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和蒋方舟，一个1958年出生，一个1989年出生，糟老头和美少女搭配聊文学和写作，这样的组合让能容纳几百人的南国书香节多功能厅爆满。私底下非常老友记的老少两代作家对谈轻松幽默，妙语碰撞出不少火花，现场不时爆发出掌声和笑声。
写作不是为了比别人更红
面对几乎挤爆的会议室，两人回忆起了“不红”之时落魄忐忑的经历。蒋方舟说自己签售的时候担心没有人到场，让爸妈和亲戚伪装成读者，书本海报各种行头都用上了轮流签，依旧抵挡不住现场的冷清。而郭敬明到她的城市签售《幻城》，十几个朋友拜托她去签名，在雪地里抱着一大摞书深一脚浅一脚走向公交车站时，她心里不断幻想出自己比郭敬明还红的场面，“为什么同样当作家，我要去排队请人家给我签名？”不服气的感觉至今依旧清晰。没想到对于这种尴尬阎连科也并不陌生，在他年轻的时候，看着旁边等待梁晓声的签售长龙，而自己眼前只有2个人，只有故意把字儿写得慢一点儿，多写几句话，和对方聊天，以“拖延时间等待看还有没有人过来”。
蒋方舟表示，高中时代的她不学习文化课，不追星，只一味地看书和看碟，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有着深深的自卑感，从屈辱感中获得进取的力量。“内心渴望证明自己，一鸣惊人超越别人。经常觉得不被理解，只有在书中才能找到同类”。但是现在，她不赞同这种层面的名利心。“当年为了比别人红而发奋写作的想法很幼稚，现在对名利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心态。我不太喜欢《中国合伙人》，因为他们的创业都来自屈辱感，比如被外国女朋友甩了、签证被拒了，所以要奋发来证明自己。我不赞成这样，写作不是为了比别人更红，写作的彼岸还是写作。不管别人态度如何，一个作家要拥有热爱自己的能力”。
谈及对文学经典的理解，老少两代作家展现了惊人的一致。蒋方舟介绍，她大量的阅读无不经过从欣赏文学之美到人性之美的历程。从三毛，到张爱玲，再到昆德拉、萨特，每一个都打开了不同的窗户，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离人性越近，它们对人的认识、理解更加深刻、复杂，提供了人在活着时内心的参照。阎连科也表示，“开始读《飘》时觉得比《红色娘子军》好看，后来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觉得这才是大师，但也许那个阶段仍是被爱情故事吸引；后来再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层次更高，又能慢慢觉得卡夫卡、马尔克斯可能更高明。”
写作处在被现实隔离的状态
对谈中，蒋方舟问阎连科：“有人说文学渐渐变成工具，人们需要通过电影了解经典。你有没有担心自己有一天不红了？”阎连科坦言：“每个作家都会担心自己作品的生命力。但我认为，最不幸的读者是一生只喜欢一个作家的读者，智慧的读者会一个阶段丢掉一个作家而喜欢另一个作家。虽然世界很浮躁，但不应放弃对学问的追求。像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求越来越淡，对文学的追求变得越来越单纯。”
阎连科还笑着对蒋方舟说：“对于年老的我来说，一个作家有多少读者追逐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留下自尊心，写出好的作品。但是对你们年轻孩子来说，没有‘名利心、上进心’也很可怕，有这些能促使你做出一点事情。”
两位老友记共同感叹，现在是作家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在于现实的纷繁复杂和光怪陆离如果能梳理清楚，每一件都是经典名作的绝佳素材，坏在于作家在这些现实面前充满无力感，“我们生活在此，却对其一无所知，写作处在尴尬的被现实隔离的状态，笔中的现实恐怕只能是想象中的现实”。但是，他们认为所谓经典文学作品，并非要沿用一成不变的标准，今天看来不那么好的东西明天或许会很不错，“年轻一代不一定非得读经典，只要喜爱读书，喜爱与书为伴就好，今天的畅销书或许会成为明天的经典书”。(驻穗记者 张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