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傅高义教授在采访中特别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文章最初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真理标准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支持、推动。为此，傅高义于2005年、2006年采访过当年参与编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老领导。
8月22日，第2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组委会揭晓了“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美国的傅高义教授凭借他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名列6位获奖者之中。对此，本报记者在傅高义教授获奖后对他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对此次获得“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有何感想？
傅高义：我当然非常高兴获得这份特别的奖项，这个奖充分说明，我撰写的《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得到了中国读者的认可。事实上，我的这本书(英文版)也受到西方的重视，并获得了吉伯尔奖等几个奖项，这本书成为西方国家了解20世纪邓小平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重要工具之一。我很高兴看到，自己的书能发挥这样好的作用，当然，更高兴的是，中国大部分读者能够认为我的书比较客观地展示了中国领导人的面貌与风采。
记者：您自己如何评价《邓小平时代》这部书？您如何评价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傅高义：我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初衷就是想美国人应该多了解中国。我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应该让美国人了解这个伟大的变化。但此书在进入中国读者的阅读视野时，拥有了另一种价值：它也是中国人了解中国当代历程的书。其实，我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就着手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书，并用10年时间完成了它，可见它的分量是非常特殊的。
我自己认为，我撰写这部书有着其他人很难有的优势。首先，我对中国有着40年的研究，在哈佛大学就有30多年。哈佛大学有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学者，同时还与中国的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而我从来不会错过向中国专家和中国人交流与请教的机会。其次，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也是西方图书资料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再次，退休使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邓小平的研究。
我过去撰写过很多著作，包括1979年《日本第一》，这本书当时曾在美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但我认为，《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影响将超过《日本第一》，是我著作中最有分量和最有影响力的书籍。因为现在的中国经济实力是当时日本的10倍。美日之间的竞争持续了20年，而美国与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美中之间的竞争肯定会持续更长时间。我希望《邓小平时代》能为美中关系的未来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至于邓小平的地位和作用，我在《邓小平时代》这本书里已非常清楚地阐明，邓小平是20世纪对中国乃至世界贡献最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届政府和领导人都希望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复兴之路，而邓小平能够排除万难，通过改革开放等政策，使中国逐步走上了富强之路。在其上台之初，中国还是非常落后贫穷的国度，但当其退下来时，中国已是世界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之一。带领13亿人口解决温饱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对世界发展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与斯大林、列宁等曾拥有一二十年影响力的领导人相比，邓小平的治国理论及其影响力还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继续发挥作用。
记者：《邓小平时代》这本书让美国人深刻了解了中国一代领导人的风采，同时也了解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您认为现在的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您认为中美文化交流在哪些方面还应当进一步加强？
傅高义：你在华盛顿肯定也接触了不少美国人。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不怎么了解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国家强，人口多，将来中国经济实力可能会超过美国。他们还觉得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迅速上升，一定程度上给美国带来了威胁。为使更多美国人进一步了解中国，除了带美国学生和学者到中国考察外，我还鼓励他们实地了解，到中国看一看。更多的人文交流将促进两国之间更深入的相互了解。
记者：您自70岁以后每天花3小时学习中文，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是什么动力驱使您这样做？
傅高义：我本来是个社会学家，知道了解一个国家必须要从语言入手，所以当年为了研究日本，我下了很大功夫学习日语。在研究中国以及邓小平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上世纪80年代曾在广东对邓小平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但我明显感到自己的语言功力很不够，需要加强中文学习。因此，我2000年退休后，在着手深入研究邓小平的同时，也开始强攻语言关，专门请了一个中国留学生担任我的中文家庭教师，每天坚持学习3小时汉语。今年4月去中国前，我又特意进一步加强了对汉语的学习。
记者：50多年来，为促进美中之间的相互了解，您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出版工作。今后，您还将继续哪些研究工作？还准备出版哪些新作？
傅高义：今年9月《邓小平时代》日文版将由日本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我届时将赴日本参加它的发行仪式并发表演讲。10月、11月，我还将赴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进行演讲，他们对《邓小平时代》也非常感兴趣，也很想了解邓小平时代的中日关系。当然我现在已经83岁了，行动已明显不如过去方便了，所以赴中国开展新的研究也只能是明年的事了。不过，我今年4月在中国的一个月期间，曾有不少中国朋友建议我对朱镕基的经济政策及当今中国的挑战、胡耀邦等进行研究，但这一切都要等明年的中国之行后再定，因为届时我需要了解包括我是否能够拿到足够的资料等情况。(本报华盛顿8月24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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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1930年7月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是哈佛大学资深教授，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从事中国、日本等问题研究长达50多年，精通日文、中文，被称为哈佛的“中国先生”。多次赴中国调研和采访，并于2011年出版著作《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在西方引起强烈反响，当年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西方著名媒体评为“最佳图书”，后获得2012年吉尔伯奖。2013年1月《邓小平时代》中文版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在该书中，傅高义教授表明，要以客观立场，摆脱意识形态局限，通过自己独立的观察和思考，向世界介绍中国。(王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