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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石口与北岔口

磨石口，地处永宁县与青铜峡市交界处。边墙除个别地方有石砌墙外，全为夯土筑墙，边墙走向基本在贺兰山东侧坡地或山脚下。磨石口向西是磨石沟，沿沟修筑数道障墙，沟口两侧山峰筑有烽火台，以防御沟谷通道。过磨石口继续向南，即出永宁界进入青铜峡境内。北岔口的边墙保存较好，墙体修筑也较为独特。墙基皆为石砌，高一米五左右，上部为黄土夯筑。保存完好的地段，墙体高度约八米，还有残存的女墙。为加强北岔口的防御能力，从北岔口北侧的营子山起，主体边墙砌为双道，沟谷通道上砌有数道障墙，皆因山势修筑。北岔口边墙，是明代宁夏镇边墙布局的特殊形式，也是宁夏境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边墙。

胜金关

胜金关，位于中卫市沙坡头区与中宁县余丁乡交界处，是西边墙著名关堡。这段边墙起自中宁县双山口至广武界，之后进入青铜峡，为成化年间宁夏巡抚都御史贾俊奏筑。由中宁县永兴村继续向西，进入沙坡头区胜金村界。《嘉靖宁夏新志》记载，明弘治六年（1493年），参将韩玉筑关堡，“谓其险过金陡潼关”，遂有胜金关之名。贺兰山在这里突出一角，直抵黄河北岸，山与河之间形成一道屏障，有一夫扼控之势。

现在已看不到胜金关遗迹，设关门的地方早已成为耕地，只侧面山头烽燧还在。山峰为石质，陡峭高峻，爬上山顶有登高远望之景，黄河从远方流过，有阡陌富庶的平原。山上有保存相对完好的墩台，地基就地取材，为石头砌就，墩台墙体为黄土所筑，谓之烽火台。与烽火墩台相配，还有驻军城堡。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宁夏巡抚崔景荣与西路参将重修胜金关，边墙“坚如铁券”，十分坚固。2018年，因山上树木花草灌水，山地发生滑坡，堡城整体移位，倾斜倒塌的墙体还在。

胜金关关门在哪里？与边墙是什么关系？过去的文字记载不清晰。依明代《边政考·图》看，胜金关城楼设在胜金山与黄河之间的边墙上，边墙中间筑有关门，上建箭楼，边墙与关门皆在平地而非山上，山上仅是供瞭望的烽火台。在明代人眼里，这里是“山河相逼，一线之路”，也是“一夫扼之，万夫莫过”之防御关隘。胜金关边墙早已成为耕地，胜金关门已随边墙的损毁而消失，但《边政考·图》却为后人提供了胜金关与边墙位置与建筑样式的信息。清代《乾隆中卫县志》记载，清代胜金关仍是这条通道上的重要驿站，修建有“公馆”供过往行人住宿，上房、东西厢房、厨房、大门、围墙、照壁等一应俱全，同样是后胜金关一景。

贸易城

贸易城，位于中卫市城北十余里处，南与边墙和镇关墩相对。贸易城是后人的称谓，买卖城是民间的冠名，但都体现了边墙互市商贸的事实。隆庆五年（1571年）四月，蒙古俺答（汗）遣使奉表向明朝称臣，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每岁贡马互市”（《明会典》），中卫贸易城就是宁夏镇三大（中卫、平虏、清水营）边贸互市地之一。边墙上的暗门，是汉蒙交易的通道。贸易城不仅依赖边墙，还有特殊配套建筑设施，一是驻军的城堡，二是瞭望的墩台，三是提供贸易活动的城堡。这里的边墙与城堡遗址保存相对完好，布局是相互关联的。驻军的城堡修筑在边墙内里，城堡另一面墙利用了边墙；北面的城墙上还筑有马面，增强了防御能力。贸易城在边墙之外，是修筑在边墙南面的一个独立大城堡。在边墙、驻军城堡与贸易城相连处，还建有一座高大的墩台，实际上是瞭望墩，修筑在边墙之外，其中的一面墙也利用了边墙的墙体。登上墩台近观，驻军城堡、互市城堡、边墙墙体相互关联。环城堡修筑的墩台，不同于普通烽燧，它除具有烽火台的作用外，还具备多重功能。墩台面积约二百平方米，当时是有阁楼之类建筑的。驻军城堡、贸易城堡与墩台融在一起，防御、瞭望、互市等多重功能皆在其中。贸易互市，不仅替代了军事冲突，换来了边境安宁，而且提供了双方各自所需，是增进民族交往交流难得的一大平台。站在墩台上眺望，四野尽收眼底。

万历《朔方新志·总镇图说》里有一幅《西路图》，描绘了环中卫边墙及其不规则的走向。《西路图》里有一座城堡被标注为“控夷堡”，是当时统治者视野中的名字。《西路图》传递出的贸易城信息，印证了贸易城的城址及其与贸易相关联的管控设施。《乾隆中卫县志》记载，清代这里仍是汉蒙民族进行交易的场所。

下河沿与南长滩边墙

中卫市沙坡头区境内边墙，大多沿黄河岸边修筑。沿黄河岸沟谷较多，边墙修筑依山势地貌灵活处置。2023年3月8日，笔者与中卫市文物中心的孙先生一起考察了沙坡头区境内的明代边墙。两天的实地踏勘，清晰了沿黄河岸边墙修筑法则和土石墙体的多样性地貌特点。

迎水桥镇黑林村，位于黄河北岸。当地一位老者说，黄河南岸下河沿有一墩台，黄河北岸黑林村亦有一墩台，两座墩台在黄河两岸南北呼应。现在看到的墩台遗址在村庄里，已成不足两米高的小土包。三十年前，华夏子先生考察宁夏边墙时，这一墩台还是十五米见方、高约十米的样子，当地人称为黑林墩。

在黑林村过黄河，即黄河南岸下河沿村，属于常乐镇所辖，这里是古老的黄河渡口。下河沿村有黄土夯筑的边墙，黄河在这里流速平缓，近乎看不见水流的波纹。与黄河、边墙相伴的有早年开办的瓷窑、煤矿。1958年以后，这里的企业不断发展，边墙也有一些损毁，但墙体的走向是清晰的，当年在边墙上挖的窑洞还在。这里边墙修筑很有特点，墙体分三块来完成，即中间部分墙体上下宽度大体一致，两边拼上去的分别筑成梯形状。边墙底基宽十余米，三部分融筑起来的墙体缝隙可鉴。孙先生如是说，我仔细观察果然如此，虽然是一个小细节，但让人很受教益。

下河沿边墙伴随着黄河走一段后，爬上了南边的山梁，山上的边墙保存完好。沿山体有一段五六华里的夯土城墙，墙顶如小路，存高四至六米。站在墙顶上远眺西南方向，皆为高山峻岭。孙先生说，边墙落脚地在南长滩，我们返回，由另一条路去了南长滩。

在南长滩渡口摆渡过黄河，穿越一些人家，径往寻觅边墙。边墙沿黄河南岸修筑，随山势而行，黄河在这里向北一拐穿峡谷而过，当地人称峡谷为岔河口。这里峡谷峭峰笔立，边墙与山体相连。由于山体沟谷长时间受黄河冲刷，加上人为毁坏，留在地面的是一段一段低矮的墙体。断墙祼露出修筑墙体的材料，墙基为石材，墙体为土筑，但土筑墙里夹杂大小不等的石块，个别石块在尺余左右，夯土墙板筑层十分清晰。在名为沙湾沟口的地方，山峰笔立，山体石质，造型奇特，边墙修筑就地取材，全是石砌长墙，墙体大多在半山腰的豁口上。山上还有石洞，应该是驻军防守的地方。

北长滩米粮营子关与黄石漩

在沙坡头区西边墙跨越黄河南北两岸。一段位于黄河南岸，由沙坡头区常乐镇下河沿进入南长滩，出中卫界进入甘肃靖远县境。《乾隆中卫县志》载：“西有边墙一道，延长跨西南山，直抵芦沟堡、喜鹊沟。”即出宁夏境了。一段位于黄河北岸，边墙终点与北岸边墙起点隔河遥遥相望。北长滩边墙位于黄河南岸，东自黄石漩沟，西到上滩枣树沟。修筑方式亦是就地取材，遇石垒砌，逢土筑墙，有土筑边墙，也有山险墙。所谓山险墙，即利用山脊削劈而成。北长滩边墙遗迹比南长滩多，有些地方保存好于南长滩。

黄石漩，位于米粮营子关堡往西数公里，在黄河南岸一个山谷的沟口，边墙修筑在山石上，墙体为土筑，墙体下方塌陷成一个空洞，左右、上面夯筑墙体版筑层十分清晰，看上去如同一座拱桥桥洞。黄石漩东侧，半山上有修筑的石墙，西侧沟谷山上看上去有一个小城堡，有石砌的石墙，也有黄土筑就的城墙。从防御看，黄石漩与米粮营子关城的修筑有密切关联。

米粮营子关城堡，在北长滩黄河南岸台地上。从名字看，似乎是存放守军粮饷的地方。关堡墩台形制完整，关城只留存南墙，其余几面墙体皆坍塌，但城堡的空间格局是清晰的。墩台与关堡城墙相连，墩台在关城外。城墙为黄土夯筑，中间夹杂着青黑色石块。关堡前数十米处是一条沟谷通道，从防御角度看，在此修筑关堡可能与这条沟谷通道有关。由米粮营子关堡继续往西，黄河两岸豁然开阔，山体亦显平缓，可见米粮营子关堡修筑位置的重要性。

大柳树上园子地方的边墙，同在黄河南岸，但这里边墙为土筑，而且墙体高大，保存也较好。南北长滩黄河南岸边墙修筑，基本都在主要沟谷，或石砌或土筑，主要是防御沟谷通道，没有较长的墙体修筑。这一地段主要依赖黄河屏障，再经营好黄河沿岸的沟谷，防御的目的就达到了。

以上是南北长滩黄河南岸边墙修筑的主要地段和节点，也是现在仍能看到边墙遗迹的地方。南北长滩边墙修筑，主要凭借和利用黄河之险。在修筑形式上，受地形环境影响，边墙修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遇陡峭山峰时利用山势削成峭壁墙体；遇山沟峡谷时用山石垒砌墙体；平缓之地，则利用黄沙土夯筑成墙体；靠近黄河岸边平地处，则黄土夯筑。这是黄河岸边墙体修筑的基本形式。

固原内边墙

明代固原镇，是防御蒙古铁骑南下的重要军镇。明弘治年以后，蒙古兵多次由花马池南下，经下马关、平虏直达固原，严重威胁和影响固原及其甘肃东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确保固原及其纵深防御，明成化十年（1474年），在固原不定期设置陕西三边总督，统辖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军务，固原的军事地位日渐重要。之后又修筑了东自饶阳堡、西到靖虏卫（今甘肃靖远县）的边墙，名为固原“内边墙”，又称固原“旧边墙”。固原内边墙东西走向大致划分为三段：东段起于陕西定边县姬原乡饶阳堡（今陕西省定边县姬塬乡辽阳村），西至响石沟，这段墙体地处盐池县与环县交界地带，由盐池麻黄乡松记水村进入宁夏。墙体修筑方式，主要是由山险、山险墙及少量人工夯筑墙体构成。响石沟至石峡口为中段，墙体主要在同心县境内。响石沟至下马关城，墙体多为黄土夯筑。石峡口至孔家沟（甘肃宁夏交界处）为西段，主要位于海原县境内，修筑形式主要是铲崖挑沟。地理环境不同，修筑方式亦不同，固原“内边墙”控扼着清水河的通道，维系着关中外围的安危。

固原内边墙修筑

固原内边墙的修筑，有其特殊的背景。明成化三年（1467年），开成县治迁固原故城。成化四年，开成县蒙古族满俊发生暴动，朝野震惊。满俊暴动平息之后，明朝政府加强了在固原的军政机构建设，升固原守御千户所为固原卫。成化十年（1474年），又在固原设陕西三边总督。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再设固原镇。弘治十五年（1502年），升开成县为固原州。固原镇先为内地，所防备者为靖虏卫，及蒙古火筛部落入居河套，固原“遂成为敌冲”。密集的高层军政建制及其设置，突显了固原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同时，也彰显了固原镇与宁夏镇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明代人的眼里，花马池一带犹如固原大门，坚守花马池则固原无虞。

明代《九边考·图·固原边图》里，标明固原镇北上有三条通道，东道是环县、清平驿、山城驿、甜水堡、萌城驿至花马池方向，中道是固原卫、黑水堡、镇戎所、平虏所、下马房、韦州，北通宁夏镇，西道出固原卫，经黑水城、西安州所、海都剌堡（今海原）、干盐池堡、打剌池堡，进入靖远卫地界。固原内边墙自东向西修筑有三个关口，分别承接管控着这三条通道，且都与固原镇内边墙交集并依托在墙体上。

固原镇内边墙的修筑，是在秦纮总制陕西三边总督任上。《嘉靖固原州志》记载，弘治十七年（1504年），“尚书秦纮奏起陕西八府民夫，铲山挑沟，设险以备胡”。《九边考》记载，弘治十五年，秦纮奏筑固原边墙，东自徐斌水（今红寺堡区徐斌水村）起西至靖虏卫花儿岔（一说今甘肃白银市平川区水泉堡），长六百余里，徐斌水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里。东西两段边墙长度加起来，即今固原以北内边墙。以徐斌水为圆点，明代人把固原内边墙分为东西两段。嘉靖九年（1530年），“总制王琼修筑秦纮所筑内边墙，西自靖虏卫花儿岔起，东至饶阳界，开堑、堑崖、筑墙，各因所宜。又自花儿岔起，西至兰州枣儿沟止，开堑三十四里，总制刘天和加倍修筑，于是内边之险备矣”（《九边考》）。三十余年间，秦纮、王琼、刘天和三任陕西三边总督，三次修筑固原内边墙。每次修筑，在原边墙的基础上都有拓展和延伸。王琼修筑的边墙向西延伸，已与兰州枣儿沟边墙相衔接。

王琼在《设重险以固封守奏议》中，对固原镇以北的防御形势做过宏观上的分析，对固原内边墙的修缮，选取了几个重要节点，其中“东自环县地界响石沟起，西至靖虏卫花儿岔止，共长六百三十里”最为重要。在王琼看来，“总制尚书秦纮修理墙堑低浅，今已坍坏填塞，套虏节年过花马池，分道深入，不能阻隔”，遂于嘉靖九年（1530年）八月，令镇守固原署都佥事刘文统领官军八千人实施修筑，以防蒙古诸部南下。具体修筑形式即因地制宜，多种方法并举。如响石沟至下马房旧堑墙三十里，用“深沟高堑”的办法，挑深沟，筑墙堑；平虏、镇戎、红古城、海剌都、西安州（海原西安）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采用“随山就崖，铲削陡峻”的办法；干盐池要冲之地青沙岘，又采用“铲崖挑沟”，依据不同地形地貌做了或堑或筑的处理。正是“堑山湮谷而得因地之利，深沟高垒而设重门之险”。

固原内边墙修筑，是由地方驻军承担完成的。边墙修筑后，“每年二八月各修理一次，屹然为关中重险”（《九边考》）。一年两次的“修理”，加强了边墙的维护。明弘治以后，尤其是嘉靖时期，固原镇内边墙曾经历过几次修筑。直到万历时期，固原内边墙仍在修筑或修缮。

边墙与下马关城

固原镇内边墙保存较好的地段，在同心县下马关镇境内。《嘉靖固原州志》记载，秦纮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时修筑下马房边墙，“于下马房东西扼塞之地，铲崖挑堑，设险以守”。嘉靖五年（1526年），王宪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时，不但在下马关修筑周长一里的城池，而且上疏朝廷增设下马关参将一职。每年秋防时，固原镇总兵移驻下马关督防。王琼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时，既修筑了下马关，又修筑边墙，关墙一体防御格局基本形成。

下马关，初名下马房，其修筑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修筑边墙，之后修筑下马关城，关城上修建有关楼。北城墙同样修建有关城、关楼和瓮城。驻防守备一级军官，驻军五百人（《九边图说·固原总镇图》）。《嘉靖固原州志》记载，下马关起盖城楼营房，拨军驻守。城楼上悬挂“重门御暴”的牌匾。《读史方舆纪要》载，王琼筑下马房关城，而后中路之患得免。《平远县志》记载，下马关城筑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外砖内土，周五里七分，高厚约三丈五尺”。因关城西墙被洪水冲毁，清光绪二年（1876年）重筑西墙时墙基内移，关城内缩为周长四里五分。现在仍可观赏的南城墙、南门及瓮城砖砌券拱，城门洞尚保存完整。瓮城开门东，门额上嵌有残存石匾，上刻“橐钥”二字，刻有“万历九年十二月”字样。据文献记载，此匾文字应为“橐钥全秦”四字。南门门额上亦嵌有石匾，上刻“重门设险”四字，匾头题写“万历十年二月吉旦”，落款署“固原兵备右参将解学礼”。下马关城虽遭到严重毁坏，城砖石全被拆光，但夯土城墙大多还保存着，西北部墙体高在八至十米，是宁夏保存最好的故城。城南瓮城、砖包的城门洞还在，因当年生产队将城门洞用作储粮仓库而保护下来了，十分不易。

此外，由下马关城往北，每隔数里即筑有一座夯土墩台。墩台的走向，经韦州、惠安堡一线，与黄河东岸横城至盐池方向的河东墙相连接。这一线墩台将固原内边墙与河东边墙连接起来，共享军事防御信息。

六铺墩城堡

2004年1月11日，兴庆区文物局范先生、文物修复专家李先生相邀，一起考察了固原内边墙下马关段，包括边墙和墩堡。六铺墩，是边墙沿线遗存最为突出的标志，也是固原内边墙下马关段六处墩堡的总称。明代张雨《边政考·图·固原靖兰图》里，已标注有头铺墩、二铺墩的名字，铺墩的顺序由西往东，连续四个墩堡修筑在平地上，五铺墩地处山坡台地上，六铺墩坐落在最东边的高山上（当地人称老爷山）顶上。从明代六铺墩记载到现在民间传承，六铺墩的名字已有数百年。下马关以东，边墙墙体保存现状损毁不一，有些地方尚好，有些地方坍塌严重，唯独沿边墙内里修筑的六处墩堡保存相对完好。

六铺墩台结构独特，大多是三重布局，一是墩台本身，二是环墩台修筑的小型城堡，三是城堡外围的坞城，类似于烽火台的高大墩台，位居城堡中心，三重围墙墙体十分清晰。六铺墩所在的山体，是同心与环县的分界线，四方形墩台城堡保存完好。六处墩台的地理位置与墩台的层级形制，皆具有防御功能。边墙的墩台可分为墙台、敌台和战台三类，根据筑城形制看六铺墩，一、二、三、四铺墩，应该具备烽燧、墙台、敌台的综合功能。五铺墩、六铺墩，或在山坡或耸立在山巅，城堡中有独立的烽火台，有戍卒的房屋，主要是发挥烽燧的作用，为警戒或传递军情的筑垒设施。六处墩台的修筑样式，在明代宁夏边墙修筑中有特殊性。这一线黄土深厚，无论边墙还是墩堡，皆为黄土筑就。

徐斌水新边墙

徐斌水位于红寺堡区南端徐斌水村小罗山西侧。徐斌水边墙，明代人称为徐斌水新边墙，是相对于固原旧边墙而冠名。明代人的文献里的“徐斌水”，后世写为“徐冰水”。新旧两道边墙虽在此相交集，但走向又各自不同，固原旧边墙为东西走向，徐斌水新边墙呈东南西北方向，起于徐斌水，止于中宁县鸣沙镇黄河南岸。《万历固原州志·边隘》记载，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陕西三边总制刘天和主持修筑了这道边墙：“自徐斌水迄鸣沙州黄河岸，修一百二十五里，增葺女墙，始险峻。张公珩添修敌台墩铺，防御益固云。”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张珩任宁夏巡抚，次年出任陕西三边总督后，为徐斌水边墙“添修敌台铺墩”，增加了防御设施，留下了今天仍能看到的墩台。

徐斌水堡，是明代的一个军事防御城堡，属于固原镇所辖。明代中期，蒙古兵南下加剧，红寺堡一带成为防御通道。正德二年（1507年），杨一清出任固原陕西三边总督后，上奏朝廷同意，委任指挥郑廉修筑红寺堡，周回一里五分，驻守官军四百一十七名，设操守官一员，管城官一名，属下有十五个烽堠，即烽火台、墩堠、瞭望台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红寺堡以南“周环旷阻，有地数百里，水泉四十五处，草木繁茂。寇至每驻牧焉，呼为小河套”。这一带水泉加草场，生态尚好，为蒙古兵锋南下掳掠驻牧所依赖。因此，防御至为重要。

徐斌水新边墙的修筑，朝野还有过故事：三边总督刘天和修筑边墙上疏朝廷的奏折，遭到兵科给事中朱隆禧等人的严厉批评。朝廷不同意修筑徐斌水边墙，但还是修筑了。因修筑边墙事宁夏总兵任杰受罚，“夺俸半年”（《明世宗实录》卷203）。次年，刘天和也被“夺俸三月”（《明世宗实录》卷210），刘天和与任杰都因修筑边墙受到了处罚。实际上，徐斌水边墙的修筑，朝堂之上的官员并不了解边地防御而误判。明代人许论撰写的《九边图论》，对当时九边重镇的军事与防御布局有清晰的研究，他熟悉宁夏边备，认为修筑徐斌水新边墙，大小水泉数十处皆在边墙之内，起到了“断胡马饮牧之区”的防御作用。在明代人魏焕眼里，徐斌水边墙的修筑，是“自大边至此，重险有四道矣”，即徐斌水边墙的修筑，成为河东边墙（头道边墙、二道边墙）、固原镇内边墙修筑之后的第四道边墙，故有“重险四道”之说。

徐斌水边墙的修筑，在研究长城的学者眼中，它仍是一道防御天堑。徐斌水至鸣沙镇黄河南岸，沿途既有山地、平原，也有沟谷、丘陵，边墙修筑依不同地理地貌特点，采取灵活的修筑形式，即多种方式并用，主要以壕堑、削山墙的形式为主，夯土墙辅之。明人魏焕在他的《皇明九边考》里明确写道：“（新红寺堡）直北稍西，旧有深险大沟一道，受迤东罗山之水流于黄河，长一百二十五里，总制刘天和堑崖筑堤一百八十里五分，筑墙堡一十六里八分。”边墙全长一百二十五里，堑崖筑堤一百零八里，筑墙占比仅为十余里。实地考察，现在还能看得到的边墙，多在红寺堡区大河乡境内，应该是明代夯筑的墙体。

徐斌水边墙，在一些文献里没有提及，也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有无徐斌水边墙还有存疑。对此，《万历固原州志》清晰记载，涉及边墙修筑的时间、何人主持修筑等方面。明代人写的几部书里都涉及徐斌水边墙的修筑，如霍冀、孙应元撰《九边图说·图》里，明确标注徐斌水新边墙与东西走向的固原旧边墙相衔接，边墙呈S形直达鸣沙州黄河南岸；张雨《边政考·图·固原靖兰图》里亦标注，徐斌水新边墙与固原旧边墙在红寺堡梁家泉相接，边墙向西北方向而去，徐斌水墩在边墙之内，防御作用明显。

从2019年至2024年，笔者数次考察过徐斌水边墙。依《九边考》记载看，由梁家泉往北稍西有大沟一道，罗山水由此流入黄河。这实际是罗山以西的一条河谷，在上游，当地人称徐斌水为“水沟”，水源由多个泉水相汇而成。在下游红寺堡，称其为红柳沟。凡夯筑的墙体，都有地表遗存，红寺堡区西北方向的红柳河谷地东南西北两岸，有夯筑的边墙遗址，如红寺堡区大河乡境内红柳沟岸边墙体遗迹明显，这里地势平缓，地处交通线上，文物管理部门已在红柳沟边墙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壕堑、削山墙形式修筑的墙体，地表已很难看到墙体遗迹。徐斌水边墙的修筑，在隶属关系上是由固原镇来完成的。现在，红寺堡区境内红柳沟两岸能看到残存的边墙墙体，或者坍塌，或者被黄沙侵蚀覆盖，露出地表的仅是脊状的土垄墙体，尚存的十余座烽火台保存相对完好。

寻访鸣沙镇老人，他们谈到数十年前有多处烽燧，而且记忆中的烽燧早已消失。至于边墙，已无从谈起。徐斌水边墙，是宁夏修筑时间最晚的一道边墙，而且是一道独立的边墙，不能将徐斌水新边墙并入固原内边墙之列。明代人称其为“重险四道”中的一道，也是将其视为独立的一道边墙看待的。无论从地域、长城走向看，古人的界定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