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兴安相识已多年，初次见面却是在湖北郧西，其时北京市文联在那里举办一个活动，我与武汉的一位年轻作家同行，一进驻地小楼，那位年轻人便迫不及待四处探头大呼：兴安，兴安！我道兴安是谁？年轻人瞪眼大惑：你不知兴安？大有文坛无人不识此君的意味，让我好生惭愧。随后便见一男子迎出，宽肩厚唇，一副北方人的面相，年轻人上前拍肩打背，好一阵亲热。方知兴安正是张罗这次活动的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的评论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的兴安人缘甚广，跟与会者不分老幼都如哥们儿兄弟，会上漫谈，说古论今，席间豪饮，斗酒不醉，原来性情中人也。
后来接触便多起来，我来京工作之后，因兴安是蒙古族，又间做着评论，于是常在一些场合不期而遇，听他带着胸腔共鸣的发言，也不时读到他的文章，知他兴趣广泛，爱干的活儿可一头扎进去，不计功利，且常是利人之事、独到之举。
早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兴安就是一位活跃的编辑及评论家，他曾经策划和参与了许多颇具影响的文学活动，推动了某些文学浪潮的兴起与发展。在他的《真实与想象》一书里就录入了他所写的《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事变与“60后”、“70后”、“80后”作家的写作》《新体验小说：作家重新卷入当代历史的一种方式》《怀疑主义者、“外星人”与尴尬的一代》等文章。一位文化学者曾在与兴安的一次对话中，称他是“文学推手”，因为他经手编辑过中国许多知名小说家的作品，并把这些作品推到应有的位置。他曾率先倡议，与白烨、陈晓明、雷达、孟繁华等评论家首次发起了“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包括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和报告文学，设置了严格的推荐程序，可说是意气风发，果然在推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引发了不小争议，达到了他所要追求的效果，即在文学逐渐边缘化的状态下，呼唤媒体与读者，让文学重新一步步回到公众的视野。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好看小说”的概念，并把“类型小说”的提法移植到国内。从编辑杂志的角度，他提出小说要好看，并与一批小说家达成共识，吸引作家走出书斋，融入大众与时代，主张小说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要具备感染力。为此，他策划了“好看小说大展”，收录了大量年轻作家的作品，从很大程度上不仅当时影响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并或许延续到他们的一生。
多年的编辑生涯，使兴安成为一个阅读量很大的评论家，而他对作家及作品的看法，超越了一般的办刊人，他不光是从刊物的需要出发，更多是站立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潮头，看潮起潮落。他带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一边广泛与作家们交朋结友，一边对他们的作品加以评说，他以他的视角提出一些专业研究者并非均能认可但却充满活力的观点。他断定：“60后：文学的怀疑主义者，历史废墟的拾垃圾人”，“70后：尴尬的一代，可望后发制人”，“80后：我们没有见过的‘外星人’”。他在新世纪尚未到来之前就提醒传统的作家评论家要多加注意各种类型的写作，包括网络文学，他认为“文学肯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载体和工具的变化，而是更深刻的内在结构和叙事观念的变化，除非我们不再需要它”。他总是比较早地对一些新人新作发表看法，心悦诚服地为他(她)们叫好。有一次他和安妮宝贝一起参加《南方都市报》在北京举办的传媒文学大奖，那时这位女作家的名字在文坛还不甚响亮，但兴安发现在座的大学生们在主持人介绍到她时，全都齐刷刷地站起来热烈鼓掌。吃惊不解的兴安后来认真读了她的作品，发现确实代表了相当一大批年轻读者的心声，有着“疗伤”的功能。他将这些观点写进了文章，显示了一位相对成熟的评论家的包容和开放，以及对一拨拨文学新人的提携。或许正是如兴安以及更多类似的努力，才使得今日文坛上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的星星。
兴安对各种作家的熟悉，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熟悉老少三辈，从某些被人们遗忘的老一代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年轻人；熟悉不同类型，从所谓“纯文学”到不断流行、不断变换旗帜的各种流派；熟悉多民族，从格萨尔到嘎达梅林、冰山上的来客；还熟悉国内外经典作家，从托尔斯泰到赫塔·米勒，熟悉与文学有关联的音乐家、美术家、书法家……只要提及，兴安都能情真意切地一一道来。《真实与想象》书里有一篇关于赫哲族作家乌·白辛的短文，让人读后难忘。赫哲族在我国属人口较少民族，乌·白辛才华横溢，是赫哲族的优秀儿子，曾经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青藏高原的作家，写出大型游记《从昆仑到喜马拉雅》，发现了被毁灭的勾格王国，使传说中的古代文明遗址重现人间；还写出了一部史诗性的话剧《赫哲人的婚礼》，使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口头文学“伊玛堪”得以流传。这位作家在西藏拍摄的纪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获得荷兰知名导演伊文斯的盛赞，他对此的态度却是：“洋人说好比不上中国戏园子里的一个满堂彩。”乌·白辛还写出了那个年代最好看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但在“文革”中不堪折磨，拿着一瓶啤酒、一听罐头和一瓶“敌敌畏”，独自划船去到松花江一个无名的小岛上结束了生命。兴安的文章让我们触摸到了这位赫哲人的灵魂，也引起许多反思，人们不该遗忘这一切，更应该对现有的民族文化格外珍惜，对宝贵的人才多加保护。
兴安是蒙古族，人们与他交往之间，大多时候却都似乎不太想起，是因为他的民族意识已完全融入到大家庭之中，是一种自在天然的状态。事实上，他对少数民族文学情有独钟，近年来十分留意多民族文学的崛起，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如从不同民族的写作中把握不同民族心理及独特性、母语写作及翻译的多种可能等。他还经过个人的深切体验，反复思考如何看待草原民族剧烈变化的生存状态，蒙古包在不断消失，骑马射箭成为一种记忆，大多数牧民住进了温暖的砖瓦房，开始喜欢汽车与摩托、电视和手机，现实与想象已然存在着一条裂缝。草原城市化和过度开发同时带给人们无尽的忧思，如何让生活越来越好，又不损伤民族的根基，更不以破坏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兴安觉得：“对这些矛盾的阐释和见证才是作家应该关注的焦点，一个民族能够立足于今天的阵痛，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起点。我们的作家必须真诚面对。”
兴安的文字如同他的性情，不受拘束，又让人读出温度，读出真情和思想。金代诗人元好问写的“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送与兴安倒也贴切。这些年里，兴安的工作环境多有变换，惟一不变的是性情，他对文学仍如同初恋的情人始终不渝，虽然时有沮丧但初衷不改。他喜欢游历山川，热爱美食，如今有了微信，他会不时将所感受的美景美食拍下来，晒在手机上，让朋友们共赏。他还喜欢收藏一些不一定很值钱但颇有意趣的玩意儿，奇石、茶具、砚台和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之类，分享给大家。最近又在苦练书法和水墨画，汉文蒙古文相得益彰，一幅幅“苍狼”、“蒙古人”，劲道十足。尤其蒙古文的书法，墨汁饱满，像是要奔突，展现出兴安的自我及浓烈的情感，而他画的蒙古马更是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收藏，并被国内一些文学杂志介绍推荐。
有人说，兴安人到中年，却还是一副文艺青年范儿。的确，他似乎天生就是一位与文学结缘的活动家，一个闲云野鹤、自由自在的人。但他虽然兴趣多样，却从未在某个范围摆出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他只是自由地行走和表述。而他的评论只限于文学，在生活中从不说是倒非，更不加害于人，即使批评也是善意厚道的。显然，文坛因为有了他，便多了情趣；也因为有了他，便多了朋友。
这些，在他的文字里都能读到。
