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科学家大都比较有性格，希望科学不断推进，而文学家更保守，希望这个世界不要太科学。”九年前，作家王安忆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裴钢在上海图书馆进行了一场作家与科学家的对话；九年后，上图讲座中心再度邀请王安忆和裴钢，接续九年前的话题，纵论“科学与人文再交融”。
对于新的科学发明，王安忆的态度是，“当爱迪生发明电灯的时候，根本不会想象，今天会有手机。这是福音还是灾难来临前的预兆？有了手机，所有的信息传播处在一个畅通到没有边界的情况。我是做文学的，我非常在意事情的过程。比如年轻时候谈恋爱，必须要写情书，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文学家；但是今天，孩子们完全不需要写情书，靠手机可以联络任何聚会，尤其是手机的短信表达，非常方便，毫不害羞，非常难说的话都可以说，因为对面的人看不见”。王安忆说，做文学的人很在乎这个障碍，因为没有障碍，就没有情节了。
在阐述文学与科学两者关系时，王安忆认为，做文学、搞艺术的人大多是悲观主义者，对现实生活常常感到茫然或失望，觉得“生活不应该这样发生”， 所以试图在纸上创造一个“让我左右、为我所用、为我建设”的虚拟世界，因此，文学初衷源于对生活的不满，并用来解决内心的悲观情绪，但她也指出“文学不能 解决终极问题”。裴钢则表示，和文学创作初衷相类似，科学研究也源于“对现实不满意”，“文学家不满意，他的行动是写出来，而我们更希望动手去改变。所谓创新，就是对现有的东西不满意，并动手去改变”。
在复旦大学教写作实践课的王安忆说：“教学生的时候，我的要求非常低。我和他们说，不要求你们做作家。当然，系主任还是很希望我们出作家，但是 我说，作家不是靠培养的，我不相信作家能‘教’。我只是让他们能学会、领会写作的乐趣。在我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文学会使人比较愉快。”
不过有一个现实，让王安忆感到特别诧异，“我和一些管理层、策划层的高级白领聊天，我问他们，业余生活怎么度过。很奇怪，他们业余生活就是看碟 片和洗脚。很可惜，非常可惜，你具备那么好的教育，你很有钱了，完全可以过更享受、更快乐的精神生活。当然，我也觉得，文学在现在的社会是很奢侈的事”。 王安忆预测，“这个时代，文学要受冷落，而且受冷落的时间不会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