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1950年左右在香港。
黄永玉的文学行当5
为影星画像
黄永玉一生注定与电影有缘。六十年前，他活跃于香港电影界，为演员画像，创作喜剧电影《儿女经》并搬上银幕；三十年前，他成了白桦笔下的人物，先是纪录片脚本中的主角，后成为电影剧本《苦恋》中男主人公的原型(电影拍摄后更名为《太阳与人》)。
前者写别人，后者被人写，银幕都是他的舞台，串连其戏剧性人生。
1948 年黄永玉从上海旅居香港。1950年起，到1953年离开香港前往北京定居，三年多时间里，黄永玉在为《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担任业余美术编辑之 外，还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和编辑刊物。他还参与编辑《长城画报》，用文字丰富自己的文艺创作，更用画笔为那一时期的香港风景和文化风情，留下了形象记 录。
由长城电影公司主办的《长城画报》，创刊于1950年8月1日，主编为长城公司的经理袁仰安。当年，在《长城画报》上，黄永玉分别以“黄永玉”、“永玉”、“张观保”、“观保”等笔名，发表了数十幅速写，包括风景、演员肖像漫画、影人日常生活等内容。
童 星黎小田值得特别一提。被画时黎小田只有六岁，《儿女经》是他出演的第一部电影。黄永玉回忆说，当时他和陶秦前去拜访作曲家黎草田，欲请黎草田为《儿女 经》谱曲。谈话间，他发现坐在一旁的小田活泼可爱，颇与剧本中的小画家虎儿的形象吻合，他立即建议让小田去电影公司报名应考。黎小田果然被选中出演，他也 因为这部影片中的成功表演，成了五十年代香港的著名童星。后来，黎小田长大后前往英国留学，转向音乐创作，回港后成为著名音乐人。
当年，出演《儿女经》的六岁黎小田，成了黄永玉速写的对象。发表这幅速写时，《长城画报》还特地配发一张照片，他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由坐在沙发上的黄永玉速写。照片说明写道：“黎小田规规矩矩地坐着让黄永玉绘像。”或许，这是黎小田最早的肖像画。
无论风景，还是人物，六十年过后，这些速写作品在艺术之外，还留存着香港文化的当年印记。
“黄笛”写《儿女经》
黄永玉最重要的电影作品是1951年创作的喜剧电影《儿女经》(另有一部作品《海上故事》未搬上银幕)。发表《儿女经》时，他用的笔名是“黄笛”。因此，除了熟悉的朋友，人们后来很难把画家黄永玉，与五十年代初期活跃于香港电影的“黄笛”联系起来。
《海 上故事》虽未搬上银幕，却留下一个感人故事。黄永玉回忆说，当年前辈、电影明星费穆，同在长城公司工作，对他非常关爱，也很欣赏他的叙述故事的能力，曾一 度建议他放弃美术而专职从事电影。费穆去世那天晚上，正伏案读《海上故事》的剧本，考虑将之修改为分镜头脚本。可是，他倒在剧本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吐出 的血，就撒在稿纸上。许多年过去，每次谈到这一情景，黄永玉都感慨不已。
创作《儿女经》时，黄永玉家里孩子尚未出生，并无养儿育女 的体验，他是根据《金陵春梦》作者唐人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1952年6月，《长城画报》第17期出版了“《儿女经》专号”，其中这样界定《儿女 经》：“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最新巨献现实动人教育讽刺轻松喜剧。”该片制片人袁仰安；导演陶秦；主演苏秦、龚秋霞、石慧、黎小田等。
黄永玉在1952年5月17日所写的《“儿女经”的由来》(署名“黄笛”)一文中，谈到他的创作经过与体会：
写这部戏的动机是来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个不休，前因后果，未始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问题为中心的戏出来一定蛮有意思的，就大胆向袁老总和一些好友提出来。
经 过他们的研究结果，我得到一个十分值得感激的鼓励，我说我根本不懂得戏是怎么写的，但他们却任我怎写就怎写，还特别麻烦陶秦兄做我的私人教师，从ABC写 起，教我怎样分段分场，这样那样，我非常感激他，使我除了完成一部不像话的脚本之外还多了一门没“满师”的手艺。
我写的是我亲近的 朋友，有名有姓的人，他是一位有才能和值得尊敬的新闻工作者，有些地方，在感情上我无法不入迷地原原本本把他的真实生活借用过来。比如，他的阶层属性 ———思想生活，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我几乎没有改动，他全家的一切在我写这部戏的时候占着很重要的分量。
(原载《长城画报》第17期，1952年)
家庭教育，喜剧色彩，这便是《儿女经》的特点。导演陶秦在《导演的话：〈儿女经〉志》一文中，开篇即以俏皮的口气写到一个细节，与电影剧本的风格颇为吻合：
有一个朋友得悉我导演《儿女经》的消息以后，曾经特地来望我一次，他的来意很简单———
“老陶，《儿女经》是不是一部怎样对付儿女的经？他很正经地问我。
我被这个问题愕住了半天，也不敢答不是，于是我很圆滑的说：“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有了七个孩子的家庭故事，你要说它是一部经，那可说不上，不过这是经里的一段，就好像圣经的一段寓言，或者是一节奇迹。”
“够了”，他说：“我想问你，是不是看了《儿女经》可以帮助我怎样去管教孩子？”(同上)
陶秦无法问答这样的问题。他只是在文章最后说，朋友面带微笑的期待，鼓励他导演这部电影，但同时也让他感到“恐惧”。读导演的话，能感觉出陶秦的幽默，由他来执导另一位有幽默感的人的作品，倒是珠联璧合。
2008 年岁末，经小思女士的推荐与联系，我在香港电影资料馆查阅到《长城画报》以及《儿女经》相关资料的卷宗，其中，有电影院当年印发的一页《儿女经本事》叙述 电影梗概。当年的电影剧本已无从寻找，好在黄永玉本人当年曾亲自将剧本压缩为电影小说《儿女经》，发表于《长城画报》上。开篇介绍七个儿女，文字简洁、俏 皮，人物概括生动，已经显露出剧本的喜剧色彩：
大明，顶大的一个女孩子，是亭亭玉立的中学生了。二毛，男孩，自以为是个能干的发明 家兼机械师兼修理匠，其实——— 等会再看吧。三毛，顶胖的女孩，因为胖，嘴最馋了，什么东西都爱吃，而且似乎永无吃饱的时候。四牛，力大如牛，唯一嗜好 便是打架，。第五个叫虎儿，幼稚园学生，手不离笔，到处东涂西抹，大起来可能是个画家，而现在，白纸墙壁椅套甚至于被单都被他糟蹋了不少。第六第七，不解 人事，男的叫龙儿，女的，名字怪啦，叫“客满”。据说，颜太太生到这第七个，颜先生认为应该闩大门了，因此叫她“客满”。客满，除了撒尿之外，好像什么都 还没有会。(同上)
《儿女经》于1953年新年在香港公映。黄永玉回忆，虽然电影上署名由陶秦导演，但实际上长城公司中途另换一位导演具体执导《儿女经》，陶秦的导演意图和剧本风格，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来，至今仍为此而遗憾。
尽 管有遗憾，《儿女经》在香港公映依然轰动，随后，又在东南亚各地上映。一次，在香港与董桥先生谈及此片，他回忆当年儿时在印尼曾观看过，影院笑声不断。据 一篇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写道，该片是当年香港最受欢迎、票房最好的影片之一。崭露头角的石慧，也因在该片的出色表演而当选为最佳女演员。
《儿女经》公映之际，黄永玉携全家离开香港回到内地，定居北京。香港的电影经历，只成为黄永玉文艺生涯的一段插曲，少为人知了。
《苦恋》中的凌晨光
黄永玉再度与电影结缘，是在白桦、彭宁的笔下，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电影剧本《苦恋》(搬上银幕时《苦恋》改名为《太阳与人》)。
白 桦、彭宁结识黄永玉是在“文革”后期。从香港回到内地、“文革”高潮中被红卫兵殴打、1974年“黑画事件”中的《猫头鹰》被批判……黄永玉二十年间的人 生经历，让白桦、彭宁颇感兴趣。1978年左右，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潮流在文坛涌动之时，以撰写他的传奇故事和坎坷遭际来写一代人的磨难，的 确是不错的选题。
黄永玉回忆说，对他的采访主要是在广州进行。当时，他到广州举办“文革”后的第一次画展，白桦与彭宁闻讯专程前往。彭宁当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他们最初计划拍摄一部纪录片，脚本片名为《路在脚下延伸》。白桦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谈到创作与发表情况：
“文 革”最后一年，黄永玉周围有些相知很深的朋友，大家的交往非常密切。所以我对他有比较多的了解。“文革”后的两三年间，我在北京为话剧《曙光》的演出作准 备，为八一电影制片厂写《今夜星光灿烂》，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写《孔雀公主》。当时导演彭宁就提出请我写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的脚本，我立即就答应了，连 访问都没有做，就写了一个纪录片的脚本。这个脚本《路在他脚下延伸》很快就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没有故事，也不是一个传记片，全 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他的过去，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写完以后，我给黄永玉全家读这个剧本，他们也为之动容。
(《电影<苦恋>闹风波》，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1日)
白 桦所述未提及广州采访，而只是根据彭宁讲述而写，可能回忆有误。经查阅香港《文汇报》，《路在他的脚下延伸》于1979年4月19日开始连载，至5月12 日结束，先后刊发二十三期。脚本发表时，每期都配发插图，作者是黄永玉的学生、画家秦龙。黄永玉、白桦两人的回忆，都提及老前辈夏衍不赞成拍纪录片，让真 人形象出现。拍摄纪录片未果，白桦、彭宁遂转而创作电影剧本《苦恋》。作为故事片，《苦恋》的艺术虚构当然已超出纪录片，但黄永玉仍可看作是主人公凌晨光 的原型之一，他的经历、生活细节，都成了电影中构成的元素。
《苦恋》拍摄为电影《太阳与人》后，虽未公映，但当时不少人都清楚主人公凌晨光的原型就是黄永玉。1980年开始批判《苦恋》，时任上海《文汇报》总编辑的马达先生后来回忆：
我 不认识剧作者白桦，一九八零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总编辑会议上放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太阳和人》，是根据小说《苦恋》改编的(这部电影已封存禁 放)。这部影片是作为反面教材放给会议代表们看的，会议没有展开讨论。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讲述他在“文革”中的遭遇。影片给我留下两点模糊 的印象：一是，影片中主人公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境况凄惨，我看了很难过，也很同情；二是，影片末尾的画面上，一个血红如火的大太阳从地 面越升越高，越升越大，一个受伤的人伏在雪地上艰难地爬行，两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强烈的暗示：领袖被无限地神化了，而普通人的人性却被践踏 了。影片采用这种隐喻、夸张的手法，我感到太离谱，煽动性太大。
(《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
虽然不完全赞同电影，但马达也反对就此无限上纲，于是，他与同仁坚持拒绝在《文汇报》转载批判《苦恋》的文章。又是三十多年过去，马达回忆所写“听说影片以著名画家黄永玉为原型”句，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着黄永玉与电影难得的渊源关系。
◎李辉，作家，著有《封面中国》等，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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