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事还得从祖父说起。那时候大树还是棵幼苗，不足半人高，浑身光秃秃的，没有枝叶，只有一些斑点状的鼓包，根须上沾着少许泥土，土是赭黄色的。祖父从料峭的春天里把树苗拿回家，我们都有点诧异，这是很罕见的事。要知道祖父是爱我们的，他一人在淮河对岸一所粮站上班，只要一回家，他总是大包小包的，带各种各样好吃的给我们，而带一棵树回来，这是很少有的事。祖父把树栽在院门左边的空地上，显眼、突兀，以致我们只要推开木门，总是最先看见那棵树。这不符合淮河湾人栽树的特质—利用零星边角地，见缝插针地栽上几棵，地方大了就栽上几行，很少有单独在院门前栽上一棵，人来人往碍事不说，还得时刻提防村里那些莽撞乱窜的牛羊猪们，一不小心就把树撞夭折了。

祖父不管这些，一改往日的慈祥和温和，吩咐父亲：你得把树看好了。这是留给他自己的树。父亲也很诧异，太早吧？什么太早？我们疑惑着，后来听父亲解释我们才明白，这是祖父给自己栽的一棵树，作棺木之用，也就是说，祖父在为自己的归宿绸缪，这也太遥远了。那时祖父虽人到中年，但头上白发没几根。父亲挠了挠头，嘴唇翻动嘀咕了一句。祖父回转身来，用犀利的眼神瞪了下，神情里充满威严。从此，那棵树在我心中占据着神圣的位置，给它浇水、除草、施肥，在四周扎上褐色的木栅，担心被粗心的路人踩断，被不懂事的牛羊撞倒，还有更多不可预测的人祸、天灾。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如今居于城里的人对乡村里栽树的行为是不甚清楚的，不像公园、道路和园林里的树，需要花钱买，昂贵、娇惯；乡村里的树多是野生的，比如飞鸟口中、风里或地下蔓延出的根系。一场大雨之后，那些潜滋暗长的根系或种子从泥土里萌动，以孤独的力量穿透泥层、草屑和压迫在泥土上的石块，一寸一寸探出头来。这个地址，有可能是河边、屋后、茅房或猪圈旁等零星地，诸如菜园、庄稼地那是万万不能有的，那是留给蔬菜、麦子们的。对于乡村的人来说，树贱，他们土里刨食，哪有闲情雅致跟一棵树掰扯？一切从填饱肚子出发。正因为如此，我们看那些称之为乡土树的，不是柳树、榆树，就是桑树、楝树等等，留下柳树可以考虑清明节祭祖扦插几支，留下榆树、桑树之类是要它们充当粮食的配角；赶上饥荒，桑果、榆钱、香椿叶也能抵挡一些日子；剩下的功能就是充当生活的物资，这些就是一棵树的最大功德了。

黑布鞋，黑绸裤，中式蓝色马褂，外加一顶带有帽檐的藏青色单帽，这是祖父留给祖母一生的印象，也是定格在我记忆里的形象。祖母告诉我，祖父是县粮站站长。我以为，只有这样的身份，才配得上大户人家出身的祖母。祖母有双娇小柔软的三寸金莲，还有满口的古诗文。她多次在淮河湾的夏夜里教我背诵诗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我躺在凉床上仰望星空，祖母端坐在凉床边，皎洁月光洒在她身上，那古老、慈祥而又充满悲悯的声音在我面前吟唱起来。祖母背诗与我们现在不一样，不是张嘴就读或者仰起脖子吼，她用小提琴一样的腔调，双脚击打着节拍，在蒲扇的摇曳和绸缎般的月色里低吟，天地间一片明亮。我不由自主地被其小脚所吸引。那得是一种怎样的爱恋和情愫，忍着锥心之痛，为心爱的人保留一双精致、柔滑的小脚？祖母神色得意：不裹脚，旧时女子哪会有男人要？

祖母与祖父聚少离多，好在他栽下一棵树。那棵树长势良好，从半人之高一转眼已高出我几个头了，树干也有拳头粗细。每次见到它，我都能感受到有股力量在内部蓬勃、奔涌和激荡，令人望而生畏；绕行，成为我迅速逃离它的唯一方式。

有村庄的地方，就有树的身影，陪伴着炊烟、草垛、羊群、明月和雨水。如此盛大的热情，依旧换不来淮河湾人的仰望。他们不拿正眼瞧它们，就像从不珍惜自己一样，披星戴月、餐风露宿地待在地里劳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越是这样，树们越长得欢。十天半月不见，一棵树突然就长出草垛、屋顶的高度，一只下蛋的土鸡飞上树梢“咯咯咯”地叫。

谁也不能碰那棵树。祖父的话激起我内心隐秘的叛逆，幻想着对那棵树做点什么，其时它已经有一人之腰粗了，叶子也蓬蓬勃勃的，金乌当空，大地上会呈现出无数圆形的光斑。我们最先想出的法子是火烧。这里的我们，自然包括大姐、二姐。我们把麦秆和稻糠堆在树下，打着灭蚊子的名义燃烧起来。烟火刚燃烧起来，父亲就从牛屋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严厉制止我们，祖父回来看到会要他的命呢。我们噤若寒蝉，避开那棵树，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其他树上，不管是大拇指粗细的、还是葳蕤参天的庞然大物，我们一律挥起镰刀，以寒光对着寒光，想象在那棵树上开展外科手术。一刀，一刀，见血，见骨，好在树是不会流血的，也不会叫喊。我们最终以散落一地的枝干、树叶等形式收场，转而把它们送进灶间，然后在炽热的火光和热量中奔向祖父身边。我想告诉祖父的是，那棵树我们谁也没碰。哼，其他树小命就不保了。事实上父亲和母亲也难逃干系，他们算是同谋者，以乐见其成的看客心态注视着我们，向一棵树要光和热。日子细瘦，每个人身上都需要温暖。其时他们奔走在淮河湾河堤上，挖掘树桩、砍伐芦苇，为即将到来的冬季所需的柴火做准备。

有次祖父深夜回到淮河湾，神色慌张地召开家庭会议。那次父亲、大伯、祖母是主角，我们是看客。祖父说，最近外面动荡得厉害，土匪抢粮食的事情在多地发生。那帮人都饿红了眼，看到粮食就抢，看上去要吃人了。粮站也加派了人手，他今后将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来。祖父说完，看向坐在墙角的父亲。父亲双手缩在袖笼里，嘴里叼着根土烟卷，只能朝祖父唯唯诺诺。祖父在家几天，安排这安排那，吩咐祖母，土匪要是进村，你就什么也不要带，逃命要紧。他又看了一眼祖母的小脚，从兜里掏出自己省下来的粮票递给父亲，轻微叹息了下。祖父离家前的那个傍晚，独自站在树下，晚照从祖父那顶藏青色帽子上铺下来，在低垂的天空下，大地越发辽阔、苍茫。

多年后我对带有帽檐的藏青色帽子依然印象深刻，进入中年的父亲像祖父一样，也戴着一顶同样的帽子，成为我们想念祖父的一种标志。父亲夏天戴顶单帽子，冬天则换上毛茸茸、罩住耳朵的厚帽子，帽檐是必须有的，他的说辞是有帽檐可以挡风、挡雪。

不久有土匪打劫粮站的消息传到淮河湾，有人有鼻子有眼地说还听到了几声枪声。对，枪声。祖父曾告诉我，他们站里也有一把枪，那是上面发下来用于防卫的。

祖父再次离开家后，许久没有回来，父亲从低矮的屋檐下走出来。

我们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父亲，有点不知所措，比如父亲会制作扁担—一种放在肩膀上担重物的工具，说得直白点，就是根简朴、粗陋的木头，也有人叫棍、棒，准确的叫法以扁担为妙；扁，是它的形，担，是它的魂，隐匿着沉重、品格和使命的意味，最靠近的一个词语，叫担当。这让我们很诧异，以往树枝树叶或再粗点的木材，也是扔进灶膛，而现在，父亲居然制成一根扁担。扁担，农具之一。一根不足两米的枝干，拳头粗细，即可制作成一根扁担。一棵站立的树，不就是静止在大地上的扁担？相比而言，树与扁担之间，只是多了一些枝叶而已，褪去皮毛，其本质上完全是一根活着的扁担。

我问父亲，做这个干吗？父亲把做好的扁担放在肩上试了试，对我们说，逃荒，逃命。扁担是农具中最简陋、纯朴的工具，离大地最近。我曾在《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父亲的生存档案》一书中专门写过父亲的光荣历史：十三四岁学会撑船搭草棚，会逮鱼摸虾，耕种打场样样在行，十五六岁就领门头过日子。大地辽阔，肉身渺小。而现在，我有理由怀疑，祖父在家的那些日子，教会了父亲很多东西，其中就包括制作扁担等物什。难道这是祖父对未来的隐忧和托付？

在制作农具上，我对父亲是充满敬意的。他深谙祖父的心思，也明了时局动荡，他必须站出来。当时大伯父体弱多病，重担自然落在父亲的肩上。从扁担出发，父亲越发不可收拾，树木在他的掌心里，越过血肉，放过怜香惜玉，向着树的纵深挺进，一番切割、锯断和榫卯后，逼出木质内部被遮蔽、隐匿的农具，比如树杈，即分叉的树枝，把它切割成一种叫木叉的农具；比如树根，斧伐锯断，制作出一个叫秧马的木器……让人叹为观止。在生活的舞台上，父亲上演着传奇的故事。一根木头在他的手下，经过无数次变形、嫁接、打磨、裁剪、烘烤、削砍等手段，被制作成打谷板、掼桶、木锨、木屐、夯、洗脸架、跺柜、木箱、纺车、太平车……

看着父亲，看着杂物间后山墙上一排排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木质农具，我惊恐地拉着大姐、二姐向着屋后跑去，还好，祖父的那棵树完好无损，彼时已郁郁葱葱，三两个人合围不过来。树在，祖父却不见回来。

不知怎的，后来我开始讨厌父亲，讨厌他对树木所做的一切。从学堂回到家，我把书包朝床上一扔，独自跑到屋后，凝视着祖父的那棵树落泪。我问过祖母，祖父什么时候回来？我要过河去找祖父。没有人理睬我，所有人都在埋头做事。大姐、二姐也保持缄默，低头纳各自的绣花鞋。

更加毛骨悚然的事情在后面。有天我刚进村口就看到院外挤满了人，走近一看，院子中央，自家的牛拴在枣树上，缰绳吊得老高，牛脖子必须仰起来才能保持正常喘息。旁边，放着一个正燃着煤球的炉子，一个铁制利器对着通红的火焰烘烤，铁器由冰凉到炽热，从黑到红，发出令人畏惧的光和热。有人说，小心点，别烫着自己。只见父亲戴着棉手套，嘴里叼根烟，回众人，不碍事。枣树根下，我看到一个带有半圆铁环的木器，还有一根手指粗细的木杆。有人捡起来看了看，对父亲说，再刮刮吧，疤疤癞癞的，容易伤到牛鼻腔。父亲转过身朝屋内大声喊叫，把刨刀拿来。

我知道它叫牛鼻栓，是彼时舞台的主角。牛鼻栓是什么？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对这器具不会陌生。简单地说，牛鼻栓就是由木杆和半圆铁具组成字母“V”形的器具，是专门用来卡住牛鼻子的工具。

人群把父亲簇拥在中央。父亲看了眼炉火上通红滚烫的铁条，吩咐三人把牛管好，一人牵着缰绳，两人抱着牛脖子。父亲说了声开始，只见他快速地从炉火上取过铁条，对着仰起的牛鼻孔把烧着的铁条穿了进去。一股烟雾从牛鼻腔里冒出来，牛发出一声低沉的哞叫，使劲地扭动了下身子。可惜，它的四腿早已固定在木桩上，缰绳把它头颅吊得老高，只能轻微地晃动，鼻腔里发出低沉的声响。待铁条从鼻孔里迅速拿出来，父亲紧接着吩咐，快把牛鼻栓拿过来，还有酒。有人递过来一瓶酒，父亲仰脖含了一口，喷入受伤的牛鼻孔内，然后套上铁具，系上绳索。至此，动弹不得的牛才被松开绑缚的绳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然后睁大眼睛，看着一大堆人，似乎有些惶恐与茫然。

父亲曾对我说过，牛鼻孔内部那块肉，最薄也最疼，这也是为什么拴住了牛鼻子就牵制住了牛。呜呼！现在，所有的力道都掌控在那个牛鼻栓上，缰绳掌握在人类手中，倘若人类稍不满意，小手一抖，从牛鼻孔里发出的力量，沿着皮囊、肌肉、经脉和骨骼传递，疼痛、痉挛和战栗迅速遍布全身，牛只能乖乖听话。谁能想到，力大无穷的牛，就这样沦陷在人类精心设置的小小圈套里。

我曾思索过牛鼻栓的尽头，迎接牛的是什么。翻开《庖丁解牛》，透着森森寒意的不是那把冰凉彻骨的尖刀，而是刀锋背后游走在牛身上那份痛快淋漓的熟稔，对牛周身经脉骨骼的熟稔。想必它在父亲的生活里早已演绎了千万遍。我再次想到了祖父，可是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当面问问他，这是他传给父亲的吗？

不只是父亲，我开始对淮河湾的树木也憎恨起来。如果不是树木，哪里还有牛鼻栓？它们间接地参与了对牛的扼杀，包括当时院子内外的众人，还有我自己。记得当时在人群中，我发出低低的哭泣声，没有人在意，也不会有人在意。他们都被父亲那耀武扬威的样子所吸引，伴随着一阵阵喝彩声和赞叹声，整个场地里，我和牛是弱小而孤独的；整个淮河湾，我和牛也是弱小而孤独的。

后来，我和父亲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我们家养了大半辈子牛，当一头牛走到生命尽头倒下后，没想到父亲竟然把整个淮河湾的屠夫们喊来，把它给杀了吃了，还佐以好酒好菜。我无法想象，在觥筹交错中，一头停止呼吸的牛躺在肉案上，随着刀片纷飞，在凝固的僵硬里，以五马分尸的惨状，大卸八块、十六块，或者随着行云流水般犀利的解剖，从完整到破碎，最后以块状的方式，在铁釜底枯树枝的熊熊燃烧中完成美食的命题。父辈啊，你们是如何咽下去、消化了的？

树枝爆裂，有火焰从炉膛内跳出来。从肉案到肉香里，所有的木头都是坏蛋，都是罪者。

我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看向祖父的那棵树，尽管祖父仍杳无音讯。我不敢多问，那仿佛就像面对可可西里无人区，祖母也不再多言。更多的时候，她和我一样，默默守护着那棵树，树从胳膊粗细长到大腿粗，再到腰粗，以及到后来几个人合抱不过来。当一棵树长到蓬勃巨大的时候，就不再是树了，而是神。湾里有人黑夜里悄无声息地前来，在树下做法事、烧上几张黄表纸，嘴里念念有词。

淮河湾的树越来越多。原本湖水、堤岸组成的故土渐渐被树木覆盖，到了盛夏，从空中俯瞰，湾里碧波荡漾，绿树层层叠叠。我好奇地问过祖母，他们也是在学祖父栽树？

树木的密集给湾里引来了另一类人，即专门以木头为生的人，淮河湾人称之为木匠，他们不知道从何处习得技艺，摆弄起凿子、斧头、刨子、墨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令人击节赞叹，比父亲专业。木匠是木头的天敌，也是木头的终结者。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以木为生，一个“匠”字，带着金属的寒意，沿着皲裂的树皮，锐利、冰冷地钻入，然后是全方位的测量、计算、切割和打磨，最终让一棵树以另一种面孔呈现。一棵树的消失，到一个新器物的出现，是让人欢欣鼓舞，还是让人逃之夭夭？我们无法窥知树的内部密码，或者新器物自身的闪亮。

彼时，我把对父亲的讨厌移到了那些木匠身上，没有一棵树能从他们斧头下逃脱。

在淮河湾浓密的绿荫里，木匠们开始了表演。最先下场的，是一把不知轻重的木槌，头大、柄细、身轻，它拥有细腻、细小、细碎的力道。榫卯之间，需要的不是一把铁斧的撞击，让两根木头实现紧密契合的一定是同根生的木槌，在臂力的作用下，配合得天衣无缝。只有木头懂木头，只有木头屈服于木头。

对一棵树而言，最大的危险是来自内部，就像那柄木槌。一块木头追击另一块木头，善良的那个总是最先停下来。这样，至少三块木头都能侥幸地存活，大家相安无事。当然，不是所有的树木都是软柿子，一定会有一根或者几根不听话的木头，在木槌举高的淫威里，在皮开肉绽式的捶打里，头断、血流，甚至骨碎，榫卯之间没有前行半步。硬木、铁木，还是树中风骨？这自然难逃木匠之手，他们从木箱里拿出木斧，朝着树身上最坚硬的部分一斧一斧地砍，一片一片地削，碎屑横飞，什么样的木头能守得住防线？令人最恐惧的，是一个叫锯子的工具，锋利起伏的铁片，在几根木料的助攻下，对一棵树展开咬牙切齿的讨伐，直到这棵树碎为齑粉。

木匠，这是淮河湾每一棵树、每一根木头、每一片木屑都要铭记、刻入骨髓的战栗音符。

祖父完全没了消息之后，我们大家庭这棵树开始走向分蘖，大伯、父亲成家后独立门户，三叔走招亲之路，远走他乡，其余几个姑姑像泼出去的水，分散四方，一个大家庭分成若干个小家庭，这也是淮河湾的习俗。有意思的是，祖父当年种的那棵树，在全湾人的惊奇里粗壮到三五人都合抱不过来时，谁也没想到被暴雨中霹雳的雷电击垮了，枝叶被烧焦，发黑，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祖母夜不能寐，那棵树是她的全部念想。不得已，我们用烧黑的木头为祖父打造了一副棺椁。祖母把棺椁分成片状，置于山墙边，避免我们往黑色死亡上想，以此减少我们对棺椁的恐惧。

诚然，提前准备棺椁，这是来自淮河湾的传统。除了担心死后没有棺椁睡，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只要棺椁在，祖母就相信祖父还没有死。他肯定停留在某个地方，不久就会回到淮河湾。那棵树被伐倒之后，神奇的是，雨后有芽苗从根部钻出来，以犬牙交错的形式疯长，不久又葳蕤起来，重返当初盛大的样子。

我们一家百感交集。为祖父，也为祖母，这也许是上苍的旨意。

祖母没有给我们过多讲述，她哀叹祖父是个短命鬼，在我们一再要求下，祖母告诉我们祖父死于乱世土匪的冷枪之下。我们每每要谈起祖父时，祖母都要把话题扯到那棵树上，或者父亲刀锯下的各种木器，因此我们只能谈树，谈树下的木器及藏在房里的棺木。可令我哀伤的是，这么多年在没有祖父的话题里，我们是如何面对一棵树，如何讲述一棵树的存在的？那些与树有关的动物、木器，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树的隐秘等等，都在它的生死轮回里若隐若现，就像祖父的背影，我们只能模糊地看着他远去。但是祖父栽的那棵树，始终清晰地生长在我们的视野里。依据祖母的描述，我也终于知道了那是一棵什么树，淮河湾人都叫它椿树，完整的名字叫臭椿，属落叶乔木，可以长到三十多米高，会绽放柠檬黄色的花序，有的人也叫它父亲树或长寿树，是长寿的象征。祖父没有等到他的椿树棺木，而祖母经年守护在祖父那口棺木旁，一直活到九十九岁才离去。尽管如此，我们始终认为祖父和那棵树并没有消失，而是进了天堂。

【作者简介：杜怀超，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作品》《北京文学》《雨花》等刊物；著有作品《苍耳：消失或重现》《大地册页》《大地无疆》等多部；曾获紫金山文学奖、老舍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