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长书 | 《登春台》：先锋作家如何书写改革开放史？
2024年，中国作家网特别开设“短长书”专栏，邀请读者以书信体的方式对话文学新作。“短长书”愿从作品本身出发，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也愿从对话中触及当下的文学症候，既可寻美、也可求疵。纸短情长，我们希望以此形式就文学现场做出细读，以具体可感的真诚探讨文学的真问题。
众人熙熙，如春登台。《登春台》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这部长篇中，格非写下个体精神的成长与时代的磅礴涌动，“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登临之后，如何勘探与谛听自身？“短长书”第10期，批评家罗雅琳、孙大坤关于《登春台》提问与答问，分享小说中“生活的矛盾”，以及格非书写中的差异与特质。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本期讨论
《登春台》，格非 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入选作品。
上午九点半，中关村软件园东侧的丁字路口，人流如潮水般漫上街面。周振遐头戴一顶草编的遮阳帽，沿着上地西路，不紧不慢地踽踽独行。一阵轻微的痉挛在他腹部生成，并逐渐增加了力度。头部的剧痛让他视线一片模糊，几近失明。
在陷入昏迷之际，既来将往的人和事，杂然丛集，旋生旋灭。与此同时，周振遐仿佛听见一个遥远而庄重的声音，在不断地向他提问，并催促自己诚实地予以回答……
《登春台》聚焦于1980年代至今四十余年的漫长时间里，北京春台路67号四个人物的命运流转。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分别从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城来到北京春台路67号。他们四人的故事在这里轮番上演，又彼此交叠，共同凝结成一整个时代的蓬勃涌动。
作者简介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和《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褐色鸟群》《迷舟》《相遇》等；另有论著和散文随笔《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博尔赫斯的面孔》《小说叙事研究》《文学的邀约》等。2006年获鲁迅文学奖，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2016年获年度“中国好书”。
短长书
罗雅琳，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专著《上升的大地：中国乡土的现代性想象》，编著《洪子诚研究资料》，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探索与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曾获第十二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大坤兄：
你好，好久不见！
我最近在阅读格非老师的新作《登春台》时遇到了一些困惑。小说中沈辛夷的故事发生在浙江、湖北和北京三地，我想起你也有在这三地长期生活的经历，于是很希望与你一起探讨，不知道能否请你为我解惑？
我的困惑，来自《登春台》对于1990年代社会生活的书写方式。你知道，近年来我一直关注文艺作品中的“重述1990年代”现象。《登春台》中不少故事的起点都发生在1990年代，沈辛夷的父母在1990年正月结婚，蒋承泽1996年在中关村创办公司，小说从2003年开始写后厂村的故事，这也基本属于所谓“长90年代”的范畴。《登春台》与当下大部分重述1990年代的文艺作品分享着类似的题材，但又在表现方式和书写风格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是基本模式上的差异。当下的“重述1990年代”主要遵循两种模式：正剧模式与悬疑剧模式。正剧模式重在讲述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的成功故事，以讲述北京知识精英创业故事的《中国合伙人》为开端，以从国企、乡镇企业、个体户、海归创业四条线索全面讲述改革开放史的《大江大河》为代表，以辉煌史中间杂着失落史的《繁花》为变奏。悬疑剧模式意在治愈市场经济初期的无序状态所遗留的历史创伤：从小说领域中双雪涛对于以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的罪案悬疑故事的书写，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地久天长》《漫长的季节》等一系列影视作品，均是其代表。
《登春台》的故事主线也发生在1990年代，在四个主干故事中，沈辛夷的故事涉及其母亲的创业沉浮史，陈克明的故事涉及后厂村的崛起，周振遐的故事涉及地处中关村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发展史，小说还提到了费孝通的“苏南模式”理论和当下的“物联网”“民宿热”与“养老产业热”。这都是标准的正剧题材。但奇怪的是，作家对这些题材都是从侧面来写的，我们只能从细节处影影绰绰地捕捉到那些与时代有关的内容。剩下的窦宝庆故事与他为姐姐报仇有关，这又是标准的悬疑剧题材。但在小说中，窦宝庆故事的悬疑性来自于叙事空缺与元叙事的先锋小说技巧，作家并没有以破案的方式来展开这条线索，小说中也没有人主动想要追寻过去的故事。窦宝庆的故事终结于他主动说出真相，这完全颠覆了悬疑剧的套路。
第二是情感基调上的差异。很多重述1990年代的文艺作品都追求一种刺激感：正剧模式的主人公一路升级打怪，受到高人指点，遇上时代风口，加之以不屈不挠的个人奋斗，最终获得重大成就；悬疑剧模式也与此类似，主人公一路奇遇，不断发现新线索，加之以不屈不挠的追问探索，最终破解疑难案件。但《登春台》没有这种“刺激感”，小说不是终结于某个人物的成功，而是在人与他人、自然、命运、世界的和解中，呈现出一种难得的舒缓感。
第三是叙事结构上的差异。如果涉及多个主人公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不同际遇，那么，大部分重述1990年代的文艺作品是“麻花辫”式的，各个主人公的故事固然有其主线，但处处绞合在一起，共同汇成时代精神的主潮。比如《大江大河》中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梁思申等人，虽然奋斗领域并不相同，但因事业合作或私人感情而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再比如电视剧《繁花》中的阿宝、汪小姐、玲子、李李，也是这种模式。《登春台》中的四个主人公沈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正是大学生、北京土著、农民工、科技创业者四种人物的代表，但四个主人公的关系极为松散，甚至可以说没有发生真正的深度联系。小说几乎是在一个人物故事彻底结束之后才开启另一个人物的故事，也似乎没有要讲述他们如何在神州联合科技公司共同创业的意思。所以，《登春台》不仅没有采用“麻花辫”的叙事结构，更没有要把不同人物的线索汇聚成为时代精神主潮的意图。
总的来说，在我的阅读感受中，《登春台》与其他“重述1990年代”的文艺作品之间，有着许多值得玩味的差异性。而且我猜想，作家或许是有意要造就这种差异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颇具哲学意味的论述：书名《登春台》就来自于《道德经》；神州联合科技公司的墙上贴着牛顿的“上帝是关联的声音”；周振遐和蒋承泽在“拓扑学与现代物理”研讨会上讨论了大量的哲学内容，从尼采、弗洛伊德到齐物论，听鹂馆里的读书会“明夷社”讨论的是黑格尔、谢林、禅宗和西蒙娜·薇依。我感到，这些论述对小说而言并不是装饰性的，而是具有奠定基调的作用。这些充满神秘性和玄学特征的哲学论述，与小说所处理的改革开放史、人物奋斗史、事业发展史之间，看起来似乎有一定距离，但在小说中结合得非常自然，而且也是真实的：听鹂馆里的读书会，各色人物在读书会上的偶遇与分离，正是前些年北京的常见风景啊……
你是“90后”，对小说所讲述的时代和地域有生活实感，又有着哲学专业背景，我觉得你正是这部小说的理想读者。不知道你如何理解《登春台》所选择的这种讲述1990年代的方式，又如何理解小说的哲学气质与现实内容之间的关系？
匆匆，盼复。祝
一切顺利！
罗雅琳
2024年8月7日于北京
孙大坤，文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文化记忆、当代文学制度等，兼及文艺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经典与解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雅琳：
好久不见，展信安！
感谢你的信任，解惑不敢当，只是朋友间就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一点探讨。《登春台》作为一部“重述1990年代”延长线上的作品，讲述了四位主人公在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三十余年间、种种因缘际会汇聚于中关村软件园春台路上某科技公司而发生的故事。如你所言，小说中很多重要的事件节点，都被安置在了1990年代，从那时至今的三十年，也正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巨变而直接为当下社会结构奠基的时期。小说这样的背景设定，毫无疑问地会“诱导”读者在开卷阅读前，想当然地以为这又是某一类型化的反映“时代性”的作品。然而正如你的直感和“困惑”，我也感到，《登春台》只是看似与重述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分享了类似的题材，但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
就你提出的三点问题，我倒着回应，先说小说的叙事结构。如你所言，多主人公设定的重述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往往采用“麻花辫”式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所对应的正是改革浪潮中实存的不同激流性力量，人物的设定也由此具有鲜明的线索性。比如《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分别对应着公有制、集体制、私有制和外资这四类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竞逐争发的进取风貌；再如《漫长的季节》，王响和王阳父子俩虽然属于不同的代际，但就像王响无法守护桦钢厂被各种势力巧取豪夺，王阳同样无法保护心爱的姑娘免于各种不怀好意的觊觎，他们也由此象征了不同代际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面对变革时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必然遭遇的挫败。
相较其他作品中人物身上明确的线索性，《登春台》四个主人公，既缺乏彼此间的深度关联，又没有明确的可以结构化的代表性，如果一定要给这样的结构方式提供一个模式，我能想到的是《水浒传》。浦安迪将《水浒传》的叙事模式称为“撞钟式”，即以人物甲为主角叙述若干篇章，直至某一事件中与人物乙相遇，进而再以乙为主角展开新的篇章，直到最后108条好汉齐聚梁山忠义堂。《登春台》也是如此，四个主角分属四章，被撞钟式的结构串联在一起，就像各路好汉因各种缘由被逼上梁山，四位主人公也各怀心事地“登”上了春台路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
如果说他们一定共享了什么的话，就是一种沉郁的性格色彩，这就涉及你说的第二点，小说的情感基调。正如你敏锐的观察，很多重述1990年代的作品都提供了某种刺激感——不论是打怪升级的爽感还是解密破案的“悬念感”，阅读《登春台》时，我感到的更多则是作者笔端传递出的沉郁。其实，《登春台》还是延续了格非作品一贯的特质，一是悬疑，一是情动。在沈辛夷、陈克明和窦宝庆的三个章节里，作者都设定了悬疑的因素，尤其是窦宝庆一章，如果不考虑作者莫名其妙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这一章实际上出色地讲述了一个潜藏嫌疑犯现身的故事。然而也正如你所言，这样一个悬疑故事却令人感到缺乏“刺激感”，在我看来，是小说笔调的沉郁压抑了情节的刺激。
在过往的很多作品中，格非都显示出深厚的精神分析意识，我觉得《登春台》也不例外。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有着明确的弗洛伊德式的意味——内在的忧郁与沉默，隐秘的自毁倾向，以及，将情欲作为最根本的行为动力和纾解方式。原生家庭状况堪忧的沈辛夷陷入与桑钦不清不楚的地下情，咸鱼翻身后的陈克明则流连于风月，窦宝庆与郑元春的婚外情最终暴露了自己不堪的往事，周振遐则在继承老友蒋承泽的公司后同样继承了他的情人。所有主人公都好像只是在精神上稍稍打了个盹，然后就越轨到了某种暧昧难明的关系里，在获得短暂慰藉的同时，遇到更多的危险。其实格非的这种写作特征，此前已经有人指出过，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但还要多说一句的是，沈辛夷一章对青年女性的创伤情感经验的讲述，实在是一种冒险。
现在回到你说的第一点，也就是小说的基本模式。就像你所言，《登春台》既非讲述一家科技公司在时代浪潮中如何开创天地的正剧，也不是披着悬疑外表实际上起着疗愈时代失落者的悲剧，就我个人的看法，这部小说倒像是一个实验性作品，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戏仿式的文学演绎，所谓的时代性背景只是它的伪装。借由作品演绎哲学观念，其实一直都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野望，新时期初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据说就是对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文学演绎。
当然，要说清楚这一问题，一封信的篇幅显然不够，我在此只是开个脑洞，提出一条简易的线索。已如前述，小说中的所有人都陷入到弗洛伊德式的“变态”情感关系中，而讲《登春台》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文学戏仿，我是指格非对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黑格尔逻辑学式的处理。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概念”，同时概念具有自我运动的属性。比如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在茫茫人海相遇，然后就需要确定一个关系，比如同学、同事、约会对象、情侣或者夫妻，这个关系对应着一个相应的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概念的自我运动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具体的事物会朝着相应的概念运动，比如这对男女谈恋爱了，男生就得向着一个概念性的男友的行为方式去努力，得“像个男友的样子”；第二层含义，就是所有的概念会朝着相应更高的概念去运动，还是那对男女，一开始先是约会，后来确立了情侣关系，再后面就会想着要结婚……当然，这是概念自我运动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没办法明确关系，或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难以为继，这就造成了当事人的困扰。小说里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情节就是，沈辛夷在欢好时希望桑钦能明确他们的关系，但却无功而返、陷入愤懑。同时，概念的自我运动，也伴随着对自身的否定，与之对应的小说情节，是伴随窦宝庆和郑云春关系的升级，他身上背负的罪案也逐渐显露，最终为其带来了牢狱之灾……总之，正是概念的自我运动（对应着小说人物在情爱关系中的升降沉浮），像泡沫一样，溢出了整个故事。就像格非在文本里反复征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最后所引用席勒的诗文——从精神王国的圣餐杯中，无限性翻涌起泡沫(Aus dem Kelche dieses Geistereiches schäumt ihm seine Unendlichkeit)。
总而言之，《登春台》是一部相当别致的作品，正像你所说，小说中那些哲学意味的论述并不是装饰性的点缀，而是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在离开北京后，很多事情似乎已经忘记，借着这部小说，我又想起曾经在海淀读书的岁月，那些咖啡厅、茶馆等公共空间里开读书会的过往早已变成了难忘的风景，那些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也不知又经历了怎样的离合聚散。我想有这样怀旧思绪的，一定不只是我。“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曾经读书会上晦涩深拗的哲学原理，其实也可以是小说中每个活在当下的普通人面临的困惑，《登春台》显示出文学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以上，见笑！
顺颂时祺！
大坤
2024年8月18日
“短长书”专栏往期：
第4期 | 《沿途》：在新旧交替中踏浪而行，与时代交汇的心灵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