙的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传递出边地生命的宽广和灵魂的诗意。

阿来在作品中始终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嘉绒藏区自然风光作为叙事根基,既向世人展现了藏区环境的变迁,也构建起其理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景观。嘉绒藏区位于西藏、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地带,山河纵列分布,地势形态复杂多样。这里既有高大巍峨的山峰、飞流直下的瀑布、蜿蜒曲折的峡谷,也有草木丰茂的牧场和肥沃整齐的田地。嘉绒藏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滋养了阿来的心灵,激发了阿来挖掘家乡自然之美的兴趣,也为边地生态文学书写积累了丰富的素材。阿来对此有过这样的表述:“自然界与作家文风之间可能存在的对应关系,我没有细想过,但这个可能是存在的。比如我自己,总体上保持一种大气与力量,但在局部又不流于粗疏,而且是有相当精细的东西,这可能就是故地山水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阿来在创作过程中尤其擅长描绘边地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环境,并赋予其超越本身的价值内涵和叙事意蕴。嘉绒藏区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处于汉藏文化的交界地带,阿来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其创作既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逻辑,也将藏族民间部落家族传说、神话故事中藏民的虔诚信仰与道德理念等民间文化传统囊入其中,在对嘉绒藏民世代的兴衰沉浮的生动勾勒中表现出一种理性与感性并存的思辨精神。

除却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阿来还特别关注到藏区人民的精神生态问题。阿来既欣喜于城市化、工业化带给这片土地的巨大改变,与此同时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文学是人学,同时也应当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人类的精神生态学。”怀揣着对边地发展的忧思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阿来开始关注边地人民在滚滚历史车轮下的精神生态问题,直面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一方面,阿来关注到藏地青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问题。身份认同焦虑在其早期作品中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如《红苹果,金苹果……》《河上柏影》《环山的雪光》等。后期作品中,身份认同问题虽不再是作家刻意表达的核心题旨,但仍会在一些作品中有所彰显,如《云中记》中的“云中村移民”、《三只虫草》中的桑吉、《蘑菇圈》中年轻时的斯炯等。另一方面,阿来通过对自然环境的书写展现了新旧文明冲突下藏民们所处的抉择之困,如《机村史诗》《遥远的温泉》等。可以说,揭示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病”与“痛”,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深沉的‘大爱’。深刻的内省,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正如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的剖析是基于深深的爱,目的是为了让古老中国重新焕发生机”。

阿来在作品中以现代化进程中的嘉绒藏区生态为典型,以“自然之子”的赤子之心描绘藏区的诸种动植物,展现边地宽广而充满勃勃生机的自然生态图景。以兼容并包的态度吸纳边地的民间资源,并借助动物书写,传递边地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以悲悯的情怀对边地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境遇进行着持续关注,借助对土地、群山、湖泊、高原变化的描绘,展现其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层次思考。阿来的小说创作虽从相对特殊的边地文化和族群生活出发,但却从未局限于此种“特殊性”的一般展示,而是寻求一种更为宏阔而宽宥视域的书写,以期实现对普泛人性与最真实情感状态的直观把握,从而与整个世界展开积极而有效的对话。其作品始终贴近边地人的日常生活,用轻灵、洒脱的笔触书写深沉的主题,用虔诚的信仰、深入在场的写作姿态打破人们对于“奇观化”边地书写的刻板印象,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多声部的边地发展进行曲,为处于时代迷途的人们点燃诗意的光辉、希望的曙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阿来边地生态书写所内蕴的精神内核,作家以文学文本内涵和主体创作姿态为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通拓展了一种新质的实践经验。阿来通过汉语写作这一语言载体细致描摹藏地世界,一方面在对藏族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的书写中更好地传承和传播了藏族文化;另一方面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语境中,将藏地文化的特异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性结合,助推藏地文化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传播,从而以文学之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新理路与新经验。 

二、赋“植物”以灵:文学寻根、村庄兴败与灵魂的安放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文化寻根的热潮。寻根文学返归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处探求自我的文化身份与主体归宿,而后寻根文学虽渐衰,但“寻根”所内蕴的精神标识却贯穿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场的始终。“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根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之中,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带着这样的体认,不少藏族作家开始面向西藏这一“文学圣地”挖掘可供创作的素材与写作灵感,“正如测量中的基准线对地图绘制以及地图上所有点都非常重要一样,所有出生地、生长地这些关联点对任何人,尤其是对于一位作家,就成了自始至终都很重要的因素。”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会自觉继承故土的精神血脉,将出生地的自然地理因素作为审美对象。而在民族文化“万物有灵”的文化生态观念之下,植物与其灵魂则成为兼具地域性与民族性的审美对象。浙江作家偏爱在作品中描绘野菜、丹桂等事物,如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陆蠡的《麦场》等均写到了浙江独有的野菜,郁达夫的《迟桂花》和《杭州的八月》分别描写了翁家山桂花香气和杭州八月的桂花。山东作家则热衷于在作品中描绘槐树和高粱,在莫言的笔下和槐花相关的作品即有15部之多,和高粱相关的亦有11部之多。对于家乡植物的外在感知,常常会内化为一种较为稳定的审美价值与情感判断取向,深深影响着作家的创作。

阿来亦是如此,其出生成长的嘉绒藏区位于大渡河上游腹地,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其拥有了种类繁多的植被。藏区随处可见的自然植被给予幼小的阿来以美的感受,也使其对植物产生了浓厚兴趣。铁凝曾回忆到,当看到那拉提草原神话般的仙境时,阿来并没有跟随喧闹的人群一起合影留念,而是独自抬着沉重的相机去捕捉路上不知名花草的美丽。同样,在边地书写过程中,阿来也尽其所能去挖掘边地所特有的植物,并借助对植物的刻画来展现嘉绒藏区的自然之美,构建出一部边地植物博物志。与此同时,阿来不断发掘边地植物背后的深层含义,在他的笔下,植物的繁盛与衰败不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与村庄的兴败、灵魂的安放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映衬着阿来强烈的生命意识。“植物是地球生命系统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源。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类植物资源是人类获取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植物在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延续过程中显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阿来眼中,山间的坝子之所以能够溪流不断,层层叠叠的村落之所以能够兴建全仰仗于那些屹立于边地生生不息的树。植物的繁茂衰败与村庄的兴盛和毁灭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共生共灭的紧密关系。

在《云中记》中,地震发生前,“李花开着。桃花开着。前些年政府大力推广的叫做车厘子的外国樱桃花繁密的白花也开着”。阿来用李花、桃花和车厘子花的争相开放,烘托云中村安宁祥和的氛围,展现了云中村适宜的气候条件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然而,在这一片祥和之中,村子里生长千年的风水树突然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枯死,哪怕阿巴祈求作法,也无法阻挡老柏树的死亡。紧随其后,云中村便在一场悄无声息的自然灾难中化为废墟。由此可见,老柏树的突然死亡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云中村的毁灭。在地震发生四年多后,空无一人的云中村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恢复了往日生机。阿来亦是借助繁盛的花草树木将这一欣欣向荣的自然图景生动展现。“草地上百花盛开,成片的明黄的金莲花,成片的粉红的马先蒿。成片的粉红的报春花。草地中间,这里一团那里一团,是颜色沉郁的栎树丛。”同样,《天火》中在天火燃尽之后,阿来并没有直接叙写机村毁败的惨状,而是详细记述了机村人的梦。梦中的机村人看到了野草莓、野蒲公英的花朵在热风中无声无息地迅速开放,又迅速枯萎。植物由开放走向枯萎与机村由生机勃勃走向衰败灭亡交相呼应。当树木重新布满山野之时,机村才重获生机,溪流边、草地上各色比阳光还要耀眼的花朵争先恐后开放,正似要为劫后余生的大地献上一曲赞歌。在阿来的作品中,植物与村庄的兴衰紧密相连。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不再仅仅满足于将植物与村庄的兴衰相联系,而是借助植物书写对人类运用先进技术对自然进行戕害的行为予以告诫和警示。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虽然获得了胜利的满足感,但也会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使得自然万物赖以生存的栖居地遭受摧残,从而使万物生存受到威胁。当一切自然生命消失之时,人类便会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当一棵棵为大江大河长青长流几百年、为土地保持肥沃荣枯几百年的大树不断倒下,飞鸟便不再拥有稳定的巢穴,走兽更是无法获得植物的荫蔽,最终人类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

在文学寻根对中华传统文化追根溯源和向深处开掘的文化实践中,“植物之灵”在复现村庄兴败的社会现实之外,亦承载着灵魂归置的精神性意义。“灵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附在人的躯体上作为主宰的一种非物质的东西”,离开躯体后人即死亡。但在藏族人的生命观中,人是由肉体、灵魂和寄魂物三部分构成。肉体仅仅是灵魂的物质载体。当人去世后,灵魂便寄附到自然界的某一物中,直至寄魂物被毁坏,人的生命便视为终结。受藏族文化的熏陶,阿来在作品中多次使用“灵魂”一词,展现了其对灵魂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阿来多次将植物作为书中人物的寄魂物,如《空山》中崔巴嘎瓦深信大树是祖辈们寄魂的地方,在树上挂上五彩经幡;《云中记》中阿巴回到云中村后,对着妹妹的照片说话时,注意到面前含苞待放的鸢尾花,想起妹妹生前喜欢将鸢尾花簪在头上,便对着那丛花瓣上带着金色纹路的鸢尾花继续说话。叙说侄子仁钦的事情时,一朵鸢尾花倏然绽放。随着阿巴的不断诉说,又一朵鸢尾花应声而开。在阿巴看来,鸢尾花的开放并非偶然,而是寄附在鸢尾花上的妹妹魂魄听到他的思念和倾诉,通过开花来表达对哥哥的感谢。妹妹的灵魂得到栖居,其生命通过鸢尾花的开放得到延续,这给予了孤身回村的阿巴莫大安慰。当阿巴带仁钦再次来看望妹妹时,鸢尾花已经结出成熟蒴果,并露出黑色的种子。仁钦将种子带回移民村悉心照料,并承诺舅舅要让它们年年开花。下山后的仁钦在接到免职通知时,提前播种了鸢尾花种子,当花盆的泥土中拱出第一片叶子,仁钦便笃定地认为阿妈的鸢尾种子不会休眠。仁钦的种种反映无一例外地显现了寄魂物对边地人民强大的精神支撑。

阿来在作品中将植物作为寄魂物,一方面展现了苯教对于灵魂的定义,即当灵魂不再具有执念,不再对尘世有太多的记挂,存在一段时间后,便会化于无形,化归世界万物,最终实现真正的与世长存。另一方面,阿来将人的灵魂寄托在处于周而复始不断荣枯的植物之中,为人的灵魂永存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栖居之所,使得植物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生命意蕴与情感内涵。其中,既有对生命得以延续的殷切企盼,也凸显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张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始终聚焦于自然生态,甚至形成了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情感。阿来立足于汉藏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对嘉绒藏区的自然植被进行了细致描摹,使得长期置身于工业文明景观之下的读者重新置身于原始自然生态之中,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美。在众多的自然意象之中,阿来对植物与村庄的兴衰存亡、植物与个体的灵魂安放进行了深入解剖,推动人们再次反思当今时代人与自然的深度关联。

三、以“动物”之名:动物性、民族性与图腾崇拜

“由于各民族对动物的认识、与动物的关系、与动物的情感不同,在后现代这个开放的语境里,各种文化碰撞、整合、交融的趋势也能在动物叙事的民族文学里找寻。”动物书写在边地文学创作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并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意蕴与精神内涵。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借助“黑骏马”这一经典动物形象,赞美了草原儿女独特的民族品格和精神气度;姜戎的《狼图腾》重新描绘了“草原狼”形象,借助其不屈不挠的坚韧品格和独特的生存智慧,讴歌了草原游牧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血性、勇猛的品性;杨志军的《藏獒》依托于“藏獒”这一动物形象充分展示了藏民的勇敢、朴素和诚恳;乌热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则通过对七叉犄角的公鹿周身散发出的野性魅力的礼赞,将鄂温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盘托出。可以说,边地作家以动物为媒介,讲述着边地独特的人文生态,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中凸显出人类灵魂的多样性。与大多数边地作家一样,阿来在作品中亦通过“动物叙事”的表述方式,充分展现出嘉绒藏区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积淀的文化内涵,一是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崇拜之情,二是平等地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灵。

“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和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的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诚然如此,苯教主张天地万物中存有众多神灵,且各神灵均有专门的活动区域和方式。人们在生活中应对神灵存有敬畏之心,否则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因而生活在边地的人们“自远古起就对神秘的自然环境及与其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表现出崇拜的热心,并以这种崇拜为起点,向对更广阔的宇宙环境物象的崇拜发展”。其中,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窥探边地文明的重要途径。自然崇拜的生态理念以宗教为载体世世代代影响着嘉绒藏民,尤其是鸟类崇拜产生的影响最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宗教文化的根基在于苯教,苯教将世界分为神灵活动的天上、人类活动的人间和妖魔鬼怪作乱的地下三个部分。鸟类都能在天界自由翱翔,是天界与人间沟通的媒介,故而被视为天神的使者。嘉绒藏区对鸟图腾的崇拜自然而然地影响到阿来的小说创作。

一方面,阿来在作品中多次将展翅翱翔的鹰作为权势的象征,借此表达藏区人民对鸟的虔诚崇拜。在《奥达的马队》中,鹰一出场便带着王者之气,俯视陆地上的众生。“一只鹰在晴空中伸平翅膀滑翔,那巨大而稀薄的影子在短暂的一刻笼罩住我们全部,人,马匹和邻近的几块巨大岩石。”《孽缘》中鹰的出场亦是十分威风,直冲云端,在高空中展平翅膀,任由阳光将其放大的影子投射到地面。在《尘埃落定》中,鹰并没有得到直接描绘,但其在藏区的崇高地位却得到了凸显。傻子与母亲并肩骑马前行迎客,看着母亲对着欢呼的人群挥动手中挂着红缨的鞭子,对母亲充满无限的爱意,但傻子并未直接表达爱意,而是对母亲说:“看啊,阿妈,鸟。”母亲则用手做成鹰爪的形状,告诉傻子那是鹰,能抓住兔子和羔羊。鹰在这里成为母子二人的象征,风光巡视百姓恰如鹰俯瞰陆地上的兔子和羔羊。另一方面,阿来在创作中常将鹰描绘为天界的使者,其出现往往代表着上天的某种预示或庇佑。在《鱼》中,鹰飞过秋秋头顶时,将鱼摔在了秋秋面前。鱼的死亡预示着秋秋父亲的死亡,而鹰正是传递这一预言的使者。《奥达的马队》中阿措在溘然长逝前,反复提到鹰在高高的天空中自由飞翔。在此,鹰变成了引导阿措灵魂飞升的使者,成为沟通人间和天界的桥梁。除此而外,鸟类也象征着上天的庇佑,如《空山》中机村人认为机村之所以能够森林生长、鸟兽奔走、人丁兴旺都是源于色嫫措那对金野鸭的庇护。

藏区先民在生产力极其低下之时,将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紧密相连,将自然界的生灵视作超自然的神灵加以崇拜,祈求获得这些被崇拜之物的护佑和恩赐。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部落或民族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物产,都被搬进了它的宗教里。”这些自然崇拜,尤其是动物图腾崇拜,成为嘉绒藏区人文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阿来乐此不疲地在作品中描绘鹰的形象,希冀借此展现嘉绒藏区藏民们世世代代对于鸟类的虔诚崇拜,并使其背后所蕴含的“渴望自由”“神灵保佑”等诸多内涵重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为人们了解藏区文明打开一扇窗户,为藏区生态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可开掘空间。除却自然崇拜,无情有性也是边地文化中的基本精神。“无情有性”强调自然界中的一切生灵均与人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人应当对自然怀有一种深厚的情感,正是在这一教义的指引下,藏民历经岁月的洗礼仍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平等地对待世间存在的生命体,以求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一思维方式对阿来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我心彼彼众生—刹那,无不与彼遮那果德身心依正。自他互融互入齐等。”在嘉绒藏区,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划分,而是被视为与人平等的存在。在《空山》中,格桑旺堆将熊视为自己宿命般的敌手。在一次交手后,熊逃脱了格桑旺堆设置的陷阱,但熊并没有逃之夭夭,而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格桑旺堆头顶老桦树的树杈上。尽管熊轻轻一跃便可以将其压在身下,但熊只是挑衅地看着他,不慌不忙地从树上下来,从容离开。望着熊离开的身影,格桑旺堆尽可以举枪杀死熊,但他并未射杀,甚至与熊在交手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近乎甜蜜的思念。与此同时,机村人认为熊与格桑旺堆交手数次之后,必定与格桑旺堆惺惺相惜,不会对其他人产生兴趣。格桑旺堆也好,机村人也罢,在他们眼中,熊与人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值得人们尊重的敌手。同样,《银环蛇》中依次出现的三条蛇被联想为蛇儿、蛇妈和蛇爸。作品中的蛇与人一样拥有了丧亲之痛,表达出作者对蛇的敬畏之情,也映射出人与其他生命存在物的平等性。《云中记》中,在云中村彻底消失之前,阿巴回忆起了父亲在磨坊喂马的画面,并发出了人经受什么,马就跟着经受什么的感慨。他用口袋里所有的麦面和半瓶酒给两匹马揉了两个带着酒味的面团,看着马儿满意的神情,阿巴欣慰两匹马又多尝过了一种味道。在空无一人的云中村,正是两匹马陪伴着阿巴完成了一位祭师的使命。对于阿巴而言,黑蹄和白额不仅仅是负载褡裢的运输工具,更是给予其精神支撑的伙伴。

“我及众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其性遍造、遍变、遍摄,世人不了大教之体,唯云无情,不云有性,是故须云无情有性。”阿来不仅在作品中将动物与人置于平等的地位,且在作品中常常赋予动物感知苦乐的能力,使得动物与人一样成为了生命的主体。这不仅凸显了边地人与其他生命个体平等的价值观念,也使得人与动物形成了一种双向的情感互动,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生态图景。在《奥达的马队》中,阿来塑造了有情有义的白马。跟随阿措整整十八个年头的白马对主人的即将离世有所感知,努力挣脱脚绊来到生命垂危的主人身旁,发出悲怆的嘶鸣。阿措死后,白马幻化成天边的一朵白云,迎接飞向无垠天空的主人灵魂。《空山》中当大家都以为多吉跳崖而亡之时,他的驴却在一个似真似幻的夜晚像一头孤愤的狼长声嚎叫,似是感知到主人的存在,自顾自地跑出机村的边界,迎接主人的归来。“驴”在文本中被赋予了人的七情六欲,如此设定正折射出阿来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一生态愿景的美好企盼。在《孽缘》中,阿来不惜笔墨来描绘鱼的性格和神情。“初识鱼性的时候,觉得这种生物喜欢静默,而且慵倦,就像久久盯着它们出神的几个还不会说话的婴儿一样。”“翁动着愚蠢的阔嘴,并努力昂起和身躯相比略显方正的脑袋……春天的流水很清寒,鱼在卵石的河底游动蛰伏时的神情态势都显得凶残,并且疑虑重重。”在阿来的笔下,鱼和人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与人处于同等地位。

栗原小荻认为:“作为东方文明的历代传播者的后裔—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家不仅没有游离于现代文明建设的圈外,反而深沉地置身于现代文明的内核之中,任何时期都在力主捍卫文明的神圣感和庄严感。”无情有性,众生平等,这是边地藏民千百年来的生存法则,也是其独特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的彰显,展现了边地藏民的生存智慧与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阿来凭借藏地多年的生活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感知力,借助于“动物叙事”的独特话语方式,通过对那些极具隐喻、象征意蕴的动物形象的精心描摹,将嘉绒藏区这片土地的民族文化积淀与精神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在当代动物文学的整体叙事格局中,阿来及其笔下的动物书写具有极为特殊的存在价值,特别站在民族本位的立场上,以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汉语写作视野加以考察,更凸显了其独到而宝贵的美学价值与时代意蕴。

四、寻生态之所指:现代性忧虑、文化审视与人文精神寻思

“图腾总是宗族的祖先,同时也是其守护者。”伴随着图腾崇拜所产生的“禁忌”是“人类最古老的无形法律”,调节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动世代生活在边地的人们将保护自然、回馈自然作为集体意识和行为准则,力求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也正是在图腾崇拜和禁忌的影响下,边地才能历经岁月的洗礼,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图腾崇拜是边地人民在改造自然社会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体性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思维。然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使得边地人民所固守的传统文化观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不再是被崇拜和保护的对象,其生存处境面临着日益增加的挑战和威胁,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道义原则有所背离。恰如弗洛姆所言:“人无法静态地生活,因为他的内在冲突促使他去寻求一种心理平衡,一种新的和谐,以替代那种已失去的与自然合一的动物性和谐。在满足了动物性需要之后,他又受到他的人的需要的驱使,他的肉体告诉他应该吃什么,该躲什么,而他的良心则告诉他哪些需要应该培养、满足,哪些需要应该让它枯萎、消亡。”阿来在书写边地过程中关注到了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边地人们的精神危机,并试图将这种抽象的精神困境通过具象的边地生态环境变化来加以展现。

《机村史诗》中以机村为中心,集中展现了人们将“人类视为唯一的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存在,把其他自然生命仅作为工具存在”,致使边地的自然生态每况愈下。森林消失的背后是人们不加节制的欲望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的作祟。在《随风飘散》中,以开荒种地为由,机村人开始砍伐森林。当森林砍伐殆尽后,人们便将村里的神树林作为砍伐的对象,揭开了采伐树木的序幕。《天火》中护佑着机村的金野鸭负责让机村风调雨顺,只需要机村人给它们一片寂静幽深的青山绿水,然而,机村人却举起锋利的斧子日复一日机械地砍伐着树木,使得一片又一片的森林消失,最终保佑机村的金野鸭飞走,色嫫措湖也消失不见。事实上,受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念的影响,自然环境保护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亦是如此,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但初期由于发展水平与观念传递的制约,仍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资源环境。

阿来在作品中既肯定了现代化给藏地发展带来的机遇与福祉,又以机村现代化发展的激进步伐作警示,如若忽视精神层面与生态理念维度的相应建设,一味地盲目追随时代洪流下的现代化脚步,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导致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分离,使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维系发生扭曲,最终沦为生产的工具,失去应有的尊严与价值。机村生态环境的背后是机村人的精神生态。机村人在时代的洪流下,盲目地跟随着现代化的脚步,最终酿成苦果。《达瑟与达戈》中猴群扶老携幼下山,最终却化为一地金黄翻动的毛。猴子和机村人长达千年的契约被打破,机村还是那个机村,但是机村人世世代代的信仰却早已发生改变,失去了对自然生灵的敬畏,失却了慈悲之心。《荒芜》中,失去了森林庇护的山体相继发生了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摧毁了众多的土地和庄稼。土地的流失象征着农耕文明的终结,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机村人不再依赖土地,用卖木头和采松莺来生存。膨胀的欲望蒙蔽了机村人的双眼,也蒙住了曾经的信仰。《轻雷》中利欲熏心的人们大肆采伐木头,无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小说控诉了人对财欲的无节制,批判了人性在功利面前的变异。《空山》中,人们不加节制地砍伐,“没过多少年,机村周围的山坡就一片荒凉。一片片的树林消失,山坡四处都是暴雨过后泥石流冲刷出的深深沟槽,裸露的巨大而盘曲的树根闪烁着金属般坚硬而又暗哑的光芒,仿佛一些狰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

除却《机村史诗》,在《遥远的温泉》中,构成少年时代自由与浪漫图景的措娜温泉经过开发建设后,变成了腐朽颓圮。曾经的措娜温泉坐落在旷大的草地中间,流淌着琉璃般的绿色泉水。潺潺的泉水流过一个又一个小湖,发出潺潺的声响,和着清脆悠长的鸟鸣,谱出了一曲美好和谐的自然之歌。然而,一心只想要升官发财的贤巴却将措娜温泉当作成功路上的垫脚石,用野蛮的水泥块和腐朽的木头在温泉上盖起了简易的男女分隔的浴室,并美其名曰改变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投资的软环境,毫无愧疚之心,使得措娜温泉面目全非、了无生气。《云中记》中,云中村人采挖野生兰草售卖,没过几年,满山的野生兰草便消失不见,直至鹿群再次出现在云中村,兰草还是一株都没有出现。《蘑菇圈》中,最初机村人将山上所有的蘑菇统称为蘑菇,并小心地采下一年中最早的菌子,带回家中烹煮,赞叹感慨自然之神的赏赐,之后便将四处破土而出的蘑菇遗忘在山林之中。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进行,机村人认识了松茸,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甚至不再等到蘑菇的自然生长,使用钉耙扒开松软的腐殖土壤,使得还没有完全长成的蘑菇露出来。由此,菌丝迅速枯萎腐烂,甚至死亡。生机勃勃的蘑菇圈在利益的驱使和欲望的膨胀下一个接一个的消失。《空山》六卷则更为集中地展现了边地原始自然生态在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所发生的一系列改变。透过阿来的书写,不难看出,如若单纯地将自然环境视为发展边地生产力的工具,不仅无法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境况,提升个体生活水平,亦会造成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非回报性伤害。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需要“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重视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各领域的权利,基于此,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带来中国广大乡土社会的剧烈变迁,也引起了边地世界的剧烈变迁,不过,它有自己的重心,即主要围绕边地书写的现实层面和民族国家的命题思考而展开。”阿来怀揣着书写民族志的抱负,将城市化、工业化与边地文化碰撞所形成的矛盾张力以多样态的形式构建呈现在人们眼前,或是机村每况愈下的生态环境,或是面目全非的措娜温泉,或是云中村消失不见的珍贵兰草以及蘑菇圈……环境的变迁揭示了盲目开垦自然资源无法使幸福“自动地降临于每个人的头上”的现实,这在众多边地生态书写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其不仅看到了现代文明带给边地的深刻变化,也窥探到这变化中的些许晦暗。当然,这种晦暗“并不意味着绝望的深渊”,而是一种“试图抵达我们但从未抵达我们的光”。阿来在作品中矢志不渝地描绘这些许晦暗,言之凿凿,字字珠玑,激发人们找寻边地现代化发展与民族文化传统保护之间的平衡,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阿来的边地书写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学与民族学价值,以深入在场的写作姿态、细腻入微的视角对边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进行了诠释,不仅描绘了嘉绒藏区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也传递出边地历经千百年岁月洗礼而形成的独特文化积淀和精神内涵。在阿来细腻而多情的笔触之下,我们在感受嘉绒藏区的旖旎风光之余,也能紧随作者的脚步,去丈量、揣摩这片土地上所独有的地理、历史与人文景观,其中不乏深究与思辨的勇气与决心,不乏真实性、思想性与文学性的完满统一,更赋予了一种民族心理结构意义上的努力开掘。阿来在创作过程中不断深挖边地文化的内在思想精髓,并不遗余力地呐喊呼吁,以其绵薄之力书写着嘉绒藏区的“大声音”,展现了中国当代民族书写的创作活力和发展潜力,让世界窥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更多面向与可能性,为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极佳的写作范本。而其笔下自始至终所保有的对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与人文精神问题的持续关注,勾连起汉语写作、生态政治、文化地理,以及更多层次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等相关问题域的探讨空间,赋予了其文本难得的思考深度与宏阔视域,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当下中国作家身上所饱含的那份坚守与执着,并对边地文学书写的未来报以足够的期许。

（本文原刊于《湖南大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7月，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