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眼、文心、文采

□石一枫

我当了很多年的青年作家，现在是个资深青年作家。被人叫多了，不免犯嘀咕：“既然文学写作并不是一碗高度依赖体力和颜值的青春饭，那么青年作家这个称呼究竟是夸你‘正是好时候’，还是贬你‘仍然是个小字辈儿’呀？”对于青年作家的身份，我也经常自问：“中国不缺书，既然我们的前辈作家仍然在勤奋地写作，‘50后’‘60后’，一本接一本，并且他们相比我们而言有着更丰富的经验、更纯熟的技巧和更广泛的知识，那么青年作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呢？”身为后来者，这都是令人焦虑的问题。

琢磨多了，多少有些个人的浅见。我喜欢的青年写作，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

一是文眼。青年人生活在社会的第一线，没兴趣，当然也没条件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那么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气息的变化也必然在我们眼中有着更为直接、更为鲜活的体现。乐先尝，苦也先尝，而且尝的都是原汁原味，不加味精。而文学的创新，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新，首先贵在题材新、视角新，青年作家也理应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敏锐，塑造出一个时代里的新人物，捕捉到一个时代的新状况，揭示出一个时代的新问题。前辈看不见的你先看见了，你不枉为青年，大家都看见了你还看不见，那就是近视眼或者过早老花了。当然，蒙蔽我们文眼的也有这个时代的新因素，比如互联网的信息茧房，它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忘记真实而广阔的生活，把自己的趣味禁锢在比书斋还狭窄的小圈子里，这也是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作家重视的。

二是文心。既然捕捉到了新题材，能不能以足够的见识和思考能力进行分析，从而剖析出一个题材在表面之后的内在逻辑和本质？或者说哪怕太阳底下无新事，大家看到的都是同样一群人同样一种生活，年轻作家是否又能从老故事里写出新观念？相比于单纯的敏锐，这恐怕是更加重要的能力。实话说，这既是青年作家所长，也是青年作家所短。长仍长在敏锐，好的青年作家想法总是别具一格，能够想人所未想，也敢于说人所未说，然而短处则在于全面的思辨能力，青年作家或一时意气，或孤芳自赏，或干脆陷入了偏执的自我表演，则会让自己的思考止步不前，从而丧失了将作品推向深入的机会。

我们常说一个作品笔力不够，但今天大家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也都接受了越来越专业的文学训练，笔力仍不够，可见问题还真不是文学内部就能解决的。我们不光要锻炼自己的笔，更要锻炼自己的脑和心。

三是文采。优秀的青年作家总能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写法，优秀作家的写作风格也每每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历数我们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潮，无论是白话文运动还是乡土文学，以至并不很遥远的朦胧诗、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再到国外曾经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超现实、新小说、意识流等等文学实验，它们的开创者也是当年的青年。

在这方面，很多青年作家朋友考虑得都比我多，想得也比我深。但也问个问题，仅以小说为例，好的小说究竟是“和前人一样好的小说”，还是在审美上“没有标准答案的小说”？我更喜欢后者。今天的作家分类越来越多，写作生态也越来越多元，文学期刊有文学期刊的气质，类型文学有类型文学的章法，网络文学有网络文学的路数，但假如气质、章法和路数最后都变成了可以批量复制的模式，也就有了面目模糊的危险。面目模糊的一代人还会被他们的下一代说：看，他们太乖也太聪明了，所以他们从来没年轻过。在文学的审美上打破范式再开创范式，是每一代青年作家的责任，在这方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

文学本来就是让人年轻的工作，因为它给人带来自由的创造力。而有了文眼、文心和文采，则会让一个作家永远保持青年写作的活力。祝年轻的朋友永远年轻，哪怕将来身体不年轻，但心灵也年轻，在文学攀登之路上的创新精神也年轻。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马金莲

我来自宁夏固原市，现在在固原市文联工作，我从小喜欢文学，18岁开始发表作品，24年来，在繁杂的工作、琐碎的生活之余，我一直坚持文学梦想，先后发表作品600多万字，出版作品21部。 写作的同时，我担任双月刊《六盘山》小说编辑，我深感责任重大、压力不轻，急需扑下身子服务本土文学，全力为西海固文学的发展培养新生力量。回想自己在文学路上的奋斗历程，感恩于一路得到了各级组织和良师益友们的扶持和帮助，我觉得自己应该化感激为动力，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为西海固文学的发展和传承添砖加瓦，作出贡献。本着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的原则，我团结带领西海固的文学力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实际，结合本土，深入挖掘，不断创作出反映家乡脱贫攻坚和巨大变化的文艺作品。近期出版的《亲爱的人们》算是其中之一。

十年磨一剑，《亲爱的人们》这部长篇小说，从产生创作想法开始，到素材收集获取，到构思创作，再到打磨修改，到最后出版面世，我花了十年时间。早在20多年前，宁夏南部山区就开始实施移民搬迁，“十一五”移民规划实施期间我开始关注、跟进、采访、收集素材，准备写一部乡土变迁的长篇。为了把作品写好，我重新大量阅读诸如《创业史》《山乡巨变》《红旗谱》《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乡土文学作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对长篇的架构把握能力。2019年我试着动笔写作，中间遇到困难停顿过一段时间，2023年初完成初稿，2023年后半年到2024年初集中修改，先后修改十多遍，2024年作品以长篇小说节选的方式在6家刊物发表，紧接着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能取得这些成绩，我深深感谢我的家乡西海固和西海固文学。厚重的家乡故土养我育我，为我提供丰厚的文学资源和创作灵感，文学前辈们犹如启明星，指引着我在文学的道路上前行，使我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能够坚持下来。

在《亲爱的人们》当中，我把自己人生42年的所有体验、感悟、情感和思考，都融入了这部作品。这次写作，有新的挑战，更是一次大的总结。不管是作品的字数和体量，还是题材和内容，都是我在西海固生活42年感受的一个整体呈现，西海固这片神奇的土地，曾经苦难重重，干旱落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辈又一辈，靠着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演绎出最美的生活画卷，尤其在近40年的变迁中，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脱贫攻坚的号召带动下，他们在平凡普通的日子里谱写出感人至深的生命华章。

文学的道路漫长艰辛，但我并不孤独，西海固有一大批作家，他们跟我一样长期坚持文学创作，这其中有著名作家石舒清、郭文斌、了一容、阿舍等人，也有“80后”的代表刘汉斌、田鑫、单小花等人，更有青春飞扬的“90后”“00后”，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遍布西海固大地，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更有至今还坚守在田地上的农民作家。西海固农民作家群和农民作家创作现象，在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县，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引起文学界的纷纷瞩目。刚刚过去的8月份，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西吉，这是中国作协对西海固文学的又一次期待，更是对西海固作家们的又一次鼓励。铁凝副委员长、宏森书记曾多次到西海固调研，对西海固文学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当地作家深受鼓舞，更加刻苦努力，越来越多的西海固作家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引起关注。

西海固曾经“苦瘠甲天下”，如今奋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这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神生活也随之空前丰富，广大作家创作激情高涨，文学之花在这片热土上竞相开放。我们相信，耐得住寂寞，头顶纯净蓝天，就有诗句涌现在脑海；守得住清贫，脚踏厚重大地，就有情感激荡在心底。在这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芬芳灿烂；在这里，文学是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我们将曾经的苦难作为创作的沃土，用文学照亮生活；思考未来文学的发展，努力在下一代留下当年的记忆，告诉他们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写作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让我变得勇敢坚毅，作为“80后”作家中的一员，我将继续坚守本土，用文学书写宁夏西海固的厚重大地，挖掘乡土故事，弘扬人性之美，讴歌各族人民团结友爱、携手共进、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精神。艰苦生活的亲身体验，让我更加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磨炼写作水平，始终把身子扑在生活当中，写出更接地气更有烟火味道的好作品，尤其要继续围绕民族团结下功夫，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应有的贡献。

寻找自己的声音

□袁子弹

最近重拾莎士比亚，看到《麦克白》里的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深有同感，感觉近年来我的创作，似乎就是在这样空茫的喧哗与骚动中，试图寻到些微的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十多年前入行，当时更多困扰于创作技巧的不够纯熟、生活经验的欠缺，而现在，我更多困扰于我到底要表达些什么？书写些什么？在舆论如此激烈的当下，是应该真诚地输出价值观，还是减少表达，去做一个更讨巧但未必是我的作品？

我是偏体验流的作者，从《欢乐颂》《欢迎光临》，到《小夫妻》《大山里的女校》，我写的剧以都市生活情感剧为主，它跟当下的社会紧密相连，也与我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它是有时效性的，天然容纳社会话题，也就最易受到社会观念变更的影响。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大数据被提取出来，用来衡量作品的好坏，用产品的逻辑去规划作品，似乎成了一种必然。题材要新，人设要好，要是当下流行的类型，或是叠加无数个尖锐的话题，以适配最大范围的观众，甚至放弃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让他们成为观点输出的符号。

产品逻辑和作品逻辑，这种选择越来越多地干扰着我的创作。加上每部戏的演员适配度不同，拍摄中遇到的问题和整体完成度不同，更是让你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我一度试图追赶过潮流，也依赖过套路，可事实是，即使不少套路被验证是有效的，赶上潮流也确实会让你的作品出圈，但长久的创作并不依赖于这些：长久的创作，依赖的依然是你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洞察，你的审美格调和你真正的喜好。

人永远无法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个创作者无法真正表达他不熟悉的、不认可的、不喜爱的，他最终呈现的，只能是他自己。电视剧的创作不比小说的创作，它必然面向市场、面向观众，不能完全只依赖于创作者的喜好和心意。但核心的东西依然必须是创作的：话题需要让位于人物，故事需要服从于逻辑，你必须真正认同你的人物和你的故事，哪怕它不合时宜，哪怕它不够先锋不够成熟不够经得起挑剔，但它必须确实是你想要表达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你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

这个世界信息汹涌，有太多刺激和有趣的内容，发现和认同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扎扎实实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我作为创作者的第一个选择。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编剧，都有着锋利的个性和各种兴趣爱好。而我虽然顶着一个非常奇葩的名字，却是个循规蹈矩到近乎无趣的好孩子。出生在小县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大学毕业后为了求职而奔波，后来兼职当编剧，在确定收入能养活自己后才有胆量辞职，我的成长经历平凡无奇，既没有天生就展露无遗的才华，也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进入这行后，我一度很担忧，是不是需要伪装得艺术一点？可后来我发现，恰恰是这种平庸普通和不够艺术，让我能看到跟一般编剧不一样的东西。我跟着父母从小县城到大都市，熟悉中国城市的各种形态；大学毕业做了四年广告，让我接触到了各式各样行当的人，而我平庸而温和的性格，让我能更轻松地共情角色的情感，进入角色的生活。所以我选择了做一个平庸的人，不去强行展示我并不拥有的尖锐和个性，因为我相信，每一朵花开都自有其意义，即使它不够精彩，不够有趣。

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面临的是如何写的问题。电视剧就像我们用影像为时代书写的日记，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诉求，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风貌。这就像是一棵树，他们虽然生长在同一片森林里，可品种、来源、生长过程不同，长出的树木花草也就各有差别，而创作者，就是要尽可能展现他们成长的脉络，让这种成长清晰、饱满、丰富而可信。在时间和空间里去思考自己的人物，寻找人物的坐标，是我觉得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这个坐标，既是人物的物理坐标，即确定他的时代细节和生活细节，更是人物的心理坐标，要深入去思考他生活在怎样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层级里，他的理想是什么，困扰是什么，人生的核心价值和决定性时刻是什么。想明白了这些，创作会变得清晰而明确。

编剧是一个不自由的行业，很多时候，题材的选择和制片方的眼界决定了我们创作的上限。但如何在这样的创作里最大程度地激活自己的生活体验，展现我们目之所至的世界，是一个编剧真正的修行。愿每一个在创作中艰难前行的你，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寻到些微的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

□蔡崇达

在我理解中，每个写作者都是这块母土在不同角落滋养出的不同农作物。我们扎根在土地的不同位置，为着命运和境遇深埋于心的不同命题的种子，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努力长出不同风土不同命题各自准确的模样。

因为处于土地的不同位置，我们各自的扎根容易是孤独的。因为被播种以不同的命题，我们的生长，经常难以相互辨认。感谢青创会，让一棵农作物得以紧密地挨着另外一棵农作物，促成内心深处的交流，以及精神根系的链接，让一棵农作物得以辨认出另外一棵农作物，让一棵棵农作物相互连接、陪伴，并且共同确认：我们正在一同生下大地的果实。

我来自福建泉州，这里拥有着全世界最唠叨的海。海浪涌上来哗啦啦，海浪退下去哗啦啦，都是关于如何生下来活下去的追问。这样的追问，从古至今，朝夕不止，旷日持久。我便是在这样的追问中，找到文学的。也是在这样的追问中，确认文学于人巨大的恩情，而开始试图写作的。和许多人一样，自意识到成长开始，我的内心如同春雨后的土地，或者烧开的水，凶猛地冒出一个个我叫不出名字的、难以辨识、难以相处的情感和欲望。最终的求援，是从阅读中获得回应的：一部部好的作品，折射出我内心一块块难以抵达的部分，也影影绰绰地折射出，灵魂和生命可能的模样。一部部好的作品，便是一个个敏感、真挚的魂灵，调动自己所有的感性、理性，试图走向内心深处的努力。虽然人各有异，但幸运的是，人内心的本质命题是如此相通。当这些写作者走进内心深处时，便也同时走进很多人的内心，照亮了许多人。

我就此明白了，为什么在家乡闽南，有人往生了，披着红大褂骑着头马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是写作的人。

马头上通常还得别着朱砂笔，因为笔能点开天地，为灵魂开路。

因着这样的认知，开始写作以来，我日复一日地打量着自己和所有人的联结与关系，日复一日地自我追问：什么是我一定要努力去抵达、去表达的？什么是我有能力去抵达、去表达的？我的工作是尽力呈现出放置在我内心的命题，在这块土地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写作者也正在这么努力。我们的话语，加起来，便是这个时代人心的话语，我们对自我内心的抵达，加起来，便是这个时代对人心的抵达。这样的抵达，在当下尤为重要。

我们扎根的时代，从来不是平凡的时代，我们扎根着的土地，从来不是平静的土地。滋养孕育我们的这几十年，是翻天覆地的几十年。我曾暗暗庆幸，也暗自惶恐，这或许是人类文明史上少有的极速发展的时刻。发展意味着不断地打破和重建，不断地瓦解和构造。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内心，被快速地推翻和推进着。那么多人的内心发生的建设和摧毁、繁茂与枯萎、喧嚣与死寂，或许并不比一场巨大的海啸，或者一颗星球的崩塌小。生活于如此巨大的时代、如此迅猛生长的大地，我们因此成了注定要不断告别家乡的人——所有曾孕育、托举出我们的精神秩序，都那么极速地被推翻推进。

我们也因此成了注定不断重新发明家乡的人——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推翻推进中，一次一次为自己生长出灵魂的安放地。发明家乡这个事情，便成了写作者必须参与承担的工作：当下的人们，是那么需要文学陪着，去看见自己。看到自己从哪里来，如何被其他人构成；看到自己身处于何处，才有能力去出发寻找，自己的来处和去处……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我想，肯定有许多写作者在为此努力，那我也希望自己一定要是其中一个。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抵达人心的各种幽深处，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人。每个路过我们生命的人，都最终参与并构成我们生命本身；我们精神的起点，便是同样在这片土地生老病死过的亿亿万万的灵魂——他们留存的生命经验和精神秩序，被提纯概括为“民俗”“风土”“习俗”“理念”“品格”……我们便是彼此的故乡，是彼此精神赖以生长的立足点。只有知道我们如何被构成的，才能知道，我们还可以如何地生长。我甚至还通过写作看到了：如果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整体，而我们现在在展开的一个个个体生命，便是集体生命、集体经验探向这无常的世间、这巨大的时间挣扎长出的新的根须——我们便是大地的青春。

写作者是大地的器官，注定要代这块土地开口说话。愿同为写作者的我们，能共同说出，在这块大地上，从过去到现在，生如何构成生、生如何陪伴着生、生如何托举出生。愿我们能最终共同说出，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

探索科幻文学的新表达

□陈楸帆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文学工作者，我们肩负着扎根人民、开拓创新、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作为青年作家，我深刻体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性。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有机会深入基层，亲身感受鲜活的群众生活，捕捉时代的脉动。这些经历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在长篇小说《山歌海谣》的创作中，我将三次赴贵州山区实地考察的第一手经验融入科幻创作，聚焦“山海协作”主题，讴歌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将科技元素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例如，在描绘未来贵州的高科技生活时，我不仅关注技术的进步，更着重探讨这些进步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和观念，如何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这种创作理念源于扎根人民的观察和思考，也是践行“人民是文艺之母”创作导向的具体体现。

青年作家在塑造文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一代作家成长于信息化、全球化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仅是变革的观察者，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

文学新形态的塑造，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变迁，将“新质生产力”融入创作当中。比如我所创作的科幻文学，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更是对当下社会、科技与人类本质的深刻思考。作为青年作家，我们应当勇敢地打破传统文学的界限，学习人工智能、元宇宙、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探索新媒介、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打造出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文学作品，通过不同媒介的融合转化，传达更立体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作家应当保持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将自己的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形成独特的表达方式。创新不是盲目追求新奇，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寻找表达与内容的平衡点。我尝试将潮汕文化与未来科技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东方赛博朋克”风格，探索科幻文学的一种新的表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投向人类。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重要使命。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扬帆计划·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工程、国际汉学家大会、网络文学国际传播论坛、中华文化走出去座谈会、网络文学产业博览会等一系列活动蓬勃开展，让我深刻认识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不仅是传播文学与文化，更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

中国科幻要走向世界，必不可少的是文化传承上的使命感。我们要将中国人对于科技、宇宙、未来的想象，深刻、优雅、活泼地展现给世界，同时艺术地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学的精髓，传递中国“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之道，用文学的力量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智慧，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崭新篇章。

在创作中，我努力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展现中国特色的未来想象，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不断尝试和反思，利用多元文化资源，推动文学的跨界融合，进而塑造出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形态。比如我的《AI未来进行式》便是与AI专家共同创作，融合了科幻小说与非虚构写作的不同类型，展现未来人工智能社会的全景式蓝图，目前已经在全球出版发行20多个语言版本，发行量突破数10万册。

作为青年创作者，新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我们定当不负所望。

做纯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中间派”

□季越人

我今年大学毕业，22岁，应该是参会者中相对年轻的一批，很幸运能参与到这样的盛事之中，分享一点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前年10月份，我开始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作品，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写作，无论是小诗词也好，一些小故事、小短文也好，甚至是一些现在看来是青春伤痛文学的东西，那时候写得都不少。

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文学大体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严肃文学，一类是网络文学，阅读严肃文学是值得夸赞的，是好学生该做的事情，网络文学则是需要打压和消灭的，他们称之为闲书，就是打发时间看的书。

跟很多那时候的同龄人相反，我其实是先看严肃文学，等到了一定的年纪，我才接触到网络文学，那时小小的梦想当然是成为一个作家。很早的时候，我就形成了一种很严肃的阅读观，那就是好的书必须是让人哭的书，让人心惊胆战的书，让人难以忘怀，看过之后仿佛被咬了一口、撕心裂肺地疼起来的书。

但对我这样的普通年轻人来说，发表实体小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不但遥不可及，甚至是说出来就有些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的事情。手边最近的就是网络小说，于是等到上了大学，年龄大一些，我很自然地开始写网文。

一开始我信心满满，自信得不得了，我觉得不就是创作吗？我为什么一定要被网络和严肃这两个定义分割呢？网络文学是给人快乐的，严肃文学是给人真相的，我为什么不能既给人快乐、又给人带来真相呢？

但是网络文学是什么文学呢？它是一种胜利的文学，至少是一种以胜利为基调的文学，主角最好不要失败，如果失败，那这种失败必然是为之后更大的胜利作铺垫，读者在读故事的同时，其实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那就是不到故事结局，甚至到了故事结局，主角也不会死，主角当然不能死，甚至不可以吃哑巴亏。

可事情的真相不会总是胜利，在我的创作理念里，死亡和悲剧是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我过去的写作中，一个人的死亡不仅仅会因为伟大的牺牲，甚至还会因为小小的失足，死在一个小人物手里，或者是因为一个笑话般的错误而毫无意义地暴毙——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被大部分网文读者所接受的，即使你写了一本群像文，读者希望见到的也是伟大的牺牲，有价值的牺牲，他们允许角色死亡，也允许角色受挫折，但是死亡和挫折必须和价值挂钩，这就限制了一大部分的悲剧性，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悲剧。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尽力地做调和，一本网络文学需要考虑的有很多，有所谓的节奏、爽点、一切一切围绕着这个胜利而衍生出来的目标，更多的读者希望看见这一次的失败，在几百几千字后就马上能换出更大的成功，主角团尽心尽力获取的一样东西必须是物超所值的，至少非常有价值的……在这一点上，我无疑做得很失败，常常让我的读者觉得，看这本书爽又爽不起来，无聊的部分又很冗长，好不容易有了几个亮点，不是悲剧就是死亡。有的读者劝我说，网络文学它就是个商业小说，你要把你的作品当作是商品，何必吃力不讨好呢？何必在网文中追求深度？可未来怎么样不好说，如今我是个“中间派”，在中间做调和的总是没有太好的下场，我并非要求我的小说有什么教育意义，只希望有人读了，不必争吵，各能看出各的道理，而非看出一连串的胜利。

以文学批评参与当代文化创造

□杨辉

做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十余年，有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怀，那就是如何做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学问。“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学术研究虽不必强与人异，也不能尽与人同。丰厚的文化传统珠玉在前，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我们需要“顺着讲”“移开讲”，甚至“逆着讲”。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都需要因应时代和现实之变，做儒家所说的因革损益的工夫，在对前人的既成之论深切领会的基础上，创造与新时代新观念新经验相应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因此，充分感应广阔、丰富、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在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的基础上形成融通古今、通贯中西的文化视野，始终置身生活和文学现场，于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交互成就中生成、阐发和回应具体问题，是文学批评发挥其文化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

学术生命根基于时代感应，文学批评亦是。能否从时代精神总体性意义上深度理解、把握和回应具体的现实问题，是批评的理论创造能否及物，并落实、证验于生活实践的重要标志。批评论题、话语的生成也并非单纯的、不及物的、自足的理论自我推演，而是有着朝向广阔的生活世界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涵。正在行进中的现实生活波澜壮阔、维度多端、意蕴丰富、气象万千，书写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所能打开的境界也不止一维。如不能突破固有观念，则古典思想、文化的现代转换难以落到实处。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文学问题并不能在文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在文化、思想、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整体理解和处理。

突破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强化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先决条件。落实于文学批评上，既需要克服“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确立以中国思想、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为核心，融通古今中西的文化和理论视野，也需要以此为基础，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中国话语的建构，不仅需要重启古典文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解释效力，还需要打破现代以降所形成的所谓的“纯文学”的观念迷思，重新将文学理论放置入时代复杂的文化和生活语境中做意义和价值的考量。亦即将文学文本视为历史、文化、现实生活、创作者个人的生命际遇等等交互成就的复杂成果，并在多元也多样的视野中做价值的阐发。如此，更贴近中国文学传统的根本发意和基本面相。也就是说，突破简单受容西方理论的“外造建构”，转向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基础，感知、理解、融会多种理论成果的“内造建构”，从而完成古典文脉的接续与再造。

古典文脉的再造，文化主体意识不可或缺。主体身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可以多元感通，下学而上达，此为中国古典思想工夫理论的要义所在，亦是创化传统、开出新意的前提。不在主体修养上做工夫，亦是现代思想鄙陋之处。深度感应时代议题，是从广大处而言。从精微处论，则评论主体既需要在生活的现场，也需要在文学的现场；既需要密切关注、参与现实生活进程，也需要密切关注、参与文学进程。由双向的感应生发文学和理论议题，同时扎根于传统、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回应诸种议题。主体一旦突破现代以降关于物我关系的认知图式，向古典思想、文化以及生活世界无限敞开，则上下四方、往古来今，自然万象、天地消息均可融汇胸中，打开不拘古今、消泯物我、万象共在的宏阔世界。当此之际，天地物我均呈现障蔽尽去的活泼灵机，世界面目为之一新。如此境界曾现于《庄子》，再现于《史记》，又现于《红楼梦》，也必将显发于能够感应现实、创化传统、融通诸种消息，进而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创造的全新作品之中。

文化、思想、文学传统以及生活世界，均变动不居，始终处于朝向未来的未定的开放性的生生不息的状态。大时代的宏阔气象，正是文化主体扎根现实、创化传统并面向未来的视野、格局的自然呈现。如古人论《史记》的文化创造意义时所言，《史记》是对其之前整体文化经验的“总括”，同时又是对此后文化观念的“开启”，乃是深具承上启下意义的独异创造。时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返本开新的基础上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深度参与并促进当代文学的文化创造，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力量的重要方式，其意义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凸显。

作家的青春捍卫什么

□王 昆

40天前的这个时刻，我正在西部边境一个海拔5000米的前沿哨所。陪我前往边境垭口的是一个年轻士兵，他说：“就到这吧，不能再往前走了。”我们站在那里，除了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周围一片静寂。后来我问他，在这边境线上，周末怎么休息。他说：“我没这个概念，我的每一天就是想着，怎么把脚下的地盘守住，守好，半寸也不能丢。”他一边说，一边笔直地紧握着冲锋枪。我问他：“当完义务兵该回去了吧。”他说家里有公司，原想回去接手，但现在想法变了。“我是副班长，经常带队到最前沿，这片地方，是我和战友坚守的阵地，我要留下来，我喜欢这种守卫国土的感觉，顶天立地。”就在这个阵地不远的另一个边防连，18岁的陈祥榕烈士在牺牲前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我8年来第37次上高原。这些年，我在边境线上遇到过太多这样的战士。他们正青春，也正用青春坚守着军人的使命。

开会的前一天，在和青年作家们交流的时候，我又想起边境线上那位士兵。他的青春在捍卫祖国的边防。作家的青春该捍卫什么？

两天的会议，通过聆听报告，感悟老一辈作家对青年作家的殷切寄语，重温文学的初心和情怀，得到了精神上的沐浴与滋养，对一名青年作家的使命，我有了更多的思考。

毛主席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说“世界终究是你们的”。可见，青年的站位就是一个民族未来的站位，青年的使命就是一个时代当下的使命。这十年来，中国军队经历翻天覆地的变革，作为军队的一名青年作者，我的使命就是站在时代前沿的哨所，把个人的文学创作，更好地延伸到火热的时代生活中，创作更多传承红色基因、讴歌强军实践的作品，创作出更多有兵味、有血性的军事文学作品，责无旁贷。

捍卫一种理想、一种使命，不是空喊口号，不能空喊口号，要像那些边防士兵一样，坚守神圣哨位，紧握手中钢枪，时刻保持击发状态。从一位军队青年作家的角度来说，首要是捍卫军人的担当，讴歌“清澈的爱”的忠诚底色。习主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对于军队作家来说，就是要讲好新时代中国军人的故事。那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军人，是中国军队走向世界的形象见证。中国维和军人杨树鹏、李磊，为了和平在南苏丹部落冲突中牺牲后，我不顾感染风险，与隔离中的维和队员同吃同住20多天，创作出长篇纪实《UN维和步兵营》，展现出大国军队的使命担当。其次是捍卫作品的质量。作家以作品说话，作家的终极目标，就是拿出掷地有声的时代作品来。即便信息时代瞬息万变，即便人工AI来势凶猛，我们仍然要以人类独有的丰沛情怀，校准自己的创作准星。摈弃低俗，耐住孤独，承受寂寞，沉心静气，在文质兼美上下苦心，在强化精品上练苦功。我数次抵达一线，为了真实反映那些重要瞬间，在上千公里边防线上往返周折，抵达多个哨所，创作出中篇小说《兵车图》、散文《去往马攸木拉》《C连日志》等作品，受到一线官兵肯定。一个时代的文学，必须与它所处的时代相匹配。一个时代的作家，必须在这个时代找准自己的定位。2016年起，我随军队医疗队奔赴玉树高原，累计行程五万公里，为两千多户牧民宣讲党的政策，与他们同吃同住三年，创作出反应高原牧区振兴的长篇小说《天边的莫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就是要勇于面对“大叙事”，勃发介入时代和社会现实的激情和勇气。努力超越儿女情长、摆脱风花雪月，主动体验丰沛的挣扎和磨难，书写改革与发展、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与奋斗等时代重大命题。

我相信，所有的边关冷月，都是为了祖国辽阔的山海永继、热气腾腾的国泰民安。我相信，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仅是青年官兵的戍边誓言，也是青年作家的文化使命，更是当代中国青年的共同心声。当下，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等各领域各方面，都需要我们青年作家抵达一线，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捍卫清澈的爱与文学的使命，书写我们与祖国的青春。

从一个人的戈壁走向文学的绿洲

□李春华（李琸）

我来自新疆克拉玛依，一个祖国西北边陲的石油城市。至今我不敢称自己为作家，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字眼，自己的创作还未抵达其高度。

从收到新疆作协关于青创会的通知开始，我激动到现在。不知道这次我会看到学生时代一遍遍读过的书的作者吗？他们是我文学创作的启蒙者、引路人。还有会不会见到，在杂志上看了就喜欢，然后买来作品集读，和自己同龄的青年作家？他们让同时代的我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不寂寞，并且有了暗暗追逐的方向。

高中时代，我爱写一些自己对未曾抵达的地方的幻想，种满虞美人的泗水河畔，高楼林立的上海，遥到天际的大海……亲戚看了我的笔记本后善意提醒，难道你要成为一个作家吗？写写心得发发博客就行了，人还是要现实。我那时非常诧异，我可以和作家联系起来？毕业那一年，舍友们都忙于考证和考研，我曾经也尝试过，但是耐心都不大，基本上买来的辅导书激动地看个前言就没后劲了。但是我有一个耐心很大的事情，就是写作，我可以五六点起床、一两点睡觉，伏在床头的小桌子上读书或写作。那时候，我开始写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返青》，没有想过发表，只是想将母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节气一到，麦子就返青了”这句话背后的故事写出来。

大学一毕业，我如愿拎起一把管钳成了一名采油工。那时候，亲戚们又不解了，你要当个油鬼子吗？我非常喜欢这份职业，烈日、狂风、寒冷侵袭着皮肤，但我的想象是自由的，擦洗采油树、启停抽油泵、帮师父递工具，就像过家家一样。

从一台磕头机到另外一台磕头机，我观察着猪毛菜的四季变化，我巡井巡风巡云朵，自在极了。特别是捡到一枚生锈的螺丝、一副沾满油的油手套，我都可以和它的原主人絮叨一会儿我们这个油区的变化，也常常撞上他们留在这片油区的话和背影，那是只有在白晃晃的阳光和茫茫戈壁荒漠上才会拥有的奇遇，他们把呼吸、话和影子留在了这里，成了一道道戈壁蜃景。

等闲下来，在同事们聊天的时候，我就躲进工具间在泵房的轰隆声中去修改我的《返青》。后来，《青涩的她》发表在《钟山》杂志，也是从这篇小说的发表开始，我的文学创作启航了。我们处在多么美好、善意、被包容、被看见的时代啊，只要我们坚持心中的那束光，努力让这束光照进他人的心中。

今年，长篇散文《我有一片戈壁》在《人民文学》发表。这篇文章让很多读者认识了我，这种和读者的双向奔赴我第一次体验，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创作除了满足自己心灵需求以外的社会价值。这篇文章走进了高中课堂，走进了高考模拟题，有小读者找到我的视频号，私信我自己的读后感受，特别可爱，也让我特别感动。这是我所没想到的。我们油区那么寻常的事、产业工人那么寻常的人，带给大家那么多感动。最大的褒奖是来自我的师傅们，他们说，写的咱们的生活很真实很接地气。因此我滋生了“不仅仅要写我的油区，也要写其他人的油区，不仅仅要写我的戈壁，也要写生活在这座戈壁城市人的戈壁”的想法。

常有人问我，文学改变了你什么？我笑说，以前巡检十几台磕头机，现在可以巡检新疆油田公司成千上万台磕头机。在公司的支持下，如今我可以和新疆油田公司各个边远站的师傅们，颠簸在一条条巡井路线、一条条输油管线上。当脸庞被风沙和日光轮番碾过，我感受到书写“为国找油、为国分忧”这种信仰的必要和文学表达的任重道远。

交流与发展

□袁绍珊

澳门文学界是最早系统地在中国内地译介和出版葡语文学专著的推手，在对外，尤其是向葡语地区传播中国文学方面不遗余力，积极担当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如上世纪80年代在澳门和葡语区的“艾青热”；中国古典文学如《诗经》《聊斋志异》在巴西的翻译出版；近年来的澳门国际文学节，请来了余华、苏童、王安忆以及内地的青年作家，和葡语国家的著名作家同台对话，把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成葡语出版；在葡萄牙里斯本组织过中葡诗会，以及邀请瑞典著名汉学家马悦然来澳门分享他对“中国当代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的真知灼见。马教授当时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认知度仍较低，乃因高素质翻译人才不足，难以在世界舞台完整呈现中国文学的魅力，建议在港澳或内地汇集著名翻译家，多与中国作家交流，加强与重视有关文学翻译工作。澳门有着出版便捷、独立出版盛行、文化传播面涵盖港台、大湾区以及葡语国家之便，加上澳门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文化交融地带，文学翻译亦是港澳的文化工作重点之一，希望日后可以多发挥澳门的平台优势，促进对外交流和文明互鉴，提升中国文学国际传播效能。

作为一位文化工作者，我在澳门从事文化工作超过16年，曾策划、主编、编辑过百本书刊，包括澳门的年度文学作品选、新世纪以来的澳门戏剧作品选、中葡文学译丛、《中西诗刊》杂志等，也策划过多次澳门文学在美国著名文学杂志和文学网站的集体亮相，以及参与多个国际书展的工作。我们深知澳门文学作为区域文学，在国际文学之林中，也许只是小花小草，但澳门文学这株奇花异草的独特存在，正展示了中国文学的生机、多元和博大。

作为一名诗人、作家，我从事文学创作也超过20载，对文学孜孜以求，始终认为文学是个人的志业，除了技艺的精进，还要耐得住寂寞。但在这个信息快速传播和分众化的时代，澳门作家也不能守株待兔、坐井观天，而是要抓住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提升澳门文学的能见度，跟上中国文学的发展步伐。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过去25年，我亲身感受到中国作协、诸多文学前辈和同辈的关怀和鼓励，给我很多机会和扶持。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相信在座很多青年作家，尤其是港澳台作家，也和我一样，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在华文文学中的位置，寻找安身立命的文化定位，希望在文学之路上认清目标前进。

当年诗刊社给予我机会参加青春诗会，《澳门日报》的廖子馨总编让我写点文章分享，鼓励更多澳门作家走出去。我在文中引了一句非洲谚语：“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 在此，我再次感谢这次青创会主办方对港澳台青年作家的关怀，也衷心希望各位朋友能给予港澳台作家更多进入内地发表和交流的机会，以了解彼此，见贤思齐，打开思路。

为了参加这次青创会，我不得不错过了国家奥运健儿代表团访澳的活动。我特别喜欢看奥运的乒乓球项目，中国队、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的乒乓球运动员同场竞技，为“国球”技艺的更上一层楼而努力。国乒运动员谈到未来的寄语，都是“顶峰相见”“相信自己，不止于此”，我也祝愿各位不论是中国内地还是港澳台的青年作家，在未来的创作路上，能走得更高更远，一起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共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