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24年第4期|张玲玲:盐湖
从西宁到阿尔金山脉的路,我们开了六天六夜。连天的暴雨引发了洪水,冲毁了盘山公路,遇到这样的地方,我们只能跳下车,蹚过去。
我们计划先去阿雅克库木,再去阿其克库勒,前后约一个月,最晚不迟于九月。降雪之后,山道封锁,很容易困在其中。阿雅克库木湖在阿勒泰境内,北靠祁漫塔格山,东接依协克帕提河,为新疆最大、最北的盐湖,这几年因气候变暖,融冰加剧,湖面一直在扩张,较之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一半有余。
起先还算顺利,在阿雅克库木湖的十天,我们即完成了全部采样工作,于是按照计划,继续南下。车子在山道上爬坡、下降,目之所及,皆荒凉一片。大地像破旧皴裂的剑麻黄毯,山顶笼罩云雾,积雪永远不消,宛如一顶顶三角小帽。有时能看见羚羊,它们在旷野幽谷中跟着车子竞跑,似乎想弄清车里坐着的究竟是什么。
快到山里时,道路骤然收紧,最窄处仅能容一只大型野兽通过,如牦牛、野驴、马熊。我们卡在了隘口,杨队下车查看,又跳上了车。“走河床吧,”他说,“这里走不了了。”
牵引车拖着钻井车走在前面,皮卡和吉普在后面跟随。河床早已干涸,优点是够大够宽,缺陷是太软,没开多久,牵引车的轮胎就陷入了泥里,寸步难移。我们套上绳索,又拖又拽,费尽力气,才将车子拉出泥潭,自己却溅满了泥浆。
四辆车,平均每部至少陷了两次,原本一天的路程,足足走了三天。此时已是7月8号,比预计的时间晚了好几天。我们担心接下来的工作进度都会受到影响,一到湖畔,即开始扎营、安井。我们选的位置在盐湖东面,喀拉乔卡山下,这里的沙地平缓干洁,东西为盐碱沼泽地,旁边还有淡水,是理想的扎营地。全部安顿好之后,我们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四人钻井,我们四人——杨队、大元、小杜,我——则将皮艇充气,准备上湖采集卤水。
正值中午,炽阳高照,将河滩晒得发白,湖面波平如镜,将炫目的光线逐一返还。我们脱下厚厚的防风外套,扔在营地的工作车上,穿着救生衣和雨裤,踩着湖水,爬上了船。
坐在艇上,望得到西面群山,析出的盐柱散落在沼泽,精巧而莹白,那里是小独山及丁字口,阿尔金南部及昆仑山西部的多条径流经阿其克库勒河,源源不绝地汇入湖中。北部则是大小园山及大沟岔。已经夏季,山峦仍呈棕褐色,稍缀青翠。湖面散落着三座岛屿,最小的那座碱地岛尚未命名,另外两座分别是大舰岛与小舰岛。
皮艇忽然停在了湖中,看看时间,开出去还不到二十分钟,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发动机仍旧纹丝不动。四人之中只有杨队略懂机械,检查完毕,他说水泵叶轮没问题,喷水口也没堵塞,高压包、点火器、导线、火花塞也都正常,问题可能出现在内部。
我们稳住皮艇,起身呼叫,但机械隆隆不绝,盖过了我们的呼叫,同事们仍在按部就班地工作,并不知道湖上发生了什么。
抬头望去,刺眼的日光渐渐暗淡、柔和,像一团灰白的石头,隐没在铅灰色的云后,似乎有种变脸的征兆,大元提议:“用手划回去算了。”
我们同意。但手刚探进湖中,还没怎么划动,湖上就刮起了大风。大风自东而来,将皮艇向西吹去,又卷起湖水,灌进我们的衣领,把我们的身体浇得湿透。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紧紧抓住绳索,身体贴着船底,等待大风过去,但风势有增无减,皮艇在巨浪中上下翻覆,并不比一片枯叶更坚固,营地越来越远,最后彻底看不到了。
风刮到了天黑才停下,幸运的是皮艇没翻,最终搁浅在了湖岸,我们下了船,拿出指南针,想弄清自己的位置。
——东经8833,北纬3659,和营地的直线距离是三十里,它在东北,我们在西南,两地怀抱一只钝角河湾。
地图显示,沿着湖岸一直往南,可以走到营地,但这样的话,差不多得走五十公里。出来时还是中午,气温高达三十摄氏度,日落之后,温度骤降,仅靠这点衣服,根本走不了那么久的路。此外还得提防夜间野兽的袭击,如遇马熊、狼群,我们毫无还手之力。
同事们没见到我们回去,应该会出来找,只是偌大湖面,漫长岸线,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拿什么作为信号?
杨队想到了枯草。枯死的莎草和杂草,含盐量高,含水量低,一点就燃。我们沿着湖滩搜寻了一圈,凑齐了一小团,枯草点了起来,微弱如尘,没一会儿就灭了。
继续找寻枯草不现实,四人分开行动,一旦有人落单,后果不堪设想。当务之急是找地方休憩,天明后再做打算。我们沿着湖畔向南,走了五六百米,最后在贴近山脚的地方找到了一小块凹岩,底部能容纳五六人,上方山石平平伸出,好似屋檐。前面就是湖滩,如果有车经过,不大容易错过。想到皮艇还在岸边,说不定会被风吹跑,我们又跑了回去,将它拖到了岩下。
一个下午都没喝水,感觉渴得要命,舌头成了木塞,鼻腔干得冒火,但只有一壶淡水。壶在八只手中静静传递,每个人都克制着自己,每次只喝一到两口,抿一抿,就递出去。
还有一小包苏打饼干,大元随身带着的。每人分了一片。他只吃了半片,说怕口干,等杨队把水壶给他,他又只喝了一口。
月亮已经升到了半空,星星闪着呼吸般微弱的光,黑暗犹如实体,侵占了光线。风在石孔间穿梭,不时发出细细的哨声。有一阵没人说话。小杜问那声音是不是狼,杨队说应该不是。
“20世纪80年代,我导师在察尔汗采集碳酸盐石,就遇到了狼群。一共七只,凑近他,嗅了嗅,又走了。”
“真悬,”小杜说,“20世纪80年代……现在狼少了吧?”
“几年前少了,这几年又多了。去年冬天太冷,它们没吃的了,就攻击牧民的羊和牦牛。七八头狼能干倒一只八九百斤的牦牛,三只野狼就能把一头牦牛吃得一干二净。前几年我们去西昆仑北坡的采盐点,路上遇到了一个维吾尔族向导,给我们带进了村子,让我们住在他家厨房里,住了几天,后来一直都有联系。今年二月,他忽然问我,要不要买狼牙。我问他哪儿来的,他说自己打的。狼闹得太凶,咬死了上百头羊,还攻击老弱的牦牛。一头牦牛一万两千块钱,国家给上保险,如果病死的话,可以赔六千,被狼咬死只能赔两千。他和另一户牧民,拿了自制的土枪,打死了狼,撬了狼牙,想拿出来卖,补回一点损失。”
“我见过熊,”大元说,“上次去热觉茶卡,在湖边见到了两只棕熊,一大一小,看着像一对母子。大的见到我们,人一样站起来,紧盯着我们瞧。瞧了一会儿,又放下前掌走了。我们待在那儿,动也不敢动。后来猜,估计是带着孩子有所忌惮,不然那么大个,一车人都不够分的。”
大元和杨队都有过多次科考经验,我和小杜还是新手。我猜他们说这些,其实是让我们打起精神,别睡着,一旦睡了,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我有些疲惫,但睡不着。
水壶又拿出来转了一圈,转到我这儿,我忍不住掂了掂,发现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一。离天亮还有六小时,危险的水位。杨队问我们感觉咋样,头疼不疼,胸口闷不闷。我除了冷,感觉还好,小杜心脏略有不适。
“大家多留意外头,说不定他们半夜会找过来。如果到天亮还没出现,咱们就往营地方向走走,沿途说不定能遇到。主要是水不够了,干等不是办法。路上还可能遇到淡水。有动物的地方,一般都有淡水。”
“明白。”
我觉得很冷,懊悔之前不该将衣服扔在车上。本地天气多变,不上湖时风平浪静,皮艇一旦碰水,即狂风大作,有时甚至会下起冰雹,皮艇被刮走也不算多不寻常的事。只是风不会持续那么久,也不会刮出去那么远。湖水不深的话,同事们多半会选择跳下皮艇,跑回营地。
我知道这种事情很难完全避免,但还是有些埋怨杨队。他们应该准备得更充分些。譬如好好检查一下发动机,不至于上湖之后傻了眼。现在就像灾难叠加灾难。
大元继续说着故事。
“有个真事儿,院长以前去盐湖,勘探晚了,走不回营地了。他和助手两人就挖湖边的胶质土,垒了一堵墙出来,两人蜷在墙后过了一夜。那是真他妈冷啊,风一吹,两个人缩成一团,后来他就有了个外号,叫‘团长’。他自己大概觉得这外号挺有意思。”
我知道这故事,但并未因此受到宽慰。他们那代人,按照他们的说法,幸运地赶上了一个需要资源的时代,一切都是为了建设服务,实用性成了他们远离风暴、获得庇护的手段;到了我们,很难说面对的威胁是变得多了还是变少了,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孱弱、平庸,外部的威胁还没到来,自己已被自己击溃。置身荒野也不会变得崇高或特别。也可能卓越本就罕见。我们读着历史择拣后的传奇,幻想自己离他们很近,实际上却相去甚远。我最羡慕的不是他们的智力或想法,而是强硬的意志与旺盛的体力。我怕饥渴,也怕失温,怕对他们来说哪怕是最简单的困境。我不想把生命当作职业的砝码。我希望一切都长,领悟慢慢产生,而非戛然而止。以这样的方式搁浅在此,我觉得十分愚蠢。
小杜问:“咱不会死在这儿吧?”
“不会。大伙儿再凑近些,冷的话,就搓搓自己的四肢,注意力度,别太猛了。”
“他们晚上会找来吗?”小杜说,“能找到吗?”
天亮了,同事们没有出现,而淡水早已消耗殆尽,我们决定不等了,往营地方向走去。皮艇不能留在这里。杨队扶着小杜,我和大元拖着皮艇,没走多久,便感觉眼冒金星,再也走不动了,杨队说算了,撂了吧,搁在山岩下面,回头再取。
初升的太阳橙红温软,过不一会儿,光线迸溅开来,散落大地,将一切都照得白乎乎、热烘烘的。日光带走了夜间的寒气,将盐粒留在身上,令皮肤发紧,衣服干粝。我头很晕,后脑勺像被谁重捶过,神经阵阵抽痛,眼眶压迫着镜框,像要把眼珠挤出来。我知道自己脸肿了,但不是最严重的那个,小杜比我严重得多。
我渴极了,恨不能跪下,抱着湖水狂饮。它们看上去澄澈又宁静,湖上一丝风也没有,以至于给你一种幻觉——其入口也必定是甘甜的、清冽的。但湖上零落的鸟羽是一次提醒:那些被美丽所诱、俯冲下来寻找食物的鸟儿,正是这样被湖水吞噬的,没有生还的余地。
不管怎么说,我们够幸运的了,没被风吹进湖里,也没被野兽袭击,甚至最危险的失温也侥幸逃过。如果能来一场雨就好了,可以聊解干渴,只是天空明亮耀眼,一丝黑云也无。
我在沙地上努力识别动物的痕迹,一点爪印也不放过,大元忽然停脚,问我们有没有听到叫声:“就在右前方。”
我们屏息聆听,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就看见了那群绿头鸭,总共有十来只,它们聚在一起,叽叽呱呱,像开着小型会议。再走近些,我们看清了它们围聚的地方正是小片水泊。于是快步上前,赶走鸭子,跪在砂石上,用手掬着,拼命喝了起来,一直喝到腹胀恶心才停下。
我们喝够了,水壶也灌满了,最初的恶心过去,饥饿终于回过神,开始持续啃噬胃部。不算之前的饼干,我们已二十四小时未进一餐,最后一顿是在营地吃的午餐,有卷心菜、茄子和豆干。大元说,回到营地后,他得吃一整盆儿土豆炖肉。我想吃点带汤水的,譬如面条。小杜说他想不出吃啥:“感觉又饿又恶心。”饿过头差不多就这滋味。
最难受的时候,我们抓起脚下的枯草,嚼一嚼,咽下去,好让胃里有点可以研磨的东西,不至于持续空搅。这里的路面看上去平缓,实际上很不好走。有些是盐和砂砾的混合,踩上去硬邦邦的,不留神就能戳穿鞋底,有的则是薄脆的地壳,一踩就塌,一塌就陷,不留神的话,很容易扭到。雨裤穿在身上,闷得人快要脱水,又不能脱下背着,衣服湿了又干透,汗在后背结起了霜。杨队不时拿出指南针核对位置,以防偏航。但走了很久,也没见到车或营地的影子。小杜体力不支,而且越来越糟,我们不时停下等他,行进速度一直在下降,看样子天黑之前不可能赶到。
“我走不动了,”小杜好不容易追上来后说,“你们先走吧,我慢慢跟上。你们和同事们遇到了,再回来接我好了。”
他鬓角挂着汗,一说话就滚了下来,原本瘦削的脸胖了一圈。
“我陪他吧,”我说,“我俩慢慢走,他一个人不行。”
大元坚持他陪,他觉得我太年轻,两人一起走丢了,咋办?
“不争了,都慢慢走,”杨队说,“万一还得熬上一夜,那就熬吧,他妈的死不了。”
“那这样,你们在前面探路,我扶小杜,不跟你们差太远,要是你们看到我们掉队了,就等一等。”
“这样也行。我们先走,走慢点,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喊一声。”他摘了水壶递给我,“你俩拿着。”
杨队他们朝前走了,我把胳膊递给小杜,他说不用,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还剩下多少路。
“刚才说三十里,那现在估计还有二十七八里,咱们没挪多少。”
他因为耽误我而道歉,我说这没什么。在所里的时候,我不觉得他会是我视为朋友的那类人,但现在我们却是共同体。我告诉他,不必着急,慢慢走就是,说不定待会儿大部队就赶到了。走得太快没什么意义。
“你体质真好,”他又说,“是之前运动得多吗?”
杨队在前面停了下来,我们以为他们在等,略略加快了速度,走到那边,发现那里有条河流,不宽,至多两公里,也不算深,刚及胸口。
“能走吗?”
“刚才就试了,”大元说,“蹚不过去。”
高原上的河流,水浅流急,体力好的时候都可能被冲走,别说现在。
没有其他路了。大元束好雨裤,又往水里走了几步,他碰到了一块圆石,趔趄了下,差点摔倒,只能退了回来。已经傍晚,太阳从容走到了山脉西面,漫不经心地收回自己的暖热,等它一落山,我们也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可能是什么。
我们站在河边,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忽然传来了车子的声音。是士昌和玉喜。他们就出现在那儿,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形象。我们大喜过望,隔着河流,朝他们拼命挥手。
起先他们想开过来,但那辆吉普吃水深度也就七十厘米左右,因为担心熄火,开了几步就停下了。士昌套上救生衣和雨裤,将高筒橡胶靴上部扎紧,腰上捆上绳索,绳索一头拴于车尾,然后背着两个救生圈,慢慢地涉了过来。小杜高反严重,由大元护着先走。等到他俩回到岸上,士昌又蹚过来,将救生圈抛给我们。前后费去三小时,我们终于全都上了车。
上车后他们才说,我们在岛上挨了一夜,他们在营地也是一夜没睡,天亮即分了两路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遇到。上车后我们每人灌了两瓶水,吞了一张饼,感觉终于缓过来了些。我很想倒头就睡,但皮艇还留在岛上,没了设备,工作无法继续,只能等海川和薛明回来,再用他们的车子把皮艇运回。
运到后,海川就着灯,将皮艇检查了一遍,说总体情况还好,没有刮擦,也没漏气,发动机失灵的原因找到了,是变速箱的轴承坏了,铁絮在齿轮油里飘得到处都是。我们没有零件,只能去县城找专业的师傅修理。县城离我们差不多有三百公里。
“今天先睡,”海川说,“明天再说。”
小杜感冒了,吃了药,但至少得休息两天,杨队留在营地看守,最终是我和大元开着皮卡去若羌县城。我们轮流开,开了三天才到。我们先找了家修理铺,师傅检查完,说至少需要一个下午,晚上开回不可能了,我们就近找了家旅店。
就算没有风沙,这里的天空也呈黄灰色,像是泥块抹过一样。我们在一家回民餐厅吃晚餐,听见邻桌有人在聊天,说起洪水的事情,说是许多路段都被冲垮了,包括县城和湖岛间的路段。我们对视了一眼,意识到回程的路可能会变得很难。有过上次的教训,我们一离开餐厅,就去了隔壁超市,买了些罐头、水果、瓶装水,又买了些螺丝、钉子、胶布、胶鞋、雨披,然后回到修理铺,想催促师傅赶紧修完。但修理铺关门了,伸缩门上贴着手机号码。我们打去电话,求了半天,他才肯下来——原来他就睡在铺子楼上。修完皮艇,装回车上,我们松了口气,这才感觉安心了些。
我没睡好,一晚上都能听到雨打玻璃的声音,淅淅沥沥,下个没完,醒来时发现还不到六点。我起身上厕所,回来时发现大元也醒了,坐在床头发愣。我们洗漱,吃早餐,开始赶路。
注意安全的同时,我们尽量开快些。国道被冲得不像样,泥水里头什么都有:瓶子、袋子、木架、铁板。之前在县城,四处都能听到洪水泛滥的传说,据说有些山势低的人家,整个屋子都冲垮了,只剩下一个铁门。营地很难不受影响。我们担心同事的安危,渴了就喝矿泉水,饿了就吃罐头和干粮,紧赶慢赶,好不容易才赶到。
营地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人没事,但上游的洪水冲到了湖岸,冲倒了帐篷,将我们的生活物资和个人物品卷走了大半。被冲走的还有好不容易采来的岩芯样品。样品丢失,意味着这趟的工作全部清零。不仅是经费的高额,还有重复的身体及精神折磨。过去的二十天,谁也不想重来,至少短期内不想。
物品在湖中浮浮沉沉,两侧的沼泽已经成了汪洋。动物们全都迁徙到了山上,水鸟一只都见不到了,刚来时,它们藏在岸边,发出柔和的咕咕声。湖面漂着被冲走的速干衣和长裤,衣服被泡得鼓胀起来,像浸发了的尸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什么都不能做。隔了一会儿,杨队忍不了了,套着救生衣,跳进了水里,薛明也跟着跳了下去,接着是玉喜、士昌,四人联手,捞回了装着样品的箱子。
好在样品都在一个箱子里,找到了样品,日用品的损失多少有了些补偿。更迫切的问题是钻井车,车子半截陷在了泥里,平台能打钻取样,但是不能移动。仅凭人力,不可能将其拉出,只有仰仗牵引车的力量。
扎营之后,牵引车就开回去了。杨队打电话给所里,请求支援。但等了很久,迟迟不见车子到来。再打给所里,说牵引车已经派出了,应该在路上。于是我们继续等。但车子还是没来。隔了几天,牵引车的同事打电话来,说车子经315国道向西时,在花土沟遇到了泥石流,人跑了,车还在那儿。
过来救援的路上,他们刚开到河谷,就看见山头笼罩着厚厚的阴云,猜测上游正在下雨,于是停车观察,忽见一条黄色的泥流隆隆而来,他们暗叫不好,冲上车子,想驱车离开,但车子却陷入了泥里,一动不动。泥流越来越近,带下巨石,击溃栏杆,将道路砸得稀烂,他们只能弃车逃跑,好不容易才逃脱。某个瞬间,泥沙几乎贴着脚底而过。事后听说,就在他们弃车的地方,一辆越野车被埋在了泥里,车上四人全部罹难。
牵引车和钻井车全都埋在了泥里,我们还剩一辆吉普、一辆皮卡,我们乘着皮艇,捞回了一些被冲走的包装还算密实的物资。但能支持多久呢?接下来怎么办?
回去太不甘心,留下又缺乏支持,杨队组织开了个会,商议的最终结果是,四人留下——杨队、小杜、士昌、薛明,将能做的勘探继续做下去,我、海川、大元和玉喜四人,则开去最近的检查站,寻求支援。我们拿了三天左右的水和吃的,开走了吉普。一出外面,发现险情仍未消除。河水高涨,车辆行驶在盘山公路上,下面就是激流深谷,浊流冲刷山岩,水面被峭石撕开,露出狰狞的面目。我们尽量白天多赶路,天黑即停,赶了整整两个白天,才到达检查站。
站点是空的,只有一个白屋子,孤立在平原上,让人想起牧民弃用的地窝子。为了躲避洪水,人员早就撤走了。我们待了片刻,汽油还剩下最后一桶,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停在半路。
海川忽然想了起来,说这附近就是中石油的勘探基地,人员撤走了,但还有些物资在,有时过路的科考队伍会去那边找吃的,这样可以不必折去县城。我们去了基地,在粮仓内找到一些散落的罐头,早已过了期限,豆子、大米的袋子被老鼠咬开,散了一地。
我们拿了一些罐头,商定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打开。车子沿着国道一直向西,上游比下游积水还严重。车子在泥水里艰难跋涉,我们开得小心翼翼,就怕忽然熄火,但开到青格力克附近,车子还是进了水。海川跳下车,掀开车盖,关了打火器,拆去负极线。他担心点火器报废,想等水排净后,再做启动尝试。
这里离检查站还有二十多公里,要是车子没出事,可能四十多分钟就能开到了。但经历了过去的几天,哪怕发生更为倒霉的事情,我也不会多吃惊。没有选择,走就是了。海川和大元轮番开车,体力有些透支,我和玉喜自觉还能走路,于是拿了水和吃的,装进包里,又拿了电筒和电池,准备出发。正式上路前海川叫住我:“车子能动了,我们就开过来找你们。”
我点点头,紧住包带。路上几乎见不到什么车辆,但烂泥中嵌着车辙,偶尔能看见蹄印,泥水汪在车辙砌出的堡垒里。颠簸一路之后,徒步并不难挨,更像福祉。玉喜走得快且稳健,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除了走路、呼吸,什么也不想。他的方法很管用,有那么一会儿时间,我感到自己似乎找到了节奏,步履轻捷,呼吸平顺,不饿不渴,毫无疲惫之感,这让我想起更年轻的时刻——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疲劳是什么。
天黑之前,我们赶到了检查站。检查站只是两间铁皮屋,一大一小,煤炉堆在墙角。这个季节,夜间也得点着,到了八月下旬,炉子也起不了太大作用。我们给他们看了证件,解释了自己的处境,表示希望他们能提供援助。
站长还很年轻,个头不高,肩背滚圆,脸宽宽的,皮肤黑红,戴一副眼镜:“不好意思,这个还真帮不了。”
检查站没有车,唯一的车被开去巡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食物倒还有些:奶茶、馕饼、手抓羊肉。物流中断,物资送不到这里,他们拿的是之前的存货。
我们喝了奶茶,吃了肉和馕饼,真心实意地道了谢。鞋袜湿透了,汗水混着泥浆,泡得脚皮发烂。在站长的劝说下,我们脱了鞋袜,放在炭炉旁烤干。我这才发现脚肿了,脚背有瘀青,但不知道在哪里、何时撞的,走时全无察觉,不碰不疼,不像腰背,坐下来的时候,就挺不起来了。
站长给我们收拾了一张床铺出来,他以为我们会留下。我想不好。海川说过,如果车子能动,他会想办法追来,但现在已过八点,仍没任何追来的迹象,说明他们还困在洪流中。车上还有点水,但没吃的。他们撑不了太久。
我看看玉喜,他没说话,但我知道他和我想的一样。
“这么晚还走吗?”站长说,“住一夜吧。我们这儿虽然条件艰苦,但还算安全,万一路上遇到点儿啥呢?”
见劝阻不了,他不再挽留,而是帮我们把抓肉、馕饼装满了包袋,拍拍我们的肩膀,祝我们一路平安。
“上次那么大洪灾还是十多年前,一九九九年,我那会儿也就十来岁,”站长笑道,“你们也算赶上了。”
我有些头晕,分不清是疲劳还是高反,只能睁大眼睛,以看清眼前的路。晦暗天幕下,电筒最大的用处可能不是照明,而是给过路车辆以提醒,提醒他们还有人在这条路上。但没有任何车辆途经。我还能看到我们来时的足印,似在说明,没有同行者,只有自己。
不管怎样,回去的路还是比来时好熬,至少走过,有所预计,不会觉得道路无穷无尽,走一步,就膨胀些。
又下雨了,雨量不大,还能接受。我们从包内拿出雨披,套在身上。雨将视线打得一片模糊,我不断抬手擦拭,这个动作打断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秩序,我渐渐感到,体力正逼于极限,背包比石头更沉。那天在山洞,我还尚有兴致看看空中的星星,听听大元、杨队的故事,但现在一抬头,水就灌进了嘴里。
真该休息一夜。说不定他们也认为我们会留在站点,睡上一夜。可一旦这样想,路就会变得更长,包会变得更沉,疲乏就变得难以容忍,终点越发遥不可及。
我的脚扭了。没踩到坑洞,平地上扭的。很轻的咔嗒声,紧接而来的就是剧痛。我平衡住自己,照着之前的速度,继续行进,但疼痛开始加剧。我将重心挪到了右边,尽量用右脚发力,但没走多久,髋骨和尾椎就有些受不了了,左脚的疼痛却丝毫未曾缓解。
玉喜看出来了,问我怎样,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我告诉他没事。
“还能走吗?”
“没事。”
“不能的话咱歇会儿。”
“没事。”
“别逞强。”
“真没事。”
我不是逞强,而是觉得,停下对于脚伤于事无补,反而让它更显煎熬。疼痛只是一种神经的主观感受,我对自己说,既然是主观的,那么它就可以被钝化,被扼制,被降伏。这点自我催眠起到了些许作用,至少疼痛不像之前那么不可忍耐。我也不去想行程是否在缩短,余下的路还有多少。我什么都不想,只是走啊走。雨停了,启明星已经升了起来,像一枚金质的勋章,镶嵌在深蓝天宇上,变得越发熠熠生辉。大地和天空的交接处,沉郁的绀色渐渐褪去,瑰丽的金红矿液从云缝里溢出,红色最终占据了全部的优势,铺天盖地,声势夺人,将山脉装点得犹如新郎。没过多久,天空结束了它盛大的光影表演,再次变得灰白、宁静,就像几个世纪、几万万个世纪以来一样。这种变化丝毫没有减损黎明的美,反而更衬出其珍贵,那短暂的、恢宏的光线驱逐了缓缓逼近的疲倦,驱逐了深夜梦游般的不快。它们也给我一种感觉:夜晚和白天是从我的脚下横移过去的。
我看见了皮卡,较之原来的位置,也就多挪了一公里,车子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轮胎印。我们走上前,敲敲车窗,他们醒了,打开车门,让我们上去。我撑住右腿,玉喜托住我胳膊,向上稍稍抬起,把我扶进了后座。
车子修好了,能够点火,他想追过来,却陷在了泥里。海川叫我们先睡,睡醒后再说。
我在后座检查伤势,受伤的位置在脚踝和跟腱之间,已经鼓了起来,略有红肿,摸上去发烫。小时候踢球受伤的位置就在这里,出过问题的地方总会再出问题。我判断了下,感觉骨头没事,休息两天应该能好。我躺下来,将外套蒙在脸上,抱起胳膊,蜷在位置上睡着了。
我不知道睡了多久,一小时,两小时,都可能,醒来感觉全身发冷,左侧脖颈酸胀,外套落在了地上。玉喜坐在前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睡着。以这样的姿势睡去,实在难言舒适,等到彻底清醒之后,我感觉还是好了不少。想起昨夜的长路,我不免有种惊奇,那股力量仿佛是我自己发掘出来的一样,在这之前它们不过是在沉睡而已。午后光线渐渐敛去,道路开始发灰,但雨停了,洪水也在后撤,可以很明显地感到,那股狂暴、凶狠的力量已经衰萎,不会再来了,昨晚是最后一次。等到洪水彻底退去,我们就下了车,拿着铁锹、钢钎,尝试着挖出车辆。
一辆高原东风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再一看,后面还跟着十来辆,有大巴也有卡车,卡车用军用防水布捆得结结实实,交流后我们才知道,他们是去往阿尔金的淘金车队。领队的撒拉人面相凶恶,口气却还和善,他分给我们几根烟,吩咐后面的车子把我们拉出泥潭。
车队走远了,我们才咂摸出滋味,却不知道怎么判断,于是笑了笑,谁也不去主动谈论。玉喜没有抽烟的习惯,他把烟调了个个儿,夹在了耳后。后来的那段路,我一直盯着他耳后的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能什么也没想,说实话,这感觉并不糟糕。
开到花土沟的时候,我们拉下车窗,减缓车速,却始终没见到车辆。这是个荒凉的小镇,建筑虽然是新的,但看上去就像废弃了一般,泥白色的墙面被夕阳染得血红。我们开了一圈,找到电话,打回营地和所里,问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们,牵引车以及新的救援车辆都在县城。我们加完油就往县城开,到了那边,两方人马才终于会合上。此时距离出来已经过去了十天,营地的物资根本撑不到那么久。我们没有休息一秒,就跟着救援车队踏上了回程之路。我不知道营地什么情况,但我知道他们在等着我们。开进山谷的时候,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雪,还是八月初,雪不该来得这么早,雪落在河谷、道路,宛如小小的盐粒,这些来自天空的白盐,将干了的泥块又融化成泥浆,似乎正竭力地将它们拽回自己的来处。
【作者简介:张玲玲,女,1986年生于江苏,小说见于《收获》《十月》《作家》《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小说界》《芙蓉》《山花》《青年文学》《西部》《长江文艺》等,并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思南文学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选载。出版小说集《嫉妒》《夜樱与四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