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初春，我和贾大山成为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身)同学。那天上午，阳光灿烂，我们几个正在讲习所租用的地处左家庄朝阳区委党校院子里聊天，兴之所致，贾大山原地给我们表演了一个侧空翻，我们几个为之掌声喝彩。而贾大山的小说，更值得喝彩。
读罢《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作家出版社出版)，贾大山本人音容笑貌与他所描写的一个个栩栩如生的普通人物交织在一起，在我眼前挥之不去。质朴是贾大山作品最大特色。他大多以第一人称角度来剖开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展现给读者，以小中见大，叙述简洁明快，令读者心悦诚服，感佩不已。《童言》便是这样，雅号为“玉帛老人”的“我”，为化解乔老二和乔大伯之间的积怨，通过做风箱的乔老二孙子星星的童言——已然不知道风箱为何物的世事转换，将一个原本沉重的家族宿怨，以一种十分轻松快乐的方式予以化解。《花生》反映的则是一个悲剧。贾大山通过一粒花生豆意外地夺去一个八岁小女孩生命的悲剧故事，控诉了那个“吃油不吃果，吃果不吃油”的时代，并为那个时代的终结庆幸。而《俊姑娘》里的玲玲，虚岁十九，作为知青来到梦庄，村人评价：“她不光脸蛋儿俊，眉眼儿俊，手指甲尖儿上都透着一股俊气儿。她从街上一走，朝街上一站，就像是大年三十那天，家家挂起红灯笼，贴上了红对子，满街里都显得新鲜，瑞气！”然而，没过多久，玲玲就被赋予“小白鞋”、“水蛇腰”、“哆咪索”的三个外号，不但形象受损，就连工分都被评低，“评工不是凭模样儿”，言之凿凿，听之有理。于是，她又多了一个外号：“六分半”。她不能入团，就连写信、打电话、吃水果罐头都成了她的罪名。玲玲似乎变得高傲了、懒惰了、而且变得很任性。在“我”的苦苦劝告下，她勉强同意参加一次拆掉村子里的关帝庙的义务劳动。恰在此时，悲剧发生了，拆庙时西山墙突然倒塌，将玲玲埋在瓦砾下面。她的伤势很重，左腿粉碎性骨折，送往医院抢救时，医生说，这种骨折很难医治，弄不好，要变拐。于是，玲玲的命运又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她还躺在病床上，被那些赋予了种种外号的乡亲们评为“五好社员”。就在最后的关头，一个白胡子老头提出：“那么，她要拐不了呢？”此时，出现了十几秒钟的静默，最后，还是一致通过。是羡慕与喜爱？是嫉妒与忌恨？是怜悯与恻隐？抑或是其他？作品所展示的集体无意识现象，跃然纸上，摄人心魄。
贾大山的小说富于哲理和真切的历史描写。“世界上有些东西，一定得有，用到不用的时候，便用好了。”(《林掌柜》)“凡是好东西，谁也消灭不了，就怕自己消灭自己。”(《王掌柜》)“天下万物，无旧不成新，无新不变旧。”(《西街三怪》)“有人说工商业者黑夜哭白天笑”。(《钱掌柜》)他的这些哲理性的语言，通过普通人物口中说出，既承载了那些人物毕生的感悟，又透着作家灼人的睿智。贾大山的小说所反映的时间跨度很大，解放初期，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时代、文革那些陈年往事，直到新时期，在贾大山的笔下表现得游刃有余。《坏分子》中小媳妇“小蝴蝶”，是个富农家庭出身的人，她在与查“花案”的工作队老吴之间的精神较量，却体现了做人的尊严，于无声处，惊天动地。《孔爷》以犀利的笔触，刻画了在那个特殊年代，可以扭曲一切，无限上纲，把一个实干家，整得只能去看树林。《写对子》通过对摘帽“富农”路老杏，从“批斗”到“批逗”，写给他春联一事，折射出新时期新的气象。《飞机场上》则表现了时事的变迁，“还是这些古董，从前叫‘四旧’，现在叫‘国宝’，不但中国人要看，外国人也要看——也像做梦似的。”“从前种地队长操心，如今种地自己着急。”小说同时鞭挞了当年的时弊，对乡政府的不作为和乱作为，通过几位自称为“三等人”却要掏钱乘飞机开眼的农村妇女的嘴，尖锐指出乡政府在忙着“催粮催款”、“刮宫引产”、“卖书卖报，推销耗子药。”读者那些几近淡忘的记忆被忽然唤醒，对在发展中所经历过的某些波折，不免发出会心的一笑。
贾大山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并透着传统文化的魅力。林掌柜的“义和鞋庄”有一小铡刀，但凡顾客提出质疑，他就会将鞋子铡作两截，送到顾客眼皮下看。毫无疑问，他是崇尚信誉第一的传统小业主。当杨跛子前来颇为挑衅性地表示质疑，让他把一双鞋铡给他看时，他却把那双鞋送给杨跛子，宽宏地说：“这双鞋，拿去穿，钱，不忙给；鞋底磨通了，鞋帮穿烂了，好货赖货一看便知。”他对在一旁感到气愤的顾客们笑答：“只当铡了一双。”恰恰是这个杨跛子，到了却用兑水的掺假酒来蒙骗了他。(《林掌柜》)担水的老魏，面对雇主，“错不了，一个凉水”的承诺，对放学的小孩一嚷口渴，他把担子放到一个树凉里，让他们喝够。然后把水泼了，再去打一担。孩子们谢他，他却还是那句话：“不谢不谢，一个凉水！”过年时，他还请人写好字，去敬井台辘轳。当然，他自有担水人“只伺候人，不伺候花儿”的原则，为人义务捞筲，却不思索取，坚守“担水的不挣捞筲的钱”的做人准则。(《担水的》)这些细微末节，润雨无声，让人心温暖。《干姐》中的干姐对拉二胡干弟成长的期待，是劳动人民朴实善良的美德体现。《定婚》通过树满和小芬的行动，表现了即便是在文革那样的岁月，农村的老习俗——传统美德依然存在。
贾大山小说语言有他自己的特点，并且十分幽默。“现在，他们的头发都白了，心里的斧头还没有放下”。(《童言》)多么生动的描述，心里的斧头是何样的斧头，读者无不为之震撼。“心藏神，肾藏志，肝藏魂，肺藏魄，人类那种长久不能消化的嗔恨之气，却不知藏在哪里？”(《童言》)多么巧妙的疑问，对人心的揭示竟如此透彻。“我眼前一亮，觉得孩子的话，太新鲜了！刹那间，我的心里空空朗朗，一世道理，一切知见，都被他那天籁一般的声音粉碎了。”(《童言》)的确，纯真与美好是释然一切的原动力。在《卖小吃的》中描述他小时候对县城小贩的记忆时，展示了别样的生活画面，充满甜蜜的幽默：“这里一声，那里一声，像鸡打鸣，弄得早晨更像早晨，古城更像古城。”写到卖煎糖糕的王小眼时，那种声调就在耳畔萦回：“‘煎糖糕’三个字，不是一下出口的，而是用拼音字母拼出来的，一个字母要在嘴里打好几个滚儿，才肯出口，嗓音尖锐的像汽笛。”他继续绘声绘色地讲述着这位被他复活了的王小眼：“吆喝的时候，闭着眼睛，攥着拳头，脸朝南，在曲折、漫长的行腔过程中，脑袋雷达似的向西、向北转动着，吆喝完了，脸就朝东了，声音覆盖全城。”(《卖小吃的》)那活灵活现的神情就在眼前。读到精妙处，读者与小说人物都将与贾氏幽默突然遭遇：“那年县城刚刚解放，空中时有敌机飞过，他一吆喝，街长就急了：‘别吆喝啦！’——他怕招来敌机。”(《卖小吃的》)令人禁不住拍案叫绝。应当说，贾大山的小说，无论写悲情、苦难，市井生活，世象万千，总是在质朴中充满正能量，体现着艺术的大境界。
(载《中国政协》2014年第13期·总第2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