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文学》2024年第11期|唐荣尧:听,那些画在石头上念诵昆仑
画,以艺术形式被人类创制出来后,就有了各种形式的命名,而且其归宿多是走进博物馆或个人的收藏中,唯有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没被强行搬进博物馆定居的“岩画”,在天地日月的注视中,叙说着它们描绘的、见证过的岁月。人类生活的几个大洲上,陆续发现了这些躺在石头上的画。
昆仑山,是神置放身体的床板,是安放神话与神器的厅堂,更是神最近距离观赏岩画的地方,那是神和人共享的一份艺术。
去昆仑山,有人想着是前往青藏高原的一次美丽路过,有人理解为是遇见西王母和周天子的邂逅之地,也有人会当作和温润的昆仑玉产地的一次相遇。很少有人知道,隐藏在昆仑山深处、高处的一块块刻有图案的石头,就是一面面朝天敞开的大画板,绚烂美丽却藏在地球的第三极腹地。走近昆仑山,就是接近那些被雪水和阳光洗净的画面,能够和这些距离太阳最近的岩画相遇,该是多么难得的一份艺术福利。
没去昆仑山之前的很多人或许臆想着那是一座神话垒砌起来的山,想象着周穆王在温泉般的瑶池边,在鲜花、仙桃、美女、圣乐的陪伴下,和西王母对歌吟诗,乐而忘归,那是众山中浪漫的代表。现实中的昆仑山和天山、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阿尔泰山一样,是一条带有国际背景的山脉,迄今为止,因为地缘因素和地质地貌还没人能够完成一次完整的考察与丈量,即便是国内部分,昆仑山不仅横贯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间,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的恶劣气候条件和诸多无人区镶嵌其间,决定人类对它的完整丈量不可能完成。即便是想纵越130到200公里的昆仑山,那其间诸多如埋在雪山之上、朝天亮出一把把白色匕首的冰川,就是竖起的一道道白色禁令,那冰冷而峻穆的冷光,足以让任何贸然闯进者命丧其间。这给昆仑山的腹地造就了一片巨大的无人区,人类在这片第三极上生活的证据,就像飘在这里的氧气一样稀缺,那些古老先民们凿刻在石头上的画,就是这稀缺证据中的一种,它们不是神话中的西王母的笑脸,也不是祖先望着层云叠嶂的想象,它们是先民手中的刀和昆仑山上的石面,相遇后的真实存在,是一朵朵定居在石头上的云,是古人刻划在石头的心音,看这些云、听这些音是有难度的。
神话是人类创造的,但承载神话的地方却是大自然。盛产神话的昆仑山里,大量古人凿画在石头上的岩画,是人类献给大自然的一种神话。
寻访昆仑山,是几千年来一些文人、学者或道教信徒、西王母的粉丝们热衷的一种奢望,对昆仑山岩画进行科学意义上的探险与求证,是一个有门槛的奢侈之梦。
一
每年夏天,那位家在新疆若羌县南部、昆仑山北麓的哈萨克族牧民,就会赶着他的牛羊,向南穿过昆仑山,进入新疆和青海交界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游牧,甚至会跟着那些脑海里没有行政规划意识的牛羊,慢悠悠地深入到青海省境内的昆仑河源区。那里除了从新疆若羌县境内过来的哈萨克牧民和青海省格尔木市境内流牧的蒙古族、藏族牧民外,很少有外来人的足迹,野牦牛是那里规模最大的“原住民”,那条贴着昆仑河走向的沟被牧人们称为“野牛沟”。
1987年初秋的一天,在海拔4000多米的野牛沟口,那位哈萨克族牧民突然看到有4个人跟在驮着行李的牦牛后面,从沟口缓缓进来,这引起牧民的紧张和不解:野牛沟里,除了像他这样的牧民,是很少有人出入的!那四个人逐渐走近,走在前面的那位向导向牧民打听:“听说这条沟里有刻在石头上的画,请问您知道吗?”
牧民和向导简单对谈后,很快了解到,向导是从昆仑山下找来的的当地蒙古族牧民,另外三个人从穿着打扮与脸上没被高原阳光晒黑等细节判断,他们绝对不是牧民,也不是那些在夏季来盗猎的不法分子。
蒙古族向导告诉哈萨克牧民,那三位是青海省考古所的年轻研究员汤惠生、张文华和孙宝旗。一听这三人要找那些散布在野牛沟两边山梁上的石头画,拥有猎枪的牧民替他们担忧起来:再往野牛沟里走,就是那些体型庞大、性情古怪而暴烈的野牦牛的地盘,只要它们活着,天上的鹰和地上的狼都拿它们无可奈何,何况,山沟里不乏狼与熊出没。
牧人会以望天、观地、看云、盯草、找刻在石头上画等,打发寂寥的放牧时光,他们对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画并不陌生,这是他们历代在大山中放牧时打发时间的一种主要方式,他们是藏在山石上那些刻画的制造者也是阅读者、欣赏者,他们的后人也是发现这些岩画的最佳捕手。在无聊的放牧日子里,想念一头跟随自己多年但前不久去世的牛了,牧人就一笔一划地凿刻出一头牛,好像这样就能挽留住那头牛的生命,是那头牛的另一种方式延续,反正日子充足得像从天空泻下来的阳光,刻完一头牛后,那就刻第二头牛,这也是野牛沟里那些石头上的画中超过60%的内容是牛的原因之一吧。看到公牦牛和母牦牛在草地上交配的场景了,或许就想起了和心爱的女人一起欢爱的情景,就拿起刀子在石头上刻画那种私密的场景,尤其是将男性的性器、女性的乳房与阴部极尽扩张的放大。没有人要求他们在凿刻过程要遵循这个规律、服从那个规定的,他们将观察和想象结合得非常完美,恨不得刻画出一柄柄世界上最坚硬、硕大且挺拔的男人性器,赋予它们能穿过山间的石头和岁月之墙的力量。在这些创作者的刀下,石头发出欢快的呻吟,完成的画面上,女性的胸部丰硕得能盛得下群山,也能放得下他们那幻想着吮吸出黄金蜜汁的嘴唇。除了牛羊题材和男女性爱的画面,衔着白云在天上巡查的鹰,奔窜于青草间的兔子,捕食牛羊的虎和狼,都缓缓地走进了他们的刀下,成了刻在石头上的纹身与记忆,也给眼前的这三位从西宁出发前来昆仑山里找“石画”的人,留下了研究的资源。
距离汤惠生和哈萨克牧民相遇34年后,我出现在野牛沟。指引我前往昆仑山的“向导”,是汤惠生所著的《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物调查随笔》一书。那本书里,有他在青海南部、西部调查岩画的多篇文章。2004年夏天,我看完那本书后,内心萌生“什么时候能够去看看那些岩画”的愿望,像一场高原上一场隆重法事前升起的煨桑,在我的内心里袅袅生成。
我和汤惠生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银川举办的一场国际岩画研讨会上,最后一次是2021年10月18日在成都召开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谈起《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物调查随笔》记述的情景,他依然历历在目。1987年初秋,汤惠生和同事张文华、孙宝旗组成的岩画考察小组,前往位于格尔木市郭勒木得乡的野牛沟进行岩画调查。那时,他们从格尔木出发前往野牛沟里的四道沟,来回骑马需要8天时间。
那时的郭勒木得乡已经改为镇了,昔日从格尔木前往西藏的简易公路已经变成了宽敞、平坦的京藏公路了,从格尔木出发,大半天时间就能抵达四道沟。曾经,属于哈萨克人牧区的四道沟,像一个古老的战场在硝烟散尽后徒留残垣断壁,只是留下了哈萨坟、哈萨沟等地名,再也没了哈萨克族牧民的生活印迹,变成了郭勒木得镇辖内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那年,从格尔木出发4天后,汤惠生和同事、向导才进入野牛沟,那是昆仑山中的河水最饱满的季节,冰雪融化让河源地像一个个近乎被挤爆的、刚生完孩子的少妇乳房,往外喷射着乳汁般的河水,暴涨的河水淹没了牧人和牛羊在河边踩出的小道,添加了这个季节进入野牛沟者的难度。逆着昆仑河而上,我一边徒步而行,一边仔细对照汤惠生在书中记述的、他当年涉水过河的几处地方,那儿都已经修建了桥梁,估计也是为了方便牧民赶着牛羊越过昆仑河,按照一年算下来,这几座小桥应该是世界上最闲的桥。当年,他们骑马走过的河边滩地上,早已修好了一条通往瑶池景点的旅游公路,路边不时也出现文旅部门竖着的景点提醒性质的水泥牌。那时,汤惠生和同事骑马进入野牛沟,过河时,马背上的食品袋与睡袋被水打湿,食品袋里装的方便面与饼干全部掺在一起成了面团,他们只好吃哈萨克族牧民用猎枪打的兔子肉。抵达四道沟的下午,一场骤降的大雪改变了这里的景象,一夜间,白茫茫的雪像是变魔术般地盖住了山川,他们要找寻的岩画犹如玩捉迷藏游戏似地藏在了雪下面。他们只好等太阳出来,覆盖在地面上、岩石上的雪融化后,那位哈萨克牧民才凭着记忆带着他们找到南坡那些刻有图案的岩石群,30余幅动物岩画才亮出面容:野牛、骆驼、马、鹰、熊等动物,也有放牧、出行、狩猎、舞蹈等场景。汤惠生和同事根据微腐蚀方法测定,这些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作品,也就说,它们在这里已经沉默了3000年左右的时光。在汤惠生的眼里,这些岩画中最弥足珍贵的一幅岩画是上面有众人手拉手舞蹈的场面,这与青海省东部的大通和宗日发现的著名的马家窑彩陶盆上的舞蹈场面非常相似。这让汤惠生通过岩画将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之间继承或渊源关系联想在了一起。
二
我没有汤惠生先生那样幸运地和野牛沟的岩画有那么早的邂逅。我第一次抵达昆仑山下时,是20世纪最后的一年秋天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涌起的淘金潮,把来自内地的一批又一批淘金大军推到这里,开始在源出昆仑山脉的一条条河沟边疯狂淘金,留给生态本就脆弱的高原上一个个伤疤。他们不是这片高地净土的主人,不会像岩画的创作者那样热爱这里并留下美好的印记。高原上没有我们理解的那些道路,只是动物迁徙时在青草与荒山间踩出的一条条浅浅的印迹,能提供给动物与牧人足够的记忆、提醒。淘金大军来后,皮卡车、拖拉机、摩托车在突突突的马达声中,排气筒里冒出的黑烟熏坏了青草的肺,吵醒了沉睡的高原。淘金潮伴生的是猎杀高原动物的热潮,各种车辆在一道梁到七道梁间的原始草场上压出的路,像一个刚学会理发的人,在别人那一头丛密的黑发间乱剪出一条不规则的线条,醒目而丑陋,那一条条宽窄不一、车辙深浅不一的山路上,或通往山背后的高原湖畔,或通向高山草甸深处,驶过山路的各种车辆上,曾驮载过多少高原生态的杀手,他们让野牛沟河水也失去了清澈容颜,因为淘金洗砂和往河中倾倒、排泄各种生活垃圾而变得浑浊起来。
听当地牧民讲,淘金大军和盗猎大军没来之前,在一道梁便可见到的羚羊、黄羊、狼、野牛等动物,现在到了七道梁都很难见到这些动物的踪影,它们带着惊恐的心理逃离了本该属于它们的家乡,它们的体内埋下了恐惧的种子,最初的逃离者一定用它们的语言告诫后人:这里的水和草不再能养活我们,来这里的人拿的那种叫枪的东西,从枪管里飞出的子弹,跑得比我们快,它能夺走我们的生命。这种告诫,一定是在动物们中间暗暗传递,动物们的撤离,让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动物们,永远地失去了它们在这里曾生活过的有力佐证。
我最后一次进入野牛沟,是2021年的五一期间,看到了另一种对高原草场的伤害正在像场场积雪一样累积着:从野牛沟到瑶池公路三期工程已全线通车,这条旅游公路全长110公里,就像一把尖刀划过昆仑河谷,沿途其实没有多少游客,偶尔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越野车呼啸而过,排气筒里飞出的阵阵黑烟,落在路边的青草上,就是撒下了一层毒药,汽车发出刺耳的轰鸣声和下车拍照的游客控制不住兴奋的尖叫声,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声调。那些车辆,在寂寥的昆仑河谷里,就像大海里行驶的快艇一样,对当地的文旅经济发展,究竟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任何一辆汽车和游人都是这里的过客,一毫克的废气,落在如此高海拔的青草上,就是一场黑色的梦魇;一分贝的噪音,飘在如此寂静的高原上,就是一群红色的杀手,生态不仅是指动植物的数量平衡,也应包括声音、气体带来的空间破坏。
写有“野马滩岩画”的红色白字路牌,像一位盛情的门迎,邀请我往公路北边的那片草地走去。五月初的高原,从河边往山脚下,地上的枯草像是铺了一道宽阔的黄色地毯,说是野马滩,已经看不到一匹野马了。这些敏感、警觉的高原精灵,早在大量淘金者和盗猎者来到这里时,就已带着惊恐撤离了它们的祖先固守的家园,向昆仑河源头地区及两岸群山背后而去,让羚羊和野驴变成了这条大毯上的主角。我踩着脚下的荒草慢慢行走,不时看到不远处的羚羊抬起头来,它们一定惊奇穿着红色冲锋衣的我,像是一堆滚动的火,闯入了它们的领地。刚出现在昆仑河北岸的野马滩岩画点,就听见一道摩托车的轰鸣打破山谷的宁静。抬起头朝发出轰鸣的方位望去,只见一团绿色骑着一团红色飞卷而来。那团红绿相间的云状物停在我眼前时,这才看清是一位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驾驶着一辆红色摩托车,车子还没完全停稳,年轻人就一边熄火,一边急忙将右腿一抬,从摩托车右边的脚踏板上划出一道近乎180度的弧线,双脚并齐停稳的同时,眼睛却一直盯着我,一句带有严厉口气的话从他的口中飞来:“跑这里干什么来的?”这样的语气中透露着他的恼怒。
把摩托车停稳后,他冲到我眼前,继续用严厉的口气责问我是干什么的?跑这里来做什么?他仔细而严苛盘查,让我也心生不快:这么大的青藏高原,你又是干什么的?外地游客到这里来,难道就得接受这样的待遇?
我们之间简短的一段对话后,误会像太阳出来后很快融化的薄雪一样消除后,我们开始向对方表达敬意:得知我万里之远来这里,是为了修订之前创作的《青海之书》中关于昆仑山岩画内容的,他脸上绷紧的肌肉放松了,随着带歉意的笑而露出了远处山顶上积雪般的牙齿。他的经历也赢得我的敬重:他叫金宝山,家就在河对岸低洼处的一片草场上,作为全乡第一个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学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格尔木市公安机关。在京求学让他知道了岩画的意义和价值,既为野牛沟里分布有这种古老的文化遗产而自豪,也为那些孤独蹲在一块块石面上的岩画没人看管而担忧,在格尔木工作期间,他每次回野牛沟的老家时,总要去看看那些离家近的岩画,生怕这些东西也遭遇当年盗猎分子枪杀羚羊的命运。这种对岩画的放不下,像一层又一层雪积累着,终于让他以放弃公职、回家守护岩画这种方式形成了他内心的雪崩。他也是全乡第一个放弃公职回到老家,重新回归牧民身份的人:一边放牧,一边义务看护岩画。夏天,他骑着摩托车,赶着牛羊到昆仑河河北岸高山上的夏牧场,羊在山坡上吃草,他的眼睛像是架在山梁上的雷达,警惕地巡视着那些岩画点。一旦发现有人走近岩画,他就像一名发现异样情况的侦察兵,迅速端起自己买的那架望远镜,一旦确定是陌生人接近岩画点,便立即骑上停在身边的摩托车,犹如一只主人的牧场受到外来动物侵扰的藏獒,奋力朝入侵者奔去——他就是这样身穿绿色军大衣、骑着摩托车来到我身边的。
位于昆仑河北岸的“野马滩岩画点”,其实是一座小山包,远远看上去像是一头朝北边群山叩拜的小狮子,被一道近乎2米高的绿色铁丝网完整地保护了起来,就像牧民防止狼进群伤害牛羊而用牦牛粪垒起的一道羊圈,这道铁丝网就是那头趴在地上的“石狮子”的安全网,也为我这样不远万里来这里考察、书写岩画的人,增添了难度。金宝山直接将我带到那头“石狮子”右臀部位,指着那上面的一组岩画:“呶,真要找的话会费你不少时间呢,岩画全在那块石头上!” 岩画距离铁丝网不是很远,虽然分布在山包的东侧,在这下午时分有些逆光,我将头尽力贴近铁丝网,还在那一块约3平方米的岩石上面,逐一看到那些敲打而成的图案。隔着铁丝网,我像一位清点归牧牛羊的牧民,数着卧在大石头上的岩画,总共有41幅,主要以骆驼、羊、鹿、牦牛等为主,有的岩画上还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和我这些年为了考察中国的岩画分布到达的北方地区岩画内容基本相似,无论是新疆阿尔泰山、内蒙古阴山,还是甘肃祁连山、宁夏贺兰山境内分布的岩画,它们的内容似乎都是惊人的一致,都是游牧在北方大地上的那些生灵们生活图景,是那时人类的审美与表达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吗?
看完野马滩的岩画点,我和金宝山席地而坐,向他了解昆仑河谷的生态、历史、牧民生活。得知他喜欢喝酒,出于对他守护岩画的一份敬重,我从后备厢里拿出之前准备好的,打算到一些垭口、文化遗址敬献的白酒送给他。
辞别金宝山和他看护的“野马滩岩画点”,按照金宝山指的方向,我朝昆仑河南岸而去,那里有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岩画点。
在一座连着一座、一座长得像另一座的干黄山脉中,找一座藏着岩画的山梁,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幸好有金宝山给指出的大致路线,让我跨过昆仑河上的那座简易的水泥桥不久,就看到围在一处山脚下的绿色铁丝网,犹如给那条黄色的山梁围上了一道绿色的裙边。在满眼枯黄的高原五月之初,那道醒目的绿色成了一种强有力的信号,走到山脚下,“野牛沟岩画点”字样的水泥碑明确无误地告诉我:目的地到了。
水泥碑像是一位尽职的哨兵,守卫着身后那一条爬满岩画的山梁!在昆仑河之侧、昆仑山腹地,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这道山梁上,能看到岩画该是多么的不易。踩在一条条石头缝隙间,我小心地寻找安放脚的合适位子,然后像一头猎豹似地在一块块石面上寻找岩画,尽管每一个动作都缓慢如老人,高海拔还是让我气喘吁吁,但每看到一幅岩画带来的激动又是下一脚迈动的动力,我简直就是闯入了一座岩画的仓库,看一幅我记一次数,数着,数着,嘴里轻声念叨的数字快接近“200”时,脚下突然一滑,一声“哎呦”中竟然忘了数着的岩画排序。除了常规的牛、马、狼、羊、驼等动物和人骑在马上的图案外,给我印象很深的有这样几张:高大的双峰驼;犄角比较形象且夸张的牦牛;性器比较夸张地近乎垂到地上让人猛一看是一头五足牦牛,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一幅一匹马的后面,站立着一个从比例上看非常高大的女性,马的身子才到她的腰部,这是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女性,右手握着一只鸟儿,那鸟儿的身材比例比女性的脸稍微小些,让我立即想象到它是一只巨大的、类似高原秃鹫一样的巨鸟,它代表着女性掌握着一种神秘力量?还是想放飞一种什么?女性的左手臂下垂但和腰部保持着一定距离,这样和右手合成了一种协调;女性的脸部比例也有些夸张,上面清晰地刻着嘴和眉毛,但形象地展示了她的相貌;最为夸张且醒目的,是女性头顶的刻画,猛一看是非洲女性般的膨发,却又让人联想到那是一顶桂冠,无论是头发,还是桂冠,其在整个岩画画面中占的比例,近乎女性身边站的那匹马的大小。要我评选这个长满岩画的山梁中的最佳岩画,或者从岩画角度出发的镇山之宝,无论从构图的夸张与形象及带来的美感,还是凿刻的清晰与集合的元素及表达的意境,眼前的这幅岩画是当之无愧的“昆仑岩画之王”。
当那幅模糊的车轮状岩画出现在我眼前时,我的内心犹如一面小湖里掉进一块大陨石。在长期漫游于中国岩画区的考察中,在阴山和贺兰山发现车辆形象,就足以让我感到震惊;在通天河流域的岩画群里,发现车辆的岩画内容时,内心里已经涌起一层层惊奇的浪花: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从车辆的拉载形式上看,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牛驾车辆,第二种是马驾车辆,第三种是无挽畜车辆。其中,牛驾车辆的挽畜为役力较强的犏牛。马驾车辆一般为单辕双轮车,有位于车辕左右的服马,也有位于服马两侧的骖马。这类岩画主要分布在曲麻莱、称多两县。位于昆仑河上游的野牛沟,岩画中竟然也出现了车的图形,不仅说明这些岩画的创作主体是中国境内青铜时代的族群,而且还为这些古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者埋下了谜面。按照今天的思维来理解,车辆形状出现在岩画里,确实有些匪夷所思——甭说它们在几千年的高原上没路可行,就是几十年前的昆仑河边,也没有可供这种简易的双轮大车行驶的路呀。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曾提出:“公元前2000年,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这些族群的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而战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没有文献资料为他的这种提法作为例证,但岩画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沿着一条自欧洲到亚洲的岩画之路,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条车的蔓延之路,而岩画中的车辆画面进入中国的北方大地后,就出现在了昆仑山——天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这条线上,如果深居昆仑山中的岩画创作主体是沿着欧洲到亚洲的岩画之路而来的,那么青海大地上的古人类中就有了一群神秘的“外宾”。
在天山和祁连山这样一个连接西域、中亚的大通道上,出现岩画中的车的形象不难理解,然而,从昆仑山的野牛沟到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带上出现的车的形象,确实不可思议。它和昆仑山的神话一样更能激起人的想象。无论是昆仑山里的野牛沟,还是通天河流经的曲麻莱县和称多县的滨河岩画点,当地至今也没有提供车辆可行的道路,这些石头上的“车辆”简直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躺在石头上的车,其实是躺在云彩之上的,是真正的高车。一个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古老族群“高车”很快从我的脑海里蹦了出来,随之是已故的青海著名诗人昌耀的那首《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行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人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诗人呀,把高车从冰凉的石头上唤回烟火人间视野,把高车从古老的史籍中拽回诗歌的领地。
在20世纪50年代的青藏公路修通之前,人类抵达野牛沟或穿越通天河流域基本依靠步行或依赖牦牛驮载物品,没有可供车辆行走的道路。那么,这些车辆形象的出现,该作何解释呢?昆仑山和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形象,说明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在几千年前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造车技能呢?还是从外地传来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物件”?昆仑山的这些岩画车辆图,足以让学者们费解不已,可惜,岩画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那个带领汤惠生前往野牛沟的哈萨克族牧民的身份和他后来撤回到新疆老家的故事提醒了我,让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通天河与野牛沟的岩画车辆:3000多年前,青藏高原在地壳运动中仍处于抬升阶段,但海拔没有今天这样高,可能是游牧于新疆的哈萨克族牧民,“引进”了新疆岩画中的车辆。出现在昆仑山和通天河流域的车的岩画,是碾过云彩没能挽留住的时间肌肤,将车辙刻印在了石头上,是俯视地平线的记忆容器,是时间托付牧人和石头锻造的记忆巨人。
岩画学者认为,野牛沟岩画系用铁制工具打凿而成,这些4000多年前的古老艺术品的完成,需要多少铁制工具?然而,在一个连人迹都很难抵达的地方,铁器是从哪里传来的?周围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甭说炼铁遗址,连铁矿也没有,何来铁器?创造这些神奇之物的人,是古老的吐蕃人?是消失了的高车族?还是一个更为神秘的游牧部族?
野牛沟里的岩画约略有200个个体形象。从内容上可分为牛、鹿、骆驼、狼、豹、鹰、狩猎、出行等。牛的形象在岩画中占很大的比例。除了少数处于被狩猎状态外,大多为单独的、静态的牛。不难推测出,这里的动物中数量最大的应该是牛。
野牛沟和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发现,无疑宣告了这里是中国北方大地上海拔最高的岩画区,也成了解读青海大地上史前人类在这里生活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昆仑山的另一种神话书写方式与艺术创造方式。神话的特色在于其虚无缥缈,而岩画却将昆仑山的另一种神话以图像方式展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那些长久隐居于此的岩画,像它们的身世一样也渐渐变得模糊了。站在背负着野牛沟岩画的那座山梁上,我感到脚下传来成千上万的、在石头上休息了数千年的动物们的呼吸,感到脚下的山岗不是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和周围山梁一样的石头堆,而是200多幅岩画构成的艺术宝库——一个记录了昆仑山古先民的记忆宝库。那些岩画的凿刻者,或许是和我在本文开篇中说的哈萨克族牧民一样,是时光之眼中的过客,但他们却以石为媒介,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生活的印迹,留下了一份后人追忆他们的念想,一份精神文化上的遗产。随着太阳往远处的昆仑山深处下沉,远处的昆仑河逐渐改变了肤色,从黄昏时的金灿灿变成银色粼粼,从泛着银光变得黯淡了下去。像一位在紧促变场间抓紧更换戏装的演员,在漫天星光下,又亮出另一种颜色来,它映衬着装满岩画的这片山岗和周围的群山的幽暗。我在暮色中扎好帐篷,开始怀抱这一天地的夜色,聆听那些从岩画上爬出来的声音,那才是这片土地没有受现代文明折磨之前的真实呼吸,岩画创作者早已不在,作为岩画创作者模特儿的那些动物也早已不在,但它们的后代像山坡上的青草一茬又一茬生生死死于此,像不远处的昆仑河的后浪不断推送着前浪奔向远方,它们是昆仑河的庄稼与风景,记忆与财富。岩画的动物仿佛从夜色中起身,再次观察它们曾经生活过的土地有什么变化,聆听它的后代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夜色渐浓,昆仑河的夜流在寂静的高原上荡漾,像一股细细的风在吹拂,这是高原打开另一副嗓音的时候,从牛的胃里传出草被反刍的声音,从河床边传来流水离开这里的忧郁,从山岗上传来狼要出外觅食的呼唤声,从山顶上传来白天的落雪在冰川上被冻结的声音,从地表下不远传来草的籽粒积蓄力量想奔出地面的喘息声,从牧场上传来野牦牛勾引家牦牛的发情声,每一道声音都是那些躺在石头上沉睡千年的动物的一次复活,这种复活也仅仅在夜晚上演、黎明收回,它们是骚动在昆仑山胸膛里的歌词与孵化,是为各自生活所弹奏的颂歌,这些颂歌集成了高原独有的夜晚大合唱,也是那些躺在石面上的动物在世时的声音舞台,千百年来,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今夜,眠在万物以另一种方式沸腾的高原,聆听那些石头的动物与人类的声音再现,深深感知高原的生活与经历需要证据,岩画说:我就是昆仑山,昆仑河,青藏腹地中的人与动物、石头一起生活的证据,是声音的凝固,是生育的封藏,是留恋人世的生灵们通过石头的再次复活!
三
告别野牛沟,我沿着汤惠生当年在西部青海的岩画足迹,贴着昆仑山脚而行。
昆仑山像一个孕育了岩画的母亲,它的岩画儿女长大后要出门远行,它们在昆仑山下友好的告别,掩起不再相遇的悲伤,开始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漫游,不带行李和盘缠,不带山的预言与水的纠缠,带着青稞的心和青草的注目,其中的一路沿着通天河向东,在江水的涛声里留下足迹,那是江水映照中,悬挂在崖壁间的一封封信,等待着像我这样远路而来的拆读者;另一路则顺着昆仑山的北支布尔汗布达山的走向,奔向青海南山、祁连山方向,末梢处和从天山延伸向祁连山的岩画之路融合,这一路上的岩画点,像是一座古老钱庄里叮当作响的零钱,珍贵而发亮,构成了中国北方一片辽阔的岩画王国。这两条线路,就像是从昆仑山腹地长出的一对岩画的翅膀,让昆仑山成了一座“载着纹身飞翔的山”。位于天峻县江河乡卢山东坡上的卢山岩画,是这个岩画王国里的一个小部落,但好似昆仑山岩画往东延伸途中的一处重要驿站,里面长期驻守着20多组岩画,最大的一组有20平方米左右,上面刻凿着200余个岩画形象。
神话时代和人类信史时期的空白,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定义的史前人类时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智人是填补这个历史空白期的主角,他们留在大地上的古人类生活痕迹成了今天我们解读彼时人类生活的重要渠道。在考古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正因为智人创造的岩画文化,才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在这本书里,如果说美丽的昆仑山神话是我解读青海这部伟大史诗的首页,我愿意将解读青海大地上散布的岩画,来当作阅读一部大美青海历史的扉页。
古人的生存智慧有很多表现形式,岩画就是其中一个:游牧者在山与水之间寻找一个巧妙的距离或平衡,通天河边的岩画就反映着游牧者处理山水关系的高超技巧,卢山岩画同样如此,它既在高山草场上,又保持和青海湖80公里左右的距离。岩画区周围水源充足,牧草肥美。在江河乡,我向当地牧民打听卢山岩画时,几个牧民哈哈笑起来:“那有什么好看,是男人和女人乱搞的。”这不由让我想起1986年6月初,汤惠生来到这里打听岩画时,当地牧民向他描述一幅鹿的岩画时的话:“两支鹿角连在一起,加上角上的枝杈,跟女人×一样!”朴实而精准的描述,和那些岩画真实反映当时游牧生活一样,这片土地保持着一种从祖先那里一直传承下来的真。
牧民们说的流氓画出现在了我的眼前:男女交配图。高原和草原上,生命的延续很重要,古人将这种有关生殖和交配的愿望刻印在石头上,这些图案在祁连山、贺兰山和阴山已经很常见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出现的车轮图案,像是昆仑山岩画延续的一份证词。难道数千年前,从昆仑山腹地的昆仑河一带到这里,曾经真有过一条能供高大车辆行驶的古道?如果有,这些车是谁又是如何制造的?供车行驶的古道怎么没留下一丝痕迹?难道这些石头上车辆,都是飞在半空中的?
青海草原地区既无车,亦没有可供车行驶的路,更没有锻造或驾驭车的技术和市场,岩画中出现的车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汤惠生从卢山岩画中的一幅“蹲踞式人形”和虎的形象,推测到卢山岩画乃至青海地区岩画是由匈奴人从北方草原地区带到这里的。但我却纳闷:昆仑山和通天河流域可从没出现过匈奴人呀。何况,据后来的岩画学者们研究,野牛沟岩画距今已经3200多年,天峻县江河乡的卢山和天棚乡发现了两处岩画,距今约2000多年和2300多年。到目前为止,青海境内共发现岩画地点15处,主要分布于海北、海南、海西和玉树地区,也就是说,昆仑山的岩画至少在青海境内是一个巨大的源头,如江河之流沿源头向外流去一样,卢山和天棚的岩画点,就是青海岩画的中下游了。
昆仑山东麓、青海高原西部出现的岩画中,和中国其他地方不同的一个特色在于其独特的题材:牦牛、马、犬、羊、鹿、骆驼等动物出现,表明这些先民已经成功地驯服了这些高原上的精灵,尤其是卢山岩画中骑马人的形象则表明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经骑马出猎,和野牛沟里那些不见骑猎的岩画相比,证明马的生活区域主要集中在柴达木盆地中东部,也从侧面说明卢山岩画要比野牛沟岩画晚,或许更能说明青海的古人类是从昆仑山为原点四处迁徙的,昆仑人是青海当之无愧的最早先民。
我仿佛沿着一条岩画之河,继续顺流而下,位于祁连山西麓、青海湖北岸的刚察县哈龙沟,就是这条低调但澎湃的岩画之河上的码头。1970年代末,哈龙沟里的一组岩画被发现的消息刊登在《青海社会科学》上,这是岩画在青海被正式发现并向外推介的标志被刊登。1980年代初的一天,长期寂然的哈龙沟里出现了原青海考古队的苏生秀、许新国和刘小何等3人的身影,他们对哈龙沟岩画从考古学角度重新加以考察,并与青海省都兰县巴哈莫力沟发现的一处新的岩画地点一起加以报道,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这标志着从昆仑山腹地出发的岩画之河,蜿蜒数千里,穿过柴达木盆地抵达祁连山西麓,在中国的岩画版图上,犁出了一道壮阔的庄稼。
从野牛沟到巴哈莫力沟再到哈龙沟,从昆仑河到香日德河再到布哈河,游牧的先民,用刀和石合成的鞋底,在辽阔的高原上留下的印迹,也是我顺着昆仑山的走向之一,寻找一幅幅挂在地球高处的石画的路途——以昆仑山腹地的野牛沟为起点,以祁连山西麓的哈龙沟为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