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在酒楼上》：“母亲”的声音、关怀伦理与回忆诗学
原标题：“母亲”的声音、关怀伦理与回忆诗学——论《在酒楼上》的伦理叙事
《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中被阐释得较多的一篇。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钱杏邨就将之历史化，不过是把它当做鲁迅“没有现代的意味，不是能代表现代”[1]的落伍之作。李长之则认为，此篇“写得特别坏，坏到不可原谅的地步”[2]，理由是“鲁迅不宜于写都市生活”“使一个惯于写农民的灵魂的作家，也几乎不能措手”[3]。陈涌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他根据艺术-思想（政治）的两分法认为，“《在酒楼上》是艺术上十分完美十分成熟的一个短篇”，但同时鲁迅也是用它“表现了吕纬甫的生活的没有意义，没有目标，不理解自己做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失掉了一切战斗的锋芒和一切决断的能力”[4]。这一论断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在酒楼上》的研究理路。王富仁将《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并称为“觉醒知识分子命运的三部曲”[5]，认为它们抒发的是鲁迅对这一群体“思想追求的痛心”[6]。严家炎则从“复调小说”的角度，说它的叙事特点是“将自己的内心体验一分为二，化成两个人物———两个孪生兄弟似的人物，一部分以单纯独白的主观的方式呈现，另一部分则以客观的、非‘我’的形式呈现”[7]。吴晓东认为“我”与吕纬甫的“对话”是鲁迅第一人称小说复调特征的两种形式之一。[8]李国华则从建立《在酒楼上》与辛亥革命之关联入手，解读该小说“反讽”的思想特质和艺术效果。[9]
由此可见，《在酒楼上》主要地是被当做一个启蒙故事来解读的：吕纬甫代表了新文化运动高峰过后失意、颓唐或退步的知识分子，《在酒楼上》就是关于其命运与精神状态的书写。即便是严家炎、吴晓东、苏庆明诸先生重视小说叙事艺术的研究，在思想主旨上也未超出这一范畴。比如苏庆明认为鲁迅小说并非“复调小说”，因为其“反封建主旨（揭示传统文化对人的压抑和人的精神的蒙昧状态）仍然是明确和不可松动的。作品的批判虽然也指向‘我’/启蒙者，但并非是一种知识/价值立场上的质疑。它对传统的批判和对启蒙的怀疑并不属于同一层面，后者更多地指向启蒙者个体道德上的软弱或社会实践上的悲观”[10]。这些启蒙叙事的解读都相当精彩，也强化了《在酒楼上》的经典性。然而，这些解读与作品本身的结构和文意，以及作者当时的文学理解和思想状况，仍然有不少的出入。这使得以上阐释之间存在不少龃龉之处。《在酒楼上》依然值得细读和重读。
一、三个伦理故事与“母亲”
启蒙叙事论者的阐释依据主要来自小说的两个细节。一是小说中间部分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11]。二是小说结尾部分吕纬甫告诉“我”他教的是“子曰诗云”，而非“ABCD”。[12]这两处都是吕纬甫对自己生命轨迹的介绍，也确实构成鲜明的今昔对照。这个对照被解释为少年吕纬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言行，与中年吕纬甫为了生计而向旧思想旧文化的妥协，也说得通。只是，吕纬甫在上下文的语气和态度却常常为人所忽视。
文中，接着拔神像胡子和议论改革中国方法，就是“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接着又强调“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这里，破折号构成了“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我”“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以至可能失去故交，但“我现在就是这样”，失去朋友似乎并无所谓。“然而”“就是这样”这种用词，既是对当前状态的强调，也是表示对这种状态的安之若素。吕纬甫并不迷惘，反而对自己的存在方式极为清晰和明确。同样，在结尾部分，虽然有“我”“奇异”于吕纬甫的教学内容，但这方面的对话仅仅进行两个来回，它实际上是服务于吕纬甫的生计这一更大的话题的，不应该被独立抽离出来而理解为启蒙失败、旧文化复辟的表征。“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所以，能苛责吕纬甫去教《诗经》《孟子》《女儿经》吗？（实际上，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已颁布国民学校令，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将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能够敷衍”[13]、“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14]，勉强支持生活的吕纬甫，有更多其他的选择吗？归根结底，这是个中年人的生计危机问题。小说的真正结尾也不是二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而是境遇明显更好的“我”付了酒帐，二者才在酒店门口分别。
当我们深入作品的主干，就会发现整篇小说存在大量以上似乎在不断解构或消解启蒙叙事的细节。《在酒楼上》全文约6000字，结构简单明了：开头部分，记述北游南归的“我”上一石居并邂逅吕纬甫，花了约1900字；中间部分，吕纬甫讲述自己此次南归做的两件事，即迁葬和送花，用了2400字左右的笔墨；最后，故事讲完，二人分别，仅用600字左右。显然，中间部分才是小说的重心。这中间的故事恰好是三个伦理故事（而非启蒙故事）：首先，迁葬事关“封建迷信”和人伦亲情；其次，送剪绒花和吃荞麦粉，与孝亲和博爱都有关；最后，顺姑命运的叙述，则对包办婚姻和现代“爱情”的孰好孰坏提出了质疑。以往的研究者也注意过这一问题：
《在酒楼上》是一篇情深意浓的小说，但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真正说清这篇小说的意识底蕴。[15]
这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我们猜测，《在酒楼上》有可能是鲁迅最个人化的一篇小说，吕纬甫所做的两件事可能是鲁迅所真正激赏的带有鲜明鲁迅特征的事情，让人感受到一种诗意的光芒。[16]
三个伦理故事，正是由“情”支撑起来的。小说充满了思乡之情、怀旧之情，但最核心的还是与伦理问题相关的情感问题：兄弟、母子、爱人、邻里之间各种情感。在这些以情感为核心的伦理叙事里，拔神像胡子和议论改革中国方法这样的往事变得迂阔、渺茫，人伦亲情则占据了吕纬甫生命的主导位置；教“子曰诗云”，也是为了供养小说中吕纬甫唯一的亲人——吕母。
吕母，正是小说在人物设置方面最微妙之处。以往的研究大都专注于“我”与吕纬甫的关系，却忽视了隐藏在小说中的“母亲”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声音。小说全篇出现了11次“母亲”，可谓贯穿始终。虽然酒楼上只有“我”与吕纬甫两人对话，但“母亲”的声音时刻存在。“母亲”几乎主宰了吕纬甫的一举一动：吕纬甫的工作是为了赡养母亲；他之南下，迁葬和送剪绒花，都是奉母亲之命。吕纬甫对自己的人生轨迹有过这个著名的比喻：
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17]
这个譬喻常被启蒙叙事论者解读为个性自由受到人道主义的束缚，“温情的人道主义羁绊住了吕纬甫的脚步，把他牢牢地拴在了现实的封建传统的葛藤中，终于变成了一个折断了翅膀的飞鸟，不想起飞也无力起飞了”[18]。这一阐释是立足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但细究起来其实拔高了吕纬甫言行的意义。因为吕纬甫接下来马上解释，“飞回来”是“为了无聊的事”，即迁葬，而这一行为又是母亲交代和催促的。“蜂子或蝇子”之飞走与飞回的象征意义，理解为“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失落未免牵强。决定吕纬甫（也包括“我”）行动轨迹的是母亲（家庭）这一因素，而非社会历史因素。“母亲”是掌控吕纬甫这只风筝的那个线轴。
联想到《在酒楼上》是一篇夹杂了回忆、写实和想象的小说，还得注意鲁迅1919年返乡之行所发生的事的折射其中。1919年12月1日，鲁迅离京返绍，29日回到北京。在绍期间除了处理家里财物，还给早逝的小兄弟迁葬，所以周作人说此篇“所写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实，所不同的只是死者的年龄以及坟的地位”[19]。此外就是接鲁老太太进京。这次返乡之旅，还构成《故乡》和《祝福》的本事之影。在鲁迅其他小说（如《药》《祝福》《风波》）中，“母亲”角色往往只是功能性人物，但《故乡》和《在酒楼上》里，“母亲”却极为关键。《故乡》中，是母亲的提醒，才让迅哥儿想起儿时玩伴闰土；也是母亲的帮助，解了豆腐西施对“我”的奚落和纠缠；还是母亲，让“我”与闰土之间“一层可悲的厚障壁”[20]得以打破而可以自然沟通。“母亲”的存在，让“我”的返乡之行减轻悲凉，减少尴尬。而没有“母亲”帮助的《祝福》，“我”面对鲁四老爷是惶恐的，面对祥林嫂是失语和悔恨的，充分显示了知识分子真正深入民间时，无力反抗统治阶级，也无力与底层民众进行对话的状貌。“母亲”是小说中神奇的纽带，因为这一角色，使得吕纬甫避免了《故乡》和《祝福》中知识者的启蒙困境和伦理困惑。“母亲”无处不在的声音，使得《在酒楼上》的伦理故事精彩、细致和感人。“母亲”的声音，与知识分子（“我”、“吕纬甫”、作者）的声音一起，构成真正的复调。“我”和“吕纬甫”可以被视作一个主体分裂而成的两面，但“母亲”是在这一主体之外的另一主体；酒楼上的对话，可以被作为一种（知识分子）话语的自我辩难，但“母亲”的声音是这一话语之外的另一种话语，它是活在酒楼（或者象牙塔）这一狭小空间之外的更广阔空间的话语。它提醒我们，鲁迅是有意将知识分子置于十字街头和民众之中的。倘若我们认为“我”和吕纬甫构成一种启蒙叙事的内部搏斗，那“母亲”则代表伦理叙事参与了与启蒙叙事的对话。
二、关怀伦理与启蒙
当我们从启蒙叙事的视角理解《在酒楼上》时，阐发出来的自然是“思想”“意义”这些内涵。比如，“因为鲁迅出于理性上的考虑和道德上的关切，在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同时，又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某些成分是有意义的，所以这种冲突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21]，就是从“意义”的角度对鲁迅思想进行价值判断。还有人觉得吕纬甫身上体现了启蒙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他们只是一些表面的“知识新人”，内里的“伦理旧人”，所以容易“沉沦于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精神人格的陷落而堕入意义的虚无”[22]。这里所指的“意义”自然是指启蒙大众，而非“日常生活”。这些思想面向的“意义”阐发，多是知识分子“我注六经”式的解读，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与文本自身是有距离的。
比较有意思的是吴晓东较为辩证的分析：
吕纬甫的两个故事表现的是对伦理、温情以及个人日常生活和个体记忆的回归，但他的个人化记忆以及他故事中的渴望和诗意在小说中面临的是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压迫，其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又是被小说叙事者“我”甚至被吕纬甫自己深刻质疑的。[23]
这个分析确认了伦理叙事在小说中的地位。那么，是否存在伦理叙事受到“启蒙主义的宏大叙事”的压迫呢？结合上文的分析，这一压迫是不存在的。无论是将吕纬甫与“我”视作“五四”启蒙者的一体两面，还是将这一启蒙叙事当作伦理叙事的语境和背景，都说明启蒙主义在小说中并不那么宏大、有力。吕纬甫与“我”对伦理叙事及蕴含其中的温情、个人记忆，进行了“深刻”的质疑么？诚然，“我”是“奇异”于吕纬甫的教学内容的，“我”和吕纬甫也一起感怀过去的理想和现在的境遇。但无论是“我”与吕纬甫之间，还是叙述者与二者之间，都未构成强有力的辩驳或反讽。细读全文，可以归纳出7个“无聊”，3个“模模胡胡”——这极易形成一种启蒙者“沉沦”的假象。这其实是一种较为机械的误读。上文已经指出，吕纬甫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是清晰而不糊涂的。“无聊”“模模胡胡”具有自嘲意义，而非否定意义（实际上，类似的词汇广泛存在于鲁迅的其他文章之中）。何况，小说还有4个意义不凡的“愿意”：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24]
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25]
我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为阿顺，我实在还有些愿意出力的意思的。[26]
这四个“愿意”，代表了吕纬甫南归所办两件事的根本的情感态度。它出现在小说的最重要情节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其地位是在“无聊”“模模胡胡”之上的。“无聊”一词总是出现在两个故事的或前或后，小说中吕纬甫试图以此遮掩行为的意义，但叙事效果反而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是吕纬甫的“愿意”“高兴”“喜欢”消解了“无聊”，而不是相反。
所以，真正值得“奇异”的，是三个伦理故事中吕纬甫的情感。司马长风论及迁葬一段时说：“这与他从来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一贯要刺痛什么，砍杀什么，咒骂什么完全不同，这里他写出他在深深的爱什么。”[27] 小说是这样解释缘由的：
我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但听母亲说，是一个很可爱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今年春天，一个堂兄就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的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入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28]
决定吕纬甫情感和行动的，是吕母的“提起来还似乎要下泪”“一知道就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如果到此为止，这还只是个普通的孝亲故事。接下来是“我”的情感和行动：
“……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29]
“我”之“心颤动着”“很小心的”“仔仔细细的看”，表现出的牵挂丝毫不亚于“母亲”。“眼圈微红”自然是含泪的表情，对应着吕母的“下泪”。吕纬甫的情感与吕母是完全一致的，却与他“先前的朋友”有了明显的分歧。
这种分歧或许可以称为关怀伦理与启蒙的分歧。伦理学专家卡罗尔·吉利根在其名著《不同的声音》中，基于男女两性的不同心理气质，归纳出“正义的伦理”（“ethic of justice”）和“关怀的伦理”（“ethic of care”）两种道德特质。“正义伦理”体现为追求正义和个人主义，强调人与他人的分离；“关怀伦理”则重视个人与他人的联系，强调责任与温情。《在酒楼上》中，倘若说“我”与吕纬甫在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构成了龃龉不合，那更近似于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的差异。这里的正义伦理的表征即是“五四”启蒙。伦理问题是“五四”启蒙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鲁迅用力最多的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扬的新伦理包括男女平等、恋爱自由、社交公开、离婚自主、弱者本位等等。然而，在新伦理的践行中，由于传统伦理之强大，现实反动力量之顽固等原因，造成各种思想与选择困境。正如杨联芬所指出：
在“五四”正义伦理的逻辑视野中，新伦理建构的语境不是“正义”对“关怀”的否定，而是“非正义”语境中“正义”的搏杀。旧伦理与新文化力量差异的悬殊，即“非正义”的强势，正统与“正义”的弱势、新兴，导致了五四新文化话语充满矫枉过正的偏激。……正义道德追求的不是“情理当”，而是“主义真”，理以外的细节不在新文化的焦点内。[30]
以“主义真”取代或压迫“情理当”，使得“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伦理问题面前常常做出直截而粗暴的认知与行动。鲁迅的思想和行为却颇为复杂。1919年9月9日，他即发表《自言自语》之六《我的父亲》和之七《我的兄弟》，分别表达对多年前逝世的父亲的怀念，以及作为长兄对幼小的弟弟的歉疚。这些情愫，后来又在《野草·风筝》《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以及《在酒楼上》出现。同年11月1日，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和《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号召“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31]，宣称“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32]，并憧憬“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33]。在创作方面，鲁迅的25篇小说中，关于爱与同情的其实为数不少，如《一件小事》《伤逝》《鸭的喜剧》《兔和猫》《弟兄》《明天》。《野草》中的《风筝》《好的故事》《颓败线的颤动》，以及整本《朝花夕拾》，也呈现着这一主题。
把这些博爱和同情的言论，以及鲁迅生命末期所叹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34]，与关怀伦理联系在一起，是比较容易的。就像卡罗尔·吉利根所说：
女性把道德问题建构成关系中的关怀和责任问题，而不是建构成把她们在道德思考方面的发展同责任和关系理解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权利和准则问题，如同公正的道德概念把发展与平等以及互惠的逻辑联系起来一样。因此，关怀伦理学的逻辑基础是一种心理上的关系逻辑，它与那种表明公正探讨的公平的形式逻辑形成对比。[35]
以此关照《在酒楼上》的伦理叙事的情感基调，我们可以认为吕纬甫乃至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近似关怀伦理。关怀伦理尤其重视“联系”或“关系”，认为人类本来就是活在关系中，而不是活在分离中的。而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以降的时代，强调个人独立，以与他人分离为荣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市场。《在酒楼上》的“我”，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几乎所有的体验都是与孤独相关的，如“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36]。这些叙述显示了“我”与社会和他人的隔膜，以及人与人的分离状态——“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37]。这一部分与中间部分吕纬甫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吕纬甫介绍自己在太原，但他特意强调“和我的母亲”这种关联。后面的伦理故事，自然更是与小兄弟、长富、阿顺这些亲人、邻里发生的关系。“回到就在斜对门的柴店里。店主的母亲，老发奶奶，倒也还在，而且也还认识我，居然将我邀进店里坐去了”[38]，故乡的人情美是普遍的，弥布在各个细节之中。小说不遗余力写了吕纬甫与这些人群的联系，使得关怀伦理与启蒙叙事的辩驳中占了明显的上风。
由此可见，前人所说的“他爱着一切人，为别人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自己的理想，但他自己是非常痛苦的”[39]，并不准确。否则，那株雪中怒放的山茶花，何以要“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40]呢？就像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诺丁斯所说，关心（careing）意味着走出个人框架而进入他人框架，“是为了保护或者提升被关心者的幸福”、“希望从他的利益出发取悦他们，而不是为了他对慷慨的感激”[41]。吕纬甫的心意与行为是契合关怀伦理学的理念的。
只是，关怀伦理学毕竟诞生于西方当代社会，而《在酒楼上》的关怀伦理则生发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历史土壤。回到历史现场，探讨鲁迅独特的关怀伦理的发生，更合适也更有意义。敏锐的学者已经发现，1922年是鲁迅思想和创作的一个显著的分水岭。大体而言，1922年前，鲁迅“对于社会文化的批判层面较为广泛，批判的焦点较为零散”，1922年开始，他“一边继续和复古保守的思潮奋战，一边开始正视五四的新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42]。在这一转变的发生中，日本作家有岛武郎和俄国诗人爱罗先珂起的作用可能是最大的。1919年11月，鲁迅在文章中说，“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的话”[43]，并且做了大量摘录。接着他很快发表了《一件小事》，触及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人民的关系这样一个新的主题。《故乡》《明天》等作品也带有岛武郎的影响。鲁迅思想中爱与同情的成分，与有岛武郎有一定关联[44]。爱罗先珂的影响则主要是在1922年以后。爱罗先珂1922年2月抵达北京，1923年4月离开中国，期间主要居住在八道湾，与周氏兄弟交谊甚笃。爱氏抵京后第一场公开演说的题目便是《智识阶级的使命》。鲁迅随后的杂文便“反映了他的震惊与自觉”[45]。爱罗先珂在演讲中直言：“民众离开了文学的光明就要变为迷信、愚蠢，变为自私自利；智识阶级隔离了民众也要退化为书呆子，退化为孔雀、鹦鹉，或者退化为更坏的东西。”[46]他援引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为典型，鼓励中国的智识阶级以之为榜样，为了理想而深入民间，不惜牺牲自我。鲁迅之后的小说中，普罗大众一改先前麻木愚昧的形象，而开始有更正面更丰富的性格与情感，比如《社戏》和《在酒楼上》。此一转变受耳鬓厮磨的爱罗先珂的影响是可证的。
在《爱罗先珂童话集》的序言中，鲁迅总结了爱罗先珂作品的内在精神：“我常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47]这里所说的“无所不爱”，也是匹配于爱罗先珂所说的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的。
受有岛武郎和爱罗先珂的影响，加之鲁迅自身生命体验的变化，1922年之后鲁迅的社会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表现在文学上则是开放了对自我的书写，对日常与回忆的挖掘。《在酒楼上》的关怀伦理即产生于斯。
三、回忆诗学中的有与无
《在酒楼上》的对话者是两个十年不见、北游南归的旧同事，因此通篇充满了回忆。但这种回忆却是带着不确定性和不真实性的，始终在有无之间移动。
小说开头部分，叙述“我”邂逅吕纬甫之前的漫游和独饮，竟然用了1200字左右。这部分笔墨纯然是抒情的，思乡之情与思旧之情，因为Ｓ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而且“我曾在这里的学校里当过一年的教员”[48]。而“我”暂寓的又是“洛思旅馆”，暗含西晋张季鹰莼鲈之思的典故。文中的“我”与吕纬甫，恰好也是江南人而北游，二者的人生与古人的人生构成另一对话。“洛思”，此一情绪构成小说一个强大的伏笔和潜流。然而，这种思乡和思旧终究落了空，“我”在城里成了生客，在酒楼成了孤客。
与我之思旧落了空一样，吕纬甫执行母亲交付的任务，得到的也是“无”或空。迁葬时，棺椁中被褥、衣服、骨骼皆不见，连头发都没找到，“什么也没有”“踪影全无”。送花呢，少女已经零落成泥，“没有福气”戴花了。但是，尽管世事难料，命运无常，吕纬甫却未受此命运的摆布而放弃任务或潦草完事。他并没有平了土、卖掉棺材，而是“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剪绒花也没有丢弃，而是送给阿昭——他显然不喜欢的一位姑娘。于是，温情和爱又延续了。
鲁迅何以要如此出入于回忆的有和无、虚与实呢？关于回忆，鲁迅有过两处充满辩难的论述。一是写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的《<呐喊>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49]
另一处则是写于1927年5月1日广州的《朝花夕拾·小引》：
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50]
这两段隔了五年的话构成了互文，是对回忆的反复拉扯的体味。回忆即过去的事，即“梦”。回忆是有意义的，最可怕的就是“连回忆也没有”。回忆也罢，回忆的内容也罢，都有些“寂寞”和“无聊”，但只要有回忆，最重要的意义就会在偶尔“仰看流云”时闪烁。或许无论在北京还是广州，鲁迅都未曾仰看流云，但上述论述表明，鲁迅文学始终带着念念不忘少年和故土的回忆之色彩。
从《呐喊》《朝花夕拾》和《在酒楼上》看，回忆并非产生于鲁迅之离散之感——否则就会流于一般意义的乡愁，而是源于鲁迅之粘滞于往事和小事的习气。1925年，和徐志摩、研究系的矛盾冲突时，鲁迅说自己“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51]。这还只是意气用事意味的“执滞于小事情”。吕纬甫的行为，才是具有日常生活意义的小事情。前人就是从这个角度批评吕纬甫的：“这大都是些平常的人看来会感到十分平常的生活中所经常遇到小小的悲欢，然而吕纬甫便粘滞于这样的事件。……吕纬甫把自己的精力都消耗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而自己又没有能力自拔。”[52]恰恰相反，吕纬甫并非无力自拔，而是极其超拔。吃大碗的荞麦粉，虽然饱胀难受，但“我毫不抱怨，因为她过来收拾空碗时候的忍着的得意的笑容，已尽够赔偿我的苦痛而有余了”；为了找一朵剪绒花，从太原寻到济南，“对于这差使倒并不以为烦厌，反而很喜欢”。在论及自身境遇和邦家大事时，吕纬甫是敷敷衍衍的，但对移葬和送花这样的事，他做起来却眼中有光。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日常小事的处理，让吕纬甫的生命熠熠生辉了。他说：
……祝赞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53]
倘若我们贬低吕纬甫的执滞于小事、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回忆，认为只有“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才有意义，那就贬低了鲁迅思想的价值了。小说中，邻里之间的人情美超越了知识阶级与无知阶级的鸿沟；青年男女的真爱，也超越了“包办婚姻”这种启蒙话术。“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其实不然。在三年前的《故乡》中，鲁迅即提出“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54]这样的思考。
我们不能将小说的回忆诗学与启蒙叙事对立，就像不能将伦理叙事与启蒙叙事对立一样，只是在反思一种基于知识精英本位的启蒙精神的建构方式。比如，“觉醒知识分子或取其人道主义而弃其个性意志，或坚持个人意志而弃其人道主义，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吕纬甫在二者之中选择了前者而放弃了后者，取了人道主义，压抑了个性意志”[55]。以“人道主义”和“个人意志”概括鲁迅笔下如吕纬甫、魏连殳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些简单化了。《孤独者》中最动人的，分明是吕纬甫为祖母之死的恸哭：“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56]“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57]，这句话也不是人道主义和个人意志能解释的。
家族故事和少年经历，对鲁迅写作构成了深深的印记。《<呐喊>自序》到《野草》再到《朝花夕拾》，皆有对这一印记的反映。关于《在酒楼上》的小兄弟，周作人说鲁老太太请人画了早逝的小兄弟的画像以示纪念，“这画挂在她的房里（后来在北京是房外板壁上）足足有四十五年”[58]。鲁迅对小兄弟的感情，应当有很大部分来源于母亲的影响，尤其是1919年底北上之后，鲁瑞主要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周氏三兄弟之间，也一度共同进退，兄弟怡怡，直至1923年7月周大周二的失和。但即便如此，后来鲁迅也写了《弟兄》《风筝》这样的追念文字。
《在酒楼上》有相当的1919年鲁迅返乡的记忆，何以直至1924年2月才完成于凄冷的砖塔胡同呢？砖塔胡同期间，鲁迅写了小说《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和《祝福》。从经验写作的角度看，前三篇都涉及家庭，《祝福》则寄予了作者的忏悔之情。但细察《在酒楼上》，说内中含有挽回兄弟情谊的情愫，也似乎并非妄言。周作人即认为应当把写作时间仅隔十一天的《伤逝》和《弟兄》合起来看，这样晦涩难懂的《伤逝》的意义也就凸显出来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59]在《伤逝》和《弟兄》之后，我们不妨加上更早一些的《在酒楼上》，从而丰富对鲁迅兄弟情谊情结的理解。兄弟在肉体上寂灭了或形式上断绝了，但鲁迅依然坚持以文学的方式加以反复的记忆和不断的确认。《在酒楼上》于1924年写1919年的迁葬一事，何尝不可理解为以关怀伦理唤起周作人的兄弟之情从而修复关系？毕竟此时距失和才半年多。吕纬甫送花遇到穷凶极恶的阿昭姐弟，然而他终究是把花送给了阿昭，尽管“这阿昭一见我就飞跑，大约将我当作一只狼或是什么”。迁葬时“什么也没有”“踪影全无”，暗喻失和的事实；但作为兄长依然郑重处理，显示对血缘与情谊的珍重。
鲁迅情感炽热但又很善于压抑这种炽热。吕纬甫祝赞顺姑，有如迅哥儿祝赞阿长：“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60]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与鲁迅的回忆诗学息息相关。吕纬甫说自己母亲“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其实是一种称赞，与此相对的正是容易忘却过去的青年一代。回忆之于鲁迅，有很特别的功能。他说：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菱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61]
这让人想起《社戏》结尾的“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在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62]。而写《朝花夕拾·小引》的鲁迅已46岁，不再年轻，但他仿佛更加执着于对往事的追念：回忆是有虚有实、虚实相间的，“极其鲜美可口”“也不过如此”是实，“思乡的蛊惑”“哄骗我一生”是虚。实有虚的困惑，但虚也有实的内涵。最重要是是回忆这个行为，只要“屡次忆起”，时时反顾，那记忆便“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这呼应着他数年前关于爱罗先珂童话的意义的认识：“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63]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梦”穿过《<呐喊>自序》，遇见爱罗先珂，经过《社戏》，来到顺姑的期盼，构成鲁迅的回忆不断的朝花夕拾。这种不断召唤往事的写作范式，当然也反映在了《在酒楼上》。或许从这个角度理解周作人所说的“最具鲁迅气氛”[64]更为恰当。
结语
《在酒楼上》是这么描述吕纬甫登场时的相貌的：“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黑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65]前人大都关注“颓唐”“失了精采”，忽视了更有意味的吕纬甫对“废园”闪出的“射人的光”。这末一句显然与前文“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形成对比。
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风景”在现代文学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必须从整体的感受去把握它。他举的典型例子是国木田独步的《难忘的人们》（1898年）。《难忘的人们》写了一个孤独的对着夜灯回忆往事和旧友的人。柄谷行人分析道：
这里表明，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接在一起的。这个人物对无所谓的他人感到了“无我无他”的一体感，但也可以说他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换言之，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内在的人”（inner man）那里，风景才能得以发现。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66]
以此观照《在酒楼上》，“我”之观察废园，从中感受南北方差异，是“我”之孤独寂寞的乡愁在先，观察废园在后，所以小说才说“我先前也曾眺望过许多回，有时也在雪天里。但现在从惯于北方的眼睛看来，却很值得惊异了”。这是作为“内在的人”的“我”对废园这一风景的发现。
吕纬甫对废园闪出“射人的光”，却属于另一种观看。吕纬甫并非“无视‘外部’的人”，他并不“对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他的身后联系着母亲，身前则是小兄弟、顺姑……他是和世界、他人有着多重的日常联系的人。同样是观看废园，他的“射人的光”就不同于“我”伤春悲秋的人生感叹——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反应。
国木田独步是鲁迅所喜欢的日本作家之一。1923年6月，周氏兄弟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出版，里面介绍的15位日本作家，属于经典作家的只有夏目漱石和国木田独步。一直到三十年代，鲁迅在《上海所感》等杂文，和《致山本初枝》等书信中多次提到国木田独步，可见国木田独步之于鲁迅的影响，《难忘的人们》应该也在其中。鲁迅《故乡》和《在酒楼上》的开头写景和抒情部分，并非全然写实，而是体现着现代小说对“风景”的发现。
小说中，当吕纬甫以“射人的光”观看废园，他的故事也就逐渐展开了。可以说，小说第一部分的叙述是隶属于本文的回忆诗学叙事的。回忆诗学侧重于形式和情感，伦理叙事则指向思想和主义。《在酒楼上》有主情主义的特点，但宏观上看，也可以说是与启蒙叙事相对的一种思想对话。
这一对话中，吕纬甫并非被置于审判席的被批判者，也不是充满自省，“表现出很强的歉疚感”[67]的启蒙反思者。他重视亲情，珍惜旧谊，对血缘牵肠挂肚，对穷人念念不忘。我们如何能枉顾这些事实而去轻佻地谈启蒙呢？前人的研究已经注意到，鲁迅极其重视，甚至迷恋下民的世界和鬼魂的世界，并将之命名为鲁迅的“向下超越”[68]。这一命名颇有争议，但却再次提醒我们：鲁迅与传统、与民众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
在《在酒楼上》中，身为知识分子的吕纬甫，很显然被作者抛到了民众之中，而不再局限在象牙塔（小说中则是Ｓ城的学校）中。他不再高高在上地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而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这张大网的关系中。他接受“他者”，内化他人的感受和需求。小说没有否定启蒙的价值，然而却反思了“五四”启蒙的个人主义，及其可能带来的道德冷漠。小说写于新文化运动落潮和兄弟失和之后，其中的伦理叙事和回忆诗学都与此有密切关联。可以说这篇小说深化了对“五四”启蒙的认识，也反映了鲁迅自身处于转型期的生命状态。
注释：
[1]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
[2]李长之：《鲁迅批判》，《李长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3]李长之：《鲁迅批判》，《李长之文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4]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5]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页。
[6]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7]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8]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9]李国华：《革命与反讽——鲁迅<在酒楼上>释读》，《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10]苏庆明：《鲁迅小说的“复调 ”问题》，《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秋季号。
[11]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2]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3]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14]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15]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页。
[16]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l期。
[17]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8]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页。
[19]周作人：《迁葬》，《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页。
[20]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页。
[21]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22]谢晓霞：《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书写及其意义——<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阅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7年第2期。
[23]吴晓东：《鲁迅第一人称小说的复调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24]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25]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26]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7]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上），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51页。
[28]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29]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30]杨联芬：《新伦理与旧角色：五四新女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31]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32]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33]鲁迅：《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34]鲁迅：《“这也是生活”……》，《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35][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肖巍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36]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37]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38]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39]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0页。
[40]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41][美]内尔·诺丁斯：《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路径》，武云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42]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43]鲁迅：《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页。
[44]参见秦弓：《鲁迅与有岛武郎——以“爱”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1期。
[45]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46][俄]爱罗先珂：《智识阶级的使命》，《晨报副镌》1922年3月6日。
[47]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48]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49]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50]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
[51]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2]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53]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54]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0页。
[55]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页。
[56]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57]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58]周作人：《小照》，《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59]周作人：《不辩解说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3页。
[60]鲁迅：《阿长与<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61]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
[62]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7页。
[63]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64]曹聚仁：《与周启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十年纪念》，《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6页。
[65]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66][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67]苏庆明：《鲁迅小说的“复调 ”问题》，《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秋季号。
[68]汪晖：《鲁迅与向下超越——〈反抗绝望〉跋》，《中国文化》2008年第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